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洲[1]2005年在《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种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载体,以基因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就是育种。但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严重影响了我国种子产业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在当前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大环境条件下,滞后发展的种子产业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其甚至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环节。所以,如何规范和促进我国种子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种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正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 论文包括导言在内共六章内容。导言部分,论文从问题的提出到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框架进行了系统阐述,为统领全篇的总括性章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对历史的准确认识有利于正确地把握未来,因为事物运行轨迹往往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演进方向,论文第二章通过对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现状描述及制度变迁理论的应用与分析,试图准确把握我国种子产业发展演变的规律及趋势,从理论上正确定位中国种子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续章节提供逻辑思路与实证基础。第叁章在深入探讨国外尤其是种子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发展种子产业的历程及经验,比较他们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点与相似处的基础上,从“他山之石”中萃取有益于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种子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第四章主要综合运用钻石理论等多个模型,深入研究我国种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别从政府、企业的角度探讨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制度改进。第五章运用博弈论方法从整体上分析了种子产业化中政府、企业与农户在满足各自利益诉求过程中的合作问题,然后重点从政府与企业的角度具体阐述了其分别在种子产业化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分工。论文第六章首先对中国种子进出口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了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种业发展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WTO框架下中国种业的发展思路与贸易政策,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最后给出了中国种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1) 目前国内对种子产业发展的学术论文及相关专着较少,稍有涉及也是浅尝辄止,仅从其中的某些环节或某些角度入手分析,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把种子产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加以分析的系统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论文在对中国种业发展的
王楠[2]2001年在《WTO框架下中国玉米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玉米是世界上主要粮食品种之一。它不仅可做为口粮消费，也是畜牧业和加工业的重要原料。目前，世界玉米总产量已在世界粮食品种中居首位，贸易量也仅次于小麦而居第二位。玉米是我国叁大粮食品种之一，我国是玉米生产和出口大国，玉米生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0％以上，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出口也居世界第四位。同时，我国又是畜牧业大国，玉米作为“饲料之王”对畜牧业来说地位至关重要。因此，玉米产业的发展，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通过对世界和我国玉米产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可知，我国玉米生产及相关产业自80年代以来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就我国玉米产业现状来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一、生产规模小，整体效益差。二、布局不合理，南北产销失衡。叁、产大于销，出现阶段性过剩。四、品种质量不完全符合市场要求，出现结构性剩余。五、深加工转化能力依然不足。六、服务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 WTO是以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贸易组织，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必须按照WTO《农业协议》以及其他相关协议的规定，调整我国农业政策，使之符合WTO规则的要求。主要包括提高市场准入程度、减少对农产品的支持空间，取消出口补贴等。而通过对国内资源成本，社会净收益和有效保护率的测定，可以发现我国在玉米生产方面已不具有比较优势，加入WTO后，我国玉米产业在生产、价格、进出口以及流通格局等各个方面都将受到来自国外产品的巨大影响和冲击，现有的问题和矛盾很可能进一步激化。 本文在总结前面部分的基础上，结合影响玉米供给和需求的相关因素的变化趋势，对世界和我国玉米产业中长期发展做出预测和展望。预计今后十年内全球的玉米的生产和贸易量将有显着增长，但进出口国的结构会发生变化，表现出“进口国增多，出口国减少”的特点，而我国也将从玉米目前供大于求的局面转为供不应求，从玉米出口大国变为玉米进口大国。 针对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借鉴美国玉米产业发展的经验，本文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调整玉米收购保护价格，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二是减少玉米种植面积，优化种植结构。叁是深化改革，搞活玉米流通。四是大力搞好深加工转化，扩大玉米需求。五是推进玉米产业化经营。六是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家储备体系。七是合理设计农业—””“一’－多保护政策。
夏彤[3]2002年在《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生态观为指导,借助生态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据生态学基本原理,结合生态经济理论及产业发展理论,在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有关概念、范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针对未来30年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的供需平衡走势,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其中重点对国内外玉米生产、贸易、消费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全面评述;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的组成、结构、功能、效率进行系统分析;对影响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全面剖析;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对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演替机制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了确保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在生态观、生态学认识论、生态学方法论(余谋昌,2000)和农业生态系统发展理论(吴文良,1994)及经济生态学(赵桂慎,2001)理论的指导下。独自对系统、产业、产业种群、玉米及相关产业群落、产业种群演替等重要概念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并对玉米及相关产业群落演替原理及影响玉米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国内外玉米生产、贸易、消费状况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1)玉米具有光合效率高、营养价值高、功能多样的特点,在国内外农业生产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属战略性作物。2)世界玉米生产、贸易、消费自1975年至2000年期间,均呈增长趋势。3)世界玉米生产、贸易、消费的基本特点为相对集中。美国、中国、巴西等5国为世界玉米主要生产国;美国、阿根廷、中国、法国、南非为玉米主要出口国,玉米主要进口国和地区为日本、欧洲、韩国、墨西哥、埃及;美国、中国、巴西等十国为玉米主要消费国,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0%以上。4)世界玉米生产、贸易、消费将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而呈增长趋势。5)中国玉米生产发展迅速,1978年至1999年期间,玉米播种面积、单产水平、总产量增加幅度均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玉米贸易的特点为出口贸易发展迅速,由1985年前的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中国玉米消费呈逐年增长趋势,1996年后,消费量基本稳定在1.1亿t～1.2亿t水平。 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系统分析表明:1)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是以玉米种业为先导、玉米种植业为主体、畜牧业和饲料工业、玉米深加工产业为两翼构成的产业群落。2)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生产结构存在着玉米种业与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滞后。3)中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群落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价值转化等基本功能均处于较低水平。玉米种植业物质产投比为0.36:1(籽实生产);能量产投比为2.31:1;价值产投比为1.43:1。畜牧业生产生猪、
李春海[4]2004年在《WTO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繁荣昌盛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农业本身的转型和WTO的外部环境交织在一起，因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而备受关注。毕竟，能否正确抉择，对于13亿人口和8—9亿农民的发展中转型大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增强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理论界和决策层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政策问题。如果不能在这一领域取得进步的话，对农业将带来很大的威胁。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迫切需要，推动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WTO框架下，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何、比较优势何在？这是中国农业必然面对的重大问题。我们从农产品贸易格局，农产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变化，农业政策效应，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以判断和评估WTO框架中国农产品是否具有竞争力及其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探讨和论证的问题：一是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不一致问题。二是影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仅是价格因素，非价格因素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叁是在农产品国际竞争的制度和环境因素中，存在两种作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即贸易保护和国内支持；四是WTO带来的意义在于加速结构改革，而不是其本身。论文除导论外，共有八章。结构安排和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对竞争力的来源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通过农产品竞争力的界定，探讨农产品竞争力的内涵和决定因素，提出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框架。第二章是针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和现状，对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并从农产品变化和趋势中提出要探讨的问题。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不一致，在于讨论的基准不同。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中国农产品贸易逐渐趋于比较优势法则，这是中国农业发展战略最重要的选择。同时，要动态规划农业发展和增强农产品差异化竞争力。第叁、四、五主要是讨论有关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和实现机制的问<WP=4>题。影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仅是价格因素，非价格因素同样发挥重要作用。要根据不同农产品各自的特点，对其品质特性、安全性、以及农业生产满足特殊市场要求的服务能力进行相关分析和系统评价。第叁章是生产成本—价格对农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从生产成本的考察开始，研究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失去价格竞争力原因。同时与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给出按比较优势调整生产结构是必然逻辑。第四章是流通费用对农产品竞争力的影响。