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瑞教授与汉语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史研究论文,教授论文,罗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终结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迷思，开展汉语方言学研究的思路。 走过亮丽一生的研究生涯，罗杰瑞教授已于2012年夏天逝世。如用西方的说法，这趟行程是蒙主恩召（他是虔诚的东正教的信徒）；如用他熟悉的闽南话的说法，他是去看佛祖（他年轻时候曾到台湾调查闽方言）。蒙主恩召也好，去看佛祖也罢，在中国社会追悼仪式不能没有挽联，也似乎应该有个盖棺论定。上列两行文字形式上是一副对联，但请不要把它视为挽联，也不要把它视为盖棺论定，最好采学术史的观点视为他留下的足迹，英文叫做footprint。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罗杰瑞教授（Prof Jerry L.Norman 1936-2012）是西方汉学界继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之后学养最为深厚，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家。如同他当代的学者一样，研究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研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但是，突出的是，当一般人沉浸、陶醉在高本汉途径的时候，罗杰瑞刨根究柢检视其基本假设，呼吁冷静、深思，另辟蹊径。 汉语方言学发轫很早，但中断多时。罗杰瑞1969年完成博士论文《建阳方言》时，中国正处于狂飙岁月。1979年汉语方言研究重燃生机，蓬勃开展，此时北美只有少数此门专家。如同他当代的学者一样，方言研究的初步工作是进行“纵的比较”（vertical comparison），掌握古今对应规律。但是，突出的是，当学界沉浸、陶醉在纵的比较的时候，罗杰瑞走出传统窠臼，尝试“横的比较”（horizontal comparison）①。 罗杰瑞教授的经典著作是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的《Chinese》（汉语）。作为西方世界的中国语文通论课本，此书内涵高屋建瓴、博观约取，文笔则从容优雅、细腻周延。书中许多段落代表他长年研究汉语的结晶，包括深刻的洞察和个人的学说。他在学界异军突起的标帜是闽方言的比较研究，其中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闽方言声调的发展（Norman，Jerry L.1973：222-238）（古闽语声母的重建）和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Norman，Jerry L.1979：268-274）。 西风东渐以来，汉语史研究两度受到比较法的洗礼，首度来自北欧，其次来自北美：高本汉运用此法处理满布灰尘、颇具神秘色彩的文献材料；罗杰瑞运用此法剖析孤悬海滨、颇具古朴色彩的汉语方言。两度比较法的演练在中国都受到高度瞩目。但比较法不是机械的方程式，而是启发思维的逻辑工具，他们如何在中国材料上运用这项工具无疑是汉语史研究的核心课题。如梅耶所说，比较研究是语言史重建的唯一有效工具（岑麒祥1992：11）。底下，我们以罗杰瑞为人物中心，比较法为讨论主轴，谈汉语史 一 语言与语言学 我所知道的语言学家通常也是语言高手，西方如此，东方亦复如此。学界称誉的名单中，在西方有雅司卜森（Jakobson），在中国有家喻户晓的林语堂、赵元任②。 我很早就知道罗杰瑞掌握多种语言，但不知确实数字。他所就读的柏克莱加州大学远东语言系（Oriental Languages，后改称East Asian Languages）要求博士生在中英之外读通日、法、德；求学期间他还随Bosson教授学过蒙古语、满州话；欧洲的古典语言如希腊、拉丁和梵语据说他也浸淫很久，颇为精熟。他的中文流畅程度近乎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俄语是他的母语，西班牙语则因童年时期住在加州农村从墨西哥工人的小孩身上习得③。即使一个没有机会亲炙的读者也不难从罗杰瑞作品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一股自然流露的、信手拈来的语文涵养，这一点他颇有乃师赵元任的风范。语言学入门教科书说，语言学家未必是会说多种语言的能手（A linguist is not necessarily a polyglot），此话固然不错。但是，语言学是一种理论，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语言永远比语言学还要丰富；不管是同族系内的方言还是不同族系的语言都可以丰富或强化语言学的了解④。 古汉语小牛叫“犊”。文字学家可能会说这是形声字，声韵学家会说古音作徒谷切。《说文》有之，《广韵》有之，《史记》亦有之（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身自着犊鼻裤”），今日犹见书面（舐犊情深，初生之犊……）。传统语文学者引经据典，自然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固有。证据确凿，孰曰不是？罗杰瑞认为，汉字“犊”的词源可能来自塞外民族，例如蒙古语
，满洲话
的第一个音节可能就是徒谷切乙所本。（Norman1988：18）很可能汉语里还有许多与牲畜、畜牧有关的词语源自阿尔泰语系。这种说法远远超出传统中国语文学者的视线范围，只有兼通满蒙的学者才可能做得到这种词源学（etymology）的探寻工作。 传统的汉语史学者不大习惯上述讨论方式，他们一般的态度是：古籍有之表示中国固有，意味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即为中土所有。罗杰瑞的上述例子意在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即与周边民族时相往来，语言上也互相交流。汉语吸纳周边民族的语言历史上无时或已。这种学说是普林斯顿学派的标帜。桥本万太郎所举例子包括闽南，读来更加亲近，他说：“也许有人会说，《说文解字》、《方言》等古籍里有‘骹’字（
，脚），有‘治’字（
