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收入分配制度探析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制度论文,探析论文,最优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研究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和合理收入分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目标。生产是基本的经济活动内容，经济持续增长才能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直接决定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决定于经济主体的理性程度和经济环境的激励程度，所以经济增长间接受影响于经济环境。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环境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历史背景、技术水平、体制制度、政策结构、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是复杂多样而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的收入分配结构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基本问题，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于更科学的认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关系，也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制度改革和政策选择，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合理收入分配的统一。 收入分配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争议颇大的问题。有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Partridge(1997)用美国州级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得出：初始收入分配更不平等的州随后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同时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收入份额越大的州也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Li和Zou(1998)让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进入生产函数，消费性支出进入效用函数，在典型的政治—经济机制里论证得出：要维持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导致高的税收和低的经济增长，而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Forbes(2000)用高质量的面板数据实证显示：在短期和中期，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与随后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还很稳健。García-
和Turnovsky(2006)发展了一个具有弹性劳动供给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高速经济增长与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相关。但更多的研究则认为收入分配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Perotti(1994)实证研究了收入分配通过资本市场不完善、财政政策、社会不稳定对投资的负面影响。Clark(1995)研究得出在民主和非民主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都呈负相关关系。Deininger和Squire(1998)研究得出初始资产分布的不平等与长期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Aghion等(1999)从新增长理论的视角证明收入不平等降低了经济增长。陆铭等(2005)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后发现：从累积效应来看，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杨俊等(2005)选取1995～2000年和1998～2003年两个样本区间，将中国20个省份的截面数据与时序数据相结合，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表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后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刘生龙(2007)在代际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政策变量因子，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证明收入不平等同经济增长负相关，然后通过66个国家跨国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Chambers和Krause(2010)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实证显示，总体上来说，收入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尤其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经济体阻碍作用更大。Herzer和Vollmer(2012)用异质面板协整技术实证显示收入不平等与长期经济增长负相关。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影响或者是因情况而变的。Barro(2000)用一个较大的国际面板数据实证显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体上来说没有明显的关系，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在贫穷的国家倾向于阻碍经济增长，在富裕国家倾向于促进经济增长。Galor(2000)构建了一个包含决定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同制度的综合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一方面通过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又通过阻碍人力资本投资而不利于经济增长。Voitchovsky(2005)认为收入不平等在高收入的一端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低收入的一端会不利于经济增长。Castelló-Climent(2010)用一个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显示收入不平等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高收入国家正相关。Davis和Hopkins(2011)把制度考虑到实证研究中，发现长期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产权保护的加强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和降低了收入不平等。Susanu(2012)认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会通过提高储蓄和投资、技术进步、减少管理成本等渠道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会通过产权不确定、高税收、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而不利于经济增长。Shin(2012)用一个随机最优增长模型证明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会阻碍经济增长，在经济接近稳定状态阶段会促进经济增长。Marrero和Rodríguez(2013)认为收入不平等是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同的综合反映，实证显示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努力不同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最后影响取决于两者的大小。Fawaz等(2014)把发展中国家分为高收入(HIDC)和低收入(LIDC)两类，发现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则是完全的正相关。Lin等(2014)用美国州级面板数据发现，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收入低的发展阶段负相关，在收入高的发展阶段正相关。