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文本、修辞与阐释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修辞论文,难题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莫尔是欧洲历史上公认的一位正直而博学的传奇人物。处于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带有某种孤胆英雄似的悲剧色彩，并被后人称作“四季之人”(the man for all seasons)。①对西方文学批评界来说，莫尔的创作丰富，写作风格精细、复杂而多变，同时也可被看作一位杰出的“修辞者”(rhetorical man)。② 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认为，修辞是莫尔作品中的关键和亮点，“他身为智者的深刻，身为作家的天赋，身为行动者的才能，身为公众人物的光环，都离不开修辞的艺术。”③从14世纪开始，修辞这门古老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得以复兴，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推进了有关话语理论、教育实践，以及文化传统的塑形。如布斯在《修辞的修辞》(Rhetoric of Rhetoric)中所说：“修辞学(涉及了)人类为了给彼此带来各种效应而分享的一切资源：伦理效应(包括人物的点点滴滴)、实践效应(包括政治)、情感效应(包括美学)，以及智性效应(包括每个学术领域)。该范围覆盖了我们对有效或敷衍地、道德或不道德地交流使用的所有‘符号’。”④ 《乌托邦》是莫尔虚构的一个文本范例，分为一、二两部，不仅体现了他精心设计的修辞，也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律师和政治家的专长。从原标题的前半部分“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可以看出，莫尔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最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或者，更激进点说：真的存在所谓的完美国家吗?与欧洲现存的那些国家相比，它真的更优越吗?要么，至少没它们那么差?对于这个问题，在第一部里，莫尔运用审议性修辞(deliberative)，⑤即政治修辞，对现存的一个消极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n)表示担忧。它影射现实的欧洲，尤其指英国。这里金钱至上，公正缺失。与之相反，到第二部，莫尔运用的表现性修辞(demonstrative or epideictic)，⑥则集中体现于虚构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对虚构的“优托邦”(eutopia)的高度夸赞。那里国泰民安、丰衣足食、体制合理、赏善罚恶。同时，莫尔也将他所期望的文学性、哲学性、政治性以及社会性都融入到文本之中。⑦ 莫尔写作时选用的拉丁语和英语，是他的基本修辞工具，实际反映了他的写作目的，以及他对待读者与接受群体的态度。从社会文化语境上看，当时阅读莫尔拉丁语作品的都为博学的精英人士，以及与他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绝大部分为男性)。这意味着，围绕莫尔的拉丁语作品，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阅读团体(an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一个人文主义思想者集会的小圈子(a coterie of fellow humanists)，一个学术思想的交锋之所(scholarly opponents)。⑧再者，莫尔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所使用的拉丁语要格外复杂多样。他们蔑视中世纪被“神道”操控的拉丁散文和押韵诗，呼吁回归古典的拉丁语写作，提倡模仿古典作家的写作风格(如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使用经高度打磨的词语和精心构思的措辞，不论思想和表达都要丰富多变。莫尔的莫逆之交，著名的修辞学家伊拉斯谟在他的《对话录》(Colloquies)中，就曾鼓舞演说者与作者致力于追求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多样性无比重要，世间一切事物如果不具备它就谈不上优美和卓越”，“如果世间万事都以单调不变的形式呈现在心灵的目光之前，思想将嫌恶地把脸偏向一边不予理会，言说也就整个地失去了其价值。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过失。”⑨ 除了使用曲高和寡的拉丁语写作，莫尔从未忽视过本地说英语的民众百姓(不论男女)，让自己的作品更为“大众化”。自中世纪开始，“听觉阅读”(aural reading)在欧洲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常见的阅读活动。当众朗读文学作品，是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⑩莫尔迫切地希望扩大他的读者群和听者群，便开始了本土英语的写作。同时，他的英语写作还针对一个亲密又私密的群体，那就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英国的同僚。