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店简本《老子》看“绝仁弃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本论文,老子论文,绝仁弃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3)04-0021-05
一、墓的年代和墓主人的身份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其中两种帛书《老子》最为人所注意。二十年后，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目前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简本《老子》。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楚国文字，与属于秦统一文字以后字体的马王堆帛书本有别。根据发表在《文物》1997年7期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分析，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郭店一号楚墓乃战国中期偏后之墓当葬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但竹简典籍的时代应当早于该墓下葬的年代。简本《老子》当在下葬之前约成书于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
这批竹简，经整理编定为16篇。整理后的竹简可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道家著作共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篇和《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注：此14篇之篇目是《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四篇）。）其中《老子》与《太一生水》是道家著作。楚简《老子》分为三组，抄录在不同的竹简上，整理者将三组简文称为《老子》甲、乙、丙本。简文不分上下篇，亦不分章，其次序与现传本章序有较大的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简文全部加起来，只相当于现传本文字的五分之二。之所以会如此，有两种可能，一是楚墓曾经数次被盗，另一是因为郭店简本《老子》是节选本。郭店一号楚墓多次被盗，墓中出土竹简是否完整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竹简整理者说：“部分文物被盗”；[1]“郭店楚简出土时已散乱、残损，……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故无法精确估计简本原有的数量。”[2]原简文损失的情况尚不能确定。
由墓葬多次被盗，推及竹简被盗以及简本《老子》被盗，这种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郭店简本《老子》不仅曾经被盗，而且是节选本，决非原本祖本。
在讨论关于《老子》“仁义”问题时，首先要对郭店一号楚墓主人的身份作一些探讨。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现在学者们基本上定为是东宫之师，也就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他应该是当时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从该墓中出土了一只杯子，底部有“东宫之师”四个字，可证。从墓中出土的竹简看14种是儒简，道简只有两种，看来这位东宫之师是位尊奉儒学的学者，但对道家学说并不决然排斥。他在以儒学教授太子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点道家著作传授给太子。对道家著作，他是节选，选的标准是儒家的，让太子学习的目的是帮助太子掌握治国的理论与方法。东宫之师以儒家伦理为标准对原本《老子》作了节选。尽管东宫之师主观上努力删去那些与儒家伦理观点相对立的文字，如删去“绝仁弃义”这样带有强烈反儒色彩的文字而改为“绝为弃作”，但还是保留了“大道废焉有仁义”这样与儒家对立的论断。他在节选《老子》的同时，对《老子》中个别重要范畴、命题也作了原则改变，使之与儒学观点一致。[3]
我们同意竹简本是目前能看到的《老子》本中最早的本，比帛书本和今本早，但不能同意此简本是最早的《老子》原本，因而不能完全排除几乎与帛书本和今本《老子》类似的五千言原本或祖本《老子》存在。
二、关于《老子》“绝仁弃义”说的一个思考
春秋战国之交，这是一个新旧交错的时代。礼崩乐坏，人们行为失据，治国失据，天下无道，社会动荡。面对这一形势，诸子百家蜂起并出，纷纷针对时弊提出治世之方。以孔丘为首的儒家主张改革周礼，为此，他们强调发现人的本性——仁，以仁作为礼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春秋末到战国初，诸子百家之学是围绕如何看待周礼这一核心问题而发生的。各个学派以他们对周礼的不同态度以及对治世的不同方案而互相区别。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最高原则，凡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都在老子的反对之列。老子是史官，是精通历史的学者。反观当时社会提倡的周礼，老子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在面对礼崩乐坏这一现实时，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失道的结果。[3]而仁义有时被包含在礼的范畴内，两者有密切的联系。礼乐是失道，仁义也是失道。要回归道只有因顺自然，不仅要绝弃虚伪的礼，也要绝弃矫情的仁义。
