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消失的幽灵——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幽灵论文,性问题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虽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之为“一个幽灵”。如今，这个“幽灵”不仅在欧洲随处可见，而且已经可以在全世界都能见到它的影踪。它的范围已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可小视的领域。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在这样的时代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正面对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冷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苏联东欧国家在九十年代的巨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谷状态：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文艺新问题的挑战等等，可以断言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幽灵”绝不会消失，它必将阔步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然而我们已经很难仅仅简单沿用马恩论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现实主义、典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莎士比亚化”、“席勒式”；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论文学的党性原则等一系列马列文论中经典的范畴和命题来分析和解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极为丰富多彩的现实问题，尽管上述的那些经典理论仍然是极为重要并将不会过时。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如何做才能有所建树？人们如何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系统？也就是说，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问题乃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课题。
一、中国马列文论的三大特点分析
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首先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这个根本点上，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也应如此。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西方外来思想的一部分，但是，当它进入中国，很快就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和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西方其它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体系难以望其项背的。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之上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不同于苏联模式、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独特风格，其表现主要是：
其一，以唯物史观考察文学，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社会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如邓中夏、瞿秋白、蒋光赤、沈雁冰等，他们从一九二三年始就已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要求文学尝试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方法作分析。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说道：“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它将给你以正当的指导，示你以必胜的战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周刊》第1 卷第9期）。本世纪三十年代前， 进步的文艺家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文艺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马列文论的诞生作了有益的尝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左联”决定创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创办刊物，出版丛书，逐渐地翻译马恩原著、阐释马恩文艺思想的文章多了起来，而且，由文学理论转而又影响到其他部门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中国马列文论的形成。四十年代，在日趋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政治斗争的形势要求下，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对文艺的方向、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等一系列问题都有重要的论述，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最高成果，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论完成。这些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曾经产生推动作用，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对于今天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任务，其理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指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它应当服务于新时代，弘扬主旋律。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进入中国始，从没有脱离中国的社会变革运动而成为书斋中少数人的话语专利，它紧切地联系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逐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步骤，并且从输入、传播、发展进而取得话语主导权。今天我们总结和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成就与局限就不能忽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
其二，政治与文艺创作紧密相联。为了有效地保卫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进行反帝救国运动，毛泽东同志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合理的、必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效果显著。但是这不等于说，文艺必须永远无条件地服务于现实政治，尤其是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过度重视政治的指导性，而忽视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避而不谈文艺的自主性，把文艺视为政治说教的工具的作法，都会严重地挫伤文艺的正常发展。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上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专制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所以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文艺的社会作用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用政治教条取代文艺的独特个性。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有许多文艺论著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写作的，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政治斗争代替文艺批评，而是充分注意到了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恩格斯在评论历史剧《济金根》时，明确地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看作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这里的美学观点指的就是按照文艺反映生活的特点和规律来分析、评价文艺作品。所以，马、恩非常注重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他们反对文艺创作中恶劣的个性化和抽象的概念化，再三强调作家应当精心刻画人物性格，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应该达到完美的统一。列宁也曾说过一段话：“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指包括文艺在内的写作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理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从此可见，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从来不主张把文艺与政治对立起来，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可能在某个阶段（尤其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集中并尖锐时期）偏重政治教化的社会功用，随着时代精神的转变，这种偏重一面的状态自然也会被纠正。