虽然，都铎王朝时期的英语严重地受当时口语的影响，还处于语言发展的乡土阶段(evolving vernacular)，(11)当时很多人文主义者也认为都铎英语是“粗糙”和“粗鲁”的，但莫尔却对此表示不赞同，并为它辩护。特别是关于《圣经》不能被翻译成英文这一说法，莫尔在《关于异教的谈话录》(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中就曾对其表示强烈的反对。(12)随着历史的前进和语言的发展，莫尔的乡土英语写作显然是无法应对未来的阅读需求。但在他之后的很多英语作家都对他景仰倍至。本·琼生(Ben Jonson)在回顾莫尔的一生时，将他敬为“英格兰的雄辩与修辞之父”。(13)20世纪的英国学者、作家钱伯斯(R.W.Chambers)则坚信：“莫尔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推进了散文写作的作家，他让散文具有影响力，并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读者所提出的任何需求：语言有说服力、内容充满戏剧性，且风格多变。”(14) 据后来的学者考证，虽然莫尔用拉丁语和英语所撰写的文章内容偶有重复，但他始终偏爱自己用拉丁语生产出的“精英知识分子话语”(elite intellectual discourse)。而与之相悖的是，英语写作又能让他更显亲和、更易亲近，也更受欢迎。面对这样一个语言与读者的选择困境，要同时迎合两方的胃口和需求，并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实则不易。以《乌托邦》为例，莫尔用拉丁语将它撰写完成，对其他语言的译本表示反感。可作品一旦被出版，即使作者本人也无法控制文本的复制与传播。比如圣经翻译家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与其他宗教改革家对莫尔和《乌托邦》所施加的攻击性批判，就让莫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都倍感不适。(15) 莫尔善于运用他所了解的各种修辞技巧。在大多读者看来，莫尔的修辞手法在《乌托邦》和《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the Third)这两部作品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也运用得最为纯熟。对话(dialogue)，可以说是支撑《乌托邦》全书的重要结构。关于文本的对话风格，我们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西塞罗与卢奇安等古代学者的作品，也可以到旅行文本中去探其详细。此外，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曾说道：“一切莫不都归结为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6)所以，没有对话性的言语就没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其修辞的目的也就难以达到。《乌托邦》中的对话，不仅仅只包含审议性和表现性的言说，它本身就可以被看作一个融合了众多话语元素的集合。从修辞的意义出发，这就像一次成功的演说。莫尔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聚合过程(conglomerative process)，也促成了一个“内部不稳定”(inherently unstable)的，具有“故意挑衅”(intentionally provocative)目的和“复杂讽刺”(complexly ironic)意味的文本的诞生。(17) 传统的演说若要得到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用于法庭辩说(judicial oration)。把审议性修辞和表现性修辞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经典的基础上对演说形式进行修改，应用价值也会更高。对此，当代莫尔研究学者伊丽莎白·麦卡琴(Elizabeth McCutcheon)在2011年出版的《剑桥莫尔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More)中的《莫尔的修辞》(More’s Rhetoric)一文中，就特别提到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在《诗辩》(Defence of Poetry)中提出的观点，即法庭辩说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七个组成部分：1.导论(exordium)；2.陈述(narration)；3.提议(proposition)；4.分列(division)；5.论证(proof)；6.反驳(refutation)；7.总结(peroration)。另外，允许选择性偏题(optional digression)。(18) 我们结合《乌托邦》的文本进行分析：第一部开始，莫尔首先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地点和人物(对话者)出现，几位人文主义者坐在花园中草苔丛生的长凳子上展开了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对话。这起到了导论的作用。另外，陈述者拉斐尔·希斯拉德刚一出场，他的生平记事便被告之读者：他“像奥德修斯，或不如说像柏拉图”，他“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深晓希腊文”，他“四次出航”，“热衷于浪游，宁可生死付之度外”。