竹简《老子》出现在战国中期，而这个时候，《老子》已经流行一段时间。因为只有流行了，人们才能抄录它的一些内容来学习。这说明《老子》春秋末年已经有了。从此我们知道《老子》书的形成正在周的礼溃乐崩的时代，此时老子已经产生对礼乐、仁义、圣智等的反周礼思想。
司马迁明确提出《老子》的作者是隐者。《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自平王东迁，周朝就日渐衰落，到王子朝作乱，周王朝进一步衰落，但只是衰落而已，尚未达到将亡程度。到占国中期，周王朝就不仅仅是衰落，而是名存实亡。司马迁既然说老子“见周之衰”而不是说“见周之将亡”，那就可以看出老子去周的时间在春秋战国之际，而不会是在战国中后期。[4](P36)
根据这些内容，可知春秋末《老子》五千字已完成。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他著述《老子》时，已见周之衰，认为周礼已行不通，对周礼所包含的圣智之义，产生反对的立场，这种时代背景影响老子思想相当大。任何人都跑不掉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背景，老子也不例外。因此原本《老子》那里不能完全排除与今本相似的“绝圣弃智”和“绝弃仁义”的内容。
因简本《老子》是否为摘抄本或改编本的问题尚难以确定，这种探讨只具有假说的性质。但，通过简本与通行本《老子》在“仁义”问题上的对照，我们可以推测简本《老子》的一些内容。例如，简本《老子》甲本说：“绝如弃辩，民利百倍。……绝为弃作，民复孝慈。”这段话相当于今本十九章或帛书本六十三章，只有几个关键字不同。那就是：“绝知弃辩”，今本和帛本均作“绝圣弃智”；“绝为弃作”，今本和帛本均作“绝仁弃义”。
这简本《老子》的“绝知弃辩”和“绝为弃作”是不是原本《老子》的说法，今本《老子》的“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是不是后人的改动，这是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郭店《老子》的“绝知弃辩”和“绝为弃作”的说法比今本《老子》的“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更原始，简本《老子》更接近于原本《老子》思想，但他们并不能证明原本《老子》根本没有可能存在“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的说法，所谓“更原始”，也只能是凭空揣测之言。竹简《老子》里也存在“大道废，有仁义”之类反对仁义的内容，因此很难说《老子》原本是绝不存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说法。“绝知弃辩”和“绝为弃作”可能是墓主东宫之师的改动。很可能原本《老子》还是与帛书本和今本《老子》一样或相似。
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在简本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几乎是五千余言的《老子》传本。这就是说简本之前很有可能存在原本《老子》，它与帛本和今本的内容相当。虽然今本《老子》对原本《老子》有一些改动、增减、误解的部分，但基本上一致，同时不得不承认简本《老子》也有对原本《老子》的改动。
有些学者也根据这简本《老子》的“绝知弃辩”和“绝为弃作”的说法认为早期祖本或原本《老子》并不反对“仁义”。反对“仁义”是儒家产生之后的事情，并认为这是今本对简本或原本的改动。可以说简本《老子》不反对“仁义”，反对也不是很激烈，但不能说原本《老子》也是不反对仁义。
1973年发现帛书《老子》本，有的学者根据帛书本的一些内容认为今本《老子》有的内容是后来改动的。比如今本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不见于帛书本《老子》，有人以此证明这是今本对原本的改动，今本比帛书本晚出。但郭店简本《老子》确有与今本内容相同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5](P421-425)这可以证明今本并不比帛书本晚出。由此推知，今本《老子》中虽然有些文字不见于简本《老子》也同样不能证明今本《老子》晚于简本《老子》。
“绝为弃作”这句话在释文中原定为“绝伪弃诈”。裘锡奎先生释为“绝伪弃诈”。目前，学术界不少学者确实把简本《老子》甲的“绝
弃
”，读作“绝伪弃诈”。但这种解读并不能作为定议，只是一种释读而已。从《老子》的思想内涵来考虑，读作“绝伪弃诈”似乎并不妥当。[3]庞朴先生认为“伪诈”与“孝慈”对应不起来，“为”、“作”比“伪”、“诈”更符合原意。因为，伪和诈，应该弃绝，本是不待言的道理。只是它和孝慈全无关系；宣称“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似乎不象一位思想家的言论。[6](P10-11)他认为似应是“绝为弃作”。
即使简本《老子》中的“绝弃”确实只能释读为“绝伪弃诈”，那也不能证明老子的确没有“绝仁弃义”的思想。因为简本《老子》并不是完整的《老子》原本，不能保证原本《老子》中的“绝仁弃义”简没有改动也没有亡佚。由简本《老子》中没有“绝仁弃义”的提法，就得出《老子》原本确没有“绝仁弃义”思想的结论，是不能同意的。[3]
老子反对仁义，因为仁义是道德丧失：“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7]（第38章）老子是以回归于道、道法自然为其学说宗旨的。只有绝弃仁义礼，才能实现向道的复归。因此“绝仁弃义”是老子的理论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是“大道废焉有仁义”，那么回归大道，当然只有舍弃仁义。由此，我们说简本《老子》中内含有“绝仁弃义”的思想，今本《老子》中“绝仁弃义”的命题是从简本《老子》合乎逻辑地演化而成的，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的仁义观是并不矛盾的。[3]
