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螺旋论文,新进展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重螺旋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对生命科学的研究。1953年，Linus Pauling和Robert B Corey提出了DNA的三重螺旋结构模型，但后来被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提出的二重螺旋所替代，虽然三重螺旋没有被生命科学所接受，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被运用到不同的研究领域[1]。1995年，Etzkowitz和Leydesdorff把三重螺旋模型引入创新系统的研究，分析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2]，成为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研究的领军人物。现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三重螺旋国际会议，已经举办了六次。虽然国际上对三重螺旋模型的研究比较热，但国内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而且大部分研究与国外前沿问题有一定差距①。
1 三重螺旋的基本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自从Freeman、Lundvall等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后，国家创新系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国家创新系统主要研究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教育部门、政府部门等创新主体要素和制度、政策组成的网络，强调事物本身和制度的设置、安排是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但随着大学职能的扩张，大学已经从传统的教书育人、进行基础研究逐渐扩展到培育校办产业、建立创业型大学等职能，大学和企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美国的大学科技园就是很好的例子。传统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加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Etzkowitz和Leydesdorff提出了三重螺旋模型，模型认为大学、企业和政府的“交迭”(overlap)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其三方联系是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互相作用，从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3]。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研究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创新的中心，强调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等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基本假设是有效网络的平稳运作，能够推动系统的每个部分实现创新，目标是实现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国家创新系统网络内的各个部门职责界限清晰，对各部门间关系的研究侧重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而三重螺旋模型则认为大学在创新中起领导作用，该理论尝试打破部门界限，模糊部门边界，通过各个部门间职能的相互转化、共生达到创新目的，和国家创新系统重点研究网络一样，三重螺旋模型更多研究的是功能，因此，它是超越了原来制度研究的一种新进化模型。国家的责任不再是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为整个国家的创新提供良好、健康的环境和适当的创新基质，而是在微观和制度层次塑造创新行为的轨迹和方向。根据两种理论产生的先后以及研究问题的相似性，可以认为三重螺旋模型来源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补充和创新；但又由于它们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所以也可以认为三重螺旋模型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两种平行的创新系统理论。
创新三重螺旋研究的主体是知识，知识流动主要在三大范畴内进行：①参与者各自的内部交流和变化；②一方对其他某方施加影响，形成两两互动；③三方功能重叠形成的混合型组织，以满足技术创新和知识传输的要求[4]。Etzkowitz和Leydesdorff(1995)根据这三种知识的流动，提出了三重螺旋的三种范式，即政府主导模式(an etatistic model)、自由放任模式(laissez-faire model)和重叠模式(an over-lapping model)[2]。三种范式与创新系统的发展演变相联系，前苏联的创新模式属于政府主导模式，原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属于自由放任模式，硅谷属于重叠模式，而我国正在由政府主导模式向重叠模式过渡。
2 三重螺旋基本构造的探讨
标准的三重螺旋模型是研究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否还有别的参与机构或者形式？如同样能够提供技术创新和知识基础的科研机构能否代替三重螺旋模型中的大学？有没有第四条或者更多的螺旋？除了官产学外，在创新系统中是否还有其他三重螺旋形式的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对三重螺旋基本构造的研究，如果这些问题被证实，可能对创新三重螺旋理论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2.1 科研机构能否融入三重螺旋模型
研究机构和大学一样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它们都能够生产知识和技术，为企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相似的功能。David Mowery在第六次三重螺旋国际大会上也提出三重螺旋忽略了政府研究工作实验室等政府研究机构的重要作用。