(19)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莫尔聪明地采用了“信誉手段”(ethos)。(20)毕竟，让读者对陈述者的道德品质和专长经历产生信服，才是最有效的说服方式，更容易达到修辞的目的。同样，文本中另一个主要的对话者或转述者“莫尔”，是“最著名和最博学的伦敦公民及行政司法长官”，(21)其身份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 接下来，莫尔快速而简练地描述拉斐尔的航海见闻，并直接引出第二部的主题：“现在我只想讲一讲他所说的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若“谈及他(拉斐尔)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说来话长，也不符合本书的意图”。为了更吸引读者，莫尔还故意借其它文本故事情节作比较，并强调说：“陈腐的海客奇谈我们不爱打听。西拉和贪馋的塞利诺，吃人的雷斯特利哥尼人，以及类似的可怕怪物，这些是极其常见的。可是，治理有方的公民倒不是随处可以遇见。”(22) 不过，莫尔并未就此毫无悬念地把“乌托邦”的内容全盘倒出，而是将拉斐尔对它的陈述(独白)保留推置于第二部，转笔插叙几位人物有关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的对话，并商讨提出忠告，直至第一部完结。从修辞上说，这属于选择性偏题。先提出：“现在我只想讲一讲他所说的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再转折：“然而首先得讲一讲引起他提到这个国家的谈话。”(23)将阅读的视角放大，可以看出，第一部中的对话内容正是响应了原标题前半部分“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并在交谈中将其分列为若干个从属性问题进行探讨，如：现存的国家能否变得更好?政治体制和人的天性能否得以好转?如果可以，谁来承担重任，并采取怎样的措施?有学识，有良知的人文主义者的职责为何? 直到对话的最后阶段，吊人胃口的“乌托邦”才慢慢浮现。拉斐尔感叹：“如果你跟我到过乌托邦，和我一样亲眼看到那儿的风俗习惯就好了。”(24)这显然是为第二部“乌托邦”的正式登场做铺垫。同时，拉斐尔也把内心的感想坦率地说给文本中的“莫尔”，告之读者，以证明自己的“乌托邦”提议是多么美好：“任何地方只要有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25)这也可以说是拉斐尔给出的结论。那么，难道反驳就被取消了吗?由此可见，莫尔并未依照标准的辩说结构顺序来设计《乌托邦》的修辞，而是重新思考并设置了对话者的反驳。 细读第一部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中的“莫尔”和彼得·贾尔斯(莫尔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在文本开头偶遇莫尔，并介绍他与拉斐尔相识)，甚至是拉斐尔自己，都对“乌托邦”的幻景表示质疑。“莫尔”大胆地说：“我有反对看法。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彼得也反对说：“你很难使我相信，比起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在那个新世界竟然能发现生活得更秩序井然的人民。”连拉斐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私有制)这副担子，但我坚信，无法取消它。”(26)由此可见，对“乌托邦”这一提议的反驳并未被取消，而是与论证交织在一起，相互拉扯出悖论的张力。 更有趣的是，在第二部的结尾，当拉斐尔说完他的故事，将“乌托邦”大肆夸赞了一通之后，文本中的“莫尔”却如此总结说： 我觉得他所讲述的人民的风俗和法律中有许多东西似乎规定得十分荒谬，不仅是他们的作战方法、礼拜仪式和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制度，尤其是作为他们社会全部结构根本的那种特征。我指的是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给养——完全无须金钱流通。单这一点就使得一般人认为一个国家引以为自豪自荣的全部高贵宏伟和壮丽尊严都荡然无存了。(27) 此时，拉斐尔的“乌托邦游记”已陈述完毕，已从文本中彻底“退场”，他怎能想到“莫尔”对他“精彩的演说”会做出这番评价。只有读者才有机会阅读文本，得知莫尔的想法。莫尔为什么要让文本中的自己作此评论呢?这确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是，不论我们如何阐释莫尔的写作意图，不论他是态度诚恳，还是冷嘲热讽，或两者兼具，这都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在《乌托邦》的最后，莫尔大胆地给文本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结局：“将来还有机会更深入地考虑这些问题，并和他更全面地进行讨论。但愿有朝一日这成为可能啊!”(28) 有关《乌托邦》的阐释争论(interpretive debate)源于其文本自身。(29)本文上一部分已从莫尔的修辞目的出发，对文本中两位主要陈述者和对话者或转述者的出场设计进行了分析。此外，这两位重要人物的姓与名之间的“斗争”，恰好也突出了文本内部特有的阐释的复杂性。 陈述者拉斐尔·希斯拉德的虚构身份是一位葡萄牙籍的旅行家和学者。据《圣经》外典《托比特书》(Apocryphal Book of Tobit)里的描述，“拉斐尔”是旅行者和流浪者的守护天使，并精通治愈之术。