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二元市场结构约束下的中部崛起障碍及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部崛起论文,障碍论文,结构论文,市场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5-0072-06
一、引言
能否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继东部开放、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之后国家提出的又一重大战略。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性结构矛盾和体制矛盾集中在中部地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集中于中部地区，“三农”问题在中部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产业结构矛盾和城市化滞后问题主要反映在中部地区(魏后凯，2006)[1]。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过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李跃，2005)[2]。实现中部崛起，防止出现宏观经济格局的“中部塌陷”，对促进东中西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及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李新安，2005)[3]。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将更有效地释放国内的消费潜能，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核心，从而有效地扭转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以带动和顶托中西部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李新安，2006)[4]。
中部崛起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不断加快发展的崛起，而不是就中部谈中部的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在于促进经济上具有异质性的东、西部能够有效对接和过渡，通过借助与两者经济梯度差接近的中部崛起来带动两者矛盾的转化，理顺市场机制下区域间要素流动、产业转移的利益分配关系(刘秉镰，2004)[5]，重构区域产业分工利益链，最终使该地区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新型增长区域。它以对外开放和区域竞争与合作为动力，来实现整体加快发展的“共同崛起”与部分重点地区率先崛起的双重目标(吴强等，2006)[6]。这些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深度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角度。然而在一国存在市场发达与落后的空间二元市场结构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市场机制是建立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机制，它可以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但生产要素的趋利性特点，使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将更加集聚在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各种要素。根据新古典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的经济分析理论，资本并未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而实际上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出现的仍然是逆向流动，国家自2000年以来对西部地区的直接或间接投资已接近1万亿，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都回到东部，东部仍然是我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安虎森等，2006)[7]。在中部实现以接近东部中等发展水平为基本崛起目标的赶超中，仍然存在着要素的逆向流动机制，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该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削弱其负面影响，加速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中部崛起的内在约束——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及其作用机制
根据经济学理论(斯蒂格利茨，1997)[8]，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在本区比在其他区域有较低的相对价格，生产要素从价格较低的区域向价格较高的区域移动，一般都会提高生产要素的收益率。但中西部的低价格要素流入东部后，中西部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较高的要素报酬，反而使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两极分化。现在我们要加快中部崛起，也不得不考虑其内在约束——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及其两极分化机制。
1.空间二元市场结构与要素流动的悖论
不妨令一国经济由A、B两区域构成，其中区域A市场发达；区域B在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方面有优势，但市场落后。在这种空间二元市场结构中，相比较而言，区域A在资金、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对外经济联系渠道等方面有优势，资源配置具有相对效率，其经济增长具有内在扩张机制。区域B的资源配置相对无效，其经济增长存在内在收缩机制。
若某一生产要素在A地区比较丰裕，在B地区比较稀缺(如资金、高层次人才)，则该要素在A地区价格较低(或潜在性的)，在B地区的价格较高(或潜在性的)，A地区把该要素移向B地区能够获得较高的利益，B地区从A地区移入该要素能够减少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从B地区要素需求水平变化来看，由于A地区比较丰裕而B区比较稀缺的要素流入B地区，使B地区稀缺要素的稀缺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些要素与B地区相对丰裕的要素相结合，一方面改变了要素的配合比，能提高B地区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又能直接增加对B地区要素的需求，从而使B地区要素的需求量和价格都得以提高，大大改进B地区的福利水平，促进B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要素流动得以自动实现。这一情况如图1。
图1 要素区域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
但这种假定与我们的现实是相矛盾的，现实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便利的区位条件和市场化先行的政策优势，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发展，不仅把中西部地区丰裕的资源要素吸引了过去，而且中西部地区原本稀缺的资源要素如资金、高级人才也大量流向东部等发达地区。
2.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在空间二元市场结构条件下，区域之间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在A、B两区域市场动态运行过程中，对区域B而言，由于区域A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效率，无疑会抬高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降低机会成本的理性决策会诱导区域B中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高的投入要素不断流出，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外溢”。在此情况下，区域B所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区域B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相反，对区域A而言，由于区域B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无效，无疑会降低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并对区域B各种投入要素产生巨大的诱惑力，不仅本区域的各种投入要素不可能流出，反而还会大量吸纳区域B的各种投入要素，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内注”。在此情况下，区域A可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充裕。更加充裕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扩张机制的联姻，区域A经济增长便会孕育出乘数式扩张。
区域A经济增长乘数式扩张和区域B经济增长乘数式收缩，使区域A获得一种区域B根本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累积竞争优势，同时进一步遏制区域B，使其在经济增长中不断累积起愈益恶化其自身的各种因素。
