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京论文,文学艺术论文,中国留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6)1-0092-08
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的研究，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由于他们的活动是以日本东京为舞台，且处于日本当局的监视之下，多以非法的形式进行，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缺乏第一手资料。从2002年开始，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赞助下，我以《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的综合研究》为课题，与其他学者合作对上述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进行了发掘、研究。这一研究得到了冈田英树(以居住在伪满洲国及东北的作家，东北人作家为研究对象)、中岛利郎、野间信幸、下村作次郎(以台湾文学、旅日台湾留学生的文艺活动为研究对象)等先生的大力协作。本论文就是上述研究中的一部分成果。1933年的“华侨班事件”使“东京左联”受到毁灭性打击，林焕平等重建了“东京左联”。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
众所周知，东京左联因“华侨班事件”受到毁灭性打击。同年9月，为了重建东京左联，受周扬委托，林焕平、魏晋、陈一言一同来到日本。先后来日的还有林为梁、欧阳凡海、陈斐琴，他们与华侨班事件唯一的幸存者孟式钧共计7人于1933年11或12月重建了东京左联。林焕平在题为《从上海到东京》(见《文学评论》80年第2期)的回忆文章中，对重建后的东京左联作了如下描述：
成员有林为梁、陈斐琴、陈一言、魏晋、欧阳凡海、孟式钧和我，共七人。由林为梁、陈一言和我组成干事会，我任书记。由我同周扬单线联系，我们通过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用“周莲”的假名秘密通讯，我称他做“莲姐”。
从重建后的东京左联成员来看，林焕平、林为梁都是广东省台山人。陈斐琴也是广东人。因此，这一时期的东京左联可以说是以广东人为核心重建起来的。
林焕平和孟式钧认为，要重建东京左联首先要了解日本的现状。因此，他们去拜访了日本左翼作家江口涣，接受了江口的一些建议。江口说：日本的“左翼文化活动处于困境”，“我们改变了活动方式，比如创办同人杂志。一个杂志可以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尽管组织形式上比较松散，但仍可以组成一个领导核心。这样，不仅可以展开运动，还可以有效地对付日本法西斯的镇压”。同时还给他们展示了《文化集团》、《日本诗歌》、《唯物论研究》等杂志。①
正如北冈正子等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从1932年到1933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KOPF)受到严厉镇压。1934年春，联盟所属的美术同盟、作家同盟、戏剧同盟相继解散。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打击。江口的“建议”，正是基于上述惨痛教训提出的。②
他们的杂志《东流》正是在接受了江口的建议后着手进行准备的。据同林焕平一起来日的魏晋的回忆，“东流文艺社”成立于1934年3月6日，出席者有：林焕平、林为梁、骆剑冰、陈子谷、陈斐琴、麦穗、雷石榆、俞鸿模、欧阳凡海、陈一言、杜宣、蒋婉如、刘子文、魏晋。③
在“东流文艺社”的成员中，除了孟式钧以外，所有参与重建东京左联的成员均榜上有名。《东流》杂志就是这样，由重建东京左联的成员为核心，加上其前后来日的旅日中国留学生创办起来的。
《东流》杂志在大约五个月之后的1934年8月1日正式创刊，总共仅有50页。“编辑者发行者”署“东流文艺社，东京涩谷区代代木西原町863番地”、“印刷者 上海太平洋印刷所”、“发行者 东流社营业部 东京涩谷区代代木西原町863番地”、“国内总代售处上海杂志公司”。虽然“编辑者 发行者”写的是东流文艺社，实际上的编辑是林焕平。从第1卷第2期(34年12月1日)起，标明主编林焕平。据林焕平的回忆，曾为东流文艺社所在地的“东京涩谷区代代木西原町863番地”，大概就是林焕平、陈辛仁、陈子谷居住过的“桂湖村”。④
