沙汀、艾芜与巴蜀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蜀论文,文化论文,沙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坛“双子星”的奇迹
3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左联乡土作家沙汀和艾芜，是一种“双子星”式的文化同构现象。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如此众多的相同之处：同年出生，同年入学，同为四川籍，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为同班同学，30年代在上海相遇协同开始创作，共同向鲁迅先生写信求教，1932年同年加入左联，解放后同回四川主持文艺工作。最后，又同于1992年底谢世，其间仅相差7天。甚至他们的笔名也是对应的。艾芜两字皆有草头， 而沙汀本取笔名“沙丁”，即煤矿金矿中的工人，取鲁迅回信“取材要严，开掘要深”之意；为应合艾芜的希望，沙汀在“丁”字上加了三点水，改为“沙汀”，从而在字形上也与“艾芜”两字完全相对，如出一辙。由于这种种相似之处，学术界往往倾注于沙汀、艾芜创作相同点的研究，而对二者的区别和差异重视不足。事实上，在这对同时升起又同时陨落的文坛大星身上，“同”是表象，“异”是根本，而差异的最深层表现，在于他们承继了西南地区不同流源的区域文化。
迥然相异的巴、蜀文化
西南地区的区域文化由巴、蜀两部分组成，其地域东起“巫涎”、“北与秦分”、南接南中，西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包括今天四川省的全部和鄂西、滇北、汉中等相邻地带。由于文化现状和地缘位置的邻接，巴蜀文化历来被视为一体，甚至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固定语词。但事实上，巴、蜀文化的源流和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所谓“巴文化”，是古代巴族建立的文化传统。巴人的生活地域集中在今川东丘陵地带，尤以嘉陵江流域的重庆（旧称巴县）和长江三峡地区为文化中心。丰富的水资源使巴人成为一个水上民族，以渔猎为生，以弓鱼为图腾。于是，巴文化中更多地注入了清秀明快的“水”性，具有了一种疏阔流动的品格。由于瑰奇绚美的生存环境，巴人得山水之滋养，成为一个乐观开放、能歌善舞的民族。《楚辞》中记载的“下里巴人”，就是巴人用于合唱的上古民歌；而《风俗通》中记载的“巴渝舞”，则是巴人聚族狂欢时的集体乐歌。浪漫的巴人甚至在临阵杀敌时依然纵情歌舞，《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的说法。巴人竟然用载歌载舞的方式击溃了强大的殷商劲旅，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这种传奇行为和浪漫激情大概是其他人群再也难以设想的了。同时，长期的迁徙又使巴人具有了一种漂泊性。据记载，巴人始祖本来生存在湖北荆山地区，因楚国的威逼溯江而上，逐渐进入三峡地区，最后才定居在渝中（重庆）、巫涎（指巫峡）等地；巴人的一支还曾进入陕西，与当地氐人混居，因此有的学者又称巴人为“巴氐”。这种流动性的民族历史使巴人形成了不畏艰险、自由开放的性格，成为大一统汉文化圈外峡崖川谷中的一支浪漫精灵。因此，开放心态、艺术品格和浪漫气质就成为巴文化的主要特征，流传在古老的四川乡土中。
与巴文化的“水性”相对，蜀文化则具有更多的“山性”和“土性”。这个文化传统是由上古蜀人建立的，其地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番”。即今川西山地和成都平原地区。这里“沃野千里”，“人富粟多”，很早就形成了发达的农耕文化。据传，西周时代的蜀王杜宇就曾“教民务农”，秦代又有李冰为蜀守，修筑都江堰，“于是蜀沃野千里，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可见，蜀文化是一个极为早熟的农耕文化，发达的农耕使蜀人染上恋土重迁的习性，不像巴文化那样富于流动性和变化性。同时四面重山叠障，中间为盆地的地理环境，使这里迂闭滞塞，长期孤立保守，文化交流成为畏途。于是，因循保守、隐忍坚毅、亦庄亦谐，重现实、轻幻想，就成为蜀文化的集中表征，活跃在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中。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基本看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大致差异。