区域A累积的竞争优势包括：(1)累积起吸引新兴产业布局的优势。区域A凭借其足够的市场实力，能够累积起强大的科技力量、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联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协作条件、雄厚的资本和活跃的消费市场。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区域A对于新兴产业部门(例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生物技术、新材料等)的空间布局具有巨大磁力。(2)累积起资本分配的优势。区域A市场发达，经济繁荣，人才密集，必然成为政治权势的中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研究与开发经费、政府采购、国家投入、外埠资金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的分配。(3)累积起服务部门成长的优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A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依次兴起与替代，势必带动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部门，诸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居民服务业、技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等的兴起与发展。(4)累积起市场成长优势。随着上述各方面优势的不断累积，区域A的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场、信息市场等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
与此相反，区域B尽管由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较之以往有着某种程度的进化，但也正是在这种进化过程中不断累积起方方面面的竞争劣势。(1)累积起工业化进程的劣势。区域A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要求充分的初级产品供给，并会通过技术转让、对外投资和产品统购等形式，刺激区域B增加初级产品生产，把区域B置于工业化进程的附属地位，甚至排斥在外，使得区域B工业化进程总是远远滞后于区域A。(2)累积起产业结构方面的劣势。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区域间的分工往往是垂直型分工。在这种分工格局中，随着区域A产业部门的“外溢”，一些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产业部门将会转移到区域B，构成区域B举足轻重的产业基础，致使区域B产业结构水平及其转换总是远远滞后于区域A。(3)区域B资本匮乏、人才奇缺、基础设施落后、观念陈旧、市场发育不良等等，归根到底都不过是累积竞争劣势的具体表现。
因此，在空间二元市场结构条件下，区域间不可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达到均衡状态，且由于存在着区域两极分化的作用机制，使区域经济增长以乘数式扩张或乘数式收缩、累积竞争优势或累积竞争劣势等形式表现出区域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
三、空间二元市场结构所衍生的中部崛起障碍
1.经济全球化与产业发展模式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紧紧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促使中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全球化的机遇对我国各个地区是不均等的，全球化的挑战对各个地区也是不相同的。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不同的各个地区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说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那就是加大开放，引进外资，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通过价值链的不断提升，提高工业化水平，增加财富的积累能力。这种能力是改革开放初期东部享受到中央优惠政策“体制外”改革的产物，当体制外的经验成功以后，东部新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抢占了产业分工和经济分工的优势地位，获得了“先行者利益”。这样在沿海各省区与内地各省区之间，构造了国内同一个市场下经济发展不平等竞争的外部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所以，虽然改革开放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都享受到相近的政策，进行了相似的努力，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吸引了全国外资的近80％。中部地区虽是资源富饶、农业发达的地区，但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趋势使技术和资本在发展中的权重提高了，自然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对降低了。而且从资源型产业总产值分布状况看，尽管中部六省自然资源丰富，品种齐全，但其资源产值与东部比并不占明显优势(李彦亮，2006)[9]，这对中部地区欲通过开发资源形成产业优势的工业化模式无疑是一个障碍。
2.东南沿海地区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先行者优势”
不平衡增长毕竟是实现更高级发展阶段平衡增长的手段。从短期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不可避免。那么从长期看，这种差距拉大的趋势会不会出现收敛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正是为了这种收敛和平衡增长的需要，国家才先后推出了中部崛起等各种区域发展政策。从理论上讲，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东南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将逐步削弱，而其他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将逐步强化，其发展机会将逐渐增多。
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尚未达到后期成熟阶段，而是处于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框架的初期阶段。在这一特定阶段，东南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已得到充分发挥，而其他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尚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充要条件，从而使其面临的发展机会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其他内陆地区“后发优势”的实现或发展机会的增多是有条件的，即市场经济趋向成熟化。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内陆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才能得以发挥，使其具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才能吸引要素向内陆地区回流并导致产业转移，从而导致更多的发展机会。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通过渐进的制度创新，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生产力。由于国家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导致东部沿海取得了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在改革开放中走在了中部的前头，这种优势一经形成便具有自我强化和完善趋势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外资和外企的进入，带来了新的参照物、新的经验、新的模式，这就是常说的开放促改革。渐进式改革取向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制度创新活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微观市场主体；培育和开放市场尤其是资本、人才等要素市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和企业家资源的约束；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不仅使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制度和市场机制优势，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积累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对于各个地区而言，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进程差异直接影响着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业绩，地区间的经济竞争经常会演变为地区间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竞赛。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使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吸附资本的能力，其从先行改革中获得的制度优势和增长效应要比优惠政策本身得到的增长刺激更有意义。相比东部，中部这样的机遇要少得多，这就让中部走进了一个怪圈：吸引外资需要好的投资环境、好的市场环境，但是好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又需要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如何走出这样一个圈子是形成中部崛起需要突破的另一个问题。
3.区域要素收益率差异的“放大效应”和“抑制效应”
