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1)05-0026-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二者的联系则难以论断。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来源时，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谈得多，很少谈或者不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是不科学的。本文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关系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列主义，也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泉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的重要路径，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任何外来理论只有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要在中国扎根并对中国社会实践发挥指导作用，除了要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之外，还必须要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与沟通，同中国传统文化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结合起来，否则就难以得到中国人思想上的真正认同，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只有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相融通，才能获得本土文化的支撑，才能融入中华民族灵魂之中并成为中华民族新的精神支柱，从而有效地指导实践。其次，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才能彻底实现中国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作用而形成的特定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有形的客体化的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无形的主体化的形式存在着。它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已经内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甚至社会历史发展的无形力量。因此，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中国实际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必然包含了与积淀在中国社会与民众中的传统文化的诸因素的结合，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就不是对中国
实际全面的把握，就不能说是与中国实际的全面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中国化断然不能置身于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之外。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善于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加以比较借鉴，不断批判地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优秀的文明成果，充实和发展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自觉地认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具有但对中国社会主义以至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普遍指导价值的思想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吸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丰富智慧，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任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同时，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逐步摆脱西方斗争型文明给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才能真正地走向东方、走向世界。总之，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走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极作用是非常必要的，面对新的国情和世情，利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显得更为必要。第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资鉴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将是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文明的“再现”和“复活”，认为这是否定之否定历史辩证运动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传统与现代互补的和谐的社会文明形态。胡锦涛指出：“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2]中国传统文化“和”的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国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文明的结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到的借鉴意义。第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思想基础。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它需要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要借鉴、吸收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本身凝结了中国古人文明进步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相容的基础，两者有相融合的可能和必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成为在全球化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要采取的可行和有效方法和途径。第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于道德建设的注重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道德建设的不足，市场经济发展中体制的不规范造成部分公民道德感的缺失，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健快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总体而言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是它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特征。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构了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并有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资源对于当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来建立社会主义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于党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党的建设关键在于思想建设，共产党员，不是自然的纯生物的人，也不是只会按照指令行动的机器人，而是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环境之中，根据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情感模式，价值观念来界定自己行为取向的，因此，当社会化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时，便赋予了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性格、感情和倾向性。党员加入党的队伍之后，这些文化因素同时被带入党内，并对党的活动及其结果发生影响。具体地说，党员也是带着一定的倾向从事活动的，其自身的文化素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并熔铸于活动的结果之中，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支配着党员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价值取向，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基础。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用传统优秀文化来补充和完善党在以往的思想教育中的规范和模式，显得非常必要。同时，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中的“学习传统”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世界上的各大文化体系里，没有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学习的，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把学习视为政治（而不是科技或者宗教）的关键。古往今来，文化体系众多，但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执政资格有赖于不断学习。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质，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3]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必须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学习思想，这是非常必要的。等等。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不矛盾，并不对立，两者可以而且应该统一在这一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也需要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指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时代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代价而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积极的和强大的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吸收充分的养分，才能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中的指导作用，早在2003年8月，胡锦涛就指出：“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4]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现代的中华民族来说，会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和促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内驱力，具有任何外在动力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全球化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价值趋同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归宿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斗争异常激烈，要想有效地抵制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同构同质，解构、碎化中国文化的企图，最有力的应对手段就是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才能切实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深层次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链接华人世界的心灵桥梁、血脉枢纽，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功效，台海两岸的中国人有共同文化传统，有共同的文化血缘关系，有共同的文化素养，有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海峡两岸一定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走向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将海外的炎黄子孙联结起来，他们与祖国心心相连，当祖国繁荣昌盛时，他们为祖国而自豪；当祖国处在民族危亡时期，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最强大的精神动力。面对时代任务，以实现时代任务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发挥出这样大的作用，这和它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所具有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养分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时代任务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论结晶。它科学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的思想资源，并予以弘扬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范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也就是，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与时俱进的表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语言风格和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观点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小康”、“荣辱观”、“义利观”、“拨乱反正”、“义无反顾”、“异军突起”、“统筹兼顾”、“韬光养晦”、“礼之用，和为贵”等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成语或警句，频频地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二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精神和气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极其鲜明。它通俗易懂又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大智大睿。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安民”、“富民”的治国智慧，“日新又新”和“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和而不同”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重实践、反空谈的务实作风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都有突出而鲜明的体现。