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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养老保障制度按筹资方式基本上可分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模式下，政府向当前的就业者征收养老保障税，用于支付已经退休老年人的养老金；基金制模式下，年轻人从参加工作开始，由企业和雇员按照其工资的一定比例交纳保险费，记入雇员的个人账户形成长期的基金积累，待雇员退休后，从其个人账户中领取养老金。实际上，无论实施哪种类别的养老保障制度，各国的养老保障支出总额不仅急剧膨胀，而且在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攀升。1995年美国政府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占政府总支出的40%，在这其中份额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是养老保障支出。同年欧盟的养老金开支大致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注：邹根宝：《养老保障制度——欧盟国家的经验与改革》，85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1997年中国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为50多亿元，1998年则翻了一倍达到了100多亿元，到2000年迅速上升到400多亿元的水平上（注：数据转引自赵耀辉、徐建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载《经济学季刊》，2001(1)。）。然而政府手中的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税收资源的相对紧缺使养老保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进一步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开始或在将来出现的财政支付危机，引发了对劳动者加重税赋的企图，于是要求向基金制转变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基金制养老保障能减少支付危机风险，但是无法更好地体现出养老保障制度的共济公平的意图，并且理论上这两种模式的养老保障制度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明了。不同的研究者由于立足点不同，因此得到的结论也会各异，相应地关于养老保障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争论也就在所难免。
讨论养老保障问题所用的理论框架大多采用的是世代交叠模型，这一模型是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和戴蒙德(Diamond,1977)相继发展出来的，是养老保障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能够清楚地解释养老保障制度是如何对整体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在标准的世代交叠模型中，每个消费者都生存两期：年轻时期和年老时期。消费者在年轻时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人力资本获取工资收入，并将收入用于消费、储蓄和其他经济行为；年老退休时没有工资收入并依靠自己的储蓄度日。经济中的每一时刻都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共存的，由年轻人所拥有的劳动或人力资本和老年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相结合形成产出。由于每个人都有年轻和年老之分，因此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可以很自然地引入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会有效地改变经济中无数家庭和厂商面临的各种预算约束和经济激励，进而对他们的储蓄选择、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生育行为等等决策施加影响，而且正是人们的这些微观决策共同形成了包括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在内的一系列驱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因此养老保障制度必然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养老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1)养老保障通过改变消费者的预算约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储蓄行为和生育决策，从而影响到经济中物质资本的形成；(2)养老保障通过影响父母和子女的福利水平来改变消费者的生育行为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从而影响到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本文按照这两种思路对相关研究文献做了一个总结并做出简单评述，尽管关于养老保障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是了解这些争论对于建立和完善我们自己的养老保障体系显然有非常明显的政策含义。
二、养老保障、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家们认为：一国的产出主要由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共同决定，劳动力有着自身成长的特性，在早年的分析中通常被假定为外生给定的，因而产出的增长则由物质资本积累直接决定。储蓄形成了生产中的投资及物质资本，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源泉。因此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取决于该国的储蓄水平。这些理论包含劳动力是外生的假定，使得它们无法解释一国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后巴罗和贝克成功地将生育行为内生化，在内生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决定一国产出水平高低的因素演变成了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大小。因此在讨论养老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研究的重点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养老保障制度是降低还是提高一国的储蓄率和生育率上。现收现付制模式下的养老金实质上是收入在代际之间重新分配的政策，将极大地改变消费者在不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和效用函数，从而引发个人重新选择最优的消费或储蓄水平。而基金制模式下的个人账户则类似一种强迫储蓄制度，此时的个人预算约束近似于没有养老保障的情况，不同的是，消费者的储蓄包括了私人自愿储蓄与政府规定的个人账户两个部分。如果个人要保持各期效用不受到养老保障制度影响，个人账户中的强迫储蓄必然会替代一部分或全部的私人自愿储蓄。由于现收现付制模式和基金制模式在运行机制上的这些差异，造成它们对消费者的储蓄行为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1.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制度对物质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养老保障制度开始建立至今，大部分国家推行的是现收现付制模式，与此相应，理论上关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对消费者储蓄等行为的讨论也由来已久，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弗里德曼是较早关注养老保障对人们储蓄行为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分析是围绕着养老保障的根本目的展开，即避免人们因为退休而丧失劳动收入或过于长寿导致资源耗尽而陷入贫困的境地，认为养老保障制度使政府成为个人解决退休生活的主要保障，会显著地减少人们在就业时期对私人储蓄的需求。