以往在日本国内发行的与东京左联有关的各种杂志，均属“非法”。即使是胡风等为首的“新兴文化研究会”发行的《文化斗争》、《文化之光》也不例外。他们，如果日本国内没有他们发表的地方，将在中国国内的《文艺新离》等杂志上寻求发表场所。但是，林焕平等人听取了江口涣的意见，以同人杂志的形式，在日本国内公开合法地发行了这一杂志，这在东京左联的历史上也是首创之举。《东流》创刊的意义及特征正在于此。⑤
但是，《东流》的创刊十分艰难。该杂志原来预定“1934年6月”创刊，由于出版社的问题使创刊推迟。陈子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东流》杂志是很难产的。虽说是一个机关刊物，但一来没有经费。二来写文章的人，都是一些不知名的青年，在国内正流行着崇拜名人的习俗下，对于这样的刊物，有谁肯出资印刷？又有谁肯负责发行？
经过多方活动以后，由林焕平先找到上海“左联”的成员杨骚，后又找到郭沫若，请他们帮忙。郭沫若积极地把《东流》杂志的印刷工作介绍给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先生。几经磋商，最后，才决定在不付任何稿酬的条件下，为《东流》印刷出版和发行，问题才得到解决。后来《东流》发行多期，始终未收到上海杂志公司一文钱，大概是把出售《东流》的收主，全部用到印刷费上去了。⑥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之后。
《东流》创刊号既无“发刊词”也没有“编后记”。从第1卷第2期起才附上，《东流》第1卷第2期的“编后记”是这样写的：
很像难产的孕妇一样，我们的杂志——《东流》准备了几个月。到八月，好容易才分娩了。同样，犹如孕妇之理想着怀里的婴孩是天使般美丽一样地，我们对于自己尚未出版的杂志，虽不会过于理想，然亦以我们的力量之尺来量度，总还“差堪满意”。殊不知杂志寄了来，仔细看看，才如同产妇生了一个丑怪的孩子一样地，自己感到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了。因此认为写卷头语编后话之类为多余，始终守着沉默，但愿老老实实地提供一点真实的东西给读者的我们，也不能不如初春的青蚌似的破口向读者道歉了。
道歉分为三点，第一点是：
我们的杂志本来预定在六月中旬创刊，所以在编辑上，有时间性的文章(如日本文坛的轮廓)，都以这个时间为标准，哪知道我们的稿子编好了，寄到上海了，却因我们不太明了关于在上海方面出版的一切，又没有负责人在上海。因之，单纯地为了出版问题，竟在拖延至两个多月之久了。是应向读者诸君道歉的第一点。
如上所述，由于他们不了解上海的出版状况，在上海又没有负责人。因此，《东流》的创刊只因出版问题就拖延了两个多月。
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刻意追求《东流》“内容上形式上的美”。他们“是以单是对于封面画，我们也不惜资本地曾数度请画家替我们画。在编辑与排印上，我们本来是以《文学》为根据，参照日本各大文学杂志去筹划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设想终归未能实现。
他们所模仿的杂志《文学》，是中国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文艺杂志，与《现代》并驾齐驱。《文学》是采用上下两行的形式排印的。《东流》也采用了这一形式。但是，印出来的《东流》却是三行的形式，而且每篇文章前后应留下空白以登补白或广告的地方被排得满满的。上述“编后记”这样写道：
哪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专责人在上海指示一切，让排印工人去乱排，不知怎样搅，竟将一面排上下二行的形式。改排成上中下三行；各篇文章的完结与开始处，应该留下一块空白以登补白或广告，结果却排成紧紧地连接得看不明了；并且错字很多，海涅诗抄那三首诗的题目应用四号字排印，却排成五号；剧本《弃儿》底下的《一幕现代剧》应排五号字，排成三号；焕平翻译的《郭哥里的写实主义》一文中的人名不加标点(这自然是译者应负疏忽的责任)；译名的不统一(如同一个人却译成郭哥里与歌郭里两个名字)……凡此种种，或因其他原因，或因编者疏忽，弄到使读者诸君看了甚不起好感，就是我们自己看了，也不禁生起气来。这是应向读者诸君道歉的第二点。
由于他们既年轻又无名，加之这不了解上海的出版状况，创刊时上海又没有负责人，《东流》的创刊号就是这样以一种令人十分不满意的形式出版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它反映了如下事实：即《东流》杂志没受到上海方面任何援助，完全是独立创刊、发行的。