降低流通费用不仅可以降低农产品价格，而且流通的合理、流畅反过来促进生产和提高竞争效率。本章就流通中发生的物流费用、商流费用、信息流费用、资金流费用、以及制度和准入费用等系统论证各种流通费用对农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并就流通费用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是农产品差异化对竞争力的影响。除了价格竞争之外，以产品差异化为主要内容的非价格竞争越来越重要。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精细加工、规格、花色、包装装潢等方面缺乏差异化竞争力，致使劳动密集型领域的优势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本章主要把产品差异化理论应用于农产品竞争力分析，就是把质量、营销和品牌、特色农业等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下，不仅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依据，而且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环境和制度因素。贸易保护和国内支持都是对农产品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性因素。普遍认为，在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应该开放他们的市场，而不应该设置各种壁垒。同时，国内支持的力度和效率对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有重大影响。这就是农业应对政策选择对于发展机遇的利用尤为重要，第六章分析贸易保护和贸易环境对农产品竞争力的影响。考察了贸易保护和贸易环境对市场的扭曲，以及引发的利益冲突和贸易争端。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受阻，国际贸易制度环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要促成建立一个更公平、更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农业规则新框架任重道远。<WP=5>第七章是国内支持的对农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农业保护手段并非互相独立，而是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以WTO成立为标志，农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内支持涉及的因素十分复杂，尤其是非经济因素影响更大，它们受到国家宏观环境、财政支付能力以及各项改革目标的制约。国内支持是中国政策调整和改革的重点，是建立、保持和提高农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第八章是总结。给出本文的基本观点和结论；并简要分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本文正是基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从生产成本、流通费用、产品差异化、贸易保护制度、国内支持等多层面、多角度、全面地分析农产品价格竞争因素和差异化（非价格）竞争因素，指出把握比较优势原则和优化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是达成满意结果的重要条件。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有创新价值的研究：1. 从选题和研究视觉看，重点放在对中国当前经济问题有独特的视觉上。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阐述WTO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着眼于农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构成和路径选择问题，提出农产品竞争
赵红雷[5]2013年在《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出口国，也是重要的玉米进口国，其玉米生产、消费及在进出口贸易的波动，都将直接影响着世界玉米贸易格局。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中国年际间玉米进出口贸易呈现较大波动，在净出口国和净进口国之间多次转换。在中国玉米国内市场供求同世界玉米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中国玉米进出口大幅涨落，必然会对国内和国际玉米市场带来不良影响。对中国来讲，大起大落的玉米进出口波动，给政府调控国内玉米市场供求、稳定价格带来很大困难，当这种贸易涨落与国内玉米市场供求矛盾出现不同步或者反应过度时，就会不正常地刺激国内市场玉米价格，放大或加剧国内玉米供求矛盾；对国际市场而言，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可使世界其他主要玉米贸易国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需求不可预测，同时可能会导致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幅动荡，因此研究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特点及成因，探寻波动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有效调控波动的政策措施，对于稳定发展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保障中国玉米产业安全乃至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和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按照“认识波动-分析波动-调控波动”的研究思路，在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发展历程和中国玉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劣势分析基础上，首先利用速度法测算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周期，并与世界其它玉米贸易大国的波动强度进行比较，全面认识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总体状况。其次利用内部传导和外部冲击的波动产生理论分析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运用中国与玉米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出中国玉米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引力方程，并对各因素进行弹性分析，进一步利用市场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成因进行了事后再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在充分认识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特征和波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最后理清调控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思路，提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调控对策与措施。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中国玉米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劣势并存，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玉米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在于市场区位、非转基因、提高玉米单产和品质的潜力大；但在生产成本、商品品质、市场流通等方面存在劣势，通过测算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及与其它玉米出口大国的比较得出，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较弱且呈下降趋势。（2）利用速度法测算出1961-2010年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量的波动周期，发现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每隔4.45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波动，通过与世界其它玉米出口大国和进口大国贸易波动强度的比较发现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强度较大。（3）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密切相关的内部传导影响因素有生产、消费、价格，外部冲击因素有自然灾害、进出口贸易政策、购买力水平、运输成本、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国际竞争力等。（4）构建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弹性分析发现与中国玉米出口规模正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及中国玉米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玉米出口规模负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及中国玉米出口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玉米出口平均价格、人民币汇率、贸易双方之间的距离、贸易双方拥有共同边界，其中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为-11.9072，中国玉米出口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为-1.1017，中国玉米出口平均价格的弹性系数为-7.3101；与中国玉米进口规模正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玉米进口来源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玉米生产量、中国玉米国内价格，与中国玉米进口规模负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玉米进口平均价格、国际市场玉米价格、汇率、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距离，其中中国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为-13.1771，中国玉米进口平均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6499，中国玉米国内价格的弹性系数为3.2969、国际市场玉米价格的弹性系数为-2.8314。（5）竞争力效应与中国玉米出口额变动保持严格的同步性，并且贡献巨大，市场规模效应对中国玉米出口波动的作用表现为促进增长或减缓降低，市场分布效应对中国玉米出口都表现为制约增长或加剧减少，引力效应与中国玉米进口额变动保持严格的同步性，并且贡献较大，需求效应和中国玉米进口变动保持一致。本文认为调控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的对策和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强玉米进出口贸易波动相关研究；二是建立玉米进出口贸易监测和异常波动预警系统；叁是充分发挥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调控国内玉米市场价格；四是提高玉米种植积极性和单产，增强中国玉米生产供给能力；五是全面兼顾，合理协调消费需求；六是努力提高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七是制定可持续性的玉米进出口贸易政策；八是准确把握玉米进出口时机和规模、合理协调玉米进出口配额。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运用速度法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的波动周期进行划分，用“峰-峰”法把中国玉米出口贸易量和进口贸易量均划分为11个周期，发现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平均波动周期皆为4.45年，即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每隔4-5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波动；（2）运用国家“钻石”模型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玉米生产的要素禀赋不丰富、国内需求水平过高、相关及辅助性产业总体上不发达、生产规模小、进出口贸易管理不当是造成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较弱且呈逐渐下降趋势的原因。（3）利用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出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对影响中国玉米进出口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弹性分析，发现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得出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收入弹性系数，以及中国玉米进口平均价格、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对中国玉米进口规模的价格弹性系数。