然而这些观点零散地分布在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当中，并没有通过严格规范的理论框架得到证实。1974年，弗恩斯坦(Feldstein)开创性地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到养老保障分析中来，从养老保障制度影响个人对退休行为的选择来研究对储蓄的影响，其结论是不确定的。他赞成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并将其内容称为是养老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除此之外他指出养老保障还具有退休效应，即人们获得养老金的前提条件是更早或在规定的时间里放弃工作而选择退休，退休意味着丧失继续工作的收入。为了维持或提高自己的老年福利水平，个人在就业时期往往会选择更多地储蓄。因此养老保障制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私人储蓄，取决于以上这两种效应的权衡。弗恩斯坦的理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并付诸于实践检验，他们发现在美国等高收入水平的国家里，养老保障制度的资产替代效应要远高于其退休效应，明显地抑制了这些国家的储蓄水平，造成投资与物质资本形成缓慢进而延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以上这些观点的前提条件是人们进行储蓄的唯一动机是保障其退休生活。随后由巴罗等人对弗恩斯坦的理论进行了一个扩展，将利他主义引入到模型中，并发现养老保障制度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其实相当复杂。现实经济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相互利他性：父母希望子女们的未来生活过得较好，因而他们进行储蓄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给子女留下些遗产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子女则会在父母年老体弱时赡养并照顾他们。巴罗只考虑了存在父母对子女单方面利他动机的经济，认为在所有的父母都希望留给下一代人遗产并且代代如此的情况下，养老保障制度的作用类似“李嘉图等价”的情形：即不对当期消费、总需求及储蓄发生任何影响。其原因是利他动机使得父母选择在年老时将获得的养老金储蓄起来当做遗产留给下一代，子女可以用这些遗产来抵消他们因为缴纳养老保障税（费）而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这样子女们的预算约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如此延续下去，各代人的预算约束都不会受到养老保障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他们的消费行为和储蓄意愿也就不会发生改变，此时养老保障制度对私人储蓄总量和社会财富积累的作用是中性的。
Lainter则认为当父母的这种遗产动机无法实现时，养老保障制度对储蓄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在生活中有些家庭会因为连续遭受“坏运气”而总是得到较低水平的劳动收入，现实的不幸迫使父母们丧失遗产动机或者根本没有能力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选择尽力地多多储蓄来防备生活中的各种不测。而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会减轻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这些忧虑，使得家庭在就业期间更加关注当前的消费而选择减少储蓄。进一步地，Lainter、Lindbeck和Weibull继续在巴罗的模型中加入了子女对父母存在利他主义的情况，证明了如果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赠与要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遗产时（即存在负遗产时）（注：这一思路和中国农村“养儿防老”的思想是一致的。中国农村养育子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父母希望年老的时候有生活的依靠，即希望年老的时候从子女那里得到赡养和赠与。），养老保障制度反而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质资本积累。因为在这种经济中，子女掌握着对父母赡养与赠与多寡的权力，父母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多的赡养费而选择在就业时期减少储蓄，这样子女对父母的利他动机反而在无形中降低了社会总体的储蓄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与赠与转化为缴纳养老保障税的形式，减少了子女对于父母的个别赡养和父母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父母想使自己老年生活得更好，恐怕还是只能依靠年轻时多储蓄来实现。
前面理论都暗含着劳动力是外生的假设前提，这一假设决定了在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等因素的情况下，储蓄或物质资本形成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现实经济中劳动力不可能是外生的，父母的生育决策一方面对其自身的消费储蓄行为发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将劳动力内生化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又一个扩展。经典的工作是由巴罗和贝克完成的，他们提出养老保障制度能达到减少人口生育率的目的，有助于提高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理由是，满足父母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最优生育率条件是：增加一个子女得到的边际效用等于抚养他的净成本（抚养孩子的花费减去子女在未来得到的工资收入）。政府提高养老金水平意味着子女们在未来承担的税负加重及其可分配收入下降，从而抬高了父母养育子女的净成本，会减少他们选择的子女数量。此外，在利率超过生育率的情况下，父母预期的养老金现值会少于他们年轻时缴纳的养老保障税总和，导致其预期终身收入水平下降，进一步限制了父母的生育率。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在物质资本不变或增加时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提高，从而能够保证人们的消费和人均财富在未来都有可能出现更快地增长。
2.基金制养老保障制度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已经出现或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支付危机并威胁经济稳定的观点逐渐流行起来。许多国家尝试着将现有的模式向基金制个人账户模式转变，特别是在智利等南美洲国家实施的这种私有化改革取得的初步成功，引发了理论界关于基金制养老保障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等等问题的旷日持久地讨论。
弗恩斯坦、戴蒙德等人都承认基金制具有强迫人们进行储蓄的特性，在减轻人们税负压力的同时，又将他们在年轻时的缴费与退休收益联系起来，能够刺激储蓄继而物质资本形成，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克提利柯夫(Kotlikoff,1995)等人发现基金制既能提高老年人承担的税收又能降低年轻人的税赋，这等于同时降低了老年人的可分配收入和提高了年轻人的可分配收入。由于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远远大于年轻人的，因此这种效应会导致社会消费总量减少和储蓄水平增加，至少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面对私有化改革给政府带来的隐性债务等相关财政难题，Mitchell和Zeldes(1996)等人利用更广泛意义的储蓄做出回应，提出基金制养老保障有助于提高国民储蓄水平。所谓广义的储蓄包括私人储蓄和政府盈余两部分，统称为国民储蓄。他们认为养老保障的基金制改革使政府丧失了原来获得的养老保障税收，加大了政府财政预算赤字甚至政府负债的压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政府往往会采取减少支出或增加其他种类税收的政策，这种开源节流的方式会增加政府的预算盈余。如果政府选择依靠征收产品价值附加税来解决财政问题，又会导致当期商品的价格上涨，提高了现期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的价格，家庭必然会推迟消费而选择更多的储蓄。