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和观点对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的思想观点进行新的阐发，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等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四是，直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具有积极意义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具有的思想内容，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德治思想、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优良思想以及积极进步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的继承和发展。等等。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致知力行、学以致用”的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贵在力行，重在履事”、“循名责实，重效致用”、“实干兴邦”等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早在先秦时期，主张从事实出发把握事物内在规律性的思想就已出现并有了相当的发展，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事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注重实行，致力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现。到了汉代，班固首次提出“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到了清代戴震、曾国藩等进一步把“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明确地统一起来。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实事求是”这个传统命题作了崭新的诠释，实现了对这个古老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第一次明确地将“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而且还通过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辩证统一给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根本的精神气质，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充实、丰富和发展，与中国传统“致知力行、学以致用”精神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地把民族文化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使中国传统的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思想的精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再现了其真理性光辉。
第二，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继承和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精神和核心理念之一，胡锦涛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5] 对“和谐”发展的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恒久、最执著的追求之一。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思想源泉。“和谐”文化深深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崇尚和谐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和谐思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和谐观念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利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传统文化中，对“和谐”发展的追求所涉及的知行范畴是很完备和很广泛的。它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和谐这两大关系范畴。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
但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在旧的社会条件下是很难能实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的指导，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谐的文化精华充分地发扬和继承下去，把其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充分发掘出来，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赋予和谐社会以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展示了新世纪中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境界，这样的和谐社会，既不是专制集权式的和谐社会，也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和谐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则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都是对中华文明“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从而为人类实现与他人、自我、自然的真正的和谐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和“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墨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此后，其思想的内涵不断被充实、完善，并逐渐演变成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鸦片战争以来，民本思想从治国安邦的士绅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下层民众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工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虽有其进步和积极的思想内涵，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传统民本思想中所能给予人
民的权利是有限的，重民意、反专制的进步因素只是完整的民本思想中的一个侧面。重民的前提条件和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的权利，是统治者调适君民、官民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驭民”之术，民本论最终还是一种君本论。植根于私有财产和“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的民本思想不存在其实现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贵民”、“重民”不过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口号而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传统民本观的思想藩篱，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和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把以人为本明确地界定为“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理念，使人本思想成为形式和内涵相统一的真正的民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强调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关注人生的“人本”主义精神，传统的民本思想最终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建立起了“以民为本”的制度构架，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由此可以付诸实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本思想成为言行统一的思想。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发展。“义”与“利”是一对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价值范畴。“义利”之争，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断，贯穿了几千年。在传统伦理思想史上虽然不乏对“利”的肯定的义利观，但主流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重义贱利”的义利观。中华民族的传统义利观不仅涉及对于个人行为的义利取向的思考，而且包含着对人类社会中公利与私利、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的理论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在继承古代义利观重视社会功利、道德理想和主张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等积极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超越传统功利论与道义论对立的藩篱，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功利与道义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的义利之辨主张破除中国传统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道义论的消极影响，倡导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并认为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不仅同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不相矛盾，相反还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的义利观还继承中国传统伦理中重视社会公义、重视道德理想和精神生活、维护国家和民族大义的优秀传统。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反对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反对种种重利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但亦对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市场经济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以“利”为导向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冲破了禁欲主义与蔑利的文化情结，是对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义利对立、重义轻利伦理精神的否定。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市场经济建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让广大人民过幸福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讲求“义”和“利”的统一。因此，市场经济建设既要追求“利”的丰收，又要追求“义”的硕果，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显现出鲜活的当代价值。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荣辱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荣辱连用，《管子》中就有，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至于荣辱区分之标准，不尽相同。孟子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中国传统荣辱观的核心是知耻，大多数思想家都是通过对耻辱的论述来阐释荣辱观的。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在礼义廉耻“四维”之中，“耻尤为要”。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领袖康有为说出了其中的道理：“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6]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社会特征的结合。在表现形式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述荣辱观的局限，把“荣”与“耻”这两个古老的传统道德概念切实对应了起来；在具体内涵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作为道德范畴的局限，从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它对中国古往今来高尚道德进行系统总结和精确概括：从孟轲所褒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继承了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这些优秀传统，并进一步提升和弘扬了这些优秀传统。“八荣八耻”所体现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的生活境界和身心健康的状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的高度体现。因此，可以说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汲取了我国传统的道德理念的精华，同时注入了时代的特点和实践的要求，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富有民族性、感染力和吸引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除了上述五个方面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传统的大同理想；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实行防“左”反右理论与传统的中庸之道；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源与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蓄”思想，等等，都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三、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时代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整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优秀的部分和精华所在，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升华和提升，使中华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活力。
［收稿日期］201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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