肖文兴[6]2012年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近九亿农业人口的生存问题和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对农业进行保护,确保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紧迫。农业产业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业在经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基本上不受威胁、干扰和破坏而保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不会引发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业竞争力是保障农业安全的基本手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挑战,如外资对我国农业的控制增强,潜在风险增加；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我国农业产业链不发达,产业整体竞争力受到制约等。经济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农业产业的竞争。一些开放度高、缺乏有效调控手段的产品受贸易和外资进入影响大,产业安全状况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其中羊毛、棉花、大豆是较为典型的叁个品种。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作物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包括棉花、糖料作物和油料作物；在粮食作物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玉米、大豆和大麦。而小麦和大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入世会对水果、蔬菜和畜产品带来有利影响。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大于机遇。根据何维达和何昌(2002)的研究,中国农业在2001前基本安全,本文改进研究方法,借鉴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机构IMD和WEF在整合国际竞争力的多指标体系时的方法,建立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模型。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探索性的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加入“WTO”后,2002-2009年,中国农业的安全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业仍然是“基本安全”,接近“不安全”的边缘,因为有一些不安全因素增加,需要建立预警机制,采取防范措施。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且,首次对湖南农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同时,编写了附录一的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根据农业产业安全评价的五个安全度区域及其状态标识本研究创新地设置相应的预警灯信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它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启示我们：应完善我国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我国农业；产业保护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应并重,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保护手段力求多样化和灵活性；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运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和规定,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下,我国要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农业创新体系；建立农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和国家财政支持,合理利用外资。我们必须要构筑起确保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树立“大开放”、“大发展”、“大安全”的农业产业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于扩大开放的相互依存中促进大发展,于大发展的相互合作过程中谋求大安全。但是,农业产业安全具有其产业特色所要求的特殊性,应采取如下保障措施：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健全相关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建立灵敏有效的安全预警系统,防范产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中国农业企业要做大做强,建立完整自主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品牌,自主定价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抵御外部冲击,保障产业安全。
乔娟[7]2004年在《中国主要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粮食市场国际化趋势不断发展，中国粮食已经并将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市场竞争之中。由于各国各产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从国际分工角度看比较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产业竞争角度看竞争优势又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主要是资源禀赋条件及配置状况，而决定竞争优势的因素不仅包括产业内部的直接和间接因素，还包括产业外部的商业环境因素的作用。虽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较容易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较难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一定能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而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无法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粮食在现有比较优势前提下，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但要提高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优势，关键是要在构造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粮食的竞争优势状况及其影响竞争优势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情况，以便采取积极对策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一、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一)研究目标和思路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首先，以现有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构建中国粮食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分析框架；然后，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粮食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变动趋势，全面系统地研究产业内部各种直接及间接因素和产业外部各种商业环境因素如何决定和影响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最后，构建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切合实际地提高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主要以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分析框架。然后，采用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通过对粮食生产和贸易的比较分析，确定中国粮食国际竞争研究范围；通过对粮食国际竞争力实现指标(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指数)的比较分析，研究和探讨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发展状况；通过对决定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叁个直接和间接因素(成本和价格、质量和安全、生产力水平)、四个基本因素(生产要素条件、国内市场需求、相关和辅助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和政府作用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和探讨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形成原因。最后，构造出比较系统的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切合实际地提高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和客观依据。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基本客观观测资料就是相关国家特定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率，这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实现指标，反映了产业国际竞争的实际结果。然而，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客观描述特定产业国际竞争的实际结果，而且要发现决定或影响各国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各种因素，即寻找导致产业国际竞争的实际结果以及未来趋势的原因，从而揭示和论证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果关系。由于在现实经济中，有许多因素影响着各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如何将无数影响各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清理成清晰的逻辑因果线条，以突出其中最具重要性的因素，成为对各国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首先需要确定比较研究的主要产品范围和国家范围，然后再从国际竞争力的实现结果和决定及影响国际竞争力因素两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从结果分析，粮食国际竞争力可直接表现为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越高、获利越多，则表明其国际竞争力越强。从决定及影响因素分析，一切有助于其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以此获取利润的因素，都可作为研究对象。在此，我们把反映竞争结果的指标称为国际竞争力实现指标，它们表现了国际竞争力的实现程度；把反映竞争实力(即竞争力强弱的原因)的因素称为影响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它们能解释为什么具有或不具有国际竞争力；把反映竞争实力以外的对其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称为决定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环境因素，它们能对国际竞争力强弱具有重要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二)分析框架生产和贸易国际比较我们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对粮食的生产和贸易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来具体明确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产品范围。通过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国际比较分析，来具体明确世界各种粮食主要生产国或地区、主要出口国或地区，从而确定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国际比较范围。通过粮食贸易的国际比较分析，来具体明确世界各种粮食的主要进口国或地区，从而确定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市场机会和目标市场范围。国际竞争力实现指标反映国际竞争力结果的实现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固定市场份额模型、显示性比较优势等，其中最主要的指标是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率。由于企业获利情况的统计资料较难获得，而且当主要分析国际竞争力结果时可以假定其所获利润与市场占有率为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主要用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指数来考察中国粮食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结果，并进行国际比较。市场占有率是反映国际竞争力结果的最直接和最简单的实现指标，可以表明其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竞争实力，它反映了国际竞争力的实现程度。在自由、良好(WTO规则)的市场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一样都对外国开放。因此本国国内市场占有率、进口国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均能反映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市场占有率高国际竞争力就强；反之，则弱。市场占有率也可用来分析国际竞争力强弱的动态变化，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则说明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反之，则说明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贸易竞争指数可以表明某国生产的某种产品是净进口，还是净出口，以及净进口或净出口的相对规模，从而反映某国生产的某种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上供应的其它国家的该产品来讲，是处于生产效率的竞争优势还是劣势以及优劣势的程度。这里贸易竞争指数用来反映中国粮食相对于世界其它粮食主要出口国，是处于生产效率的竞争优势还是劣势以及优劣势的程度，从而说明其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变动趋势。决定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影响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反映的是在国际竞争中所拥有的实力，或者是已实现的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和间接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可以决定粮食在国际市场的竞争结果，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某种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或不具有竞争力。影响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很多，我们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其对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进行国际比较。成本和价格。成本是决定产品价格的基础，成本的高低决定了产品是否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和获利能力。正因为产品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价格，尤其当生产和贸易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激烈的竞争将使产品的长期均衡价格趋同于长期成本，从而产品的竞争力状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从产品价格中体现出来。决定粮食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价格及其成本构成，因此种子、化肥、农药价格、劳动力价格、地租价格以及各要素在单位产品中的构成等可以作为分析粮食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本文需要与其它粮食主要出口国进行比较分析，要想全面掌握各种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成本构成和平均成本历史数据，是一件很难、工作量也很大的事情。