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台湾问题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日本提升日台关系
1972年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很快。1978年双方签署《中日友好条约》，“在到1988年的签约10年里，两国贸易增加了10多倍，中日交流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注：张宏毅：《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1页。）。两国关系的发展，主流是好的，正常的，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中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亲台势力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事件时有发生，对两国关系产生一些干扰。比如“光华寮案件”，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注：光华寮是坐落在日本京都市的一所5层楼房，二战后曾用作中国留学生宿舍，属中国国有财产。1986年2月，京都地方法院将“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虽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日本政府仍以“日本三权分立，政府不能干涉司法”为托词，默认司法当局制造“两个中国”活动。）。不过总的来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动作还不大，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还不突出。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日本提升日台关系的倾向明显，日台实质性关系有所发展。其主要表现为：
1.提高交往层次，尤其是提升台官员赴日的级别和规格。1990年7月，台湾当时的“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率团访日，此为日台“断交”以后的第一次。1993年，日本不顾中国事前的严正交涉，允许台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复访日，这也是1972年以来首次访问日本的台湾“外交部长”。1992年5月，日本同意台湾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使得日台驻对方机构的“准官方性质”越来越明显。1994年，广岛亚运会前夕，日本邀请李登辉访日，虽因中国政府的抗议和警告而未能如愿，但还是允许“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同时，日本官员访日的规格也不断提升。1991年5月，日本允许其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私人身份”访台。同年在汉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日本通产相渡部恒三同台湾“经济部长”萧万长举行了“19年来第一次部长级会谈”（注：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53页。）。1994年，日本当时的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利用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负责中小企业的部长会议之机，与其实现了正式会谈。总之，90年代以来日台交往的频繁与级别规格的提升都是日台“断交”后的70、80年代所未曾有过的。
2.日台双方的经贸关系也格外密切。日台“断交”后，双方仍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70年代时，“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湾对日本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12%，日本对台湾的出口额占台湾进口总额的42%（注：[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973页。）。进入90年代以后，台日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日对台经济渗透加深。1999年日本仍是台湾第一大进口来源、第三大出口市场与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这一年，台湾对日进出口都出现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119.12亿美元，增长27.8%；进口305.99亿美元，增长13.3%，对日贸易逆差达186.87亿美元。当年，台日贸易总额达425亿美元，台湾成为仅次于美国、祖国大陆之后，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注：台湾《中央日报》，2000年1月25日。）。几年来，日本对台投资年年增加。因此，无论从日台经济关系达到的规模来看，还是就日台关系对日本和台湾的重要性来看，日台“断交”“不仅没有使其相互削弱，反而一直保持着发展势头”（注：刘德久等：《解读台湾》，九洲图书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207页。）。
3.配合日台提升实质性关系，日本国内“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鼓噪声明显加强。1951年，美英等国单独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该和约的第二条只提“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和要求”，而不提归还中国，是为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的法律依据。5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追随美国，鼓噪“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于1956年公开宣称，“台湾并非中国的领土”，扬言“台湾地位未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尊重和理解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但随着台湾问题的凸现，日本亲台势力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日本国内不少人还认为这种“理解和尊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们鼓吹《中日联合声明》是过时的论调，认为声明过分拘泥旧的主权观念，不能适应新形势，等等。90年代以来，日本鼓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声浪明显升温。如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1994年10月在《东京新闻》上称：“中国45年来总说台湾是自己的，但从未实际统治，而且中、台双方又都不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结果却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状态归咎于日本政府的责任。这种倾向实难接受。”（注：参见《台湾研究论坛》1995年第2期，第16～17页。）“台湾地位未定论”使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卷入上潜伏着更大的活动空间。