官产学三重螺旋模型建立的基础之一是大学教育的二次革命，创业在大学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下，官产学无疑是三重螺旋的标准模式。但是在世界许多地方，大学教育发展的落后或者发展方向不同，导致大学在区域发展中仅仅起到教育或者科研的作用，与此同时，科研机构成为区域创新提供知识的主要来源，这种研究机构应该取代大学成为三重螺旋的参与方。Shapiro在研究韩国的三重螺旋模型时指出了这个问题，韩国大学角色较为单一，不能担当三重螺旋角色，因此，他把政府研究机构包括到三重螺旋模型中[5]。Etzkowitz、Mello和Almeida在研究巴西的孵化器时，也指出大学在参与孵化器内公司产品开发上的失败，表明三重螺旋的方法必须扩展，大学应该被知识来源所取代[6]。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把科研机构和大学看作一个螺旋融入三重螺旋模型。
2.2 三重螺旋还是多重螺旋
一些学者提出了是否存在第四螺旋的问题，有人将劳动力、风险资本、公众等看作第四螺旋。如第四次国际三重螺旋大会组织者Merle Jacob(2002)根据三重螺旋与“公众”的关系提出了公众是否应该被认为是第四螺旋的难题。公众在创新系统中有特殊的作用，公众可能积极支持创新活动的开展，也可能因为创新会带来负面影响而反对和限制创新。基于公众的特殊作用，周春彦和Etzkowitz(2006)提出了双三重螺旋模型，一方是原来的大学、产业和政府创新三螺旋，另一方是大学、公众和政府可持续发展三螺旋，第二个螺旋作为第一个螺旋的补充，以在保持三螺旋动力的同时将公众因素纳入社会创新系统[7]。
大部分主流学者不支持第四重螺旋存在的观点。如Leydesdorff和Etzkowitz认为把公众作为第四螺旋的概念其实是把公众缩小为另外的私人团体，而不是作为企业创新基础的全民社会[8]。笔者认为周春彦和Etzkowitz提出的加入公众的双三重螺旋不是一个标准结构，公众和其他一些因素都应该被理解为三重螺旋中的介质物，即外在环境，这些介质物的存在对三重螺旋产生一定的扰动影响。
2.3 三重螺旋是否仅指官产学
三重螺旋的对象是否仅仅是大学、产业和政府呢？作为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领军人物之一的Leydesdorff通过对地理、技术和组织关系的三重螺旋的研究给出了答案。Storper利用递归的重叠维恩图解提出“三位一体”理论，认为技术、组织和地域相互缠绕、部分重叠，由此产生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以关系密度出现，而且当关系密度在区域内被彻底物化，就能发展成竞争优势[9]。在“三位一体”理论基础上，Leydesdorff、Michael Fritsch把地理、技术和组织作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变异(variance)来源，认为这三个变异来源相互交迭，减少了不确定性，能够解释知识基础的配置，因此，他把地理、技术和组织的关系作为三重螺旋模型研究知识基础问题[10]。
尽管两个三重螺旋构成的要素不同，但都是研究共生协同作用，体现知识的流动和配置，而且对知识基础的解释上可以互补。地理、技术和组织关系的三重螺旋侧重通过技术来分析知识基础，官产学关系的三重螺旋则侧重通过创新来分析知识基础。
3 三重螺旋研究对象的扩展
3.1 三重螺旋模型研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
以前的三重螺旋模型对瑞典、芬兰、丹麦、挪威、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研究较多，这与大部分学者来自欧洲发达国家有关。但发达国家三重螺旋的研究范式在发展中国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近来，随着东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知识、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起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三重螺旋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兴起。
有些发展中国家原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如苏联、东欧和改革开放之前的我国。这些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经济体制趋势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属于经济转型期，因此，经济转型期的一些问题成为三重螺旋研究的重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①本国处于三重螺旋的哪一个阶段，如Etzkowitz、Jos'e Manoel Carvalho de Mello和Mariza Almeida对巴西孵化器创新的分析[6]，Azley Abd Razak和Mohammed Saad对马来群岛三重螺旋模型的分析[11]，这些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三重螺旋属于不成熟的交迭模式，或者之前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或自由放任型模式；②阻碍发展中国家三重螺旋创新的因素有哪些，如Mohammed Saad和Girma Zawdie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创新三重螺旋问题是官僚体制和政府权力过大[12]，Annamária Inzelt认为匈牙利三重螺旋的问题是商业创新缺乏[13]；③发展中国家未来三重螺旋发展的方向，如Annamária Inzelt对匈牙利三重螺旋的分析[13]，Azley Abd Razak和Mohammed Saad对马来群岛三重螺旋模型的分析[11]，Bernasconi(2005)对智利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olica三重螺旋的分析，这些研究认为建立成熟的三重螺旋交迭模式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
3.2 三重螺旋模型研究扩展到微观企业
以前研究的三重螺旋多是国家或区域角度，较为宏观。现在的研究已经渗透到微观企业或项目中，分析企业的具体运行，为企业的管理提供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盈利性是企业的主要目标，而政府则要考虑更多的平衡，因此，企业和大学、政府合作时必然产生目标、价值等的差异，这和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强调的协同共生关系有些不同。Ruuska和Teigland研究了这种形式的公私合作，指出为了发挥三重螺旋效应，应该共同发展一个清晰的项目章程，招募具有相当强能力的项目领导者，通过连续、开放的交流确保相互谅解等达成一致[14]。
在创新系统中，小企业是弱势群体，缺乏人才、技术和资金，不仅使得本身技术创新能力较差，而且在三重螺旋合作创新中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Johnson对这一类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引入参与者的第四方帮助管理三重螺旋[15]，这样能够提供其他合作方不能提供的资源和好处。
4 三重螺旋的测量和检验研究
4.1 用于测量官产学关系的三重螺旋算法