，杀），不就统统是汉语词吗？我们觉得这不是很好的答案。我们要反问：难道一个字一记载进汉文古籍，就统统都算是汉语词吗？”（桥本万太郎1985：198） 普林斯顿学派的反思主要是从语言地理类型的差异出发；当一般人们把那种差异归在“区域特征”（areal feature）的时候，他们不满足于其描写、分类的标签，而试图以人为本找出背后的理由。这个学说后文还要再谈，其背景是对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深厚涵养。除此之外，罗杰瑞关于《中国话的文法》是从赵元任的课堂直接学来；音位音系学（phonemic phonology）也得到乃师真传，知之甚详而不愿多谈。音系学是一种理论，如赵元任所说，理论分析不是简单的对或不对，而是好与坏，看分析目的而定。这个说法后来常为西方学者引述⑤。底下，我们集中看语音学和比较法，这是汉语史学者的利器。 罗杰瑞对语音学的用心在所著《汉语》第六章随处可见，这里仅举一例。一般语音学教科书描写舌叶音（palato-alveolar，如英语church所见）只涉及舌头与齿龈一上颚的成阻状态。罗杰瑞（Norman 1988，140）说，英语的舌叶音即使出现在非圆唇元音的前面习惯上发音的时候都略带圆唇（slightly rounded）。这样的描写在入门的、分类的语音学课本一般都略而不谈，因为这个唇状不是主要发音而是次要发音或伴随特征（accompanying feature）。这样的特征在分类上微不足道，但可能在音韵行为（语音变化）上起重大作用。这种细节描写的意义可分两方面来说。 （1）整合音系学（integrative phonology）。把语音学分为“分类的语音学”（taxonomic phonetics）和“科学的语音学”（scientific phonetics）两类。所谓分类的语音学就是以分类为目的的种种设计，包括国际音标的名称（以主要发音primary articulation着眼进行分类）和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如前部anterior，舌冠coronal）。所谓科学的语音学就是实验语音学，悉以实验图谱、数字为根据，其认知基础是语音充满无限变量（infinite variable），不是分类语音学所说的那么简略概括。 （2）一口原则（one mouth principle）。试图用同一个尺度对语音进行分析⑥，跨越元音辅音的传统藩篱，以便掌握其间的共同性：用来描写元音的特征也可施用于辅音。 从这两方面看，舌叶音的圆唇性状描写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的作用在汉语史语言连续性的探讨上举足轻重，后文举例说明。 比较法初无其名，它是西欧学者从长期工作经验中体悟、锤炼、打造出来的工作原则。1862年，随着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 1823-1869）“谱系树”模型（Stammbaum/family tree diagram）的提出，比较法正式在学术史上取得了科学的地位。所谓比较法就是树形图所显示的工作方法：谈重建，合枝叶追寻根干；谈发展，从根干开枝散叶。道理简单，但在中国，这个科学后来成为神学、玄学。近年来，学界有两个故事，闻之令人错愕。（1）高本汉说（Karlgren 1954：211）他一生所做主要是“重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李方桂说那不是什么“重建”，真正重建的地方少之又少⑦。（2）北京大学中文系陈保亚说：“有一次汪锋告诉我，说国外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懂历史语言学。”⑧树形具体而方法抽象，重建科学而途径神秘，比较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般的科学只要循序渐进，多做几次实验和习题演练，最后一定可以克服困难，掌握肌理。为什么中国人学了一百年之后，比较法还“逍遥法外”、飘忽不定、难以捉摸？这得从比较法如何引进中国谈起。从一开始，比较法就不是以独立学科姿态走进中国大学的殿堂，它是以附庸身份作为辅助工具为汉语史服务的。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不厌其详地引介当时西方最为进步的语音学，但是并未辟有专章讲述历史比较法的里程碑，然后就在中国的文献材料上施展他自己熟习的工具，把研究成果献给大家。敏锐的东方学者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意会到方法学要领，但很少能够具体言传。零星地谈方法散布在林语堂、王力、董同龢等人的作品，高本汉对比较法有评论，但从来没有负责介绍⑨。比较法的理论假设及发展过程没有以独立学科方式拿到桌面上讨论，多少年后，它仍然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气质出现在汉语音韵学教程里。中国人不懂历史语言学，此话说得不好。北大英文系主任林语堂深入虎穴（莱比锡大学是当时历史语言学重镇），怎能说中国人不懂？识者无几可能比较公允。 什么是比较法？高本汉的重建算不算是重建？从操作技术上讲，比较重建的方法是在亲属语言的同源词之间依下列程序进行的：（1）两两对比、两两对比……直到材料穷尽。（2）一种对应关系代表一种古音来源（原始音位）。（3）后代的不同（对应关系的不同）假设古代有别。这个基本程序，人人信守，高本汉自不例外。 西欧学者进行印欧语比较研究的成绩主要是在古典语言（希腊、拉丁、梵文）的文献材料上取得的，因此有人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离开文献材料，比较法可能捉襟见肘⑩。洪尼斯华尔德（Hoenigswald 1991）说：不管是比较法还是内部重建法都不仰赖文献材料（11）。这个当头棒喝的“警世通言”意在祛除人们的偏见；有文献材料固然可喜，没有文献材料工作照常进行，在方言材料上进行。梅耶甚至认为：“历代文献所提供的事实，比起那些从来没有把它记下来的重大事实，差不多总是不大重要，无关轻重的。”（12）我们铺陈这些西方代表人物的谈话主要是为了给后文讨论提供一个背景认识。结论说在前头：汉语史的两次重大重建工程，高本汉仰赖文献材料，罗杰瑞悉照方言；高本汉用文献材料指导比较法如何执行，罗杰瑞用比较法揭示文献材料的局限。两位工程师的共同特点：英年完成壮举。 作为科学方法，比较法实应分初阶和进阶两个层次来介绍。初阶就是上文所说的基本程序，其态度是“机械地，盲目地”（mechanically，blindly）认真执行，只有这样才可望识得个中三昧，也就是把比较法视为“算法”（algorithm）。有了这个初步认识，在进阶的阶段我们应把比较法视为“启发性”（heuristic）的逻辑思维工具（13），所有初阶引介的基本信条都是帮助思维的指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包括科学界共同依循的“欧坎的剃刀”（Occam’s razor，从简原则）在内（14）。最后一个重要观念是比较法的两重性（dualism）：比较法的执行和成果的解释（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on the other）（15）。 西学东来初期，不少知识分子不免犯“方法热、目的盲”的冲动，把方法奉为万灵丹（panacea）：我们既然相信并运用这个方法，其结果只好照单全收，虽然我们也知道不尽合理（16）。一般的历史语言学教科书对比较法只做初阶的介绍，因为比较法在其中只有一章的篇幅，从中取经可以得到一些基本概念，以为它就是全豹不免天真。 