4.日本跟随美国，制约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倾向日益明显。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使用什么手段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外国无权干涉。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一直跟随美国，反对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996年3月，为了表示我们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为了打击“台独”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对于本属中国内政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对台海局势反复表示“强烈的担心和关注”，并在经济上决定推迟关于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的磋商日期。日本还支持美国在台湾地区显示武力，日本国内同情台湾的舆论导向明显增强。近年来，日本一再着力地宣扬台湾海峡局势是影响亚太地区稳定的热点问题，把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据之一。1997年，日美两国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核心是日美联合因应“周边事态”。对“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海峡，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日方迄今始终回避承诺新指针所说的“周边事态”不含台湾。台“驻日代表”罗福全说，“日本已经相当意识到台海安全的重要性，以‘周边事态’为例，对于中共要求将台湾海峡排除在外，日本采取的是模糊策略，日本决议用事态的性质决定周边的定义，这在美、日的防卫关系里是重要的课题。”（注：台湾《自立晚报》2000年6月12日。）日本国内的鹰派主张：“若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介入保卫台湾，作为同盟国的我国也将对其支援。”（注：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17页。）日本的这些做法，制约着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明显地起到了给“台独”撑腰打气的作用，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近来，日本少数亲台势力企图突破日台关系框架，发展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的声音很高。如就在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原文部大臣鸠山邦夫访问台湾，与李登辉、陈水扁会谈并对记者扬言：“日本已经迎来应该承认台湾是国家，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时代”，“中国获知我的想法会感到不快，但日本已经不顾忌中国，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的时候已经到来。”（注：香港《文汇报》，2000年10月28日。）这些表明，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卷入加深，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二、日本希望两岸维持现状
1994年3月，日本战略研究中心出版了《生存于世的安全保障》一书。书中明确提出：台湾海峡两岸“最好是固定现状。要看到中国统一后将使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扩大”（注：参见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17页。）。这说明，日本不愿意看到海峡两岸走向统一，认为统一对日本不利，希望两岸长期维持现状，“不统不独”。同时与美国一样，日本反对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这种立场，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考虑：
第一，遏制中国的意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承认“中国是发展最快的大国之一”。日本学者也承认，“今天的主旋律是中国的崛起”，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真正的奇迹”（注：[日]宇野重昭：《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日美的影响》，载《中国的发展与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95页。）。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更多地感到一种威胁。近年来，日本舆论积极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日本一位分析家认为，世纪之交，“最大的担心仍是中国”，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东移，今后10年，中国将拥有威胁、战胜周边国家的能力（注：《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3期，第116～117页。）。日本惧怕两岸统一而导致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破坏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认为这会对日本称雄亚太构成威胁。因此，1996年日本防卫研究所曾拟订一份题为《安全环境长期预测与日本防卫应有状态》的内部报告。该报告预测：大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政治兼备的大国”，届时，中国将“同日美形成军事对峙结构”，对日美构成挑战。因此提出要维持和加强日美安保体制，同区域内各国合作，建立起遏制中国霸权行为的屏障等（注：参见《和平与发展》，2000年第2期，第19页。）。日本学者木泽二郎也认为，日本“以防卫台湾为目的，强化日美安保体制，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而热衷于制定有事法制（确立战争法律体系），这一切都是遏制中国的行动”（注：[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7页。）。
第二，地缘政治的原因。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环境中，战略价值非常突出。1994年，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声称：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掌握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注：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465页。）。从地缘政治上看，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台湾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伸入波斯湾、前往欧洲的必经之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其中包括日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日本人认为，台湾如被日本以外的国家控制，就等于给日本人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注：参见《现代台湾研究》，1998年第3期，第35页。）。1996年5月，日本新进党党魁小泽一郎曾扬言：中国若武力攻台，日本不会坐视。近几年，有关这样的论调有升高的势头，表明日本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制约倾向明显加强。