知识的基础构造对发展知识经济是很必要的，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它们相互作用的密度和质量对发展知识经济才是决定性的[16]。这是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产生的理论基础，但如何测量三重螺旋模型，即测量经济的知识基础是一个难题。到目前为止，测量这种关系的模型只有TH算法(Triple Helix Algorithm)，其来源于Shannon的信息熵(1948)，用熵值来解释知识基础。三重螺旋之间的交迭可以用负熵来表示，负熵可以被认为是局限于所存关系的一种流量，负熵减少了不确定性，这样，三维空间被分享的信息能被用来测量综合的程度和子集中交互作用的差异。
利用TH算法，Leydesdorff[1]以及Leydesdorff和Scharnhorst[17]对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全世界的三重螺旋关系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王成军[18]则对中国三重螺旋的关系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TH算法能够较好地表示三重螺旋之间交互的质量和密度，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符合以上TH算法所要求的样本较难获得，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重螺旋模型的应用。前人研究的样本基本都是科学论文索引或者专利，但是将科学论文数或者专利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存在较大误差。
4.2 用于测量区域、组织和技术关系的TH算法
TH算法也应用到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上。如Leydesdorff、Dolfsma、der Panne G V通过技术—组织—区域的三重螺旋关系研究了荷兰经济的知识基础问题，认为中等技术制造业相对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建设知识经济的基础更为有利，因为中等技术制造业是镶入区域的，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设置在国家或者国际水平上，更趋向于分解区域内的知识基础[19]；Leydesdorff、Fritsch对德国知识基础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0]；在对处于转型经济的匈牙利知识经济研究中，得出匈牙利经济的知识基础区域差异很大，从计划模式向三重螺旋模式的转变仍在继续[20]。
从以上分析可知，TH算法应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的研究，它还适用于技术、区域和组织关系的三重螺旋等模型的研究。这两种模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测量区域内的知识基础，只是测量的角度不同。从测量效度讲，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比技术、区域和组织三重螺旋模型更能直接体现知识基础的本质。在官产学关系模型中，大学的角色之一就是提供知识；而在技术、区域和组织关系中，技术仅仅是知识的外在表现。从测量信度讲，技术、区域和组织三重螺旋模型比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信度更强一些。虽然大学更能直接体现知识基础的本质，但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大学知识基础的指标常用SCI论文数或者专利数表示，相比之下，中高低技术的分类对知识基础的体现更好一些。
4.3 三重螺旋检验的研究
以往对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研究多是理论探讨、对策研究或案例分析，缺乏正式的计量分析和检验。从方法论角度看，三重螺旋在案例分析水平上进行的典型研究、比较研究是补充性的，缺少强有力的经验基础来支持大学的企业作用以及知识基础的促进作用[21]，因此，迫切需要从研究方法上予以弥补，特别是在计量检验方面进行验证。
近来，一些学者在三重螺旋的检验研究上进行了一些尝试。当前所进行的检验研究主要是设计线性回归方程，通过分析自变量间的分离效应、交互效应、同期效应等来检验三重螺旋关系。如Shapiro对韩国R&D资金三重螺旋的检验[22]，Belkhodja和Réjean Landry对加拿大的三重螺旋中大学合作问题的研究[23]。这些研究在三重螺旋模型检验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所研究的对象范围还比较窄，仅涉及R&D和大学合作问题，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或技术—组织—区域关系等缺乏代表性；另外，三重螺旋模型更多的是一种非线性关系，用回归模型进行线性分析显然不够准确。
4.4 三重螺旋国际会议
官产学三重螺旋国际大会是专门研究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国际学术大会，对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前五届三重螺旋国际大会的举办地分别是荷兰阿姆斯特丹(1996)、美国纽约(1998)、巴西里约热内卢(2000)、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的卢德联合举办(2002)、意大利的都灵(2005)。
第六届官产学关系国际三重螺旋会议(2007年5月16—18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主题是“创业型大学的形成模式：区域多样性还是全球聚敛性”，会议的主题论文为《区域创新启动者：三重螺旋模型中的创新型大学》[24]。我国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就我国建设国家创新系统中大学作用的变化进行了论述[25]，表明我国学者在创新三重螺旋研究上逐渐与国际接轨。从这次会议主题的内容来看，三螺旋研究领域的热点集中在创业型大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上。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大学功能的演进过程和世界范围内的创业型大学的实践经验，认为三螺旋中大学的功能应该注意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型，同时这种转型的动力和途径是因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异的[26]。
第七届国际三重螺旋大会已定于2009年6月17至19日在英国格拉斯哥的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举行。具体议题是“全球议程中三重螺旋在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性中的作用”——反映学术界、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关系，这将是未来几年创新三重螺旋研究的重要方向[27]。
5 应用的拓展