一些经济学家却对上结论提出了质疑，基金制并不完美，它自有的特性所带来的效应绝不是单方面的。Mitchell等提出，养老保障制度向基金制的改革势必改变家庭所面临的风险和对未来财富的预期，对人们储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基金制消除了政府频繁干预养老保障规则的政治风险，可以促成家庭选择减少私人储蓄。但基金制的特有风险却完全转嫁到了单个家庭，如通货膨胀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风险等等造成其未来财富具有的极大不确定性，又会迫使家庭增加储蓄以备不测。Orszag和Stiglitz(1999)则认为人们进行储蓄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人们在交纳了社会保障基金之后，又以相等的数额减少了其他形式的储蓄，那么私人储蓄总量就不会受到个人账户的任何影响。此外，由专业的资本管理机构对保障基金实施资本运作，可能会带来较高的资本收益率。据此弗恩斯坦(2000)也作过相关估计，如果工资总额年增长7%，资本回报率为12%，那么提供同样水平的养老金，基金模式下个人向养老金账户缴纳的费率仅是现收现付制模式下缴纳税率的1/4。这也意味着个人在就业时期可以拥有更多的可分配收入，既可增加消费又可增加储蓄。然而一旦人们都预期将会获得更多的退休收益时，他们也比较容易选择减少储蓄来满足当前消费。
现收现付制模式采取将年轻人的收入直接转移给老年人的方式，这一看似简单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却错综复杂地与个人的退休行为、父母与子女相互之间的利他主义和人们的生育决策等等交织在一起，造成其对人们的储蓄行为进而社会总体储蓄的影响也是纷繁多样的。而基金制的个人账户模式将人们在年轻时的缴费与老年时的退休收益直接挂钩，是否对国民储蓄产生影响完全取决于家庭和政府的反应（弗恩斯坦，2000），其结果依然是不确定的。两种模式对储蓄的这些不确定性影响导致了从储蓄是长期经济增长源泉的视角来判断它们到底孰优孰劣的讨论陷入两难。经济增长是储蓄的函数，但并不是唯一地取决于储蓄。在以知识和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中，另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人力资本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养老保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证明物质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知识外溢等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决定。对增长源泉的这一重新认识，改变了人们对养老保障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经济学家们纷纷从养老保障对人力资本及其形成过程的角度来进一步诠释养老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借用卢卡斯关于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养老保障制度总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注：Lucas,Robert,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No.1.）。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表现为人们的生产能力不仅与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有关，而且还与周围其他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平均的社会人力资本水平，那么他的存在就会削弱整体生产能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的技能包括体力与脑力会随着年龄变老而逐渐地被损耗掉，克提利柯夫(1992)的研究表明：65岁的老年人的生产能力不及其在高峰时期（45岁时）生产能力的1/3。尽管继续工作的老年人的边际产出仍然为正，但是毕竟是低于年轻人的，因此他们的生产具有负的外部性。养老金制度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的保障，可以诱使或是购买老年人选择早日退出劳动力市场，将其工作让与年轻的劳动者，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总产出水平。然而遗憾地是，萨拉伊·马丁等人没有讨论养老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本本身的形成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而也无法比较不同制度的养老保障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别。
一般而言，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教育投资越多，则人力资本水平就越高；反之，人力资本积累就少。教育投资主要来源于父母，其次是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和父母的生育决策一样都是遵循父母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政府用在公共教育上的支出取决于人们对教育及相关政策的支持程度，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效用最大化原则。本文按照这两种人力资本形成途径，对相关的文献做出如下的分类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不同制度的养老保障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时，更多经济学家偏向现收现付制模式。
1.养老保障制度与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选择
Zhang(1996)等人证明只要父母对子女的质量偏好不是特别弱，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能够抑制生育率并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推动经济更快地增长，而基金制养老保障就无法产生这样的效应。Zhang认为父母不仅关注自己的消费及福利水平，而且还面临着抚养子女的质量和数量的权衡。子女的数量取决于父母的生育决策，子女的质量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这是因为子女们的未来生活好坏将直接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相关。现收现付制模式下的强制征税或基金制下的强迫储蓄都会造成父母和子女未来的可分配收入水平下降，降低父母抚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以及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因此父母会更倾向于偏好子女的数量。但是在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下，利他动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来抵消以上的不利影响，父母会为了减轻子女未来的税收负担而选择多留一些遗产，正如巴罗和贝克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会倾向于减少子女的数量。同时他们也会设法对每个子女多进行一些人力资本投资以期子女在未来有更高的税后收入。在父母对子女质量与数量的偏好无差别的情况下，这种对生育率的负面效应远远高于前者。然而基金制模式下，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金与子女的未来收入无关，因而无法产生类似的遗产效应，必然会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从而拖累经济的长期增长。