关于东京左联的重建及其后东京左联的活动，以往林焕平等的回忆录均强调同“上海左联”的关系。在东京左联重建的过程中，从林焕平等人发挥的作用来看确是如此。但是，仅就作为机关刊物的《东流》杂志的创刊而言，以往无论是左联的周扬还是杨骚，他们与《东流》的创刊无丝毫关联。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新的事实，也就是说《东流》的创刊者是在与上海出版界没有任何特别关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东流》的创刊工作的。这一事实表明：虽说东京左联是在上海左联的关注下重建的，但仅就《东流》杂志而方，它是在与上海左联没有直接关联的情况下创刊、编辑的，《东流》杂志的最大特征和特殊性质正在于此。
如前所述，《东流》的创刊者对上海出版界的状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们以《文学》杂拙为样板一事也是值得玩味的。为区区旅日中国留学生创办的《东流》创刊号写书评的居然是茅盾。而且刊载于《文学》杂志上。由此来看，杂志《东流》与《文学》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林焕平等人在创办《东流》时为什么不以《现代》为蓝本，而是以《文学》为样板？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编后记”中略见一斑。“编后记”的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现在出版一个杂志，很容易被人误会为有什么企图。然我们敢坦白为读者诸君告：我们绝不会是那样的俗流。我们绝不作任何一种文学或势力的喇叭。我们只是还在东京的学校里念书而对于艺术很感到趣味，愿贡献自己的生命给艺术的青年，感觉到现在有练习自己的技巧的必要。对于中国的发展有补益底外国文学上的一切，也有介绍的必要，因此就几个朋友集起钱和文章来，出版了本刊。我们只愿在这个园地里做一个比乡下农夫还要老实的园丁，老老实实地贡献一点真实的东西给读者，希望尽微薄的力量在文艺园里播几粒丰实的种子，如是而已。
如上所述，作为东京左联机关刊物最初发行的《东流》，是以重建东京左联的成员为核心，加上前后相继来日留学生携手独立创办的。也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如下事实：重建东京左联的成员为《东流》的创办做出了贡献。但是，支持和帮助这一杂志的是与重建东京左联的成员相继来日留学的广大中国留学生。《东流》的发行延续到第3卷第2期(1936年11月15日)。现将曾为《东流》投稿的人员整理排列如下：
欧阳凡海、魏晋、陈斐琴(陈松)、雍夫、林焕平、骆剑冰、流矢、纱雨(雷石榆)、博文、林铃、曼之、冥路、陈子鹄、中玉、糜春炜、苏契夫、杜陵、我、蒲风、冰天、名凯、何亏、如鹏、何菲、玉桑、秋、孟式钧、林林、邵欣、魏猛克、鸟生、陈达仁(陈达人)、白涛、克林、白莱、菲戈、杨一民、吕绍光、陈北鸥、江克灼、邢桐华、曼谷、吴天(洪为济)、王一苇、郭沫若、陈辛人、俞鸿模、曼曼、雷雨前、黄鼎、胡佛、俞念远、丰裕年、戴何勿、秋田雨雀、张萍桥、丘东平、以人、莳人(张香山)、鲁迅、亦人、孟陶、李若川、胡明树、杜宣、圣渎、佚名、除盲、黄新波、张天虚、万绥、梁惠、许修林、马苏夫、菡亭、叶文津、黄隶。
由此可见，除东京左联成员以外，广大旅日中国留学生也参与了《东流》杂志的创办。也就是说，《东流》杂志并非仅仅是依靠东京左联成员来维持的，它得到了周围众多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支持。其后创办的杂志《杂文》、《质文》、《诗歌》也应属于同样的情形。
如前所述，他们的杂志接受了江口涣的建议，以同人杂志的形式，合法地出版发行了。因此，它有吸引所有投稿人的魅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仅以此来解释这些活动蓬勃发展的原因，不免捉襟见肘。这些活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与以下情况有关。
请看本文文末尾所举的资料。资料1是自清朝派遣留学生以来，显示旅日中国留学生人数变化的图表(引自实藤惠秀的《增补版中国人日本留学生史稿》〈ろしお出版1960年初版1970年增补版)。这一图表显示，1934年以来达到了留日学生增长的第三个高峰。前两个高峰分别是鲁迅等人留学的清朝末年、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留学的20年代初叶。