与此相对，取自希腊词源的“希斯拉德”，则会让一些语法学者立马想到一个懒散又爱夸夸其谈的人，一个只会空谈的“见闻家”，一个专门打理鸡毛蒜皮的小事的“高手”。为了与他展开平等的交谈，另一位对话者/转述者“托马斯·莫尔”更难逃被莫尔自我戏谑的厄运。“托马斯”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一个著名的怀疑主义者，而“莫尔”(Morus)，在伊拉斯谟的《愚人颂》(Praise of Folly)中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30)这么一来，但凡有知识背景的读者，就要面临一个阐释的困惑：我们是否该相信一个看似品格高尚又学养高深的航海家所说的话?他也许真是一位神圣的使者，一位人类思想的治愈者，但是，他所说的一切也有可能只是一派胡言。同时，对话者的质疑又是否正确呢?我们究竟该不该像这个“傻子”一样去质疑呢? 《乌托邦》全书两部分别讲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社会，这是文本内部的冲突结构。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也是第二部在先，第一部在后。具体说来，莫尔在1515年出使荷兰期间，利用三个月赋闲时间写下了第二部，对“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的图景做了全面的描述。之后在回国后的一个月内，又完成了第一部，放在第二部前面，形成了一个先有现存的(英国)社会，再有“乌托邦”理想社会这种结构。这样，《乌托邦》的创作过程就体现了一种独特的“逆序性构思”。(31)这种“颠倒”的写作策略又反映了莫尔的何等用意呢? 相对于第一部中生动的对话，第二部中拉斐尔对“乌托邦”的纯独白式描述是相当乏味和粗略的。第一部的描述真实、具体，充满了微妙的讽刺、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这里的人物都有名有姓、有血有肉，他们在对话，争论，说服和辩解。莫尔运用审议性修辞，表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念。第二部，莫尔运用表现性修辞，借拉斐尔之口将虚构的理想社会大肆赞扬，全篇充斥着想象的幻景、理想的激情、明智的建议和智慧的闪光。但是，它几乎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没有提到过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除国王乌托普以外)。拉斐尔待在这个岛国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也没有具体记录。总的来说，第二部里几乎没有什么令人特别感兴趣的叙述。 产生这种“僵化”状况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乌托邦是一个完全处在理想状态中，没有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的社会。就其定义而言，完美社会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它在地理上是自我封闭的，在时间上是没有发展变化的。”如果让这个理想社会与外界接触，“就必定会产生交流，产生差异和比较心态，从而打破现存的静止状态。一旦有变化发展就说明它还不是一个完美社会，或尚未达到完美状态”。(32)所以，这又出现了一个逻辑悖论。而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缺乏行动、没有变化、没有差异的社会，显然是难以说服读者将它与“理想”相契合。 要怎样解决这个文本内部的悖论问题呢?或许，莫尔从根本上感觉到，一个看似完美却没有生命的社会，不论是对人类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没有吸引力，也难以存在。既然是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感情、交流、欲望、需求和满足，这必然会产生私有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偏偏都与“乌托邦”的完美理念相悖。就作品的感染力着想，莫尔势必要在文本的理想与现实，完美与不完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按照J.H.海克特(J.H.Hextor)的观点，第二部描述的完美静止状态需要一个不完美、处于行动中的社会作为增补或陪衬，才能消除它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33)于是，我们就有了“现实的”第一部。这样，“第一部和第二部互为镜像，反映了行动与沉思、现实与理想、批判与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34)也许，正是这种内在的“紧张体验”紧紧抓住了读者。但该不该去阐释悖论，这本身就是个悖论。 几百年来，《乌托邦》一直被重译再版。随着译介语种的不断扩充，“乌托邦”的形式与内涵也愈加丰满，并在不同的语境中衍生出其它“副文本”(paratext)。(35)对于作为文本消费者的读者而言，“乌托邦”已渐渐脱离它原初独具匠心的语言构思，逐步转化为一个普及性的概念和说词。与此同时，莫尔曾经撰写的祷告词以及与好友的通信，也相继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至再版，使我们对莫尔其人其作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和多元。从文本外部看，这种“文本的不确定性”(textual uncertainties)，也让读者对《乌托邦》的阐释难以把握。