在这里，Zhang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含义：如果父母对子女质量偏好不是特别弱，在一个人口快速增长和当权者特别关心经济增长的国家里，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更加切实可行，能够达到放慢人口增长速度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目的。森(Sinn,1998)则通过家庭内部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来解释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父母年老时可能会遭遇子女拒绝赡养父母和补偿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投资，这种现象会极大地抑制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愿望。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能够通过实施强制性的征税将部分的子女收入转移给老年时期的父母，保证了父母对教育投资的回报，从而鼓励他们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然而这一过程会产生“搭便车”现象：由于父母这一代人所获养老金水平与子女一代人的收入相关，个别父母即使不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他们在年老时也总是可以从年轻一代的收入中分食一杯羹。一旦这种想法大范围地流行起来，必然对人力资本积累不利。
在最新的文献中，Kemnitz和Wigger(2000)等人还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纳入到模型之中，认为现收现付制模式的养老保障实际上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可以促成人力资本水平达到最优，而基金制模式却和没有养老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水平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能力，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于一整代人而言是微乎其微的。在自由放任经济和具有基金制养老保障的经济中，个人无法获取积累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因此他投入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的数量。而在大多数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的国家里，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又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就等同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此时增加一个单位学习时间的边际成本刚好等于所获得的养老金增量，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的经济能够充分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外部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都更多地积累自身人力资本，这样整个经济就能依靠不断增加的人力资本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2.养老保障制度与公共选择下的人力资本投资
另一个人力资本形成途径是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Kaganovich和Zilcha(1999)分析政府将所得税收同时用在养老保障开支和教育投入的情况，他们发现当父母对子女抱有强烈的利他动机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是必要的并且还能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子女的福利状况由其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通过其自身消费数量和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表现。如果父母非常关心今后的退休生活和子女的福利状况，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将父母的养老金数量与子女的未来收入联系起来的特性，能够刺激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更多投入，同时政府给与父母的直接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地，如果父母是自私或是缺乏远见的，政府为了实现最优增长采取的最好策略是将有限税收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直接的教育支出上，对养老保障的转移支付尽可能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之内，或者更极端地说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
Bellettini和Ceroni(1999)提出只有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政府的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促进因素，而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在内的转移支付则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并博得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然而有限的税收使政府在转移支付与生产性的开支（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公共开支）之间难以抉择。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将养老金数量与当期工资挂勾，可以消除政府面临的这种为难境地，因为当期纳税人的工资收入越高意味着养老金的数量也就越多。政府将税收资源用于公共支出可以提高整个社会产出水平，如果人们从提高的产出中获得的好处集中体现在工资增长方面，那么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会赞成这种增长导向型的政府政策。而在基金制模式下，个人年老时所获养老金仅仅是由他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老年人无法享受到未来生产率提高的益处，使得人们缺乏激励去赞成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计划，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将更多的税收资源投入到养老保障中来，从而拖累整个社会未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由此可见，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现收现付制模式和基金制两种模式显现出了极大的不同。一国的产出水平直接决定了该国人们获得的工资收入，现收现付制模式将老年人的退休收益与年轻人的收入水平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养老金数量的多寡。由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决定着未来产出，所以这种联系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正如森所提到的那样，现收现付制模式也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反而会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相反，基金制模式下，老年人所获的养老金水平只与其年轻时的努力相关，而缺乏上述的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必然会导致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增长，这也是在讨论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时，多数经济学家更加偏向现收现付制模式的原因。
