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世界政治及其主要趋势——兼论2001年的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趋势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政治论文,世界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适才过去的2001年,是世界政治形势富含变动的一年,其中甚至不乏震惊全球和造就深远影响的重大戏剧性变动,即"9·11"恐怖袭击。这场恐怖袭击凸现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中非国家的跨国力量(特别是破坏性的跨国力量)的巨大重要性及其能量,引发了美国国家战略首要目标的迅速重新确定和对外政策轻重缓急次序的相应调整,招致了到年底已取得基本成功的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战争。不仅如此,它还导致或大大推进了美国同一些重要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甚至更改,加剧和加速了在很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内政治—社会翻腾的酝酿或勃发,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包含的严重矛盾、动荡和危险,同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局部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前列议题。
在"9·11"恐怖袭击及其直接的后续事态之外,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以巴冲突急剧激化、印巴两国兵戎相向、准“鹰派”总统入主白宫、中美两国撞机事件、南联盟前首脑被移交国际法庭等举世瞩目的事态,也发生于刚刚过去的一年。所有这些加起来,首先表明2001年是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传统威胁依然显著存在的情况下,非传统威胁急剧凸现的一年,它们同这一年里也是富含变化的、大国间历来就有的斗争与协作一起,导致了传统国际政治同跨国政治之间格外紧密的交错和互动。同时,上述事态还表明2001年也是地区性热点问题迭出的一年,而在这些地区性热点问题同全球性热点问题之间,引人注目地存在着同样是格外紧密的交错和互动。最后,特别就这一年里美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两项最重要行动——发动国际反恐合作与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来看,当前国际政治分明有一大内在矛盾,那就是同时存在超级大国主导国际协调与超级大国阻碍或破坏国际协调的局面,它们的并行、交错和互动增加了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的复杂性。
二
2001年世界政治形势的全局性动因主要可以分为两大范畴:(1)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基本方向及其虽然局部、但异常重大的变化,连同其根本的国际关系效应;(2)全球化包含的政治危险,加上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很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内酝酿或勃发的动荡。就前一个范畴来说,可以分为"9·11"事件发生以前和发生以后这两个时段来考察。共和党行政当局年初执政伊始,本着相当强烈的霸权主义心态、颇为简单化的“现实主义”国际权势政治哲学、反映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单边主义信念以及一心执迷于阻止或防范未来“挑战型”新兴强国兴起的地缘战略,在言辞、态势和行动几方面近乎目空一切,咄咄逼人,惹是生非,一意孤行,并且即使从美国霸权利益的视角来看也是大可不必地屡施强权。这样的对外态势、政策方向和外交风格使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不少欧洲盟国)感到严重不安,甚或颇有理由地断定美国已经或行将成为从全球秩序到区域安全、从军备控制到生态平衡的近乎全系列问题上世界稳定和国际协调的首要威胁,并且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缓解紧张、争取改善和进步的头号阻力。
然而,在"9·11"恐怖袭击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和全国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国政府势所必然地迅速重新确定了当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的国家大战略首要目标,那就是打击和预防主要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各种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也已相应地作了调整,这些调整虽然远非细致,但在原则上已相当明确和连贯。与此同时,它的世界政治认识、国家安全界定、外在威胁观念乃至外交风格,也发生了局部变化。由此而来的根本的国际关系效应,是导致许多国家急切地去重新认识国际政治总体形势,力求及时判断本国在形势变化中面临的机会和压力,并且争取不失时机地采取旨在趋利避害的相应的政策行动。或者说,反恐这一新的国家首要目标的确立已经使得美国据此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别国对美国而言的价值和性质,同时反过来也使得别国(特别是那些对美国的理解比较准确、国际政治感觉比较灵敏、对外政策决策程序比较高效的国家)在同样大的程度上重新定义美国对它们而言的价值和性质。