Amarante(2014)用拉美国家面板数据实证显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贫穷国家为负，在富裕国家为正。 关于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之所以众说纷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研究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有大量的微观家庭数据，要获得如此大量的数据是困难的，总体数据基本不可获得，抽样比例过大也要付出巨大的调查和研究成本；其次，每个学者所用数据的收入界定是不一致的，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等指标的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各种数据的可比性存在疑问，尤其在做跨国研究时更是如此；再次，各种研究的模型设定和方法选择也是重要原因；另外，更主要的是以前的研究没有结合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的分析，没有很好地从更长的时期全面考虑问题从而片面的得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的结论。 近些年来，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的思想观点逐渐被学者们所认识。Chen(2003)首次假设初始收入分配与长期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并用跨国数据实证了这一关系。Banerjee和Duflo(2003)用跨国数据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得出结论：经济增长是收入不平等的倒“U”形函数，收入不平等向两个方向的改变都会减低下一期的经济增长率。尹恒等(2005)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形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倒“U”形关系。刘生龙(2009)基于一个拉姆齐模型证明了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先促进后阻碍”的倒“U”形关系的存在，并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实证了这一结论。Yamamura和Shin(2009)把生产力的提高分解为效率提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然后考察收入分配对这些变量的影响，得出结论为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先有利于后又不利于经济增长。Malinen(2013)用参数组相关面板估计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这些研究要么从逻辑要么从实证，或隐含或明确的揭示了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先促进后阻碍的倒“U”形影响。但前人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理论上还没有清晰的区分各种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没有深入分析形成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也没有推导出最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实证上也还有待用更多国家更长时期的数据和最新的方法给予证明。本文以下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更科学全面地证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倒“U”形影响，并推导出最优的收入分配制度，最后考察中国现当代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以期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调控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理论分析：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环境—总需求—总供给框架 要弄清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首先在于经济增长是如何决定的。按照新古典均衡理论，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GDP)是由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均衡所决定的，总需求(AD)主要由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构成，总供给(AS)主要是由自然资源、物质资本(K)、劳动力、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社会资本(L)和知识技术(A)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所决定。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会在如式(1)～式(3)所示的系统里决定。 AS=Y=AF(K，L) (1) AD=C+I+G+NX (2) AD=AS (3) 一个经济体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形成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决策的结果。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进行消费和生产决策，由于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不同的经济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这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决策行为，所以经济环境(Environment)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式(1)的生产函数和式(2)的总需求函数可以写为： Y=AF(K(environment)，L(environment)) (4) AD=C(environment)+I(environment)+G(environment)+NX(environment) (5) 鉴于经济活动都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经济环境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本文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将在如图1所示的经济环境—总需求—总供给框架内进行。就本文而言，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分布，一些重要的结构，如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都会极大的影响着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行为。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在所有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就形成了这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是由一定的经济环境形成的，其本身一旦形成即构成后续经济活动的经济环境的一部分。经济主体在一定的收入分配结构环境下做经营决策，这是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下面首先分析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然后分析决定收入分配的经济环境因素。