自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日货币的比价发生逆转，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经济上不会产生障碍。按当时的中日关系，无签证也可以来日留学，因此，其后旅日中国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资料2所列举的是：旅日中国留学生发行的《留学新闻》上刊载的有关上述情况的消息。⑦ 这一报告显示，在当时的日本，由旅日中国留学生组建的各种同乡会、活动团体已经形成。
的确，林涣等东京左联成员为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艺活动起了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当时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大幅度增加才是使上述活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换言之，没有众多的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力量。《东流》杂志的持续发行，其后的《诗歌》、《杂文》、《质文》的刊行等是不可想像的。
那么，当时旅日中国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的“核心”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后面就要论述的“艺术聚餐会”。关于“艺术聚餐会”这一名称虽然众说纷纭，如杜宣的“留日学生艺术界聚餐会”、魏猛克的“艺术聚餐会”、陈素的“东京中国艺术者座谈会”等。但正如下面我要论述的，这些名称其实都是指同一团体，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我想统一使用“艺术聚餐会”这一名称。
杜宣1914年生于江西。1932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组织“三三剧社”，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1933年9月来日。杜宣在他的题为《左联领导下的东京留日学生文化运动片段》(见《鲁迅研究资料》第6辑80年10月)一文中，设有“留日学生艺术界聚餐会”一节。文中说：“这是一九三四年大约秋冬之际开始活动的，后来成为一个经常性的比较庞大的组织。”当时，召开集会必须向警察申请。但是，如果是在食堂开“聚餐会”，就没有必要申请。“当时，在神田神保町有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的一幢建筑物，那里的中国饭馆只要交5毛钱订一套份饭，就不收会场使用费，大家对此十分满意。聚餐会当初是不定期地召开的，随着参加者热情的不断高涨，变为每月召开一次。”⑧“表面上是一次临时的聚餐会，平均约一个月开会一次，参加人数最多达到七、八十人，至少也有二、三十人。由孔芥(诗人，抗战初期牺牲)、林焕平及我三人为召集人。”
据杜宣的回忆，当时以“艺术聚餐会”为基础，形成了若干个“座谈会”：鉴于参加会议的成员，越来越多，各人专业不同，要在这样广泛的聚餐会中，深入的研究一些带专业性的问题毕竟是困难的，由此就发展出来搞一些带有固定性的专业会议。这样人数少，不必租用会场，一般在同志们家里就可以召开的。这以后就陆续组织了如：美术座谈会、戏剧座谈会、诗歌座谈会、音乐座谈会、新文字座谈会等。
1935年5月15日发行的《杂文》创刊号的“杂讯”栏里有一篇题为“东京的艺术聚餐会与美术座谈会”的文章，署名“克”。这是一篇有关当时“艺术聚餐会”的资料。“克”大概就是魏猛克。他1934年11月初来日，与陈辛仁、陈子谷等住在《杂文》编辑部所在的地的池袋“三闲庄”二楼，从事《杂文》的编辑工作。于“艺术聚餐会”那篇文章有如下记载：
年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特别多，说是五六千了。这之中，弄弄艺术的人们也不少。昨年的除夕，有人在东京神田青年会召集了一个艺术界同人的团年会，到五十余人，学文学、美术、音乐、雕刻、戏剧的都有，一时饮酒谈笑，弹琴歌唱空气倒颇不寂寞。之后，就于每月之末，要召集一回，形成一定的例会了，至今是已开过了三次。从现在看来，这会虽名为聚餐，却渐渐也带一点学会的性质，既辩论问题，也互评作品，上一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浪漫主义云。