由此而来的是国际关系在"9·11"之后的局部变动趋势,连同一系列重要国家的“与时俱进”式的对外政策调整和修改。其中,俄罗斯主要出于一系列深层和比较持久的原因而来的对美政策更动,连同美俄关系相应的重要变化趋势,最为引人注目。贬低甚至无视这些重要变化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但是,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首要目标的更动,加上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各种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的相应调整。"9·11"以前被放在首位和较次位置的一系列基本目标仍然存在,仍然被美国政府视为至关紧要,而且在一些场合和问题上可以同反恐军事和外交行动交错起来,予以“附带式”的追求。甚至被一些人高估的单边主义外交风格变化、战略关注转移和战略手段变动也在颇大程度上是表面的或相当局部的。所以如此,关键的原因特别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共和党政府那里特别顽固并且往往流于简单化的“现实主义”国际权势政治哲学(或曰冷战思维)、相当广泛和深刻的美利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信念、对于美国超强地位和霸权势力的稳定性与经久性的执迷、随之而来的对于未来强国的过头疑惧与防范心理,差不多可说是“本体性”的,它们没有因为"9·11"事件和国际反恐合作而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这一原因,也由于国家间基本矛盾和重大利益抵触有其深刻和经久的结构性原因,国际关系在"9·11"之后的变动不少是相当有限的,并且至少眼下不能肯定是真正经久的。因此,既不应当贬低甚至无视美国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化,也不应当高估甚至无端想象此类变化。特别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完全可以肯定美国政府没有、也不会改变对华战略防范、政治压力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原有政策,虽然也必须认识到自"9·11"事件以来,它们在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轻重缓急次序当中的位置显著下降,它们同美国对华政策中另一类成分——局部妥协、协调、合作与“包容”——相比的分量也有所减小,而且在可以明确地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这些变化仍将大致得到保持。
三
关于2001年世界政治形势的第二大类全局性动因,即全球化包含的政治危险和很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内酝酿或勃发的动荡,首先应当说到"9·11"恐怖袭击的基本缘由。无疑,美国在中近东和北非穆斯林世界的往往是霸权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态势,包括它对以巴对立和冲突的态度和政策,属于这基本缘由之列,中近东、中亚和北非严重存在的欠发达社会人民大众贫困和生活水平方面巨大的世界南北差距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但是,对发生"9·11"事件而言,它们的重要性比不上(或许远比不上)另外两项基本缘由:(1)在穆斯林世界,同美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势扩张并行的全球化进程,导致那里的亿万“前现代”人口痛感一种异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颠覆了他们传统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并且使他们生活在“西方化”了的、异己的政治—社会上层腐败、专横和在他们看来亵渎神明的统治之下,由此而来的严重不满和愤怒提供了恐怖行为的最深层、最根本的滋生土壤;(2)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激励下的极端势力在这土壤上、并且利用这土壤形成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直接和间接的政治势力、意识形态和精神影响、人力物力资源网络和恐怖行动战略能力,它们由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及其在部分穆斯林人口中得到的颂扬、敬慕和支持证明拥有巨大的实在和潜在能量。这两项基本缘由提示,跨国恐怖主义问题因其主要缘由的深刻、广泛和有力,将是世界政治中的长期性重要问题,也因此反恐将是美国和国际社会长时间面对的一项重大和困难的事务。
上述基本缘由也导致了"9·11"事件之后一类很重要、但我国的研究者们注意得过少的国际关系变动,那就是原先几乎一向作为美国至关重要盟友的若干穆斯林国家政府同美国的严重疏离。这种疏离不仅是出自宗教情感影响以及对美国关于以巴对立的态度和政策的严重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支持美国反恐战争引发国内动乱、乃至政权和上层阶级被推翻的巨大恐惧。有理由推测,随着反恐、特别是美国反恐军事行动在范围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扩大趋势,这一现已相当显著的疏离将很可能加剧,美国的利益和中近东—北非格局将很可能受到重大影响,世界政治也将进一步复杂化。不仅如此,假如明了并且重视"9·11"事件(及其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激荡)所凸现的两大“反全球化力量”——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愤怒、颠覆欲望、政治能量和范围远更广大的“前现代”中下层民众对西方全面侵蚀、影响甚至支配的巨大不满,就可以有理由地预感到很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内已经在加紧酝酿和积聚巨大的紧张,它们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翻腾起来,导致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并且严重牵动大国关系,同时使得反恐问题进一步大大复杂化。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也是巴基斯坦已经并将继续面对的国内形势,而巴基斯坦的国内稳定关系到中国头等重要的边境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利益。