施莱赫尔用谱系树来说明比较法。如用梅耶的说法，比较法的目的是用来建立语言的连续性。树形代表生生不息，连续意同绵延不断。比较法功在重建，这重建的内涵不只是历史各阶段的“状态”，还包括各阶段间的“连续”。从这个方面看，汉语史研究还有不知多少未知数。高本汉曾经尝试建立“耳”字的连续发展（前后共八个阶段），只此一回，再无续集（16）。从西方的研究过程看，语言连续性的探讨才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好有一比，语言重建像起高楼，楼层确立，中无楼梯：下楼得挂降落伞，上楼必搭直升机。我说这个笑话，背景是梅耶所说“历代的文献虽然能提供语言在前后各个时代的状况，可是我们在文献上却找不到语言的连续性。”（17）就学科关系而言，历史语言学家的连续性成果可以成为整合音系学进一步研究的对象。这是三十年来，国际语音学会会长欧哈勒（John Ohala）的工作重点。汉语史研究在这方面不能缺席。 二 汉语语音史 罗杰瑞在赵元任的教导下研读高本汉，其心得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说是两代人的智慧结晶，至于批判精神更可以视为师生一脉相传。1941年，赵元任在音位音系学达到高峰的时候，对高本汉的切韵音系提出理论上的建议；1988年，罗杰瑞在切韵音系基础的刷新观点上对高本汉提出基本假设的检讨。历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说：“一个人的传记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19）我认为，要了解汉语语音史，首先应读高本汉；要了解高本汉，首先应读罗杰瑞。赵元任与高本汉年轻时候即有交情（赵元任提议把法文原著翻成中文《中国音韵学研究》时，高本汉还谦冲表示此书不值得翻译），他的理论上的建议可以说是学问上的友情赞助，但高本汉并不领情，反而怒目相向，语多激愤。罗杰瑞代表诚实的敌人，是后高本汉时代西方的学界明星。底下，我们据《汉语》英文原著的第二章谈几个相关问题，引文附原著页码以便读者检索。 （一）高本汉是伟大的瑞典汉学家 罗杰瑞用“me great Swedish sinologue”（p.21）指称高本汉，因为高本汉的研究旷古未有，篇幅则呈皇巨著，影响则深远广被，代表的是一种拓荒、领航、破土、奠基。罗杰瑞说：“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中古汉语的重建及其修订可以也应该视为单一方法论传统的产品，源自高本汉及其前辈学者。”（20）因为这样，汉语语音史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等于高本汉学。 高本汉的奠基工程是二十世纪同行学者的目光焦点和灵感的泉源。1990年代，英国著名的汉学家A.C.Graham受邀到清华大学来讲学（谈古汉语代词），他用高本汉的古音学说谈语音关系。我问他对高本汉的看法，他说：“高本汉是我的圣经Bible。” 高本汉独领风骚、享誉不坠可从几方面看。首先是高本汉的才具并世莫有，无人与之匹敌。一个人同时具备先进的语音学知识和历史语言学的背景，又能通读《诗经》、《尚书》（他为这两部经典做过批注），这样的才具在西方傲视群伦，在东方鹤立鸡群。早年棋逢敌手的过程中，他遇到法国的马伯乐（Maspero，又作马斯贝罗）和中国的林语堂。对前者，他曾正面迎战；对后者，他不曾回应。 不回应，不回应，一回应就是重炮轰击。1941年赵元任用音位音系学的理论，加上汉语方言的实例建议高本汉取消两种合口介音（w：u）的区别，只用其中之一代表就可以了。高本汉显然被惹毛了，他说这是小儿科“骑竹马”（ride this hobbyhorse）的“智力竞赛”（intellectual sport）（21）。音系是否要采音位原则分析，见仁见智。乔姆斯基与哈礼取消了phoneme这一层次（22），但欧哈勒认为这一略带抽象的音系单位（重建形式）正是整合音系学的对象（23）。其实，赵元任的上述建议对高本汉的系统无损，没有必要如此动气。这一次重炮轰击在学界引起寒蝉效应，余波荡漾终于导致长期盘踞不去的“斯德哥尔摩症峰群”。其结果：中古汉语的形貌很像日耳曼语的书写系统，日耳曼语史上著名的“伊音变”（i-umlaut）（24）也先验地大量置入其中。高本汉这样“择善固执”，久而久之，在学界难免引起误解，以为从中古到现代未经音系过程（phonological process）即可一步到位，而且方向只是一个。 赵元任从不犯错（Chao never goes wrong），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的认知。多年来，我对上述重炮轰击深感迷惑，质问无从。最近，我从马悦然的文字里才终于明白其中的缘故。马同学给高老师的素描说：“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多重性格的人物……他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会毫不留情地赶跑干扰他学术研究的人。他是——更确切地说似乎是———位冷酷无情的君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点儿都不管别人；但同时他极富同情心，愿意帮助一切遇到困难的人。”（25）马悦然（Malmqvist）曾任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年轻时在高本汉门下读书，他对老师如此坦率描写，无异公开学界秘辛。我在美国念书时期，有一次，张琨老师突然冒出一句话说：“赵先生，李先生太怕外国人。”看了马同学的生动素描，我终于明白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威力。 表面上看，这些插曲似乎无关宏旨，但在学术史上关系重大。西方的历史语言学发展像一场接力赛（26），相形之下，汉语语音史研究更像原地踏步（march in place）。如果要了解为什么，得从上举故事细细寻绎。简单说，像赵元任这样的天才，高本汉都不假辞色，其他人岂不闻风丧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让学界像中邪一样只能在狭窄的空间里“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玩音标符号游戏，使这门学问越走越窄，终于掉进罗杰瑞所说的“死胡同”（dead end）。 斯德哥尔摩是高本汉祖国瑞典的首都。学界亦步亦趋模仿、抄袭高本汉，允宜称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说过做过的会说会做且一再重复，没说没做的不说不做且不越雷池一步。寒蝉效应如此，多少与重炮轰击事件有关；赵元任后来少谈语音多谈文法更难谓全无干系。 （二）高本汉的途径 诚实的敌人终于怒吼。罗杰瑞用“Karlgren’s approach”指称高本汉中古汉语重建工程的基本假设。他说：“高本汉研究这门学问的途径己跑完了全程；再继续那么追探下去，只不过是在旧材料上耍耍花样，不可能对历史过程提出什么新的看法。