图1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环境—总需求—总供给框架 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以前的研究由于大多只是笼统地谈收入分配，或者只考虑某个极端情形，所以得出了片面的结论。本文则具体区分收入分配的不同状态，总体上来说，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可以分为三种状态：第一，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各成员只有很小的差距，这种结构往往是由财产的公有制、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或者高福利制度所形成的；第二，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很少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大部分人则处于贫穷状态，这种结构往往是由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和政府的不作为所形成的；第三，一个中产阶级占主体，富人和穷人居少的收入分配，假设贫富基本对称，称之为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这种结构只有非常健全的制度和政府调控才能够形成。以下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分别分析三种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1.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部分研究认为，当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呈两极分化趋势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在收入差距过大的分配结构下，收入分配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影响经济增长。 (1)社会不稳定全面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机制。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是在稳定而良好的制度体系下进行的，是人们以共赢为目的而相互合作的结果。当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时，其越来越多成员会丧失公平感，从而拒绝参与合作。在这种状态下，越来越多的人会偏离正常的市场活动，而转向罢工、骚乱、抢劫、偷盗、暴力犯罪等破坏性活动(Fajnzylber等，2002)，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发生战争和政权更迭(Kelly，2000)。这一方面使本该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破坏活动和防止破坏活动的发生，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这些破坏活动直接动摇了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制度基础，产权、人权受到威胁，市场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交易成本上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下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下降使经济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Zak和Knack，2001)。Alesina和Perotti(1996)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减少了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Bénabou(1996)则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两极分化下的囚徒困境，使得人类合作共赢无法实现。 (2)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受限制约总供给能力提高的机制。在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下，大量穷人将无力进行物质资本投资，富人虽然有高的边际储蓄倾向，但在社会动荡、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富人的储蓄是不会转化为投资的。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收入差距扩大提高了一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结论是在一个经济体社会稳定、总需求持续扩大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的。这种储蓄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更适用于后面分析的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而不是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在人力资本积累上，De La Croix和Doepke(2003)用教育和生育互相影响的模型证明，父母会根据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做出生育决策，人力资本高的父母养育子女的成本高，会选择少生多教，而人力资本低的父母养育子女的成本低，会选择多生少教。收入不平等扩大使穷人增多，人口出生率会较高而受教育水平偏低，降低了一个社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阻碍了经济增长。另外，穷人家庭的孩子受教育水平低导致贫困的代际转移，使社会阶层固化，这会更加不利于以后的经济增长。如果资本市场是完美的，穷人完全可以通过借贷进行投资，则收入分配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投资行为，但现实中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在两极分化的经济体，穷人由于受到借贷约束而无法进行回报率更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Galor和Zeira(1993)在OLG模型基础上，论证了资本市场不完美影响了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分配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影响总产出和投资，而降低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则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3)消费需求受限制约总需求提高的机制。当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时，大量穷人的购买力受到限制，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尽管一些小国可以依靠国际市场发展经济，但对于大国，过分依赖国外市场会增大经济风险，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长期的收入两极分化会使得有效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会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Murphy等(1989)的研究使用的效用函数假设人们随着收入的增加，会扩大商品消费的种类，而不是增加数量，论证了在收入差距过大的农业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富人需求的是进口奢侈品，而穷人对国内工业品的需求受到购买力的限制，从而国内工业品的需求不足，最终阻碍了工业化的顺利推进和经济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下，收入差距通过以上机制制约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提高，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2.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表明，不仅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同样会有害于经济增长。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机制表现出来。 (1)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总供给不足。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决策是根据家庭的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做出的，个人会在劳动和闲暇的权衡中做出选择。在这种制度下的平均主义分配结构中，个人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只能获得很少的报酬或者即使不投入也能获得很高的转移支付，所以会减少劳动和资本投入，更多享受闲暇，导致总供给不足。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中，生产经营决策由集体做出，但个人仍然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做出行为决策，理性的个人有动机在集体中“搭便车”，少付出多获得，同样会使得生产要素的投入不足，而且要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所以，在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中，经济体系对个体的激励不足，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都会受限，从而导致总供给不足。 (2)居民消费的“排浪”现象导致总需求单一而不稳定。