谈文艺不需讳言政治，有人曾说“根据我的经验，文学与政治不仅没有相似之处，而且是对立的。我记不得有哪一个优秀作家能够在政治家中间生存下去，能够得到他们的宽容或者不把他作为‘乌托邦’式作家砍掉脑袋”（转摘《文艺研究》1994年第4 期《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郑恩波第23页）这样的说法显然也是错误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应当看到，文艺自身具有政治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政治，沉醉于非功利的象牙塔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6页）。如果说过度强调政治不好， 那么，把文艺与政治截然对立的做法同样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前南斯拉夫文艺界就曾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令人深思的。
我们不要狭义地理解政治，把政治就看成是党派之争。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是无处不在的。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现实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也从总体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方向。这无疑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马列文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特色。
其三，鲜明的道德意识和人道精神。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文化，这大抵是不错的，中国文学艺术中就沉淀了积厚的人伦传统和人道主义的传统。荀子有云：“故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儒家肯定“礼、义、仁、智、信”是人的道德属性，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关键所在。当然，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它的出发点是为了使王权和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长治久安。与我们今天所谈的“道德”有差别，不过古人早就看到了伦理的特殊品格主要在于塑造人性的完满和谐，使自然的人过渡到道德的人，通过深切的道德人生体验和自觉自由的修养而呈现出“诚于中形于外”的神采。西方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但他们对道德的价值也深有体认。康德曾说：“在我们所尊崇而又畏惧的（因为我们自觉到我们的脆弱）〔道德法则〕方面，躬行实践，工夫纯熟之后，就会使敬畏转为偏好，敬重转为喜爱，这至少也是一个被造物所可能达到的守法意向的最高境界”。马克思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为深刻地指出，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人类也按照这一规律创造了美的文学艺术。当然，马克思不是从康德先验论的角度出发，而是以实践为本体，指出文学艺术都起源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美与真、善是有机的统一体，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文学艺术必然符合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美与善统一与否一直是“左”的与“右”的两种文艺观的斗争焦点，左翼作家鲁迅旗帜鲜明地赞同美善统一论，他认为善是美的前提，曾说：“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在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有着意义的东西”（《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63页）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认为，美最初都附丽于人的实践有用的事物，那些与人的实践有害的事物本质上是不会美的，因而，美必须是善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但是，善毕竟不能代替美。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学有自身的审美特性，有个体性，不能简单、粗暴地干涉创作者的创作意图，个体种种的欲望、幻想、情感、私秘体验等等重新受到重视。这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传统的中国文论如何融入当代马列文论之中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本世纪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极为广泛的传播，包括前苏联、东欧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界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口号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走向开放与综合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在我国文学理论界，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理论就已分割成现代文学理论与古代文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现如今，文学理论界似乎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中国马列文论、古代文论、现当代文学理论，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传统。在这三大块中，马列文论与现当代文学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因为两者都是采用逻辑思维方式，都是西方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其基本概念、思维方式、研究范式、治学方法都是西式的，与中国传统文论完全不同。这种态势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有学习甚至移植西方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才能推进启蒙主义运动向前发展，而传统文化自身已无法产生新萌芽了。这是符合进步的历史潮流的。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文化的全球化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使其他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化“边缘化”，甚至被取代，这种现象对我们的文艺理论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中国文化也日益受到国际文化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包括马列文论研究都应该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根本点上，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状况，“要担负起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思想，新的理论的历史使命。”