四
以2001年的世界政治形势为背景,回顾和总结这一年里中国的对外态势、政策和行为,认识其重大成就、可贵经验和尚存不足,是一项必须从事也大有裨益的反思任务。这一年里,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不仅为中国党和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发展改革、大力推进和优化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全系列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纲领,而且实际上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的根本意向和根本前景,那就是中国将在20余年改革开放基础上继续创新性地健康发展和积极进步,因而具有关键性的塑造国家形象和预示国家方向作用。应当可以相信,与较近的未来岁月里行将实践这一思想纲领的重大举措一起,它将同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相似,造就对中国的国际处境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良好的世界舆论效应。同样在2001年里,中国政府以义无反顾的决心、适时的重大决策和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异常持久的加入WTO的谈判,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和全球化潮流的历史进程由此前进了里程碑性质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北京在2001年申请举办奥运会成功,也具有同中国加入WTO类似的意义。
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里积极和富有成效地开展睦邻外交和区域多边外交,这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包括缔结中俄友好条约、主办APEC高峰会议、发起建立上海五国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在坚持反对日本在历史罪行问题上的不良态度和坚持提防日本扩展其军事作用的同时,中国政府合理和具有远见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局部明显改善。在对美关系方面,从年初到"9·11"事件发生为止,中国外交有两大特别值得称道之处:(1)对于准“鹰派”总统入主白宫及其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危险倾向采取了镇定、审慎和具有战略耐心的态势,并且特别是通过钱其琛副总理访美,实行了“事在人为”地朝积极方向影响、甚而争取塑造事态发展的对策;(2)在突发性的撞机事件之后,进行了坚持原则的斗争,同时以防止中美关系跌入长时间对抗状态为一大原则予以慎重处理,并且由此决定性地促成了此后中美关系的局部明显改善。
不过,同时期里我们在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领域也仍有不足,其中特别显著地需要立即努力改进的也是两处:(1)尚未形成至少大体足够的国内共识基础(一般公众中间、专业研究界中间、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内部及其相互间的此种共识基础)来支持政府在某些重大问题领域、特别是对美和对日关系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某些重大政策和战略,或者说我们在对外事务方面还未真正积极有效地适应并引导国家政治的“大众政治化”趋势,而这一趋势是随改革开放而必然愈益发展的;(2)尚未形成一套当代化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连同同样当代化的国家安全执行机制,它们能够保障足够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事变和危机事态,或者说我们在世界政治愈益复杂化、国家资源形态和国家机器组成部分愈益多样化的现时代,还未形成一种与之充分适应的政策、战略和策略的缔造能力。另外,我们大概像先前一样,几年来仍未酝酿出(甚至还未就此进行有起码的充分程度的讨论)应对美国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的对策方向,更不用说较详细的对策方案,这一不足在美国已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的当今尤为显著。
五