我们利用美国农业部数据对中国粮食的成本构成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我们还运用生产者价格指数时序数据，并通过与其它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比较分析来衡量中国粮食的成本和价格竞争力变动，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相同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价格越低越具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公认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也是经济分析的一个基础。这里排除了与营销策略和消费需求有关的各种复杂因素。因为现实中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粮食的需求将更多地考虑其质量和安全等，使得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已经不仅仅取决于产品价格的高低，但当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非常接近、企业营销策略差异也不大时，价格仍然是一个影响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比较不同国家的同种粮食在同一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可以说明各国同种粮食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差异。质量和安全。质量是影响竞争力的较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对质量的评价并不仅取决于理化指标和技术等级，还取决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因为消费者不需要的过高质量，将很难实现其价值；另一方面高质量往往也要有高投入及较高的价格。因此按照现代营销观念企业应当针对目标顾客的需求提供适当质量的产品以适应特定的购买者阶层。但通常认为市场售价相同的同种粮食中，较高质量的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并且能够获得较大的附加价值。基于这一认识，经济学家通常用反映产品附加价值水平的指标来间接反映产品的质量水平。我们采用出口产品质量指数，来考察各国各种粮食的质量及附加价值的变化，从而反映各国各种粮食质量的提高状况，并间接反映出口粮食的价值与技术含量方面的竞争力状况。安全卫生是影响食品质量，从而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对各种食品的需求将越来越注重其安全卫生。尤其是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身和整个社会长远利益的日益关心，使其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会越来越重视。因此，谁的产品能以较低的成本和优质安全卫生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谁就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或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品种资源和技术。各国各种粮食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的高低或优劣，从而影响各国各种粮食国际竞争力水平。反映粮食生产力水平的指标主要是单位面积产量，因此我们主要用单位面积产量来评价各种粮食的生产力水平，并通过国际比较来分析判断中国粮食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虽然影响粮食生产力水平的因素很多，但粮食优良品种资源状况则可能是影响粮食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如果优良的专门化粮食品种资源匮乏，将直接影响其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技术是决定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产品成本和价格，并且对产品质量、产品结构和新产品开发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步伐加快，技术进步已成为粮食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技术的经济计量比较困难，我们主要通过对影响粮食生产力水平的各种技术研究和应用状况的国际比较，来观察由于技术上的差距对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决定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环境因素我们以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菱图”为理论依据，将生产要素条件，国内市场需求状况，相关和辅助产业状况，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作为决定和影响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四个基本因素，把政府作用和机遇作为决定和影响粮食国际竞争力的两个辅助因素，把这些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作为决定和影响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环境因素。由于目前还很难探索到一种能将这一复杂系统综合起来，对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和影响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因此，我们还是分别对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对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和影响进行国际比较分析，但研究中将特别注意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四个基本因素生产要素条件。一个国家拥有某一特定产业竞争所需要的高级要素和专用型要素，就能拥有最具深远和持久的竞争优势。高级要素和专用型要素的可获得性和质量决定着取得竞争优势的优良性和竞争优势升级的速度。我们主要分析与粮食生产关系密切的基本要素(耕地、劳动力素质、资本实力等)和高级要素(交通和通信设施、高级人才和研究经费及成果等)，并通过国际比较，来分析判断造成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现状的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国内市场需求状况。国内需求通过对规模经济的影响能带来静态的效率，而更重要的影响则是动态的，国内需求决定企业革新的速度与性质。影响国内需求的叁个因素是：国内需求的构成、国内需求增长规模和模式、国内需求偏好对国际市场的传导机制，且后两方面的重要性是由前一个因素决定的。所以对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国内需求质的方面的重要性要大于其量的方面。因此，我们主要对中国和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食物消费构成、粮食消费构成、消费增长及其饱和度、消费者的成熟度和挑剔性、国内需求的国际化趋势等进行国际比较分析，从而分析判断其对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相关和辅助产业状况。特定产业的相关和辅助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对促进和增强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就是说如果上游供应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将通过效率高、时间短、速度快等使下游产业获得竞争优势，但为使某一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相关和辅助产业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那些对创新和该产业的发展没有重要影响的投入品可以从国外进口。对某一产业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和辅助产业包括该产业的供应产业、可以与该产业相协调和共享某些活动的产业、以及互补产品的产业。粮食的相关和辅助产业较多，但与粮食国际竞争力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肥料、农药、良种繁育、产品加工等。因此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来分析判断其对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企业战略、结构和国内竞争对一国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企业的竞争策略是否与本国环境以及该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有机结合；另一方面表现在国内是否拥有有效的竞争机制，以及这种有效的竞争机制是否与该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密切配合。企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是决定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的粮食；粮食生产经营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还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品牌竞争力。一国国内某产业高效率运行和健全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将有助于获得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主要围绕企业规模化程度、粮食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及其竞争策略等方面进行国际比较分析。两个辅助因素政府作用。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中的真正作用是影响生产要素条件、市场需求条件、相关和辅助产业状况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基本因素。政府可以主动或被动地影响(和被影响)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应当是配置资源的基础，而市场机制在某些方面却会表现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只能是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如果不遵循经济规律，过分干预将会造成比市场机制失灵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不损害市场机制所固有的竞争性，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之上，即应严格局限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这也符合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要求。政府作用运行的好将有助于决定国际竞争优势的因素更好发挥作用，提高国际竞争优势，反之则可能削弱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我们主要从市场机制在粮食市场某些方面的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必要宏观调控的原理出发，分析中国政府在调控市场失灵方面的基本政策措施对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进行国际比较。机遇。虽然偶然事件本身给某些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机遇，但因偶然事件的随机性很大。所以，某国粮食能否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和政府的作用。因此，我们把机遇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特定市场机会，其研究的中心将主要是如何通过四个基本因素和政府作用来把握机遇，获得或提高国际竞争力。二、主要研究结论(一)生产和贸易世界和中国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和产量主要集中在稻谷、小麦和玉米叁个品种上，世界谷物产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欧盟、印度、俄联邦等国，中国是世界上谷物产量最多的国家。世界水稻产量主要集中在亚洲，尤其集中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越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中国是世界上稻谷产量最多的国家。世界小麦产量主要集中在中国、欧盟、美国、印度、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十多个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多的国家。世界玉米产量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巴西、墨西哥和法国。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重要玉米生产大国。世界谷物贸易品种主要是稻谷、小麦、玉米及其制品。世界谷物出口集中在美国、欧盟、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世界谷物进口量较多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墨西哥、韩国、埃及、伊朗、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欧盟国家。水稻是叁大粮食作物中贸易量最小的，但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增长最快的粮食作物；世界稻谷及其产品的出口贸易主要是大米，世界大米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泰国、越南、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欧盟国家等，世界大米的进口国家比较分散。世界小麦及产品贸易主要是小麦和小麦粉以及加工品，小麦是世界叁大粮食作物中贸易量最大的；世界小麦和小麦粉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塔吉克斯坦等。相对于世界小麦进口国，出口国较多，但小麦进口量较多的国家有欧盟国家、日本、中国、巴西、伊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摩洛哥、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世界玉米及产品的出口贸易主要是玉米，玉米也是国际粮食贸易中仅次于小麦的品种。世界玉米出口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其它主要出口国有欧盟、阿根廷和中国等。相对于世界玉米进口国家，出口国家较多，但进口较多的国家主要有欧盟国家、日本、韩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哥伦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巴西等。(二)国际竞争力状况在叁种主要粮食作物中，水稻的国际竞争力较高，玉米和小麦的国际竞争力很低。其具体情况如下：中国水稻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的品种有大米、米粉和大米发酵饮品，贸易竞争指数较高的品种主要是大米、精／糙米、稻谷及米粉，所以相对来说大米和米粉的国际竞争力较强。