(36) 进入当代，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众多莫尔研究者们历时二十多年的搜集、研究、撰写与编辑，《耶鲁大学版莫尔全集》(37)以其十五卷本的完整性和浓厚的学术性将莫尔其人其作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了世界和读者，也保存在了文本延续的历史之中。1965年出版的一部最详尽，也煞费苦心的双语版(拉丁语/英语)《乌托邦》被收入这套全集。此版《乌托邦》试图避免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并致力让文本生成、发展与传播的历史语境更为清晰。而阐释的争论也始于两方：文本该被放入哪一个合适的语境进行阐释呢?通过语境分析，我们又能找到什么有利于阐释文本意义的关键?(38)这又需要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不可否认，《乌托邦》确实就是一本“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就像一座富饶的金矿，供读者阅读“开采”，再将它无限拓展壮大。 从文本的历史生成角度看，莫尔的《乌托邦》可以说是16世纪早期，欧洲知识精英们“合力生产的一部作品”(collaborative product)。(39)它由拉丁语撰写完成，内容涉及当时知识界所提倡的希腊古典思想。在接下来近五百年的历史中，《乌托邦》一直持续不断地被翻译成众多语言。不同语种的译本又按出版时间和地点的差异分不同的版本。时至今日，纵览由东西方各版本集合而成的《乌托邦》书系，我们可以隐隐看到一副由“语言-修辞”设计而成的关于欧洲世界的理想画卷。由此可见，就《乌托邦》的文本发生而言，莫尔拉丁语原稿中所特有的“语言的复杂性”(linguistic complexity)从未妨碍它获得享誉全球的美名。(40) 像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乌托邦》的问世，一方面用于表达莫尔本人的思想观点，一方面在于愉悦广大读者。全书的大部分内容被莫尔与好友的通信、诗歌、插画、字母表和一副乌托邦的地图占据，其目的在于向读者阐明《乌托邦》的意义为何，它是怎样完成的，又该如何对它进行阅读。尽管作者们费尽心思想把一个复杂设计的《乌托邦》清晰呈现给读者，因不同的理解方式而引起的争议始终未有消减。该如何对文本进行正确的阐释呢?事实上，在很多人看来，“乌托邦”就是莫尔抛出的一个没有答案的空旷的命题。这是莫尔出版的第一部长篇散文体小说，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地位。莫尔的创作灵感究竟是由何而来的呢?是源于他面对繁重国务时不知抉择的困窘?还是一个忧郁知识分子用于缓解病痛的思忖之作?(41)对于读者，《乌托邦》始终是个道不尽的难题。 注释： ①“四季之人”(the man for all seasons)用来形容随时随地都会站出来独当一面的英雄式人物。它源自罗伯特·鲍特(Robert Bolt)以莫尔的生平为蓝本创作的一部舞台剧。该剧曾被改编为电影，于1966年12月12日上映，并荣获1967年第39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六个重要奖项，是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传记性佳作。片名“A Man for All Seasons”还被译作“良相佐国”、“日月精忠”、“正直的人”等。 ②⑦⑧(17)(29)George M.Loga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Mo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46,p.54,p.50,p.55,p.55. ③Peter Ackroyd,The Life of Thomas More (London:Chatto & Windus,1998),p.46. ④转引自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6页。 ⑤⑥审议性修辞(即政治修辞)用于对决策的辩论(尤指政治决策)，它面向将来，以趋利避害为目的；表现性修辞(即仪典修辞)则或褒奖或谴责，它面向现在，以区分荣辱为目的。 ⑨转引自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214-15页。 ⑩Keith Thomas,“The Meaning of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The Written Word:Literacy in Transition,ed.Gerd Bauman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p.97-131. (11)Walter J.Ong,“Oral Residue in Tudor Prose Style”,in An Ong Reader: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eds.Thomas J.Farrell and Paul A.Soukup(Cresskill and New Jersey:Hampton,2002),pp.313-29. (12)Thomas M.C.et al.eds.,A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337页。莫尔从未反对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但他要求译文必须做到忠于原文并且语言优美。他对丁道尔所翻译的《新约》感到不满，主要因为他质疑丁道尔的措辞。 (13)Jonson,Timber:or Discoveries,in C.H.Herford et al.eds.,The Works of Ben Jons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52),p.591. (14)Chambers,“On the Continuity of English Prose from Alfred to More and His School”,in Modern Language Notes(November,1934),p.liii. (15)David Weil Baker,Divulging Utopia:Radical Humanism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8),pp.48-75. (1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344页。 (18)Kenneth Myrick,Sir Philip Sidney as a Literary Craftsma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5),pp.46-83. (19)(21)(22)(23)(24)(25)(26)(27)(28)Sir Thomas More,Utopia(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5,p.85,pp.6-7,pp.6-7,p.29,p.28,p.29,p.84,p.85. (20)修辞是说服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三个说服手段：信誉手段(ethos)即演讲者本人的品格和素质所产生的说服力；情感手段(pathos)指演讲者调动观众感情所产生的说服力；逻辑手段(logos)指演说中的逻辑论证所产生的说服力。详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二章。 (30)(36)(38)(39)(40)Gregory Claeys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9,p.30,p.30,p.29,p.29. (31)(33)William T.Cotton,“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in Utopian Studies(Spring,2003),p.43,p.45. (32)(34)张德明：《旅行文学、乌托邦叙事与空间表征》，载《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64，64页。 (35)Terence Cave,Thomas More’s Utopia in Early Modern Europe:Paratexts and Contexts(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8),p.145. (37)Volumes of The Yal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Thomas Mo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97)including:(1)English Poems:Life of Pico,The Last Things,1997; (2)English and Latin versions: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1963; (3)Part 1:Translations of Lucian,1974.Part 2:Latin Poems,1984; (4)Utopia,1965; (5)Responsio ad Lutherum,1969; (6)A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1981; (7)Letter to Bugenhagen,Supplication of Souls,Letter against Frith,1990; (8)The Confutation of Tyndale’s Answer,1973; (9)The Apology,1979; (10)The Debellation of Salem and Bizance,1988; (11)The Answer to a Poisoned Book,1985; (12)A Dialogue of Comfort against Tribulation,1976; (13)Treatise on the Passion,Treatise on the Blessed Body,Instruction and Prayers,1976; (14)DeTristitia Christi,1976; (15)Letters to Drop,Oxford,Lee and a Monk; Historia Richardi Tertti,1986. (41)莫尔曾被认为患有忧郁症，为了控制疾病的发展，他写了《乌托邦》。所有的乌托邦都是有序计划，忧郁要排除在外。忧郁症和乌托邦是两个极端，欧洲知识分子的伟大和不幸就在于他们处于这两者之间，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作者。详见沃尔夫·勒佩尼斯：《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李焰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