现在有许多学者已经感到对传统文论研究的严重不足，“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我们研究者主体的知识结构的矛盾……”学者钱理群在《“回到传统”与“沉入国民”中》一文中分析道：“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题目，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显露”。我们不能只有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式的了解，而是更为深入地了解，从中获得真知。传统的文论研究如何向现代转化，是文论研究中的一块急待开发的领域。那么，传统的中国文论如何融入马列文论之中，这一问题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关键点，也是当代马列文论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唯其重要而难以解决。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界炒的火热的话题之一就是“失语症”，而造成“失语症”现象的原因也是我们曾在反对“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过程中，丢失了我们传统的知识形态。对此，学者曾顺庆先生有深入的分析：“……，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对事物，一句话，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这样，就决定了：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了出去，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传统诗学对本土的中国人来说成为地地道道的异质的知识。二、我们抓不住传统。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曾先生在文中深刻地指出问题发展的严重性，但不可逆转的是，传统的知识（包括传统的文论）不可能再以原有的面貌回到现代生活中而能够成为主流。但将西学知识视为唯一可接受的知识形态也肯定是错误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并非是把“五四”时期抛弃的东西简单地再捡回来。就文学理论来说，如何将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做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不再陷入“失语症”的迷茫之中更为现实。笔者有三点思路可供商榷。
第一，从封闭式的研究转向开放式的研究。
通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势态来看，它已被全世界爱好和平进步事业的人们所信仰，其成就非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具有开放性的学说，其思想体系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没有立足于世界、面向未来的眼界和气魄，没有一个开放性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学说就难以有今日的成就。
新时期以来，过去那种闭关锁国和文艺禁锢的不正常局面改变了。开放，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骄人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当然，开放也必然会带来一些负作用，西方文艺的新情况、新成果介绍进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空前活跃，然而，文艺理论的发展落后于文学创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被严重削弱，二十一世纪文艺理论的发展走向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杜书瀛先生在《世纪之交感言》一文中提出“文艺理论从哪里突破”？他的答案是：“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以至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在调整理论与创作、中与西、古与今、知与思的关系上使理论得到发展，求得突破”。这个见解十分中肯，在调整、梳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中。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可加强。马列文论是中国现代以来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它应在文艺实践中充分显示其引导、规范的作用。我们说，传统文论融入中国马列文论之中，首先肯定的就是要加强马列文论对传统文论研究的引导与规范的作用。
中国古代有一套精深而独特的文论思想，它们旨趣与西方文论显然不同，这种特殊的旨趣就集中体现在它的一系列的范畴之中，譬如传统文论有“赋、比、兴”、“中和”、“思无邪”、“意境”等等。范畴是思想意识的结晶，某种审美意识的发展都会逐渐凝聚为一定的理论范畴，这些理论范畴看起来似乎显得零散、不成体系，没有明显的逻辑思维活动的印迹，虽美却随意性强，但它却是打开中国传统文论的钥匙，中国传统文论有着内在的、封闭性的体系，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它的背后的网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活动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今天，之所以人们感到传统文论是属于“异质”的知识形态，就是因为编织它们的网络改变了。所以在八十年代曾经有一度人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在文艺界不少人公开撰文对传统文化的生存价值提出置疑，当然，如果传统文论仅仅在封闭的体系中自说自话，那么它毕定要面临着“是生存还是死亡”的窘境，能跳出这个圈子，以开放的姿态面对现代世界，立足于新时代的要求和新时代的问题，它就会有生命力。
开放式的研究必然主张多元化，走分析与综合、互补与对话的道路。
第二，分析与综合、互补与对话。
我们不主张使用现代的某些思想或观念生硬地剖析传统文论中的概念和范畴，或者将传统文论直接“翻译”成我们可以接受的观念。传统文论融入马列文论之中，这个思路实际上会涉及四个方面，即传统与当代，传统文论与马列文论，也即古与今，中与西。因此，我们主张进行古与今、中与西、传统文论与马列文论多方面、多角度的交叉研究，立足于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透视传统文论既分析又综合，既检视范畴又能建构体系，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这就要求研究者自身兼具中与西、传统与当代的学术素养，经受过良好的学院派训练，头脑敏捷、视野开阔，通过广泛地阅读作品，收集有关考古第一手资料，发掘被历史遗忘的“角落”，经过梳理、考证、辨析、综合的功夫，使研究不失于空泛的理论，也使传统文论中的精华部分充分地为世人了解。
同时，研究者又能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认真分析和吸取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的合理内核，不要盲目排外，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多元化的，学术思想本身也主张多元开放，只要能在研究中克服其现代各种学术思想中负面的影响，立足于新时代的要求，对传统文论的深层结构、本质特征及至潜体系，作出科学的诠释，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便能逐步建立当代中国融通古今中外的马列文论思想体系。
第三，立足于创造的观点。
王元化先生在谈论熊十力先生的文章时，提出四点谈书要诠，并认为四者需兼顾而不可偏废，即分析与综合、踏实与凌空。“踏实的”学问不难做，只要研究者诚心诚意地愿坐冷板凳，总会做出一些来的，但“凌空的”学问很难做，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有坐冷板凳的功夫，而且还要求研究者有创造性思维（创新不是臆断，妄加穿凿，随意归类），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的思考力与想象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创作激情，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将多种学术功夫融贯一处，如色里胶青，水中盐味，化影响于无形。并有新的理论发现、理论创造。
传统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沟通、融合，也是我们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之一。搞好这一当代最重要的学术命题，需要研究者注意在综合研究中形成对中国文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在进行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比较上，注意共同的方面，寻求跨越东、西，古、今文学的共同规律。当然，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良好的学术氛围，社会上普遍形成的鼓励多元探索、鼓励学术争鸣的空气，都会有助于传统文论实现向现代的转换以及与马列文论融合的理论工作的发展。
三，中国马列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比较。