1934年的“除夕”，按公历换算应为1935年2月3日。据杜宣的回忆“艺术聚餐会”“开始于1934年秋季或冬季”。魏猛克的文章是当时写的，可信度较高。
魏猛克还就“美术座谈会”做了如下记述：
在东京与这并行的还有一个美术座谈会，这是研究美术那一面的人们，想要互相常有一个研究的机会而发起的。十天谈一次，现在已经谈了八次。规模虽然较小，而大家都热心的来参加，人数也达三十人了。据说现在互相督促创作、评论作品，准备于秋天在要东京开一个展览会。
由此来看，最早组织起来的大概是美术座谈会。
那么，这一“艺术聚餐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团体，它是何种气氛中活动的，我们可以从1935年7月1日发行的《留东新闻》第3期刊登的题为《东京中国艺术者座谈会》的文章中略窥一二，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陈素”。
“陈素”是何许人也，已不得而知。但这里所说的“东京中国艺术者座谈会”毫无疑问就是指“艺术聚餐会”。
陈素在文中这样写道：“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的集合，这甚至于是一个经常的组织。在每一个月里，在东京的艺术爱好者都有这么一个聚会。我去的那据说已经是第五次了。”
按魏猛克的说法，艺术界聚餐会始于34年“除夕”，也就是35年2月3日，到5月为止已经召开了3次。按陈素的算法已经召开了5次。这就是说，艺术聚餐会每月一次定期召开。
陈素的文章为我们生动地描画出当时“艺术聚餐会”的活动情形。
这一天，陈素在电影院站着看了三个小时的电影，到会场已经迟到了。疲惫不堪的陈素好容易赶到“青年会二楼”，他站在门口，寻找着进去的机会。这时，门忽然开了，开门的是“我们的K先生”，“他是这会的创始人、主持人”，每次担任聚餐会的联络。作为聚餐会的“主席”，每次都坐在门口附近的椅子上。这位“K先生”我想大概就是在杜宣的回忆录中出现的召集人之一的“孔芥”，但是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陈素在“K先生”的催促下，签了名，付了“三毛钱”的餐费，走进里面。
会场上有位先生正在就“音乐问题”发言。一问，据说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他就近来黎锦晖对音乐的态度作了批评，还谈及了《渔光曲》为什么能在民间普及的问题。他还就中国电影的主题歌作了解释，并且在众人面前亲自演唱。不久，演讲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从“主席”简短的介绍中得到，那位先生就是“我们中国有数的青年作曲家”，“我们久已知名的L先生”。
不用说，这位“中国有数的青年作曲家”“L先生”就是聂耳。聂耳是现在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歌词是田汉在狱中作所)。他在30年代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留下了《渔光曲》等无数名曲。聂耳于1935年4月16日来日，18日来到东京，住在同乡张鹤(张天虚)的宿舍。其间，他精力充沛地欣赏了电影、戏剧，并与《诗精神》的成员进行了交流。
聂耳出席艺术聚餐会一事，可从他旅居东京的“日记”中得到确认。聂耳把以前遗漏末记的事情分为“音乐”、“戏剧”等五个项目列入7月7号的“日记”中，其中，在“特殊事件”一栏里，有以下记载：“ョサンョサン！ぃろつし、やぃ…！艺术聚餐、第五次聚会、中国艺术活动的报告、小提琴演奏”。紧接着，又写道：“第六次聚会、欢送张教授、大唱雄壮的歌曲”⑨，由此来看，聂耳在遇难之前(7月16日在神奈川县鹄沼海岸的海水浴中溺水身亡)共出席过两艺术聚餐会。
聂耳讲话之后是诗歌朗诵。朗诵的诗是艾青的《大堰河》，这首诗被称为“1934年中国诗坛最宝贵的收获”。朗诵者是一位“北方人”，他真的是流着眼泪朗诵的。那时，不知有谁笑起来，于是，“一位热情的诗人”站起来，他认为这笑声不仅是“对于朗诵者的污辱”也是“对诗的污辱”，他含泪告诉大家，作者艾青正在狱中。那位先生就是“我们的雷雨出演的导演先生W·T。”
所谓“我们的雷雨出演”指的是：1935年4月27日至29日的三天，中华同学新剧会在一桥讲堂进行的《雷雨》首次公演。那位“导演先生W·T”必是吴天无疑。吴天是江苏扬州人，1934年冬来日。他与刘汝醴、杜宣联合导演了《雷雨》。⑩