第三，日本浓厚的“台湾情结”。日本对我国台湾的觊觎可以说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就不断染指台湾。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对台湾实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因此与美国不同，日本对台湾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不少人将其称为日本人的“台湾情结”。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实行“民主化”、“本土化”及经济发展，在价值观方面日益与日本趋同，引起日本媒体的普遍关注。尤其李登辉的媚日、亲日的言论和活动，以及加强对日“务实外交”等，更加剧了日本人的“台湾情结”。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作出版的《台湾纪行》，公开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唱颂歌，竟成为日本十大畅销书之一，反映了日本人对昔日台湾主权的恋栈。最近，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连环漫画书《台湾论》在台湾出版。此书公然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美化殖民侵略，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为“台独”势力叫好，受到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同声谴责。而在台湾，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也培养出一批像李登辉那样的亲日派精英，他们也具有很深的“日本情结”。如李登辉认为自己20岁之前是日本人，甚至反对日本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吕秀莲身上具有双重日本血统，她不时为日本殖民者评功摆好，散布什么“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幸福’”等谬论。这两种“情结”结合在一起，使日本提升对台湾关系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对台湾有更多的认同。
第四，90年代以来日本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打“台湾牌”，也与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趋于保守化、右倾化。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呼声很高，主要是针对第9条关于禁止日本拥有一支常规军队和剥夺其宣布战争的权利。最近日本不少人又在鼓吹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实际上是追求外交、政治和军事的大国化。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定义；1999年8月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不少日本政治家、学者以及媒体不断地鼓噪“中国威胁论”等等，都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的表现。在对华关系上，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日本一改70、80年代的低姿态，在台湾问题上，在中国核试验问题上等，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政界和财界的新老交替，使原主张发展中日友好的力量受到削弱；在台湾“务实外交”的作用下，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有所发展。如原来亲台势力的主力是自民党，1993年以后，亲台势力扩展到公明党、民社党等（注：[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78页。）。以此来看，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台湾被用作一张牌，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此外，日本在台湾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现在，日本是台湾最大的进口国和最大的投资国。日台经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台大财团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这对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同时日本在台湾的这种重要的经济利益，也使日本有些人不愿意两岸实现统一，担心统一会使其经济利益遭受损失。
三、中日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冲突的隐忧
在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不是孤立的。日本对台政策是其整个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对华战略更多地受到日本对中日关系战略定位的影响。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基于历史教训，着眼于两国未来的长远利益，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当时中日双方对相互关系的战略定位是“世代友好”。这样，中日在发展友好关系过程中尽管也不时出现一些问题，但双方能够本着相互合作、相互体谅的态度，为发展世代友好而共同努力。
冷战结束后，一方面，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两国都曾面临苏联霸权主义和军事扩张的威胁，这也是双方发展关系的战略合作基础。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中日之间的这个战略合作基础消失了，两国关系处于新的调整阶段。双方关系中的问题凸现起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遇到的阻力明显增大，分歧点逐渐增多，摩擦面很广，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日本日益疑惧中国的发展，并受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在协调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出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倾向。自90年代以来，日本始终存在“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近年来，这种舆论更加发展，不仅军事领域，能源、粮食、人口、环境等等，均被视为对日构成“威胁”。这样，日本对华关系的战略定位出现重大变化，在强调“重视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对华也增加了视为“对手”的成分和防范的心理。
同时我们看到，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出现很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右倾化思潮有所发展。日本政界不断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侵略罪行的反动思潮出现公开化、扩大化和组织化的趋势。日本历届内阁不能有效抑制这股势力，甚至有的内阁成员还成为这股势力的代言人。日本不能正确认识过去的侵略历史，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极不彻底，“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成为右倾化的重要历史根源。同时，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一些人的“日本民族优越感”再度抬头，“新国家主义”和大国意识膨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随着右倾化的发展，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便成为必然走势。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危机感、压力感会增大，防范意识会进一步增强，会更多地利用台湾问题牵制和遏制中国。
从台湾方面来看，台湾当局企图“联合日本制衡大陆”的倾向也较明显。陈水扁在2000年12月27日会见日本“日华关系研究会”代表时声称：“面对中国扩充军备、增加国防预算，并在大陆沿海布置飞弹，中日两国应针对此一威胁，共同体认，只有进一步分工、合作，才能维持台海和平及亚太安全与稳定。”并称：“中华民国新政府会在即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与提升对日关系。”（注：凤凰网2000年12月27日。）这表明，为了制约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当局与日本的合作会加强，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