胡祖光(2004)的研究认为，在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结构下，大部分人的支付能力是相同的，当一种热门商品出现时，需求会急剧增加，而过后又急剧下降，新的热门商品排斥上一轮的热门商品导致商品积压，这使得社会生产和消费处于低效率，他称这种现象为居民消费的“排浪”现象。这种“排浪”现象不利于商品多样化，在供给制下会导致供不应求，形成短缺经济，在市场机制下会导致经济大幅波动。所以，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会使得总需求变得畸形，单一而不稳定，从而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结构下，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总供给不足，而总需求又单一而不稳定，所以阻碍了经济增长。 3.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一个收入分配呈正态分布的经济体中，中产阶级占主体，富人和穷人占少数。与两种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同，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同时避免了两者的消极影响。首先，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此种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强，会积极参与合作，通过合法手段致富，这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固的制度基础。其次，在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结构下，如果收入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则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是最高的，制度对社会成员的激励效应最优，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靠自身的努力获得自身效用最大化。再次，在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下，社会成员不仅具有从事生产活动的意愿，而且具有从事生产活动的足够能力，人们会加大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在总需求方面，这种分配状态下的社会成员也能形成足够的有效需求，而且需求多样化，有利于经济持续良性发展。 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不仅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而且也是符合人类天性的最优的收入分配结构。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收入是由自身的禀赋(包括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个人自身能力)和努力所决定的。假设在初始的经济中，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平均的，努力水平也一样，则个人的产出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而个人能力是由众多先天遗传和后天成长因素所形成的。根据统计学的中心极限定理，当一个变量由大量相互独立的随机因素综合影响形成而其中每一个别因素在总的影响中的作用都是微小的时，该变量在个体足够多时会趋于正态分布。所以，本文假设一个经济体的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这也与我们的生活常识相符合。由于个人能力服从正态分布，所以由个人能力所决定的收入分配也会服从正态分布。而生产资料是由人掌握的，努力水平是由人决定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收入分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在后期由于个人能力和素养不同导致生产资料占有不均和努力水平不同也不会改变收入分配的正态分布。 如果收入分配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所决定的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么，个人能力低的人注定只能成为穷人，一个公平的社会是否会形成。这取决于经济环境是否足够公平，在公平的环境中，个人可以依靠自身努力改变收入状况，而且由于父辈个人能力的高低不影响子辈个人能力的高低，子辈也完全可以改变收入状况。完全公平的环境使个人收入只取决于个人能力，会形成完全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代际流动性。只要完全公平的经济环境使得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具有完全的收入流动性，则这种分配结果符合人类天性，不仅公平，如果把父辈到子辈的代际传递看成是无限生命的个人，从长期来看甚至是平等的。如果把公平看作是由个人能力所决定的合理差距的收入分配，那么，原来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效率与公平此消彼长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在服从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结构下，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合理的收入分配会在共同的制度基础上达到。 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的分析中可以得到： 推论一 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也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结构，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以上本文详细分析了两极分化、平均主义和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而一定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受一定的经济环境影响并且与一定的经济环境相对应。制度是经济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制度体系下进行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用来激励、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它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既包括如产权、法律之类的正式制度，也包括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思想文化之类的非正式制度。就像自然环境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有形环境”一样，制度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无形环境”。而且制度环境比自然环境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为自然环境是客观形成的，具有更大的演进性，人类有一定的改造能力但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的束缚，而制度环境的形成虽然也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但相比于自然环境，具有更大的主观性。可以说制度是除自然环境外影响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 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往往是由财产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形成的，如早先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行为决策仍然是根据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原则作出的。这一方面降低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受到人为的抑制，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还可能是由过高的国家福利制度和政策形成的，如北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在这种制度下，闲暇的效用可能超过劳动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形成自愿失业，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不过这些国家已处于发达阶段，经济和生活水平已较高，人们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期待不如发展中国家那么急迫。 