如果中国的历史语言学要从故弄玄虚的泥淖里挽回，最要紧的工作是彻底检讨方法学的基本假设。”（27） 他的书在英国出版，好有一比：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透过英国广播公司（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对外放送，它的声音可以穿越千山万水，无远弗届。正常的耳朵多少会好奇想知道其中的内涵。 高本汉的途径指的是高本汉研究中古音的三把钥匙：韵图，域外方言，现代汉语方言。这个排列次序代表高本汉倚重的深浅：韵图最重要，域外比域内方言还有价值。（Karlgren 1954，215-216）罗杰瑞的解读和评论发人深省，底下撮要引述（页41）。 高本汉的中古汉语重建在本质上是对韵图音类的重建；切韵是一个基本数据，韵图是这个基本数据的解释，所据是时代稍晚，地域有别的方言；没有人强迫我们非接受这个解释不可。 汉语方言自古传下，不绝如缕。域外方音传播在异域难免受当地语音系统的调整与变造。现代汉语方言的价值远远大于“古代方言”的域外方音。 韵书和韵图在高本汉的假设里视如一体（他说差别甚微），罗杰瑞认为不然。我们用图形来表示两种看法的差异：
在高本汉的途径里，方言（含域外对音）只是韵图的附庸，合则取不合则弃；罗杰瑞认为那是一偏之见。 域外方言的价值凌驾在汉语方言之上，这是高本汉的核心信念。早年，马伯乐曾建议高本汉把遇合一写作-u（如北京：布bu，都du，姑gu），高本汉说不行，因为越南汉字音读-o。因此，他仍然用他的“折衷主义”采取-uo的写法。从音变的角度看，唇牙喉之后的韵母相同，表示不变（至于“模”mu～mo的变化起于唇音的鼻音原则：使元音降低（28））。马伯乐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罗杰瑞的美国之音在中国并非没有知音。1983年，也就是在《切韵音系》出版后的三十年，李荣从长期蛰伏中浮出台面，发表谈话，一鸣惊人。他说：“对传统的一些音韵名目，我们得明白它是在什么音韵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要恰如其分地了解，恰如其分地使用。否则你多读一本书，你的脖子就多套上一根绳子，绳子多了，就寸步难行。”（李荣1983：1-15）如果，罗杰瑞途径还略带抽象，李荣的洞察应该洞若观火，足以振聋发聩；韵、等（含开合）、摄代表三个层次，不要混为一谈。高本汉把韵书韵图视为一体，其结果是把三个层次压缩成为近乎一个层次。 历史语言学家金恩说：“就语言学而言，一个重建完成的词远不如重建它的方法有价值。”（29）这个“方法”包括假设和程序（the assumptions and procedures that advance us toward that reconstruction）。从这个角度看，罗杰瑞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上是负责的、尽职的。 1921年，林语堂从德国回到中国任北大英文系主任，开始著文介绍高本汉的学说，并费力撰写上古时期方言问题的学术论文，填补了高本汉学的一大片空白。1935年，林语堂转赴纽约从事文学创作，他在汉语史上的业绩反被文学作品所掩盖，精辟的见解也少有人提及。试举二例（30）： A.周秦九百年之久，中国几千里之遥，岂能有齐齐整整永不改易的呼音？（《语言学论丛》，页152） B.高本汉有不可讳言的成就，可惜他也犯了这种疏忽的错误，把切韵广韵的反切视为长安的方音，而不明白：切韵是汇通古今南北方音，预备做一本南北人皆可用的字书，所以分韵唯恐不详，所列并非任何一地之音。（重刊语言学论丛序） 其中B可取周祖谟（1966）所写《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合而并观，罗杰瑞谈《切韵》也是这个观点，且不细说。 A是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表的看法，对清儒而言这是严厉的责难，对高本汉而言这是“同质假设”的挑战。一石二鸟，值得细细品味。底下分同质假设与内部重建两点讨论。 （1）同质假设。清儒的“大一统”思想，用历史语言学的话来说，就是同质假设。他们原来以《诗经》押韵为研究对象进行韵部分合，以其字少，后来又把《说文》谐声字纳入，扩大涵盖范围。……最后终于把周秦九百年，东西数千里的语言现象视为一体，同质的语音系统。历史语言学的同质假设是指史前（prehistory）的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s），不是文献反映的历史（history）时期。 （2）内部重建。没有比较材料可用，单纯从一个语言系统内部的交替形式（alternation）去尝试重建更早一个阶段的方法，这是现代语言学开山祖师索绪尔的发明。这样重建出来的结果叫“前语言”（pre-language）。例如，从切韵系统内部出发，看音系格局的空格或交替形式推测的较早状态叫“前切韵”（pre-Qieyun）。 汉语史研究并非按上述历史语言学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有史时期的上古阶段被目为史前的共同语阶段，前切韵被上古阶段掉包。这一切作为都表明，比较法、内部重建法只是一个幌子，串连文献才是目的。换言之，二十世纪的汉语史研究是用新的名称来为旧的观念服务。李荣很早就把上古音研究看作“鬼画符”的特殊行业，我用“雕刻艺术”比喻其工作内涵。 王力晚年把毕生研究成果集结为《汉语语音史》。这部皇皇巨册，分为上下两卷，卷上罗列历代音系，卷下叙述语音的发展规律（王力2008/1985）。底下谈其中一个观点，一个重要发现。 （1）《切韵》在中古音没有位置。王力的历代音系有一个“隋—中唐”（531-836）的阶段，这个阶段—般学界摆的是陆法言《切韵》，王力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取而代之。因为，《切韵》不是一时一地之音。他对《切韵》的解读与时人没有什么不同，都依周祖谟（1966），然而取径颠覆传统，别开生面。 （2）资思是晚唐五代的新兴韵部（31）。所谓资恩韵就是舌尖元音（apical vowel）。王力的这一发现在语言的连续性上特具意义。前人谈汉语史的舌尖元音化多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谈起，王力给同类的发展找到文献上最早的源头：资思＞资师＞支思＞知思。其中，宋代的“资师韵”是我给的名称（32），文献上的反映在南方是“支鱼通押”，在北方是八思巴的赀韵；为求名称一致，我把清初《李氏音鉴》的第七韵改称“知思韵”。 汉语语音史可分上下两段来说：中古以下和中古以上。中古以下可以进行比较科学的、理性的探讨；中古以上可以随假设的不同进行各种推测。它们的抽象层级是不同班的；罗杰瑞说，假如中古音是一级抽象，上古的抽象层级更高。 上文，我们曾用接力赛比喻西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汉语史上，这样的接力赛得从高本汉的未竟之业说起。罗杰瑞致力最深的闽语就是其一，这是下文的重点；王力在《汉语语音史》所谈语音的发展规律是其二。