由于地缘邻近，文化互渗，巴蜀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区域文化共同体。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青铜时代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从商代就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引进，二者形成了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相近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进一步融合，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因此，近现代四川区域文化中既有蜀文化的遗风，也有巴文化的精魄。每一个四川作家，无论其故乡是川东巴人故地，还是川西蜀国古里，都同时禀承着巴、蜀两种性质的乡土文化泉源，并可根据个人主观气质和生活履历的不同，进行自由选择。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倾注现实、将“笔锋”深深植入“四川农村”的沙汀在气质上更明显地倾向于蜀文化，而早年曾浪迹西南崇山峻岭、富有异国生活履历的艾芜则更多地汲取了巴文化的滋养。于是，同样描写西南乡土生活，沙汀的笔调坚实拙重，“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而艾芜的作品则热情浪漫，充满瑰丽奇谲的山川风景和诗化激情。
沙汀乡土作品的蜀文化气息
从1933年创作小说《兽道》开始，沙汀将眼光投向四川，写自己“比较熟悉的川西北偏远城镇”，正是从这时起，悠久的蜀文化熏陶才和乡土生活融汇在一起，贯注到丰茂繁盛的乡土创作中。具体而言，蜀文化对沙汀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那就是：封闭意象、阴郁色彩、讽刺笔调和现实风格。
首先，沙汀作品中陈腐保守的乡镇原型，显示了蜀文化作为内向型文明狭隘封闭的文化信息。沙汀曾直言，川西北故乡“四面是山，风气闭塞得很。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在《某镇记事》中又写道：“我们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大世面的。到过省城的人不上一打，某人到州里去一趟便要算是大事件了。并且还没有动身就有人四处哄传。”在这个井底般的封闭世界里，时空背景是狭隘逼仄的现象。时间缺乏确指性，仿佛亘古不息，无限循环。而最富典型性的空间意象则是小镇中的“茶馆”。不仅沙汀名作《在其香居茶馆里》直接以“茶馆”为名，而且在《淘金记》、《丁跛公》、《替身》、《巡官》、《公道》等一系列作品中，“茶馆”也都反复显现，无所不在，成为篇中人物最常见的活动场景。这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作为空间场景，茶馆一方面有一定通连性，便于人物交流会聚；而另一方面，则在空间上呈现为明显的四面包围、狭隘封闭。久居盆地的蜀人，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世代罔替、生生不息的。正如有的论者指出：“我们只要看看沙汀那些选取茶馆作为特定环境的短篇小说，就大体可以了解过去四川的风貌，了解沙汀作品的地方特色。”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地缘环境上的大的“盆地”意象，和沙汀作品中精巧别致的“茶馆”意象恰好形成一大一小的巧妙对应，共同呈现出蜀地狭隘逼仄的文化特征。于是，“茶馆”就作为浓缩了蜀文化特点的象征性空间，在沙汀的创作中得以定格。
其次，沙汀作品中的阴郁色彩也传达了蜀文化的某些历史信息。在沙汀创作中，阴冷沉郁是一个突出的艺术倾向，而且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选择这种选择背后，必然有某种特殊的文化心理背景为依托。
在狭小幽闭氛围中滋长的蜀文化，自古就有忧郁内向、封闭悲苦的色彩。著名的“杜宇”神话，集中体现了蜀人的这种悲剧情愫。传说中，曾“教民务农”、广行仁政的上古蜀王杜宇，受开明王的陷害失去王位，隐于川西山中，“欲复位不得，死后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寰宇记》）。深爱蜀中百姓的杜宇，死后变成子鹃鸟（布谷鸟）仍不忘催促蜀人耕作，不断鸣叫，直到满口鲜血；血洒山间，又化成一丛丛鲜红的杜鹃花。于是，蜀中百姓感杜宇之德，“遥思帝魂、号杜宇为望帝”。这就是所谓“杜鹃啼血”、“望帝啼鹃”的故事。哀婉动人的杜宇愿型积淀在蜀人的记忆里，使蜀文化从上古时代起就具有了一种阴郁凄美的色彩。这种地域文化特色投射到沙汀作品中，便具现为艺术氛围上的沉郁色彩，成为其小说氤氲流转的总体风格。