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的生命力在于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独立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工具。当前“三重螺旋”模型研究与实际应用的重要结合点是科技园区和企业孵化器建设。从三重螺旋模型研究的重点和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差别来看，三重螺旋模型对无边界组织或者边界模型组织协同创新的解释能力更强，因此，除了当前应用较多的科技园区和企业孵化器建设外，三重螺旋的应用还有较大的空间可拓展，如对区域、组织和技术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拓展例子。
(1)在政策应用上。虽然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形式，但对待政府作用的发挥上却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市场、小政府观点和以东亚为代表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发挥较大作用的观点。从经济发展实践看，两种制度都存在一些问题，如1998年韩国的金融危机和现在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应用创新三重螺旋模型思想进行分析：在自由放任型创新模式的国家，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应该加强；而在政府主导型创新模式的国家，政府作用应该弱化，市场作用应该加强。所以，创新的传统研究中市场与政府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关键在于找出政府和市场的某种程度的平衡结合点[28]。虽然这种动态的平衡点一定存在，但在实践中很难准确确定。换个角度进行考虑，从国家和区域的产业技术政策出发，在一个主流技术产业已经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的创新主导作用，而在该产业进入衰退阶段需要新的技术时，以三重螺旋模型思想为基础的大学和政府作用应该得到加强。
(2)三重螺旋模型可应用于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和实践上。三重螺旋模型研究中，科技工业园的共建、合作研究、联合申请专利、授权转让、联办新公司、经费资助等都是各方参与者密切合作的表现形式，同样存在知识流动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也可以应用三重螺旋模型。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常常忽视政府作用的发挥，而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又尚未成熟，产学研之间要做到深层次的有效合作和无缝对接较为困难，这也是我国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可以发挥政府的作用——统筹全局以及在政策、法规制定上的权威作用，使产学研之间更好地合作。
(3)随着知识“洪流”的逐渐增强，大学、政府、产业各系统的边界变得越加不确定，因此一些类似于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纳米材料等新问题、新科目和新方法开始在这些领域内滋生。在这样一个演化着的模型中，持续不断地创新和变换所导致的信息编码与整理可以逐渐强化为三重螺旋协同模式的新的功能[29]。未来创新三重螺旋模型可以在交叉学科、交叉产业的合作中得到较好的应用。
(4)在三重螺旋应用拓展中要注意三重螺旋模型的适用性问题。三重螺旋模型提出于经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有很强的知识需求；同时，发达国家的高校和现代教育发展时间长，其经济和技术实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高校，因此，三方互动可以产生巨大的互补效应，同时在“交迭”处混合组织也具有很强的“互动自反”能力[3]。而我国大部分地区则没有这种条件，因此，在三重螺旋模型的应用上应该考虑其特殊性，避免因为生搬硬套，给创新和发展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总体来说，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的优点是它解决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研究焦点过于重视机构的组织和经济增长，而对知识本身的配置研究不够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系统进化的动力问题[20]。但该理论也存在一些较大缺陷：①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官产学关系上，融入其他因素较为困难；立论的基础强调创新主要来源于系统共生与协同，但这种观点还未完全证实，使得三重螺旋模型不如国家创新系统灵活，应用范围广泛；②三重螺旋模型的测量问题目前仅有TH算法，但该方法存在较多问题，其他定量研究相对较为匮乏，这不利于三重螺旋模型作为主体理论的深入发展；③三重螺旋模型虽然在解释创新系统的进化问题上有一定优势，但在如何促进系统的共生等关键问题上还不能给出较好的解释，因此，该理论能够给予实际的政策指导有一定局限。
通过本文的综述，可得出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理论的发展规律：①对创新的研究由网络式的国家创新系统变为注重协同共生作用的三重螺旋，这也是三重螺旋模型从国家创新系统研究中突围的重要原因；②由固定的官产学关系向更加复杂的结构扩展，如考虑把公众、研究机构等因素融入三重螺旋模型，研究对象变为对区域、组织和地理关系三重螺旋的研究等；③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扩展，虽然现在对三重螺旋的研究仍是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对三重螺旋测量和检验等定量的研究正在逐渐发展和完善；④由最初的理论研究向国际前沿问题靠拢，如第六届国际三重螺旋大会研究的创业型大学，第七届将要探讨的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与国际前沿问题紧密相连。
注释：
①我国对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研究较为系统的是王成军和周春彦。2003年，王成军的博士论文是《基于TH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研究》，2005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出版专著《三重螺旋：官产学伙伴关系研究》；周春彦与官产学三重螺旋创始人之一的Henry Etzkowitz合作发表过两篇文章，在理论创新上有一些进展。其他大部分研究则停留在官产学三重螺旋基本模型的应用上，与现在国外研究的前沿方向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