但与各品种的世界其它主要出口国相比较，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是相对较弱。中国小麦粉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很低，但在呈上升趋势，中国面点、小麦麸、面包和小麦微生物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很低。总的来看，中国小麦的国际竞争力较弱，近两年略微有所上升。各项竞争力指标表现为：中国小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很低，本国国内市场占有率在不断上升后达到目前较高的水平，贸易竞争指数一直为负数且绝对值较大。中国玉米国际市场占有率波动幅度较大，但近年来略有上升趋势；中国玉米的贸易竞争指数在多数年份为负值，近两年来为正值，总体上看竞争力较弱。中国玉米在世界主要进口国的市场份额一直很低。中国玉米油、甜玉米、玉米面、玉米麸、玉米饼等各种玉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都较弱。(叁)直接和间接因素成本和价格在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上，中国稻谷和小麦相对于美国具有优势。原因是中国稻谷和小麦以小农户生产为主，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代替了大部分机械的使用以及中国极低的土地租金，导致中国的稻谷和小麦生产成本较低，而美国稻谷和小麦专业化生产带来的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应已被高劳动力机会成本、高昂的土地使用成本和农业机械费用所抵消。中国单位面积玉米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单位产品玉米生产成本也低于美国，而单产也低于美国。从生产者价格指数分析来看，中国稻谷除了某些年份相对于泰国其价格优势在上升外，相对于其它国家其价格优势均呈下降趋势，并且波动幅度很大；中国小麦相对于其它所有国家均处于价格劣势，而且这种价格劣势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中国玉米除了相对于泰国和德国在多数年份价格优势在上升外，相对于其它国家在多数年份价格优势在下降。中国大米出口价格在多数年份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除了越南和缅甸以外的其它大米主要出口国的价格水平，因此可以认为价格不是制约中国大米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小麦出口价格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世界主要出口国的价格水平波动幅度较大，时而高于时而低于世界平均价格水平。中国玉米出口价格多数年份低于世界平均价格水平，与世界玉米主要出口国美国和阿根廷的价格水平比较接近，但明显低于欧盟等其它主要出口国的价格水平。质量和安全相对于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美国和越南等，中国大米质量指数波动幅度较大，而且有些年份小于1，其质量竞争力较差。中国小麦质量指数多数年份小于1，其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世界小麦主要出口国；中国小麦粉质量指数多数年份大于1，其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世界小麦粉主要出口国：中国面点的质量指数多数年份大于1，但明显低于世界面点主要出口国的质量指数。中国玉米和玉米油的质量指数多数年份大于1，但波动幅度大于世界玉米主要出口国；中国甜玉米质量指数多数年份小于1，其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世界甜玉米主要出口国。中国稻米整体品质不高，特别是缺乏不同用途的高档优质米；与小麦主要出口国相比较，中国小麦质量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供货质量稳定性较差；中国东北玉米与美国等其它国家玉米的内在品质没有多大差异，而相差最大的是商业品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药物和有害物质残留、动植物疫病防治和检疫、农产品质量等级测定等方面都做到了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一致(有些已经超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并有完善的监控体系。而中国的情况是只有出口农产品能达到国际标准或进口国标准，国内市场还是较低的标准，药物、有害物质残留和动植物疫病防治、检疫等监控工作也主要针对进出口产品进行。因此国内市场由于农药、抗生素和兽药的大量使用，甚至滥用，致使动植物食品中药物和有害物质残留问题严重，加之某些检疫性疫病时有流行，动植物疫病防治和检疫工作漏洞较大，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这不仅严重影响国内市场需求及出口市场的稳定和扩大，而且按着SPS协议规定也无法限制世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生产力水平、品种资源和技术中国水稻单产一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一直高于除了美国以外的其它世界重要大米出口国的单产水平，但目前还低于美国、澳大利亚、埃及和日本的单产水平。中国小麦单产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除明显低于欧盟国家外，高于世界其它主要出口国的单产水平。目前中国玉米单产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还明显低于美国、欧盟、加拿大等，与阿根廷的单产水平接近。因此，从单位面积产量对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看，在玉米和稻谷上的表现比在小麦上更为明显，单产水平低也直接影响了成本和价格的竞争优势。中国粮食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并且质量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优良的品种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差距。总体上看中国农业的科技含量较低。一方面，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低；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转化技术落后。长期以来由于粮食短缺和粮食安全等问题的政策导向，粮食育种主要以高产品种为导向，使得粮食优质品种的科技储备相对不足，是影响中国粮食质量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四)环境因素——基本因素生产要素条件中国人均耕地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的水平，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随着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不断增加，耕地资源的短缺将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体来看，中国农业基础设施还是比较脆弱，抗御灾害能力较差。中国成人文盲率指标仅比印度好些，低于所有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中国中学毛入学率增长速度很快，但仍低于除了巴西、泰国和印度之外的所有其它粮食主要出口国；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和每10万居民中大学生数量是所有粮食主要出口国中最低的。劳动力素质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教育经费不足，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也是所有粮食主要出口国中最低的。与其它粮食主要出口国相比较，中国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总体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它不仅不利于粮食的快速运输，也不利于市场信息的快速传递。并且中国从事研究和开发的高级人才和研究经费相对比较缺乏。国内市场需求中国人均消费谷物在所有粮食主要出口国中是最高的。中国人均消费量最高的粮食产品是大米，其次是小麦，中国大米消费水平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小麦消费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是玉米消费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人均大米、小麦和玉米的消费量都已经呈下降趋势。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国内人均消费量或占有量都处于较高水平。世界各种粮食主要出口国的国内消费量均已经呈下降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各主要粮食出口国国内市场饱和度均比较高。各国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饱和时间到来的早晚，相对来说中国各种粮食产品的饱和水平都是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出现的，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较大。发达国家更多是从粮食产品消费中获得热量和蛋白质，而发展中国家不仅获得热量和蛋白质，脂肪的获取量也较高，即发达国家粮食食品消费质量水平相对较高，而发展中国家还比较低。相关和辅助产业相对于玉米和小麦，中国水稻产品的出口产品结构优势较强，但与世界水稻产品主要出口国泰国、欧盟和美国相比较其出口结构优势还是较差：中国玉米产品不具有出口产品结构优势；中国小麦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很低，出口产品结构劣势非常明显。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用生物技术，培育开发出一批优质、高产、多抗、专用、特用等目标形状的粮食新品种。中国除了水稻高产品种育种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中国的两系水稻杂交技术世人瞩目外，小麦和玉米的良种繁育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距离。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国际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但与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农业机械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很低。中国肥料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都很高，但全部肥料和各品种的进出口贸易情况都是进口量大大高于出口量；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美国和欧盟等的肥料贸易都是进口量大于出口量；中国单位面积耕地消费肥料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很多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水平，但各国各种肥料消费比例差异较大。中国农药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在世界粮食主要出口中只低于美国和欧盟国家，但与美国和欧盟国家相比较差距还很大。总体来看，中国粮食加工技术落后，加工水平也较低。在粮食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中，中国在产前和产中的技术力量较强，但产后技术(包括收获、干燥、加工储藏等技术)是薄弱环节。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在世界所有粮食主要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中，中国农户生产规模是最小的。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导致农业生产规模过小、机械化水平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等，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此外，由于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很低，大多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产销一体化组织，只能独自分别进入市场，不仅市场竞争能力弱，也较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加之目前中国粮食市场体系不够健全，农户只能根据现货市场价格决定未来生产经营活动，使得粮食市场和价格形成周期性波动，农户的收益也形成周期性波动局面。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经验也都表明，粮食生产的主要形式是家庭农场，而粮食加工和销售则主要是公司制或合作制的企业。当粮食生产以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加工销售商的经营规模和市场集中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实施合作制将有利于粮食获得并增强竞争优势，但相对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目前中国粮食中的合作社组织形式很少。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出现一种新型的民办技术经济服务组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总体上看，还远远不能满足联系大多数农户的需要，无法帮助大多数农户克服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缺陷。(五)环境因素——政府作用粮食产业特性及其相关政策粮食在与非农产业竞争中存在的弱质性，决定了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国内支持和国际贸易政策等宏观调控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失灵，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通常是改善贸易条件和降低市场价格的周期波动幅度。粮食生产的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使生产经营者从产业组织上选择适应特定资源状况的组织形式，来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为了克服粮食比较利益低于非农产业的弱质性，欧美在乌拉圭回合协议达成前主要采取直接价格支持措施，乌拉圭回合协议达成后开始逐渐转向采用直接收入补贴和“绿箱”政策；为克服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疫病容易发生等，发达国家都对农业的环境改善、疫病防治和根除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手段和支持幅度差异较大。为克服粮食生产的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使之适应大规模的加工和销售的要求。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不仅从产业组织上选择了适应本国特定资源状况的组织形式，而且适应特定产业组织形式发展的需要，政府也都进行了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行业协会还是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和规模都非常有限，覆盖农户的比例也很小，尤其是政府对行业协会和合作经济组织支持力度不够(包括政策、法规和资金等)。粮食生产周期较长，对市场价格的反应具有滞后性，如果任凭市场机制自行调节难以使农产品供给及时追随市场价格的变化，造成农产品短缺和过剩的效应放大，从而会产生蛛网效应。