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大多是由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所形成的。首先是起点不公，对于初始产权的界定，即使个人在先天禀赋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无法改变，但对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占有应该是平等的，而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一些人通过各种手段占有了更多财富而暴富，如国有资产和共有自然资源的贱卖；一些歧视性的制度和政策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导致起点不公，如城乡分割并使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高于农村居民的福利；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不足使富人子女和穷人子女的起点不同；另外，如行业垄断、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不平等待遇等，使得各个市场主体并不是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其次是过程不公，在分配过程中，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使得个体所得与个体的实际贡献不匹配，如贪污受贿。再次，如果在起点和过程不公的环境中，也没有健全的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则收入分配就会趋于两极分化。 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只有在健全的制度下才能形成。这些健全的制度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清晰界定的私人产权、良法规范的人类行为和为之奠定基础的宗教伦理和思想文化之类的非正式制度。在健全的制度下，充分保障了各个市场主体的起点和过程的公平，社会为每一个成员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没有垄断、没有地区和城乡分割、没有歧视待遇，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从而使得收入分配基本与个人能力的分布相同。 从决定收入分配的经济环境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得到： 推论二 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结构只有在完全公平的健全制度下才能形成，现实中的收入分配总是偏离这一分布的。 经过以上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决定收入分配的经济环境因素的分析，本文可以一致的得出结论：如图2所示，为了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过高和过低的收入差距都会阻碍经济增长，接近于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符合人类天性，是最优的收入分配，也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在这种分配状态下，存在一个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最优差距。胡祖光(2004)在收入分配呈阶梯状的假设下，以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了基尼系数的理论最佳值为1/3。刘生龙(2009)的实证结果显示：代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是37～40①。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图2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倒“U”形影响 理论假说 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的。从长期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存在一个合理区间，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都会有害于经济增长，唯有由人的呈正态分布的能力所决定的适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 如果不考虑其他经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考虑收入分配(Gini)结构，则式(4)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再假设生产函数是如式(7)所示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在上面的分析中，本文认为收入分配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产生倒“U”形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倒“U”形影响，所以假设一个经济体物的投入(K)和人的投入(L)与基尼系数(Gini)成二次关系，为简化分析，假设该二次关系只有平方项且系数为负，没有一次项和常数项。
将式(7)～式(9)代入式(6)，经过简单的运算，得到式(10)：
从式(10)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的产出与代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呈二次关系，由于系数为负，所以是一种倒“U”形关系。 二、实证分析：模型、变量、样本和数据 1.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了探测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检验以上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i代表经济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t代表时间，本文以5年为一个考察时期；ε代表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为代表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核心解释变量为代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其取值为0～100，0代表收入分配完全平均，100代表收入分配完全不平等，基尼系数越大代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②。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决定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分为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包括未经人类加工改造过的自然资源和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物质资本，人的因素包括纯自然的生物本能的劳动力和后天学习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因此，本文选取自然资源(resource)、物质资本(capital)、劳动力(labor)、人力资本(schooling)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以更好地观察在这些生产要素不变的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差异，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世界银行将世界上的国家或地区按收入水平分为四组：高收入国家、高中等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为了控制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上的差异，本文引入收入水平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高收入国家为对比组，设置low、lowermiddle、uppermiddle三个虚拟变量，分别对应其他三个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 为了检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倒“U”形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基尼系数的平方项。如果回归结果是基尼系数的系数为正而基尼系数平方项的系数为负，则说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影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的影响，所以本文预期四个控制变量(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符号为正。