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资金、劳动力、技术、人才管理等各要素的投入。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从要素的地区间流动经济学法则看，要素是要追逐收益的。由于存在区域市场化差异，从而使同一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收益差异。哪个地区的资金利润率、工资待遇、技术价格、企业家报酬等水平较高，它对要素的吸引竞争力就强，资金、劳动力、技术、人才等就往哪里流动。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看，由于市场化差异所导致的要素收益水平差异，一方面中西部经济发展中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特别缺乏；另一方面这些中西部缺乏的要素不但不能从内部更多地得以积累，反而大量流入外部，使原本资金、人才等就十分短缺的内陆地区发展更趋困难(李新安，2006)[10]。
如果某一地区由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竞争优势，从动态过程来看，其后的发展机会本身还具有某种“乘数效应”，即机会创造机会。在一个动态社会过程中，社会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种社会因素的变化，后者反过来又会加强第一个因素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所以，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衡或趋于均衡，而是按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也不是简单地循环流转，而是具有积累效果的运动。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投资拉动表现得十分明显，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活动方式、要素配置、产业选择等很多方面优先采用了市场机制。如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资的引进实施优惠政策等等，为资金等要素跨地区流动开通了渠道。有人计算过，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来人均GDP增长0.3个百分点。因此，努力获取资本资源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竞争的首位工作。但是，在吸引资本的竞赛中，中部地区明显落后了。资本资源在中国存在着两种流动机制和方式：一种是受中央政策影响的，以财政划拨和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性资本；另一种是受市场引导影响的，以外资、民间资金和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资本。研究表明，两种资金的机制是不同的。有人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多数年份是几百亿元的国内资本净流出，但加上通过金融市场及多样化金融工具及吸引外资后则成为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的资本净流入状态。而中部基本呈资本净流出状态，西部是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的流入格局，从而成为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魏后凯，2006)[11]。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得到扭转，中部地区腾飞就会欠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4.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陷阱
长期以来，从总体区域分工上讲，广大经济欠发达区域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之间形成了垂直的分工体系。在这样的产品分工交换格局中，东部输出的是加工制成品，中西部则输出的是结构层次低、产品增值率低的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这种中西部资源和市场处于外围而东部加工工业处于中心的经济区位垂直分工体系，不利于中西部发展。不论中西部怎样调整其产业结构，仍然是国内的资源生产地区、粗加工工业地区和东部的原材料供应地；而东部则是深加工工业地区。
中部六省虽然是全国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但改革开放前形成的“重重轻轻”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重工业比重仍然高达64.9％，轻工业比重仅35.1％，比全国轻工业所占比重低4.7个百分点，以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主导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这种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势必带来资源浪费大、能源消耗高、产出效率低、产业竞争力弱的结果(李彦亮，2006)[9]。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国内东、中、西部之间，外围与中心的区位分工格局很难改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部沿海也因其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先行者优势”所产生循环积累效应，具有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表现出更强的聚集效应，把其他内陆地区大量的人才、资金、资源吸引过去，而没有或很少向内陆地区产生扩散效应，使其他内陆地区的发展机会相对减少。另外，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已迅速发展起来，但尚未进入成熟发展期，自身也还需进一步发展，并且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形成了外向大循环的增长格局，从而使得梯度转移的“涓流效应”微乎其微；相反，“虹吸效应”却很明显并呈扩大趋势。东部深加工业由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而向西部梯度推移和扩散，使东、中、西部经济位差缩小，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和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区域垂直分工体系下要素积累和流入的“中心→外围”陷阱可能长期存在。
四、结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它决定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和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在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长期区域政策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地区更多的直接投入。因此，中部崛起必须顺应这个大趋势，必须依靠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从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中寻求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和途径。一方面，经济市场化要求我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按市场规律去运作，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以上空间市场化差异及要素流动所导致的收益率差异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发展的推动力是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要素积累和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下，关键决定于区域要素收益率的高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属于跟进型区域，市场化是中部地区快速释放后发潜力、消除政策弱势的唯一选择。地方政府在推进市场化、通过制度学习和创新来组织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经验和国内历史经验均表明，在市场经济中，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有着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包括提供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引导区域合理分工、支持落后地区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等。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或运用积极的或法律的手段，引导要素向区域政策的目标区域转移；也可以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支持区域政策目标区域的社会事业发展。
因此，中部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除了要求中央政府在生产力布局上对欠发达区域在投资项目等方面进行倾斜外，在资源动员模式上，必须要考虑如何实现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协同，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在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制定公平竞争规则的前提下，改善要素的收益率信号，使二者形成中部崛起要素聚集(资本、人才、技术等)的动力源泉，并通过区域产业结构重构和区域经济空间组织重组的战略性调整，建立可持续的自我快速发展机制，逐步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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