第三，蜀人诙谐幽默、乐天知命的性格，也有助于沙汀讽刺风格的形成。蜀地兵连祸结、灾难重重的现实，使蜀人在对黑暗、丑恶、荒诞的长期忍耐中形成一种超越苦难、嘻笑怒骂的独特能力。这种文化潜能有力地催生了沙汀乡土作品的幽默讽刺功能，使之成为作家令人称道的主要风格。例如，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邢幺吵吵因二儿子被抓兵，与联保主任方治国大打出手，“联保主任不断淌鼻血，左眼睛已经青肿起来”，“都肿得象毛桃子了。”而邢幺吵吵则“气喘吁吁地唾着牙血”，大叫“老子还没有打够”。这本来已经够荒诞的了。最妙的却还在最后：
一个左腿微跛，满脸胡须的矮汉子忽然从人群中挤了进来。这是蒋米贩子
……米贩子叙说着，而他忽然一眼注意到了幺吵吵和联保主任。
“你们是怎么搞的？你牙齿痛吗？你的眼睛怎么肿啦……”
作品至此戛然而止，只留下一个近乎黑色幽默式的反诘。对沙汀的这种艺术手段，许多论者都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沙汀是一个“最能操幽默的笔致来刻写中国农村现实的作家。”蜀文化特有的质朴、从容、睿智、诙谐的天赋，使沙汀的乡土作品成为一种当之无愧的讽刺佳作。
第四，沙汀从蜀文化气质中最直接承继的是蜀人的现实风格。以农耕文明为主的蜀文化植根泥土，轻幻想、重实际，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受川西北蜀文化浸润的沙汀在创作中选择了一条客观稳健的现实主义道路，产生了一种“质地坚实”的“拙美”。沙汀作品的情节演进都是极为真实的，几乎全部取材于“解放前”的“四川农村封建社会”；“作品中的人物，也尽是一些当时农村社会中常见的人物”。而作品的融方言土语于一体的语言情态则尤其逼真。在《公道》中，作者连用“吃油大”、“耍娘屋”、“吃望天饭”、“绷面子”、“行市疲啦”等一大串鲜香热辣的四川土语，读来自然亲切，如见其人，如历其境。因此，茅盾评论说：“他（沙汀）的‘对话’部分，是活生生的四川土话，是活的农民和小商人的话。”“假若你用心读了一遍，再读一遍，闭眼默想，你就能够感到那真实生活的图画，如同你亲身经历过。”茅盾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深得沙汀现实风格的个中真味。
艾芜作品与热情奇崛的巴文化
与继承了蜀文化传统、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沙汀不同，艾芜的创作更多地体现出巴文化热情奇崛、自由开放的品格，显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
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由于沙汀、艾芜创作旅程的相似性，常将二人共列章节，“都归入‘革命现实主义’的范畴内”。对此，一些艾芜研究者曾提出疑议，认为“沙汀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而艾芜更倾向于积极的浪漫主义。”可以说，这种分析基本点出了沙汀、艾芜这两位四川乡土文学巨子的创作分野。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艾芜为什么选择了这条与沙汀风格迥异的浪漫主义道路？有人认为，这一选择基本反映了作家的个性气质，但80年代沙汀的一段话却告诉我们，两人的性格特点与作品风格是恰好相反的。沙汀说：“我这个人平常很容易激动，但写作品却很冷静，别人都说我冷。艾芜平常很冷静，年轻时就少年老成，写作品却很热情。”这就说明，在这种艺术选择中，作家的情感因素和心理特点并未起主导作用。为了探寻导致这种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回溯到西南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中，在艾芜作品和巴文化的精神契合点上寻找答案。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巴文化是一种乐观开放、绮丽多情的文化传统。它以类似于古希腊戴奥尼萨斯式酒神精神的炽烈、热情和狂放，与封闭保守、平和冷静的蜀文化形成强烈对比。同样出身四川的作家，对巴、蜀两种文化的不同选择，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创作风格的殊异。笔者认为，正是接受了巴文化精神的滋养，原本“冷静”、“少年老成”的艾芜，才创作出了《南行记》、《南国之夜》、《南行记续篇》等热情瑰美的乡土诗篇。