如何寻求语音的发展规律，王力做了简单概括，主要是古今对应。底下是语言连续性探讨上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1）现在是了解过去的钥匙；共同性是了解过去与现在的钥匙。这是国际语音学界近年瞩目的焦点。 （2）分类的语音学不同于科学的语音学。这是寻求语音解释首应注意的分野。 （3）音系学是理论，其最大价值在帮助人们掌握规律。但规律只是描写、分类，不能视同解释。 （4）比较法分为初阶和进阶；初阶是基本假设和操作技术，进阶代表灵通思维和高瞻远瞩。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说不知高本汉学有已竟和未竟之分，“已竟”之内说不出其途径，从而原地踏步或进行“堆砌式”的劳作。罗杰瑞用“高本汉的阴魂”（Karlgren’s ghost）来指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思想盲点（33），尤其是在汉语方言发展史观。 三 汉语方言学 高本汉在汉语史研究上的另一个结晶是方言关系。他说，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从《切韵》脱胎而来，只有闽方言不然（Karlgren 1954：They all（except the Min dialects）derive from the Ts’ie-yun language—p.216）。从施莱赫尔的谱系树看，语言关系与语言重建相生相伴；就高本汉来说，上述结晶只是他执行比较法的“副产品”。要了解什么是普林斯顿学派的战略目标，首先得从高本汉这个结晶进行深入探讨。罗杰瑞走进闽语世界应从这句话得到启发，他在汉语方言发展史观上则与桥本万太郎同在一个伞下。 《切韵》是现代方言的共同母语。这个命题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感到不可思议。如上文所述，王力以其非一时一地之音把《切韵》从“隋中唐”这个历史阶段移除；徐通锵虽然不那么极端，但也认为高本汉这项命题“把复杂的语言现象简单化了”（34）。《切韵》不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成的调查报告，它是古今南北韵书的汇编，大一统思想观念下的产物；《切韵》根据的那些地方韵书（各有土风）才是以实际语言为基础的作品。现代汉语方言没有一个不像《切韵》，也没有一个方言全像《切韵》（悉照所给反切发音）；一般方言如此，闽方言也不例外。现代方言的较早源头应是那些各有土风的、地方韵书代表的方言。 （一）汉语方言发展史观 汉语语音史主要是谈汉字音的发展过程，上面所说方言关系也以此立论。普林斯顿学派不以此为限，比较贴近语言。底下是罗杰瑞的两个论点： 汉语原来分布的范围比现在狭小得多，其中心在黄河平原。但从周代开始汉语已扩散到周边地区，后来甚而至于征服并同化了周边的少数民族，这种态势历久不衰，其结果即今日所见。（p.4） 如果仅从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断定汉语从不受周边语言的影响，那是不对的。周代以前，中国的文化优势也许不像后代那么强大，汉语难免吸纳外来成分，模规也许还不小。（p.16） 征服、同化这一路思维在高本汉学当道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这个学说的渊源有中国的，东洋的，在历史语言学上则得加上西洋的因素。 1980年代，我有一天在柏克莱加大图书馆的书库里找书，借来一本徐松石神甫所写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前面一位借阅的人签名正是桥本万太郎，我喜出望外，由此断定：桥本学说形成的源起之一是这部1933年的著作。 东洋的源泉是服部四郎（1955）。他说，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是从同一拉丁语分化变异而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的祖先，从太古就说的是拉丁语。因此，现代法语或西班牙语所有的词，并非都来自拉丁语，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继承了他们祖先说过的非拉丁语。（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译，页199） 在西洋，像拉丁语的这种扩张运动及其所受土著语言的“修饰”（modification）就是底层理论（substratum theory）的张本：法语至今仍有300个早期高庐语的底层词，但说拉丁语的u在法语变为y系受底层语的影响却难获得普遍认同（35）。 总结言之，汉语方言发展史像拉丁语扩张运动。据桥本的说法，东亚是农耕社会，只要有一小块耕地人民生活就能自给自足，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百姓安土重迁。各地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语言，随着汉化的进程，逐渐放弃“先有语言”，祖先说过的语言多少仍有留存。 代表个人学说特色的是罗杰瑞所提“古南方汉语”（Old Southern Chinese）的假设。（p.210）例如古吴语就可能是古南方汉语的一类，时代约当东汉、三国与西晋。这个假设把问题引向深入，从历史故事看来，那是完全可能的。 （二）古闽语重建 从谱系树的分枝看，闽方言在高本汉的心目中地位有如日耳曼语系的哥特语（Gochic），拉丁语系的古典拉丁语（Classical Latin）。到底闽语具有什么神秘、古老的性质自然成为后高本汉时期的研究重心。1973年，罗杰瑞在闽语比较研究上发表了他初试啼声的作品，引起学界广大回响，余波荡漾至今仍未消停。这篇文章（闽语声调的发展）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这是比较法在汉语方言内部的处女航，前途未卜；何处是暗礁，只有上路才能知晓。底下只看一例。