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16届年会上，有关学者提出中国马列文论在20世纪所面临的一些尖锐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面临廿世纪西方文艺领域出现的新情况的挑战。这一命题十分重要，因为当代中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面向世界。过去人们所理解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是否能够解释当代社会急速变化的种种观念和现象？显然不能够，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能僵化和教条化，必然依据当代的新现实、新情况不断丰富和发展下去。所以，当代中国马列文论的研究也需要多研究、借鉴国外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而首当其冲地就是要加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对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较早出现在1982年徐崇温先生写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原文如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第一次世界性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它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主要表现在‘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不排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右翼代表（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右翼代表），也不排除它的个别代表在发展中由激进派变为保守派、改良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随着共产国际运动的受挫而销声匿迹，相反，由于它本身有着强大的哲学生命力，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中间阶层（指技术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增大，两极分化和对立的态势减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况。而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工人阶级（白领工人）和中间阶层联合形成更为复杂的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理论主张，要求又适合自身需求的哲学体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适应了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要求。也必然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西马”“非马”（即它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有的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首先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基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诠释。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针对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变化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而提出的，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予以全面否定，显然不客观，象卢卡契、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都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尽管他们的美学在理论中也常常使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概念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但学术思想是允许争议的、碰撞的，我们不能要求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必须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才能开始表达他们的观点和见解。再者，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在继承和发展中才能显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宗教化，那样才真正扼杀了它内在的生命力，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一正确方法。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一些哲学流派的理论结合起来，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本身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能动的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面向未来的、开放式的思维方式。而凡是人类优秀的文化也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能发挥最佳作用。当然，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未必是成功的，其理论观点有许多欠缺之处，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误读、曲解的现象。但这与我们过去那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作法完全不同，其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把理论的视角转入对当代现实的研究。我们不能象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那样最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汲取这一理论研究倾向是极有益处的。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国家建设的重点是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是我们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因此，在这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也要远离那种以战争和革命为出发点的状态，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使中国马列文论现代化。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列文论不能离开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同时也要牢牢地把握现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破除封建迷信，建立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相适应的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疑已为马列文论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还不可能拟写出详备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工作重担，无疑是落在了后人的肩上。而这在当代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建国以后，我们已经作过一些初步的努力，但远没有完成，需要我们继续作长期不懈的努力。为了建立有中国有特色的马列文论的理论体系，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重新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二战以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延续的理论形态。第二，坚持立足在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思想，促进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下，广大社会群众都会在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以从事科学、文艺活动。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大众化、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社会也迫切需要马列文艺思想在审美和文艺活动中发挥指导作用，使文艺产品都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也使得劳动本身成为吸引人的，满足人的全面解放欲求的活动，给人以真正的享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廿一世纪中国马列文艺发展的道路，是在多种文化背景、多重思想撞击下，通往现实生活与实践密切相联的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为文艺所开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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