农产品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政府应采取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维持市场体系的良好运行。目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都拥有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体系，既包括农产品及其生产要素的现货市场也包括农产品及其生产要素的期货市场(或远期交易市场)。使生产经营者不仅可以利用其来套期保值，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也可以根据价格变动随时调整供求，从而起到规避或减小价格波动风险的作用。中国因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较短，农业市场体系尤其是粮食市场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不仅粮食现货市场发育不完善，使粮食期货市场功能不能很好发挥，而且种子、化肥等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更为滞后。粮食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许多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科研、技术推广、道路、水利设施等，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投资或相应的支持措施来解决。虽然在发达国家，非政府公共投资农业科研的比例不断上升。但政府和私人对农业科技投资的领域界限分明，私人投资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容易受到保护、市场潜力大、产品市场开放程度高、以产前和产后农业技术为主的应用性研究；而政府则逐渐加强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技术难以物化、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几乎都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尤其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低于其它所有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甚至低于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政府财政投资占农业科研投资比例虽然高于美国和欧盟国家，但与几个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科技投资不足还表现在农业科技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地位大大低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农业科技(尤其是农业科研)的财政投入不足更为严峻。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和应用，从而影响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粮食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需要有政府等组织或机构作为介于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第叁方，来公正地对农产品的安全卫生和质量等级进行认定，实施有效的监督，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消费者传递公正的农产品安全卫生和质量等级信息，从而有助于克服经验性商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中国农产品安全和质量监控工作由多部门管理，各部门分别独立工作，使农产品安全和质量监督检验工作衔接较差。由于国内农产品市场还没有健全而完善的安全质量标准体系和监控体系，更没有介于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具有权威性的第叁方对上市农产品进行全面的权威认证工作，也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多年来美国农业部的农产品分级系统紧跟市场步伐，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变化。目前美国农业部的农产品分级服务不仅对产品进行认证，还对生产过程进行认证，创造或促进了名牌产品的发展。加拿大政府一直把农产品质量认定和评级作为一项重要职能，农产品品质认定由联邦监督员完成。丹麦农产品安全卫生和质量监督工作主要由政府完成。粮食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只有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才可能减少或消除对外部环境的危害。从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情况来看，除了中国、阿根廷、泰国、印度等属于发展中国家外，其他多数为发达国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直接影响了国家政策措施的差异。很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加快制定和实施有关农业环境工程方面的法规和政策，更加重视保护环境和食品安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积极采取措施来迎合世界农产品主要进口国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中国虽然已经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政府农业政策措施的国际比较从生产者支持水平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对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生产者支持水平一直偏低，并且在多数年份政府对粮食生产者的补贴占粮食种植者收入的百分比(即相对PSE)为负值，尤其是水稻和玉米。从财政预算支持农业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农业支持总量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并不算低，甚至可以说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如果从财政预算支农占农牧业总产值比例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财政预算支持农业的水平就相对偏低。从分类生产者支持政策来看，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中国仅使用了六种，远低于其它粮食主要进出口国。中国近些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一直低于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水平。从政府对粮食生产者支持结构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农业补贴支出少，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小。中国属于“绿箱”措施的农业补贴支出很少，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很低，中国“黄箱”措施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3％，而同期美国和欧盟对本国农业的补贴(包括“绿箱”、“黄箱”和“蓝箱”补贴)分别占到农业生产总值的50％和60％。中国农业补贴措施种类少，对农业的影响程度低。在“绿箱”补贴措施中，其他国家所采用的保险补贴、休耕等资源停用补贴、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等在中国还是空白，中国刚刚启用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对农民主要采用价格支持等间接补贴，农民得到的补贴是间接的，从补贴中使农民得到的利益在效果上不明显。健全和完善的市场信息系统是粮食生产经营者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正确生产经营决策的依据，是克服粮食因生产周期长而导致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影响的有效途径。虽然中国农业及粮食市场信息系统有了很大发展，但农业信息化的普及程度仍比较低，农业信息网站建设存在总体规模较小、地域分布不平衡、信息的标准化和时效性较差、信息的开放性和共享程度低等问题。再加上中国的农业生产者及粮食种植者规模小、经营分散、文化程度较低、缺乏粮食种植者自己的协会组织等原因，使政府信息和其它市场信息很难及时迅速地传递到生产经营者，导致农户的信息化程度相当低。多数发达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健全和完善市场信息系统，并重视政府信息源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很好衔接。关税、配额、出口补贴等国际贸易政策通过影响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一体化变化，从而影响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关税和配额对进口国的粮食生产者有利，从而有助于提高进口国的粮食在国内市场竞争力；但关税和配额将使出口国的粮食生产者受损，从而降低出口国的粮食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力。出口补贴的作用方向与关税和配额正好相反。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使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国都承诺了要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进行削减。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承诺到2004年将农产品关税税率降到17％左右，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相比，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已经比较低。进口关税对本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除了关税水平外，还可通过关税升级、关税高峰、复杂关税、关税配额和特殊保障机制等多个方向来表现。中国农产品关税升级、关税高峰策略都有使用，但复杂关税使用很少；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升级、关税高峰和复杂关税使用的比较显着(尤其在需要特殊保障的产品上)。中国在所有农产品进口方面均没有特殊保障条款，而美国、欧盟、日本有复杂关税的品种几乎都有特殊保障条款。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承诺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放弃农产品出口补贴，削弱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出口补贴的农产品数量多，补贴水平相对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补贴农产品数量少，补贴水平相对较低。而且中国很少或没有采用出口信贷、出口保险、出口市场开发等国际贸易措施，也使得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此外，在WTO的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规则下，各成员国对农业政策调整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在完成WTO农业协议中的减让承诺的基础上，积极调整本国(地区)农业发展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等手段来促进本国(地区)农业快速发展来适应WTO这种新的农业贸易制度框架，并不断提高本国(地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大程度地支持本国(地区)农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叁、评价指标构造和对策思考(一)评价指标构造我们把反映竞争结果的指标称为国际竞争力实现指标，它们表现了国际竞争力的实现程度：把反映竞争实力(即竞争力强弱的原因)的因素称为影响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它们能解释为什么具有或不具有国际竞争力；把反映竞争实力以外的对其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称为决定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环境因素，它们能对国际竞争力强弱具有重要的决定和影响作用。根据已经确定的分析框架和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结果，我们构造出如表8-1所示的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变化趋势，而且对于研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二)对策思考粮食属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国粮食生产资源相对匮乏，粮食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因此，在WTO框架下为不断提高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粮食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充分运用WTO的“绿箱”和“黄箱”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和对粮食的支持与保护，确保粮食供需基本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同时，不断提高粮食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应主要采取下列对策措施。首先，加快优势粮食产业基地建设。虽然决定和影响粮食竞争力的因素既包括产业内部的直接和间接因素，也包括产业外部的商业环境因素。但实际上，每一方面的因素都与粮食产业基地建设密切相关。因为，产业基地建设有利于提高粮食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有利于增强粮食的成本和价格竞争优势，有利于提升粮食的质量和安全卫生水平，有助于提升粮食的生产效率，有助于获得粮食经营的规模效益和提高营销绩效，能够促进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环境系统的健全和完善。但这并不是说任何粮食产品在任何地区只要实施产业基地建设就一定能提升其竞争力。中国粮食产业基地建设应在考虑各种粮食产品和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同时，以各种粮食产品和各地区的竞争优势为前提，来选定特定的优势粮食产品和优势区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施扶优扶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培育优势粮食产品和优势区域，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尽快提升中国粮食的竞争力。其次，充分发挥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政府对粮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重点应是：进一步增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这不仅有助于抵御外国产品的大量进入，更有助于提高中国各种粮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体包括：通过必要的政策措施和财政支持克服粮食的弱质性和不良外部性；健全和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减少并降低粮食市场的波动性；加快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卫生和质量等级认证和监控体系。第叁，提高政府财政对农业公共物品的投资强度。虽然限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不可能与世界其它发达国家在粮食国内支持上展开竞争，但仍需要政府提高对粮食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投资强度，为提升粮食竞争力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对水利、基本粮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强度，为提升粮食竞争力提供物质和市场的基础保障。