罗杰瑞心中的问题有两个：（1）为什么《切韵》的一个並母（*b）在闽方言之间会有如上分歧，同属平声字但清化之后有送气的也有不送气的。（2）为什么在建阳方言里，除了上述现象之外，还多出一类，声母读v而调归第九调（不是常见的阳平调2）。因此，他把材料排列如上，试从古闽语的三个声母（普通的*b，送气的*bh，软化的*-b）重建去解释。 首先应该强调，这是一次严格的比较法的演练：声母上有三种对应关系（p/p/p/ph，ph/ph/ph/ph，p/p/v/ph），声调上也有三种对应关系（2/2/2/2，2/2/2/7，2/2/9/2）。依比较法基本程序（标准作业）进行，允宜为每一种对应关系建立一个古音来源，其结果就是如表中所列的古闽语声母。在这个基础上，罗杰瑞宣称：《切韵》的重建形式不足以解释闽语声调的发展。这项宣示引起学界骚动。 其实，在罗杰瑞之前，董同龢早已注意到了高本汉所说“闽语例外”的问题。1960年，董同龢在《四个闽南方言》谈到：“凡是留心汉语音韵学的人都觉得，在有些方面闽南话实在有超越切韵系统的现象……那么就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中古的浊塞音声母可能有送气和不送气两个来源呢？”（页1016）这一提问显示董同龢是了解比较法的，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发出类似的声音。不管是两个来源还是三个来源，都是比较法演练下的产品，只不过董同龢态度保守而罗杰瑞激进；董同龢处在疑似之间，罗杰瑞则笃定如此。 罗杰瑞把切韵形式列在表中以供参考，这个举措表明他知道传统的学者可能会怎么讨论这个问题。罗杰瑞会得出三个来源，那是比较法入门守则要求的，这个守则叫“规律性假设”（regularity hypothesis）：同样的条件下只能进行同样的变化，不可以有忽东忽西的情况。他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並母在平声字里会分歧如上？他选择的答案是：只有古代假设他们原就不同。 比较法分为初阶与进阶。两重性就是进阶的内涵，一般历史语言学教科书多半轻轻带过。上文所说的，不管是两个来源还是三个来源，都是严格执行比较法的结果，也就是初阶生产线上的产品，如何解释已非比较法所能为力，时常得从非语言因素去探讨。 语言发展可分为正常传承（normal transmission）和异常传承（abnormal transmission）两种情况。规律性假设是在正常传承底下提出的工作原则，一般人类语言的发展都属正常传承，父传子，子传孙一脉相传。像皮金（pidgin）和克里欧（creole）那种状况属于异常传承。这是美国语言学家汤莫森和柯夫曼所做的分野（36）。历史语言学里又有另一种分野叫“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direct inheritance vs.indirect inheritance）（37），后者通常是指从亲属语言借词进来。异常传承指的是不同族系语言的混合，间接继承是指同族系内部的借词（非同族系的语言之间也有借贷现象，但不叫间接继承）。 从学术史的眼光看，自高本汉之后，比较法在中国的演练沉寂了五六十年。罗杰瑞的处女航有两个意义：其一是对高本汉的回应，把“例外”的面貌如实呈现；其二是对高本汉途径的否定，悉依“比较”结果重建，不依文献。学界有人以“于古无据”批评罗杰瑞，这是对比较法的污蔑。但是，罗杰瑞过早地宣称切韵不足以解释闽语也未免冲昏过头。从“两重性”来看，正确的说法是：闽语的比较研究显示，同一部位的浊塞音有三种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暂时用三个音位代表其问的不同；用传统的话来说，切韵的同一个声母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闽语分两读或三读，何以如此是另一个问题。换言之，罗杰瑞和董同龢一样，其比较法的执行属于“盲目、机械”的初阶，如何解释这初阶的成果属于进阶的层次。 並母平声如依规律性假设有三种可能的发展：*b＞p，*b＞ph，*b＞b，这三种叫演变类型。如依正常传承、直接继承，任一方言只能有其中之一；如果一个方言兼有其中两个或三个，那可能意味着其中之一或二系经由异常传承或间接继承而来。 从树形图上看，上表的四个方言可以分为两组或三组。邵武的並母全都作ph，与众不同，应单独处理，视为另类。明·王世懋《闽部疏》谓：“建邵之人带豫音”，此中所谓“邵”就是邵武，豫音代表江西腔（豫即豫章，今南昌）。福州、厦门都有*b＞p，*b＞ph两个规律，建阳则在这个共同点外另加*b＞b～v（吴语）。用树形图表示，这三个方言的关系如下：
什么是闽语？我们可以根据上列並母例字所显示的状况概括：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清化后含送气和不送气两类的方言。罗杰瑞（Norman 1988：229）尝试用“定母12字”加以界定（如厦门：糖、
th，铜、豆t），从规律性假设来看，定义是精密了（只限定母），但通性（含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在内的共同倾向）被牺牲了。沿海和内陆的闽语同出一源，后来的发展随地而异；建阳的第九调只是闽西北发生的间接继承，与沿海方言无涉，不能视为原始（共同）闽语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探讨与闽方言的形成有关，事涉汉语语音史和移民史：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过程。 （三）时代层次分析 1979年，罗杰瑞发表的《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文章简短，影响深远。下表是一个简单的概括：
这两个例字都是《切韵》的昔韵，石字禅母（
），席字邪母（
）。闽南话的三读代表三个不同的时代来源，南朝那一层近乎《切韵》的
，而前后又各有一个层次。最早的那个层次可能是汉代移民带进来的，第二个层次是南朝后期移民带来的，第三个层次是晚唐文读推广的结果。 年代早晚在历史语言学里分做两类：历史过程（chronological process）和逻辑过程（logical process）。历史过程说的是事件发生（例如引进）的年代次序，逻辑过程说的是事物发展的内部肌理。罗杰瑞的英文题目叫chronological strata，指的是历史过程，也就是根据历史事件（移民）把三个“词汇—语音”引进的时间次序连系起来。他没有谈昔韵这两个字音的逻辑过程，因为汉代的情况并不清楚。如果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是一致的，那么可能这两个字的韵母是具有后元音的，也就是“闽语例外”的内涵之一。 我们在上文谈古闽语重建的时候看到，原始闽语的古浊塞音有两类（建阳的第三类不在其中），一类送气，一类不送气。“石、席”两字的最早层次在声母上也反映这种情况（禅读同船，邪读同从）：
～dz＞ts，ts’。罗杰瑞依韵母形式，把闽语的层次分做三层，但是在同一个韵母（汉代）层次上，声母并不相同。如果文读是间接继承，白读是直接继承，为什么后者在送气不送气上不一致？如果汉代的层次是直接继承，南朝和晚唐的层次应属间接继承。 比较法的一个工作原则是原始语言的同构型，其中不能有方言分歧。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古闽语重建里有如许“怪音”（*b之外有*bh、*-b），因为这样才能一对一地发展下来，而不是方言混杂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只有假设
与
是随不同的移民带进来的，才不会破坏同质假设。但是，这样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层（
）里，一个浊的阻塞音（