近30年来，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已经趋于成熟，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而非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不成熟，改进空间较大，制度的变革会使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这种追赶效应会使非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所以本文预期代表收入水平与高收入国家对比的三个虚拟变量的符号为正。综上，如果上述理论假说是正确的，本文的实证结果预期为：基尼系数的系数为正数，基尼系数平方项的系数为负数，其余控制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 2.样本选取和数据处理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本文使用的大部分变量都有详尽的统计，只是代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统计数据。因此，能否构建一套基本完整的基尼系数就成为本文的关键。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各个指标的统计，比较权威且具有较大可比性的是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给出世界上214个国家或地区1960～2013年主要发展指标的统计数据。本文采用的变量和数据，除了人力资本来源于Barro和Lee 2014年6月更新的受教育水平数据2.0版，其余主要来源于WDI数据库2014年12月19日更新的数据③。根据基尼系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的样本为WDI数据库中存在基尼系数统计的149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为1981～2013年，形成一个涵盖世界149个国家或地区，长达33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表1列示了本文所用到的变量的具体信息。
本文对数据的处理并没有采用年份数据，而是通过取平均值的方式转化为时期数据。以5年为一个考察时期，时期1为1981～1985年，时期2为1986～1990年，时期3为1991～1995年，时期4为1996～2000年，时期5为2001～2005年，时期6为2006～2010年，时期7只有3年，为2011～2013年。各个时期的数据以相应年份可得数据的均值来代表，只是为了充分利用1981年前的几个基尼系数观察值，本文对哥伦比亚、以色列、马达加斯加、巴拿马和巴西五个国家时期1的数据取了包括1981年以前一两年数据的均值。Barro和Lee的人力资本数据同样也是以5年为间隔有一次观察值，本文以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代表时期1～7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这样的处理，所有变量的数据转化为149个国家或地区1～7期国际面板数据，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统计特征。
通过取均值，将年份面板数据转化为时期面板数据，是科学而合理的，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与理论相符，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一种长期关系，而非短期关系，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有在长期才能够体现出来，用时期数据做研究是更科学的；第二，与实际相符，本文所使用的大部分变量，如基尼系数、劳动力、人力资本、国家收入水平，在短期内都具有相对稳定性，除非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量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通过取均值，用一个时期内可得数据的均值代表整个时期也是合理的；第三，减少数据缺失，由于统计的困难性，世界银行的原始年份数据缺失值较多，尤其是基尼系数，通过取均值转化为时期数据，用一个时期内可得数据的均值代表整个时期，就大大减少了缺失值，使数据更为完整；第四，与Barro和Lee的人力资本数据对应，Barro和Lee的人力资本数据是以5年为间隔的，本文以初始年份的人力资本水平解释后续5年的经济增长也是合理的。 如表3所示，本文按基尼系数对149个国家或地区排序后，将所有国家分成三组，分别有50，50，49个国家或地区，再分别取各组的基尼系数和GDP增长率平均值，从表中可以看出：基尼系数居中的50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3.63％要高于基尼系数较低的50个国家的3.36％和较高的49个国家的3.42％。同样，本文按经济增长速度对149个国家或地区排序分组后取均值，从表3中可以看出：GDP增长率最高的49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39.38大于38.65而小于42.7，处于居中状态。从表3的分析中，我们有直观的感觉，代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时，GDP增长率会更高。
三、计量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1.横截面数据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尝试用国际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图3是世界上149个国家或地区1981～2013年平均GDP增长率对平均基尼系数的散点图和二次拟合图，从图3中可以看出，GDP增长率对基尼系数存在微弱的负二次关系。表4报告了各个时期的回归结果。从表4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在各个时期显著性不同，但大部分符号与理论预期相符，特别是在2006～2010年和2011～2013年这两个时期都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图3 GDP增长率对基尼系数和二次拟合(横截面数据) 资料来源：WDI数据库和作者绘制。
2.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接着，本文分析149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图4报告了GDP增长率对基尼系数的二次拟合图。从图4中可以看出，GDP增长率对基尼系数的拟合存在微弱的负二次关系。表5报告了分别使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对该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第(1)～第(3)列为只对基尼系数及其平方项进行回归的结果，第(4)～第(6)为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得到的回归结果。
图4 GDP增长率对基尼系数和二次拟合(面板数据) 资料来源：WDI数据库和作者绘制。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使用不同方法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都与本文预期的符号相吻合。使用混合OLS只对基尼系数及其平方项进行回归的显著性最高，在1％的水平上显著。使用随机效应进行回归，虽然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也都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为弱显著，但符号仍然与预期相符。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改变不大，保持了稳定。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尽管各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会有所改变，但基尼系数的符号始终为正，基尼系数平方项的符号始终为负。这说明这一结果是稳定的，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影响，基尼系数过低或者过高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基尼系数适中的经济体快。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尽管一些控制变量不显著，但大部分代表生产要素的控制变量的符号均为正，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推动作用，与本文的预期相符。最近30多年来，对经济增长影响最显著的是物质资本积累，均在1％水平下显著。三个虚拟变量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符号均为正，与预期相符合，说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存在追赶效应，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要高于发达国家2.5个左右百分点，并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