艾芜何以在创作上倾向于巴文化？本文认为，这种倾向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作家早年独特的“漂泊”经历，和巴文化的漂泊性、流动感产生了某种精神暗合。前文已谈到，巴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经常迁徒流转，“沿江上下”，有强烈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形成了独特的“漂泊”情结。而艾芜早年因反抗包办婚姻，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漂流在西南山区和缅甸、马来西亚等地。这种刻骨铭心的“漂泊”经历，成为他“最初写作的材料”，使他在精神上与巴文化的“漂泊”情怀产生契合。其二，作家南行途中的见闻履历也有助于他对巴文化的情感皈依。艾芜南行经过的地区，如云南境内的野人山，缅甸境内的八莫草原等，都是神奇险峻的原始荒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许多依然保留着渔猎时代的强悍民风和无羁无绊、自由流浪的生活方式。这就在生存与情感类型上与巴文化具有了一定相通性。这些奇幻漫妙的南行见闻不断积淀在艾芜的心理中，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巴文化的认同，因此，虽然艾芜的故乡与沙汀一样，同属川西蜀国故地，但早年人生履历和“漂泊”心态却使他更倾向于川东巴文化，并在经过千年融合已失去原始地域疆界的巴蜀文化共同体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于是，艾芜走上了浪漫主义乡土文学的神奇之路，并在创作中不断复现出上古巴人文明热情浪漫的因子。
首先，艾芜作品的空间场景和叙事结构体现了巴文化自由开放的精神气质。与沙汀笔下封闭狭小的“茶馆”意象相对，艾芜小说的空间场景往往是轩敞开阔的，并经常以峭拔雄奇的自然山川为远景，贯注无限豪气。在小说《山峡中》，作者一开始就勾勒了一幅以江流为背景，以山峰为底色的空旷场景。这种旷古洪荒般的空间意象，使人自然而然感觉到个人生命的渺小和宇宙浩野的阔大，并产生对广阔自然和原始生命的皈依感。同时，艾芜作品的叙事结构也是自由的。就总体而言，作家南行回忆的全部作品形成了一个大的流动中的叙事链。从横断山、克钦山地到马来半岛，作品中的人物、故事随空间不断变幻，叙述内容按时序各成一体；流浪者、偷马贼、土匪、强盗、瞎子老板、山寨少女、私烟贩子，各色人物攸来攸往，五光十色，体现出叙述视野的极大的开放性。如果说沙汀作品中凝滞固定的叙述空间是一个四周封闭、精巧别致的人间“茶馆”的话，那么，艾芜笔下流动不息的叙事场景则构成一个开放疏阔、饱含变幻的生活长廊，二者虽形态各异，却体现出同等高度的艺术之美。
再者，巴人自由狂放的浪漫情怀也流注到艾芜作品中，使鲜明的浪漫性成为作家核心的风格特色。艾芜作品的人物大都具有一种热情似火的浪漫气质。泼辣大胆的野猫子（《山峡中》），乐观豁达的胡三爸（《快活的人》），率性抗争的偷马贼（《偷马贼》），清美至极的阿秀（《野牛寨》），一切人物都被涂上一层神奇魔幻的原始村野色彩。有人认为，艾芜的浪漫风格得益于法国浪漫派的影响，甚至指出野猫子身上有梅里美笔下“嘉里曼的影子”。但本文认为，艾芜创作中固然有西方文化影响，但他早年未受完整的学校教育，不可能像留学法国的巴金、艾青和学习西洋文学的曹禺那样自觉复现西方文学主题。对艾芜而言，民族文化的影响显然超过西方文化的辐射，成为其创作风格的主导。由此，笔者以为，正是饱蘸民族传统的巴文化及其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纵性狂欢、无坚不摧的文化气质，滋育并催生了艾芜的浪漫主义乡土创作，使他将“灰色沉郁的人生和恰悦的自然诗意”相对照，提取出了“生活里的美丽的东西”。
乡土文化：一个永无终止的话题
当然，这种分析只是针对沙汀、艾芜的主体风格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划分。由于巴、蜀文化的相互渗透，在沙汀作品中也有某些浪漫因素，体现出巴文化的风神；而艾芜在创作《南行记》和《南国之夜》以后，更全面转向现实型乡土创作，其后期代表作《石青嫂子》、《丰饶的原野》等，均显示出典型的蜀文化特征。因此，沙汀受蜀文化影响，而艾芜受巴文化影响。是视其主要创作倾向而言。
以往对四川区域文化的研究，往往将巴蜀文化视为一体。从巴、蜀文化的不同特征来分析四川作家的创作，还是一个崭新的视角。按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说郭沫若更多地受巴文化影响，李劼人更明显地体现蜀文化特色；而巴金则将巴文化的激情和蜀文化的现实融为一体，体现两种文化的共同特征。我们相信，对乡土文化的研究将是一个永无终止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