～dz合流）会有送不送气的差别。 比较法的最后结果是树形的语言连续性，层次关系尽在其中。汉语方言文白异读层次问题犹方兴未艾地在进行热烈探讨，足见汉语语音史（字音史）的工程远远没有完成。罗杰瑞说汉代的音韵问题仍不清楚（poorly known to us），其实如从语言的连续性看，中古以下还有许多空档有待填补。——这是高本汉期待后人继踵增华的未竟之业。 罗杰瑞认为闽方言的文读在汉语史上应归晚唐，也就是归功于五代十国（907-960）的闽国王审知。我们从汉语字音发展的轨迹看，闽语文读应是南宋偏安江左大力推广北宋中原雅音的结果。止摄开口三等在隋—中唐时读爱欧塔（iotacism，前高元音化），晚唐时期其中的精组字开始舌尖元音化（资思韵），宋代舌尖元音从精组扩散到庄组（资师韵），元代又扩散到章组（支思韵），明清时期连同知组字也已完成舌尖元音化（知思韵）；范围日益扩大，进程井然有序。这个语言的连续性（逻辑过程）不但有时代的烙印、文献材料的反映，还有方言地理学的深刻痕迹。资师韵（止开三精庄组读舌尖元音）的文献材料见于宋代时期闽方言诗文押韵中的“支鱼通押”（38）（舌尖元音读为y，
，u），现代汉语方言集中见于闽粤，偶或见于江西（粤语以y，u或ei，
i形式出现）。南宋偏安江左152年（1127-1279），其文教推广的能力涵盖数省；闽王号令只在福建境内，前后也不过数十年，如何连同江西和广东也有资师韵的明确迹象？汉语语音史没有语言连续性，方言层次看不清楚，时代层次更加扑朔迷离。 高本汉的汉语发展模式把汉语方言分为来自切韵和闽语例外两类。闽语和切韵到底有没有关系？闽南方言上述的南朝层次与切韵的重建形式最为贴近，如依高本汉的说法这层应从切韵而来；罗杰瑞认为这—层次与切韵的基础方言相同。也就是切韵与闽语共同承继前切韵时期一派方言的读法。这一层前切韵的读法仍广见于客赣方言，其共同特点是前低元音。如果说客赣方言来自切韵，那么闽语也来自切韵，这一受韵书蒙蔽的说法殊为荒谬，更贴近的说法应是：切韵与这些方言共同承自六朝方音。 六朝方音概可分为中原东西两支，偏东的保守，偏西的创新。从移民史上看，凡出自中原西部（洛阳以西）的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方言特色：古全浊（voiced obstruents）读为清送气。这一特色在南方见于江苏通泰（南通—泰州一带）和江西（客家方言在内）。其时代在西晋衰落（317AD），移民南下把这一创新形式带到足迹所至。这一创新现象不是切韵能透露的，而是移民史的共同指向。比较法的结果常得靠非语言因素（extralinguistic factors）去进一步讨论。如果古闽语的*bh之类有地理背景，中原西部是其最终的可能来源，“席”字的ts’可以视为同一地理类型的规律变化（*z～*dz＞ts’）。 四 结语 汉语史研究经纬万端，但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只有两人曾经认真执行过比较法，一个是北欧的高本汉，一个是北美的罗杰瑞。作为诚实的敌人，罗杰瑞对高本汉的批评是中肯的，他在闽语研究上的努力也予人无限启发。从比较法看，汉语史研究还有两块广阔的天地，一个是语言的连续性，一个是整合音系学。 （1）语言的连续性。这是高本汉在总结一生研究所做的明确宣示。他说他完成的工作是上古和中古两个历史阶段，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现代，力有未逮。我们以楼层做比喻，高楼已经完工，中间没有楼梯：在高本汉学范围内看，上古到中古的“发展”五彩缤纷，天花乱坠；中古到现代的“发展”线条分明，一步到位。一个过繁，一个过简，这就是高本汉留下的未竟之业。他曾演练示范的例子是：“耳”
（39）。这是他寄望后人的大业，但无多少回响；闽南话的
不在其中，更要求解释。 （2）整合音系学。这是实验语音学家拓展版图的工作企图，谓之为强化比较法。历史语言学家根据实证材料进行重建，取得一个概估的代数值，语音学家据以实验看其中的合理性给予补强。这种工作在西方行之有年，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汉语史上，这种工作有待开展。 “霜”
的古今对应，前人觉得殊不可解；王力（早年）（2008/1985：653）和董同龢（1970：220）把它归在少数变异而不说是例外，大约因为从高本汉引进的“伊音变”看，其韵母变化应作
。其实，这个少数变异问题的产生是起于试图从“一步到位”求其结果；如果改从语言连续的观点去追踪，问题迎刃而解：
（42）。这四阶段的变化不是少数变异，而是泰半中国反映的共同趋势：最早一个阶段见于浙南，第二阶段见于长江沿岸，第三阶段见于中原外围（偏西、偏北），最后一个阶段见于中原核心（河南、河北、山东）。从整合音系学的角度看，
是因为介音在圆唇成分的包夹下变圆唇：圆—展j—圆＞圆—圆y—圆。这是宕开三庄组字的规律变化，不能以例外视之；这是泰半中国的共同趋势，不能以少数变异涵盖。 学术是生生不息的智慧活动，汉语史的巨大工程绝不是一两人甚或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竟其全功。一个勤于耕耘的学者只会留下光荣的足迹，引领后人继续前进。罗杰瑞是西方继高本汉之后的巨擘，他的《汉语》在未来数十年仍将带给西方、东方读者源源不断的灵感果源：生命也许很短，身影可以很长；前修如有未密，后出必定转精。 ①Vertical comparison，horizontal comparison这两个词语见于罗杰瑞所写英文序。参看秋谷裕幸（2003）。 ②林语堂是中国的第一位语言学博士，他学语言学的地方就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母校——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两人前后相距四十年。1935年，林语堂赴美专事文学创作，人们逐渐淡忘，少提他的语言研究，幽默大师成为他的代号。赵元任是清末留洋的学童，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后来专治语言学。二十世纪上半，音位音系学在北美成为学界新潮，赵元任是其中的理论大师。 ③参看S.Coblin（2013：219-245）。 ④行文至此，收到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Time，July 29.2013）其中有篇文章题做《双语脑袋的能量》（The power of the bilingual brain），扼要报道了发展心理学的发现。底下摘录一段：“研究显示，多语能手具有较好的推理能力，也比较能够胜任繁杂工作，对冲突的想法也比较能掌握并加以协调。”（Multi-lingual people，studies show，are better at reasoning,at multitasking,at grasping and reconciling conflicting ideas.） ⑤例如海曼说：Chao（1934：38）on the other hand,states:"given the sounds of a language,there are usually more than one possible way of reducing them to a system of phonemes,and...these different systems or solutions are not simply correct or incorrect,but may be regarded only as being good or bad for various purposes."