3.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为可靠，本文使用其他数据和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如上文所分析，经济增长是由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可能性而实现的，换句话说，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倒“U”形影响是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使用效率的倒“U”形影响而实现的。而一定时期内劳动力数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活跃程度。为此，本文考察劳动力投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图5报告了劳动力总量对数对基尼系数的散点图和二次拟合图。从图5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对基尼系数的拟合存在明显的负二次关系，且比GDP增长率的拟合更显著。表6报告了用劳动力总量对数对基尼系数分别使用三种方法的回归结果。
图5 劳动力总量对数对基尼系数和二次拟合(面板数据) 资料来源：WDI数据库。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尼系数的符号均为正而基尼系数平方项的符号均为负，而且大部分回归结果达到1％的显著水平，比用GDP增长率作被解释变量时要高。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劳动力投入总量存在更明显的倒“U”形影响，而劳动力投入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这进一步说明上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影响。 经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本文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的，虽然在一些回归结果中显著性不高，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微弱。因为本文所强调的收入分配的两个极端在现实中并不会达到完全的平均主义或者完全的两极分化，据统计，在这33年里，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达到24.79，最高的达到66.52，这使本文只能得到这样的回归结果。如果现实中的基尼系数能低于10或者高于90，那么经济增长率会更低，本文也可能会得到更显著的实证结果。 四、最优的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是一个经济体全体成员对合作成果的分享，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特别是分配制度下进行的，设计一个良好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是道义上实现公平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从效率看，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本文得出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的，所以最优的收入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而要得到一个适度差距的分配结构，这种分配结构服从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从公平看，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符合人类天性，是环境公平下人们最优化行为的自然结果，从而也是公平的，在长期甚至是平等的。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只有在完全公平的健全制度下才能形成。生产和分配活动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经济环境构成分配的起点，具体的分配活动是分配的过程，每个成员的最后所得是分配的结果，所以最优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包括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层次。 1.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经济环境 收入分配离不开一定的宏观制度背景，经过几百年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大部分经济体在基本国家治理体系的选择上，已经摒弃了以完全公有制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完全私有制和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无政府经济体制，而是选择了市场与政府结合，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与此体制相适应，收入分配也是由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共同调节的。另外，一个经济体的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和政府政策等都会对最终分配结果产生基础性的影响。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要从经济环境的营造开始，最优收入分配制度的核心在于经济环境的公平，要有公平的经济环境保证所有经济主体的起点公平。这要求市场、政府和具体制度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经济主体，要一体化不搞分割，要无歧视不搞区别对待。在初始产权的界定上保证人们占有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资料的平均，在劳动者身体健康、受教育和就业上有平等的机会，要求给予一个经济体的全体成员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待遇，机会均等，使生产要素能充分自由流动到报酬最高的地方。 2.过程公平：自由市场决定的初次分配 在市场与政府结合的经济体制下，一个经济体的初次分配是由市场决定的。在起点公平的前提下，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按什么标准分配，通常有按贡献分配与按参与和努力分配之争，如果完全按贡献分配会打击能力低者的积极性，而完全按参与和努力分配又会打击能力高者的积极性，所以最优的收入分配制度要兼顾按参与和按贡献分配。现实中的工资往往由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按一定的比例组成，基础工资体现的就是按参与和努力的分配，绩效工资体现的就是按贡献分配。而每个人所获得的分配数量的多少及按贡献与按努力分配的比例应该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机制决定。所以，最优收入分配制度要求在初次分配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各自按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贡献获得由市场价格决定的要素报酬，遵循所得与所付出和所贡献相匹配的原则。 3.结果公平：政府调节的再分配和私人调节的三次分配 如果经济体的成员都具有完全理性，并且处于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的环境中，那么上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足以形成结果公平的符合人性的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结构。但现实中，人是有限理性的，信息不完全，竞争也不充分，所以收入分配会偏离正态分布，如果不公平的制度导致起点和过程严重不公，则收入分配甚至会趋于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所以，政府的再分配制度和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再分配应尽量熨平由起点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合理，补贴由于起点和过程不公形成的受害者。为了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最低收入人群能满足基本人类需求。政府的再分配最常规的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的调节，用从高收入者征收的税收补贴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这种劫富济贫的制度不仅对不公平的初次分配结果是必要的，就是对于公平的初次分配结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出于人道意义上的考虑，更是一种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社会保险行为。