蔡俊煌[8]2012年在《产业安全视角下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研究》文中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全球市场竞争已进入定价权博弈的时代。全球涉农产业所呈现的不完全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态势无疑是研究当前国际定价权和国内自主定价权问题的逻辑前提。定价权的博弈已成为产业安全的新常态,是一种竞争综合实力和规则制定权的博弈,实质上更是各利益主体间的战略博弈。在开放大格局下,涉农战略性商品国际定价权受控或缺失、国内自主定价权不断弱化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显性现象,正危及我国涉农战略性商品的价格安全和产业利益安全,正成为一种涉农产业安全的新常态。我国不论作为产业链上游的资源或初级原料的供给者或购买者、产业链中游的生产者、还是产业链终端的最大消费者,都不拥有定价权,如我国作为全球水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还是作为全球钾肥、大豆、棉花等涉农战略性商品的最大需求者,但都只能是国际交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表明我国涉农产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被锁定于涉农战略性商品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大部份产业利益被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受到剥夺,陷入了定价权丧失或弱化的产业安全困境。为此,本论文从全球视野、涉农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展开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业安全理论、寡头垄断理论、全球价值链治理与经济租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等相关理论为依据,运用系统的理论分析、总体和个体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典型的案例研究、技术路线法等主要方法,从国际定价权、国内自主定价权和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定价权叁个方面,来剖析我国大宗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缺失或弱化的环境、现状、表现形成、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和深层成因等,并从创新健全理论体系、国家战略、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规则等主要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本文从阐明研究的意义、目标、方法、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方面开始,梳理并评述了产业安全、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与全球价值链等相关文献资料,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第叁章,阐析研究理论基础并界定相关概念。分析产业安全和定价权问题的各自逻辑前提及两者间的关系,侧重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定价权问题的相关基础理论,并指出关于定价权研究存在的误区。第四章,全面分析我国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问题的环境、现状及表现形式。研究发现,不完全竞争和寡头垄断已是全球涉农产业的市场大环境,即全球涉农产业已从一国集中走向全球寡头垄断,从涉农寡头布局高附加值战略环节到联合治理涉农战略性商品全球价值链,这成为涉农定价权问题的逻辑前提；在对外开放大格局下,各种定价权问题已成为我国涉农产业安全的新常态。第五章,分析研究了基于产业安全的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机制。结果认为,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机制的研究除了包括常见的在国际贸易环节的谈判定价机制和以期价为基准的现货交易定价机制外,还应包括一国国内的自主定价机制(如,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体定价方式)和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定价机制。第六章,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钾肥定价权博弈的典型案例研究,全面分析了基于期货定价和基于谈判定价的涉农战略性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际定价权问题的研究结论基本已趋于一致,即影响国际定价的各种因素大都会通过影响国际期货价格来影响现货价格,且美国的CBOT和ICE主导了基于期货定价的涉农战略性商品的国际定价,其价格溢出效应已强势作用于我国国内的期现货价格。全球供方／需方垄断和是影响我国钾肥等基于谈判定价的涉农战略性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七章,着重运用协整分析、方差分解分析和VAR分析等定量方法和比较分析法来实证研究外部因素对我国涉农战略性商品国内自主定价权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对涉农战略性商品的总体(以农产品总体价格为例)实证研究和个体(以猪肉价格为例)实证研究的结论均表明,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增强,而国内因素的影响在减弱,进而揭示出国内自主定价权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正呈现弱化态势。另外,源自不同冲击路径(贸易传导、FDI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正不断削弱我国自主定价权。第八章,采用理论分析、路径图解法(技术路线法)、实证研究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综合考察、揭示全球性涉农寡头主导涉农战略性商品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路径。结果表明,当前,对中国涉农产业价值链的战略性布局和联合治理正是以美为主的涉农寡头进行全球扩张的战略重点,攫取经济租或定价权收益、分享我国经济高增长成果是其战略目标。第九章,侧重从战略层面来揭示我国的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缺失或弱化的深层成因。研究认为,深层外因主要体现在：旨在攫取“经济租”的涉农垄断寡头的战略行为、扭曲国际定价的美国涉农战略性制度安排、国际多元利益主体的“合作博弈”、农产品日益金融化和WTO农业协议的不平等等五个方面；深层内因主要体现在：战略性障碍、理论性障碍、涉农产业层面的制约、市场主体层面的制约、多层面的协同性障碍等五个方面。第十章,提出破解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缺失/弱化困境的对策,旨在提升产业安全度。基于上述定价权缺失的影响因素和内外深层成因的分析,对策建议着重包括打造一批有定价优势的世界级涉农市场主体,创新健全产业安全理论体系、涉农国际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与正和博弈规划、战略储备体系和供需平衡机制、进出口调控和行业协同机制、期现货市场体系和国际合作、反垄断法等八大方面。第十一章,结论与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对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研究需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主要创新点：尝试从全球视野、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涉农产业大系统和纵向关联的逻辑来全面研究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问题；首次明确将自主定价权纳入并拓宽了产业安全的内涵；分析并提出定价权缺失或弱化成为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新常态,涉农战略性商品定价权的博弈实质上是一种战略性博弈。尝试将囿于国际定价权的研究拓展到国内自主定价权、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定价权叁个方面来全面剖析我国涉农战略性商品所面临的定价权问题；尝试以全球价值链治理和经济租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新的理论视角来分析涉农战略性商品的定价权问题;同时,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也为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的提供了新视角。
马述忠[9]2003年在《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是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世纪，尤其是最后20年。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作为叁大重中之重技术。方兴未艾而指向扑朔迷离的生物技术，正呼唤着芸芸众生的目光，期待着科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关注。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着手进行研究的，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引言，包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其简要评述、研究的方法和分析的逻辑框架、本文的创新和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等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对生物经济背景下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府管理及战略、政策和规则问题进行研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可以更为有效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利益；可以更为有效地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更为有效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全球经济福利的增加；可以更为有效地参与世贸组织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谈判。目前，国内外就WTO框架下的国际贸易论国际贸易的研究比较多，而从生物技术角度切入，系统地研究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府管理的比较少，基本上可以说是空白。笔者认为，与本文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生物技术及其引发的生物经济的研究上；对全球化与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的研究上；对生物技术投资政策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上；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及其管理的研究上；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其游戏规则的研究上。 第二章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包括政府及其职能、国际贸易与政府管理思想的理论综述、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决策与转基因农产品的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有关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的政府管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信息、不确定性决策下的政府管理问题。为此，笔者根据转基因农产品的特点，在阐述不对称信息、不确定性决策内涵的基础上，从分析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缺口、政策调整压力入手，论述了“平衡法则”动力假设的主要内容，较为全面地表述了农业生物技术管理中的信息需求问题。可以看出，为了更好地规避生物技术创新诱发的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在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适当的管理机制和政策调整框架，不失为解决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第叁章国际社会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与贸易制度创新，包括国际社会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管理、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内容。笔者把全球范围内与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相关的管理机构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单目标为基准，如科学和健康，包括国际兽疫防治局、《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药物营养委员会；另一类以多目标为基准，如增进国际贸易、促进环境保护以及调节各种社会和政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一一战略选择、政策设计与规则构建治目标，等等，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种地区动议权和《生物安全议定书》，指出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创新和修订是需要拥有最高智慧的人来操作的。笔者认为，设计、完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制度框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形成明确的管理目标;寻求机构的不同优势;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判例法规则;建立以产业为基础的管理模型;解决争端的双边谈判。