2001年世界政治中最突出的事态,在于"9·11"恐怖袭击、随后进行的美国反恐战争以及它们引发或加速的国际关系主要变动,因而中国对此的反应也必然是关于这一年中国外交的总结和反思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9·11"事件及其重大后续事态的认识、态势和政策总的来说是相当正确和成功的,而若考虑到这一事件及其后续事态的突出其来性质,考虑到中国国内近两年来的颇大部分公众情绪和公众舆论状态,这就尤其值得称颂。成功之处大致在于:中国政府总的反恐怖主义态度正确、分明,"9·11"事件发生后谴责恐怖袭击和支持反恐这一原则立场表达得迅速、及时;摆正了反对恐怖主义与反对和提防霸权主义这两者间的关系,不将两者混同起来,同时实际上合理地确定了反恐与反霸相比在当前的优先位置;比较积极主动地、有原则地和具体地提供反恐合作,其中关于巴基斯坦问题的外交作为对于国际反恐事业大概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对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迅速、明确、周到地提出了正确的“限制性条件原则”,包括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或监督作用,反恐军事行动要有确凿的证据和明确、有限的打击目标,而且尽量不伤及平民,这也为中国今后对于美国可能宣布为反恐而进行的其他军事行动树立了正确的、用于评判和对待的基本准则,并且实际上表达了在反恐问题上提防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立场;大抵掌握好了一种对于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利益至关紧要的分寸,那就是既支持反恐和提供反恐国际合作,又维持中国和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防止跨国恐怖主义势力将恐怖袭击的部分矛头转向中国;对于"9·11"事件后俄罗斯的对美政策变动和美俄关系相应的重要变化趋势,采取了镇定、从容和大度的态势,从而充分保持了中俄关系的良好或正常状态,保持了合理地应对必然复杂的未来事态变化的充裕余地;主要从中国头等重要的边境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利益出发,高度重视维持巴基斯坦的国内根本稳定,并且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恰当地对待了日本以提供反恐国际合作名义向海外派兵的问题。所有这些,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世界政治眼界、国家利益权衡、对外战略估算、国际行为方式和外交操作素质等方面“与时俱进”的愈益高度成熟化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真总结和反思我们对于"9·11"事件及其重大后续事态的认识、态势和政策当中的不足和失误成分,尽管它们同成功之处相比完全是次要的。这里说的“我们”不仅指中国政府,也指(甚至更是指)中国的公众舆论、国际政治研究界和某些政府工作部门或工作人员。如上所述,在随着改革开放而必然愈益发展的、国家政治和政策形成方面的“大众政治化”趋势中,优化“我们”之中后一大部分的认识和态势至关重要。对于制造和支持"9·11"袭击的那部分跨国恐怖主义势力,对于这一袭击事件的伦理和政治性质,对于美国的反恐战争和国际反恐合作,我们中间许多人有着心态上的矛盾,就此事件的广泛和深刻的基本原因缺乏较为全面、准确的看法,就反恐与反霸的恰当关系未形成正确和较为精细的认识;对阿富汗战争进行的顺利程度和阿富汗战后政权安排的顺利程度,实际上缺乏比较对头的估计,这在许多人那里或许反映了上述心态矛盾对客观局势估计的一种下意识干扰作用;我们在反恐合作方面的政策创新性或许还有些不够,特别是与战略和政策调整更迅速更果敢的某些国家相比多少审慎有余,创新不足;在阿富汗战争的初期,我们对于我们正确地提出的反恐军事行动限制性条件原则重申略嫌频繁,这不够策略;最重要的不足在于,未能足够坚决、认真、及时、有效地调控和引导关于"9·11"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公众舆论、特别是公众网络舆论,造成了负面影响,而这多少反映了我们对于一项带根本意义的长期战略性任务——持之以恒和耐心地朝积极方向影响美国公众对华舆论——还不够重视。一句话,我们要全面地优化认识、优化态势、优化工作,将往往存在的“效果互相抵消”问题(或曰此处得分,彼处失分问题)减至可能的最低程度,并且由此相应地增加我们对外态势和行为的内在连贯性。
六
鉴于现已大抵可笼统地预料的若干发展趋向或可能性,在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努力的问题包括:(1)进一步优化对反恐与反霸之间关系的认识,意识到它们在紧迫性、经久性、世界政治议题优先次序、所用手段、可用能力等方面的差别,而把握差别是战略缔造的关键。(2)明了美国反恐军事行动中合理正当的安全需要与并非如此的霸权冲动这两大因素的并存和区别,而鉴于我们许多人目前的偏颇认识,在当前要较多地看到前者;对于就有效作战而言至关重要的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与对外政策“单边主义”的并存和区别,也须如此。(3)对于美国反恐军事行动附带的对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效应,既不缺乏足够的警觉,也不作执迷于“最坏情况”设想(worst case scenario)的过头估计,而当前一般需要较多地强调后者,并且明白基本周到和精细的(sophisticated)战略评估才是合理的战略评估。(4)高度重视引导、教育、调控对外关系问题领域中国国内公众情绪和公众舆论的巨大重要性,包括像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国际关系教授在"9·11"事件之后提出的那样,鼓励、培育和弘扬“精英舆论”。(5)对美国今后在阿富汗以外可能发动的、宣布为旨在反恐的军事打击或战争,采取江泽民主席1999年5月强调的基本立场——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应有态度,特别是本着前述限制性条件原则,主要根据每一具体的军事打击或战争行动中包含的两大成分之间的“比例”,即安全必要(正式和严格的安全必要)与对霸权追求的“比例”来决定我们的立场和态度。(6)继续同美国协调,共同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内稳定和防止印巴大冲突。(7)按照布什总统在宣布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以前几小时向中方正式提出的战略会谈提议,认真、细致和耐心地进行这一会谈或谈判,争取部分地借助它来维持对美最低限度战略威慑,并且(这一点特别重要)使得中国战略核力量的未来发展大致处于核大国协议的框架之内,以便在维持对美最低限度战略威慑的同时,杜绝对于中美两国(尤其长远地说对于中国)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亚太地区“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大搞核武器及其战略运载工具的口实、动因和合法性。(8)从全局审视和调整出发,大力优化关于中国外部军事安全环境的大战略配置,包括地缘战略、多边安全体制和军事力量建设三方面。