在完全公平的制度下，没有一个富人能够保证自身及其后代能永远是富人，其多交的税相当于是一种投保行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可能仍然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还有必要发展三次分配为补充。三次分配是指以慈善、捐助等自愿形式发生的收入由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这是人性善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集体互助的理性行为。另外，一个社会也存在收入由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人群的逆向转移，如寻租、腐败、行贿受贿、过分送礼等，有些学者称之为四次分配，这种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则应打击和取缔。总之，要发挥政府再分配和私人三次分配的作用，矫正初次分配中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合理，使收入分配趋于理想的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 综上，最优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由序列保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制度组成的完整制度体系，在公平的经济环境下，与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治理体系相适应，以市场决定的初次分配为基础，辅之以政府再分配的调节，以三次分配为补充，其目标是形成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结构。 五、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中国为案例能得到更科学的解释，只是由于数据的缺乏，现在还只能做一些经验上的解释。由于世界银行的年份基尼系数缺失值较多，且可能低估了中国的基尼系数，为了更好地观测中国收入分配的演变，本文用图6报告了Frederick Solt制作的SWIID数据库中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该数据库综合了世界上各大收入分配数据库，对各国基尼系数做了区间估计，能较好地反映各国的收入分配。从图6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基尼系数较低且趋于下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尼系数快速上升，在21世纪已达50多的高位，不过近几年已有微弱的下降趋势。
图6 中国收入分配演变趋势 注：实线表示平均估计，阴影区域表示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SWIID数据库，http：//myweb.uiowa.edu/fsolt/swiid/swiid.html。 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是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体系下，在城市实行等级工资制，在农村实行工分制，在分配中都具有平均主义倾向，否定了个人能力和努力的差异，抑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长期使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市场化改革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相适应，中国的收入分配逐步建立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些改革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生产力。打破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Chan等(2014)用中国省际数据研究证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促进了经济增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正朝着过大的趋势演变，在2000年左右基尼系数已超过40这条国际警戒线。赵倩(2008)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作用。还有的研究认为，如果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很可能会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合理的差距是由于打破平均主义，尊重个体在能力和努力上的差异而形成的，这是公平的。不合理的差距是由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健全导致起点和过程不公而形成的，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增长，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这并不矛盾，改革是在原有体制上逐步释放制度红利的过程，制度的逐步完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制度的不健全又造成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不健全的制度有的是原有体制留下来的，有的是在改革中新形成的。 从以上的经验和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平均主义到趋于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先是阻碍了经济增长，而后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如果将来持续恶化，将又会阻碍经济增长。中国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历了完整的倒“U”形轨迹。为了持续推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中国仍需按照最优收入分配制度推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最关键的是要营造公平的经济环境，保障起点公平，在改革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共有自然资源的贱卖，要大力发展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减轻家庭出身对一个人发展的影响，减少因病致穷，要在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民主，做到人人平等；要打破行业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平衡发展地区经济，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打破“铁饭碗”，建立全国统一的、一视同仁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应继续完善市场与政府结合的基本国家治理体系，建立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合理收入分配构建良好的制度框架。在此框架下，建立完善的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在内的分配体系，确保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初次分配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各自按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贡献获得由市场价格决定的要素报酬；在再分配中，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大力发展三次分配作为补充；还要严厉打击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最终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呈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结构。 注释： ①作者原文为0.37～0.40，本文为了统一定义，转化为0～100规模衡量的百分数。 ②感谢审稿人提醒，常见基尼系数一般以0～1之间的小数衡量，但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的基尼系数和其他变量均以0～100之间的百分数衡量，本文全文统一用百分数衡量基尼系数，如有引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也直接转化成0～100之间的相应百分数。 ③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网址为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Barro和Lee人力资本数据库网址为http：//www.barrol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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