简本《老子》仍只是《老子》的一种传本，并不是老子所著的《老子》原本，老子所著的《老子》原本在时间上不仅早于《孟子》、《庄子》，而且肯定比战国初还靠前，是在春秋后期，它应该比《论语》和《墨子》还要早。道家老子重视“道”，儒家重视“天”，这是很明显的道儒的核心思想的差异。正因为儒道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作为儒家学者的东宫之师才对《老子》作了重要的改动。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几条证据。
《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通行本与帛书本都是道、天、地、王的顺序。但郭店竹简《老子》却改作了“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这是在所有各种《老子》版本中，唯一把“道”置于“天”、“地”之后的。把“道大”置于“天大”、“地大”之后，这是东宫之师的重大改动。东宫之师是一位崇信儒学的学者，他不能容忍“道大”居于“天大”、“地大”之上。最高的道也只能是天道，道就是天之道而已。按照儒家的这一基本观点，道只能从属于天，只能在天之下。这就是东宫之师把原本《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改为“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的原因。[3]老子的核心概括为一句话“道”，他不会把道放在天的后边。这“天”是儒家的核心内容，说明这一改动是崇尚“天”的儒士们所为。这也是原本《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反儒家的说法，被简本改为“绝知弃辩”、“绝为弃作”的一个间接证据。
道家老子认为“道”“可以为天地母”，但简本改为“可以为天下母”。这又是以道为主的道家和以天为主的儒家的区别。儒家学者不能同意道为天地之母说，只能说道是天下万物之母。所以简本《老子》是以儒士的观点看道家《老子》并加以改动的。
东宫之师又依据儒学思想把“致虚极，守静笃”，改成了“致虚，恒也；守中，笃也”。只有郭店竹简《老子》把“守静”改成了“守中”。中、中庸、时中是儒家基本范畴。特别是《中庸》一文更把“中”提高到本体高度：“中也者，天下之本也。”《中庸》也把“中”称作“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心状态。东宫之师正是从“喜怒哀乐之未发”角度理解“守静笃”，并把“静”改成“中”字。东宫之师这样作，是为了用儒学精神解读《老子》，使太子更能坚守纯正的儒学立场。[3]
综上可知，简本《老子》以鲜明的儒学观点去节选《老子》，对一个基本范畴和一些重大命题作了合乎儒学观点的改动。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郭店简本中的“绝为弃作”也是东宫之师对原本《老子》改动。从修道的高度看，老聃虽然“绝仁弃义”，但老聃并非“绝为”，老聃的主张是“无为而无不为”，是自然而然。要知道“无为”不等于“绝为”，把“无为”改为“绝为”，正是对老聃思想理解不深的表现。不管东宫之师在节选《老子》时怎样努力使其更接近儒学，但是《老子》的道家学说基本精神，他是选不掉的。因此简本与今本仍是一部书，一个是选本，一个是全本。[3]
再说，简本《老子》有“故大道废，焉有仁义。六亲不和，焉有孝慈。邦家昏乱，焉有贞臣。”有的学者把“焉”释为“怎么会”来解释。并据此认为，简本《老子》对“仁义”、“孝慈”不仅不反对而且还肯定。的确，这样解释的话，意思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大道与仁义、六亲与孝慈，不仅没有根本对立，而也似乎是相容的了。把“焉”训释为“怎么会”，从文字上说，可以作为一解。但是简本《老子·丙本》原文是“焉有仁义”、“焉有孝慈”、“焉有贞臣”。“焉”字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文献中多作“于是”解。这简本的“焉”也应作“于是”解，更符合老子原意。“焉有仁义”，“焉有孝慈”，是“大道废”，“六亲不和”之后所产生的结果，非理想化的产物。这样，对“仁义、孝慈”的立场，简本与帛书本、今本，不仅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实际上是一样的。从简本看，仁义仍是老子所反对的。
上述文字可以译为：“大道废失子，于是仁义出现；六亲不和，于是有孝慈出现；邦家昏乱，于是有忠贞之臣出现”。老子的意思是说，社会所大力提倡的正是社会所缺乏的所需要的。“大道废，焉有仁义”另一种表述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后者比前者的表述更清楚更完整，二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简本与今本的仁义观是完全一致的。[3]至于简本中没有“绝仁弃义”而有“绝为弃作”，在前面已经说了，也是东宫之师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曲解而作的误改。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改动跟原本《老子》的仁义观距离并不太远。因为“绝为弃作”中也含有“绝仁弃义”的意思，只不过语气缓和、所指泛泛而已。
今本《老子》与简本《老子》之间在文字上确实有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仅仅归结为今本的改动，其中也有简本《老子》对原本《老子》的改动。有些地方简本《老子》更近于原本《老子》，有些地方则是今本《老子》更近于原本《老子》。但今本《老子》与原本《老子》的思想基本一致，没有根本不同。[8]简本《老子》是原本《老子》的选本，在章次上有调整，在字句上有改动。
收稿日期：2003-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