参看Larry M.Hyman（1975:66）。 ⑥这是雅可卜森（Jakobson 1939）提出的分析概念，后来为Chomsky & Halle（1968）发扬光大。参看Stephen R.Anderson（1985：121）。 ⑦这个评论来自下列对谈（参看《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48）： LaPolla:Professor Li,how do you feel about Karlgren's reconstruction...?（罗仁地：李教授，你觉得高本汉的重建怎样？） Li:I think Karlgren even did not feel it was a kind of reconstruction.（李方桂：我认为即使高本汉本人也不会认为那是一种重建。） ※高本汉根据文献材料把古代的音韵名目“翻译”成音标符号。从比较法的基本程序来说，他省却：1.建立对应关系，2.建立音位，就直接进入第三个步骤——赋与音值。参看Fox（1995）。 ⑧参看陈保亚《怀念徐老师》，文收《求索者——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⑨高本汉评论说：“我个人对于这种方法并不认为满意，因为它并不能达到我的理想。”文见所著《中国语之性质及其历史》（杜其容中译，国立编译馆，1978年，页35）。 ※其实，这是因为方言材料不足以复原文献的所有区别；现代方言合流太甚，高本汉竟说方法不好使。本末倒置，因噎废食。 ⑩近年的讨论参看Lyle Campbell（2004：367）。 （11）原文作：It should,however,be understood that neith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nor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depend upon written records.参看Hoenigswald（1991）.I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general or family-specific? in Baldi（ed.）.Pattern of Change,Change of Pattern.Mouton de Gruyter.pp.183-191. （12）参看岑麒祥（1992：11）。（同注5）。 （13）参看Crowley（2010：162）。 （14）参看Hock（2009）。 （15）Fox，Anthony（1995：13）。 （16）参看俞敏所写前言，文见《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 ※在方法热、目的盲的运动中，一般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是“方法学的基本假设”（basic assumptions about methodology）。 （17）例见杜其容中译本（1978：44）。 （18）参看岑麒祥（1992：10）。 （19）参看马悦然（
Malmqvist）《我的老师高本汉》，李之义中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序言。 （20）All the reconstructions and revisions of Middle Chinese published up until the present can and should be viewed as products of a single methodological tradition go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work of Bernhard Karlgren and his predecessors.—p.40 （21）Karlgren（1954：366）.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南天书局1988影印。 （22）Chomsky and Halle（1968：11）。 （23）参看Ohala（1993：237-278）。 （24）参看Campbell（2004：30）。 （25）参看马悦然（2009：前言）。 （26）参看徐通锵（1991）。 （27）It indeed seems that Karlgren's approach to this topic has pretty much ran its course; pursued further,it can only lead to an unending process of juggling and rejuggling of the same old elements,without really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If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 to be rescued from scholasticism,a thoroughgoing re-evaluation is essential.—p.40 （28）这是汉语语音变化的原则之一，详见作者未刊稿《历史语言学》。 （29）Robert D.King（1969：155）:"Linguistically speaking,are constructed word is far less valuable than our method of reconstructing it." （30）林语堂《语言学论丛》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3），晚年赴台定居，作者把原书交由台北文星书店重刊（1967）。 （31）参看王力（2008/1985：287）。 （32）详细的讨论参看张光宇（2012）。 （33）参看S.Coblin（2013）。 （34）徐通锵（1993：15）。这个观点的最早源头是罗常培。 （35）参看Lehmann（1973：174）。 （36）参看Thomason and Kaufman（1988）。 （37）参看Crowley（2010）。 （38）参看刘晓南（2008：83）。 （39）高本汉的这个连续发展，赵元任曾经引述过，参看他的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北京今音以前应有一个阶段声母读为卷舌，先是擦音后变流音。 （40）参看张光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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