然后，笔者概述了各国(地区)生物技术创新的状况与管理策略以及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化系统模型，阐述了生物安全立法的范围，分析了各国(包括我国在内)对农业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立法管理的背景和现实状况。 第四章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转基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测评和国际贸易估算、生产者(公司和农户)行为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影响、消费者行为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影响、影响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因素综述等方面的内容。为了有效地规避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和资源的浪费，笔者在选择、设计和构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和规则前，考察了各种客观存在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分析影响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各种客观因素，绝不能忽视对转基因农产品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的考察，它们既是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府管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同时，又构成了其他影响因素分析的出发点和必要前提;生产者行为既是认识农业经济问题的必要方面，更是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其在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始终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对生产者行为进行分析，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提供解决问题的彻底的方式，但是，却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行为集中地表现为购买行为及其制约机制，深入探讨消费者行为，对于揭示消费
李勤昌[10]2009年在《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在当今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农产品贸易的保护程度依然很高,平均约为工业品的四倍多。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地区对农业实施高保护政策,严重扭曲了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不仅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对发展中国家农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威胁到它们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历时九年至今仍未完成谈判目标,不仅给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蒙上了阴影,还对当前萧条的世界经济恢复信心产生负面影响。探索世界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本质、影响因素和机理,预测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的未来走向,对于我们正确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农业多边谈判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问题。在贸易制度的研究中,传统贸易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释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贸易政策产生的政治过程及原因,但是两者都存在局限性,无法全面揭示当前顽固存在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因此,如何改进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并融合传统贸易理论,更加全面地揭示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根源、形成机制和决定因素,形成一个完整、具有说服力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制度,预测其未来走向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结合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手段,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进行研究。具体地,在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上使用的是规范的分析方法和归纳逻辑手段,在对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WTO农产品贸易制度形成过程和典型民主政治制度下农产品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的归纳,提炼和构建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分析框架,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打下理论基础；在对美国、欧盟、WTO农产品贸易制度的分析中采用实证分析中的历史分析、案例分析、对比分析、数据分析等方法和演绎、归纳逻辑手段,验证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最后,再利用该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演绎推理,分析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未来的可能演化趋势。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主要以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工具,辅以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首先对现存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政府”基本分析框架加以改进,加入国际贸易制度这一因素,形成“利益集团—政府—国际贸易制度”叁维分析框架,重点从利益集团、政府和国际贸易制度叁个因素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政治行为入手,分析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机理、主要决定因素,结合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历史考察,揭示该保护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以及WTO农产品贸易制度未来演变趋势作出基本判断,并提出我国的相应对策。本文整体上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构建(第1、2章)。其中,第1章除了说明论文的写作背景和意义外,主要内容是对与论题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为本文的理论构建及后文分析汲取营养,同时提出现有文献的有待深入研究问题,为本文提出研究任务。第2章为理论构建部分。该部分首先归纳了古典、新古典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思想和保护贸易的理论思想,目的是把它们作为分析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及其政策实践的理论工具。本部分还重点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文献进行了归纳,指出了现有的“利益集团—政府”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论缺陷,并且在该框架基础上,引入“国际贸易制度”因素,构建了“利益集团—政府—国际贸易制度”叁维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本章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做出如下理论判断：1.任何经济开放国家总体对外贸易政策都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混合体,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贸易和绝对的保护贸易,农产品贸易政策也是如此。它们是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国际贸易政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一国农产品贸易制度的自由性倾向或保护性倾向,根本上取决于该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大、竞争力强的,就会主张或赞成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弱、竞争力差的,就会追求保护贸易。3.一般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大于工业品,因为农业利益集团组织良好,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工业利益集团,它们为了维持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既得利益,会极力阻挠农产贸易自由化。4.为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经济结构等宏观因素考虑,政府往往倾向于农业保护。5.农产品贸易大国及人口大国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更加敏感,因而将是多边农业谈判的主要参与者,它们的政策取向决定了多边谈判的方向。本文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第3、4、5章)。文中选取美国和欧盟为研究对象,在上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对它们的农业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历史、政策决策机构、国内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政策偏好等因素进行分析,探索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揭示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顽固性和持久性的政治根源,并对它们的未来政策走向做出预测。然后,根据同样的思路,对WTO农产品贸易制度的同类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本部分的基本结论是：第一,WTO贸易制度对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制约能力脆弱；第二,WTO农产品贸易制度将继续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第叁,未来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仍将具有相当的贸易保护特征,为成员国实施一定的农产品贸易支持和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本文第叁部分(第6章)分析了中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特征和WTO贸易制度框架下的政策运用空间,提出了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和参与多边农业谈判的战略建议。本文最后提出了如下基本研究结论：第一,任何贸易政策都是政治主导下的经济决策,农产品贸易政策尤其是这样；第二,WTO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是经济领域内的贸易规则和纪律,该制度建立与变迁的驱动力源于成员国间的国家总体利益博弈；第叁,发达国家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决定因素主要有叁：一是比优势和市场波动,该因素决定着农民的相对收入,从而影响它们寻求政府保护愿望的强烈程度；二是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它决定着政府提供保护的经济能力、保护的政治成本(来自反对派的阻力大小)和政治组织能力；叁是政治体制及其组织架构,它决定着农业利益集团政治行为对政府的影响效果；第四,随着WTO制度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来自成员国内部的改革动力在逐步衰减,有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了它们的根本利益和法律制度。因此,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展将呈加速递减趋势,最终,一定程度的农业及贸易保护制度将成为常态；第五,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的大幅削减或消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对于人口大国和粮食净进口国而言,可能成为一种灾难。因此,这些国家应当从本国国情出发,认真思考自己的谈判立场,不轻易承诺削减,更要维护和加强特殊保障机制；第六,未来的WTO农业谈判仍将是主要国家利益集团间反复斗争的过程,但最终结果应当是在当前的主席方案水平上达成某种妥协,这意味着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自由化努力会取得一定的成果。对于中国而言,与世界发达农业大国相比,农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弱势特征。因此必须重视发展农业和坚持粮食自主原则,以保证农业人口就业、福利水平提高和国家政治经济安全。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本文在研究的理论工具上,采用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使分析能够更全面涵盖并接近贸易政策的实际形成过程,从而使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分析工具上,改进了现有的分析模型,加入了国际贸易制度新的要素,构建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叁维分析模型,增强了贸易政策走向预测的准确性；第二、提出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有限性和保护的长期性的结论；第叁、指出了WTO贸易制度的脆弱性,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做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承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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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李勤昌. 东北财经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