四、结语
首先，从养老保障对物质资本积累作用的角度来看。由于任何模式的养老保障设计的着眼点在于保障人们的老年生活，而为年老储蓄恰恰是人们储蓄一个非常重要动机，因而它对人们的私人储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现收现付制模式对储蓄的作用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干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征，这也在相关的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来。克提利柯夫(1995)考察美国的长期数据，发现它挤出了相当比例的私人储蓄并阻碍了物质资本形成和产出水平的提高。而巴罗(1989)等人对跨国平面数据的计量研究却得到它与经济增长率是正相关的结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论，但是现收现付制模式具备的收入分配功能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的公平与福利是无须质疑的。基金制个人账户具有强迫储蓄和风险自负的性质，这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其能够增加储蓄的结论。Estelle James(1998)等人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养老保障的基金制改革大约可以将原储蓄率提高10%～30%，可能会带来较快的产出增长，但是这一过程却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和老年人福利状况恶化等负面现象。收入是决定人们消费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实情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并且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拉大，低收入在抑制人们的消费热情的同时带来了居高不下的储蓄水平，2003年我国的城乡居民存款已跃过了10万亿元。面对已经存在的高储蓄现象，在我国推行基金制养老保障对储蓄的促进作用实际上相当有限，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则提示我们更应当关注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从这一角度看，现收现付制模式的养老保障制度可能更适合中国。
其次，从养老保障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来看，不同模式的养老保障制度都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退休金而吸引他们安心地选择退休，把更多的工作机会留给年轻人，从而达到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目的，因此无论何种养老保障制度都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然而，现收现付制模式将养老金与年轻人的收入水平直接挂钩的这一独特运行方式却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社会对教育的投资，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事实上，Bellettini和Ceroni(2000)的计量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他们以初中入学率作为衡量各国人力资本的尺度，发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确具有正向积极作用。诚然，基金制模式下积累的养老保障基金可以通过投资债券和股票等金融资产来获取收益，这些金融资产的未来收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代表着现实的未来社会产出水平。但是，投资归根到底是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充满了非理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点对于具有完善资本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在发展中国家脆弱的资本市场里，金融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如Orszag和Stiglitz(1999)所说的那样，基金制模式需要健全的资本市场制度和资深的专业人士，而这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盲目地在这些国家推行此种养老保障将面临极大风险。基金制模式与未来产出的这种充满风险和代价的联系并不能保证长期而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国，人均教育程度还处在较低的水平，除依靠市场进行调节外，政府还需要不断地采取各种各样的激励政策来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如果能够采取措施克服现收现付制模式的“搭便车”现象，让其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势能在实践中有效地发挥，那么实行该模式的养老保障制度一定会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能刺激人力资本投资及经济长期增长又能保障社会公平与福利。
上述分析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政府财政支付的问题。在人口结构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发达国家和政府财政收入普遍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正在遭遇严重的支付与信任危机。而智利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现收现付制模式向基金制模式的成功转变，不仅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严重财政亏空问题，而且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促成了一些国家试图向基金制个人账户模式进行改革。中国在1997年开始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但个人账户所占比重比较高（注：王延中：《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模式的偏差及其矫正》，载《经济研究》，2001(2)。），可见政府更加青睐基金制模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基金制养老保障能够解决政府财政赤字的燃眉之急，但是它却使得经济更接近于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意味着经济有可能面临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意味着政府放弃了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在市场不完善和外部性充斥的环境中，这样做的结果如今仍然不得而知。或许当初建立养老保障制度出发点并不在于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人们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公平和福利的考虑，但是不同模式养老保障对经济产生的巨大而又有差别的影响却是中国在完善自己的养老保障体系时所不能回避的。在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中国，对于关乎千百万人福祉的养老保障的问题，任何政策和研究都应该是谨慎、严谨和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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