台湾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中日矛盾和冲突的交汇处。对中国而言，“台湾分离主义活动已经严重干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增加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外部势力长期利用台湾问题牵制我国，也严重干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绊脚石”（注：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238页，第189页。）。因此，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的统一，不仅是12亿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也十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而对日本而言，两岸统一，它将要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繁荣的中国，受到更大的压力，日本感到其在台的经济利益会受到制约和影响，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日本也从此失去了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棋子”。因此，1998年6月，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山崎彦曾以台湾问题为中心，撰文分析“中国威胁论”，主张日本应更加关注台湾的现状和前景（注：[日]《读卖新闻》，1998年6月1日。）。实际上，“从战略观点出发，日本不愿看到中国顺利实现两岸统一而变得更加强大”（注：[日]绪方贞子：《战后日中、美中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85～186页。）。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台湾对日本有着更大的重要性。在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日本正是先占领了台湾，然后一步一步地染指中国大陆，实施“吞并中国”的计划。在日本看来，两岸的分裂不仅有利于维护日本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制约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掌握有利于日本的平衡。况且，日本有过50年殖民台湾的历史，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情结”。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更倾向于“不统不独”，统，日本要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而感到巨大的威胁；独，根据日美安保体制，日本有可能卷入战争，这也是日本不希望出现的。因此1994日本战略研究中心出版的《生存于世的安全保障》一书提出，对台湾问题，日本“将以半永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提”，企图通过台湾问题来长期牵制中国大陆。
冷战后日本不断提高军费开支，推行质量建军，致力于准备现代化，军力不断提升。去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2001年度“五年中期防卫整备计划”，决定在未来5年要部署有导弹及直升机的空母型护卫舰、神盾舰、空中加油机等最新设备，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更加精良和现代化（注：《中国时报》，2001年1月2日。）。近来，日本执政三党还公然宣称要提交设立“国防部”的议案；日本防卫厅宣布要购进两艘万吨级“驱逐舰”。在人类刚刚迈入新世纪的时候，日本“迈向军事强国”的暗流不断涌动，引起亚洲国家的高度警惕。同时，日本还强化了日美同盟，完成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日美合作的范围有所扩大，从“日本有事”转为概念含混的“日本周边有事”。日本国内也不断有政要叫嚣“日本周边”覆盖台湾海峡，假如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那么就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就要出兵台湾。日本也积极与美国合作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加速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近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也比较频繁，并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味。日本已经明显地把台湾问题与遏制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与东亚安全联系起来，与日本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在台湾问题上中日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美日把中国视为“对手”的倾向会进一步加强。同时，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日两国的国内政治都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大选后，共和党小布什上台。尽管中美关系的基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在美国外交决策层和思想库中，要求在美日、美中关系中侧重加强美日关系的呼声日益升高的倾向值得关注。在美国国内形成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主流共识中，遏制的倾向会更浓一些。日本经过最近的内阁改组，18位的内阁成员中，有11位是“日华关系恳谈会”的成员，而另外有3位也对台湾非常亲近。随着日本向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不断迈进，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动作更大一些，卷入更深一些，中日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冲突的隐忧。
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相当敏感，在中日关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70年代，正是由于日本充分尊重和理解中方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承诺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才使中日建交成为可能，并使中日关系得到顺利发展。在台湾问题上，中日双方的共识及日本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是两国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90年代以来“台独”势力的发展，随着东亚地区另一大热点朝鲜半岛局势的逐步缓和，台湾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只有真正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制造麻烦和障碍，才能保证和促进中日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十分重要和敏感，说到底，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态度、作法，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关系带入到21世纪的问题，关系到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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