朗诵《大堰河》的“北方人”大概是骆驼生。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林林曾做过以下回忆。秋吉久纪夫在《林林采访记——解析30年代日中文学运动》一文中有如下记述：“在《诗歌》座谈会上，骆驼生哭着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11)。骆驼生是东北人，曾给《杂文》、《诗歌》投稿。林林在这一采访中称：“左联(小谷按：指东京左联)把东北人及台湾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目前，除骆驼生以外，找不出既是东北留学生，又与《杂文》、《诗歌》等有关联的人。
陈素的文章接着写道：会场又恢复了平静。有人问什么时候吃饭？会餐开始了。陈素吃完饭，中途退场。他后来听人说，那天又就文学遗产问题进行了讨论。聂耳代替拒绝拉小提琴的一位女性演奏了小提琴，还唱了很多首歌。陈素十分懊悔自己中途退场，用“好，等着下回吧”结束了他的文章。
曾作为这些聚餐会会场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在1935年12月的火灾中烧毁。但是，艺术聚餐会的活动仍一直持续下来。如前所述，杜宣在他的回忆中称：从这些艺术聚餐会中派生出“美术座谈会”、“戏剧座谈会”、“诗歌座谈会”、“音乐座谈会”、“新文字座谈会等”。我们可以从《留东新闻》的消息中看出这些事情。
1936年1月10日发行的《留东新闻》第15期有一篇题为《留日艺术界聚餐》的消息，文中说“留东艺术界同人”将于1月12日下午4点在神田神保町的“桃乐园”召开“聚餐会”，并已向“各艺术界人士及各学术团体”发出了通知。紧接着在第16期(1月17日发行)又刊登了《新文字学习会将成立》的消息。文中称，当天留学生50余人济济一堂，先由“杂文、诗歌、东流等主办人报告其工作之经过后，即自由交换”。席间，有人就“新文字运动”作了发言。为了使新文字运动得到普及，责成“世界语学会代表顾洪干等”负责筹备、组织新文字学习会。
以上事实表明，艺术聚餐会在东京左联重建后的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字、艺术活动中发挥着“核心”或“磁场”的作用。也就是说，艺术聚餐会起着连接、推动旅日中国留学生各种活动的作用。前面提及的中华同学新剧会举办的《雷雨》的首次以演也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里，本来应对旅日中国留学生具体的文艺活动分别加以探讨；此外本应蓬勃发展的运动在不久爆发的“七七事变”前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不能详述，只好留待将来再予以探讨。
注释：
①④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见《文学评论》1980上第2期。
②北冈正子“《日文研究》といギ雜志——左連東京支部の緣辺”。见《中国——社会と文化》第3号、第5号，1988年6月，1990年6月。
③魏晋《关于〈东流〉、〈诗歌〉的回忆》，见《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
⑤关于“新兴文化研究会”、《文化斗争》、《文化之光》，请参见近藤龍哉的“胡風研究ノ一ト(一)”，《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57册，1978年3月。
⑥陈子谷《中国左联在东京的部分活动》，见《革命回忆录》第13期，1989年。
⑦《留东新闻》创刊号，1935年6月12日。
⑧杜宣《わが青春の日本留学時代》，见季刊《鄔其山》1984年冬号。
⑨聂耳《日记》，收录于《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新华书店北京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⑩饭塚容《1930年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日本留学生の演劇活動》，中央大学《人文研究纪要》第42号，2001年10月。
(11)秋吉久纪夫《林林氏に闻く——1930年代日中文学運動の一解明》，见九州大学《文学論辑》第33号，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