七
以更宏远的尺度来思考,我们应当思索一个大问题:对新世纪初期我们的应有抱负来说,我们主要欠缺什么?在做这方面的考虑时,国家大战略概念可以、也应当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标尺。合理的国家大战略,是指如何明智、恰当和有效地开发、动员、调节和运用国家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精神文化等类资源,追求合理地确定了的国家根本目标。在大战略的高度上,以中国应有的21世纪前期三大根本目标——实现和经久维持国家基本安全、基本富裕以及争取在几十年内成为并保持为一个世界强国——的需要来衡量,应当认真考虑我们主要欠缺什么,而且在这么做时,自然较多地考虑我们现在主要欠缺什么。
我们的主要欠缺大概在于下面七个方面,其中后五个方面尤其具有很直接的和近期性的对外政策意义。第一,我们尚待建设一个充分和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更有待形成进一步的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它们能使国家真正具有大致全面的现当代效率,能大有助于保证社会真正可持续地稳定和富有活力,并且能使我国相当广泛和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影响美国国内对华舆论,相应地缩减美国反华势力的恶劣影响,并且大大增强统一大业对于台湾同胞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第二,我们还比较欠缺如此的社会机制、政治习俗和文化氛围:它将最大程度地鼓励和协调无数人民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创造性。中国要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走向前列,至少不致逐渐严重落后,就必须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逐渐形成这样的机制、习俗和氛围。第三,我们尚待形成足够长远、连贯和宏大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并且就此形成足够广泛和牢靠的国民共识。这是有效地追求上述应有的三大根本目标所必需的,并且大有助于对付我们面前已有、将来还会不时出现的严峻的外部困难;不仅如此,对外基本态势的明确、连贯、坚定和为此必不可少的战略耐心,应当说正是来源于此。第四,我们还远未建设成功一支就当代先进水准和中国大国地位而言足够强大的、全面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并且相应地比较欠缺在下面两对关系问题上足够辩证、足够切实的大战略认识和方针,那就是(1)发展经济与加强军力的关系(或曰“黄油与大炮”的关系),(2)大大加强武装力量之物质建设与显著改善其若干非物质素质(包括其结构体制、运行机制、战略文化和一般成员的现代素质在内)的关系。应当说,现在开始大力弥补这个欠缺大概近乎到了不容延缓的时候。第五,我们比较欠缺如此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它能保障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事变和危机事态,形成或制定大战略和外交、防务等分支战略,统一指挥和协调战略实施或危机处理,而且做到既高度体制化,又在必要时灵活机动。它还能及时地进行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创新和调整,同时经体制化保障而能充分有效地集思广益,并且塑造在大战略、战略和政策等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的共识,特别是较高层的共识。第六,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公众(包括不少国家官员和知识分子)欠缺足够成熟的现当代民族心态和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与此同时,政府层次上还未更多地积累起一种在当今已很需要(未来将更加需要)的当代大众政治经验,即积极、灵活地呼应、调控、引导和教育公众舆论,同时调控、引导和管束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及其局部观念,以便有利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实施,并且维护或促进国内的团结。第七,我们对于“事在人为”这一大道理的认识还不很够,心理上、思想上和实践中的积极主动性也因此而不很够。有鉴于此,当前尤其需要总结经验,解放思想,积极地设想、试验、修正、贯彻那种得以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朝有利方向影响甚或塑造东亚局势、美国政策、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走向的多项创造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