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军费开支、筹措与管理问题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费论文,秦汉论文,之二论文,开支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军费的来源
上述庞大的军费支出从何而来？据《汉书·食货志》曰：
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师古曰：“赋谓计口发（征）财。税谓收其田入也。”）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所记非常清楚，赋是国家计口（按丁、口）征收的财，是“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的费用。“至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7](卷24《食货志》) “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领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7](卷32《张耳传》)。说明按人口征赋以供军费，在秦时就已然，而且还非常重。考诸史实，军费征收，除按法定丁、口常制征收算赋、口钱和更赋三项外，当战争持续时间长，造成国库空虚时，还有一些其他临时项目。
（一）常制征收项目
1.算赋。是为筹集军费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如《汉书·高帝纪》载：
八月，初为算赋。如淳（注）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这个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凡国家编户，年龄在15至56岁者，不论男女每人都得交纳120钱的算赋（注：需要指出的是，算赋的赋额有个变化过程。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汉初文、景时期每年的算赋额多达200余钱。但作为记载两汉制度的《汉仪注》，是以两汉较长时期的通例而言的。我们还是以120钱作基本参考依据。）。而且这个算赋就是国家收的“为治库兵车马”的军费。算赋主要用于军费开支，除了文献资料可证外，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其五号木牍记载“当利里”于正月、二月所征的算赋，主要是用于与军需有关的“转费”、“缮兵”[19] 等。
2.口钱。是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其中有3钱为筹集军费而设立。据《汉书·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曰：
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7岁～14岁的儿童要出口钱23钱（注：史学界对口钱的征收起于何时？口钱的起征年龄前后有无变化？这两个问题，认识不太一致。这里我们只是宏观把握口钱的多少，对此两个问题暂且不论。），其中明确20钱“以食天子”，3钱用于军费“补车骑马”。说明汉武帝时，征伐之事连年，军需剧增，便增加了口钱以补不足。
3.更赋。是“戍边三日”的代役钱。据《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曰：
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皆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
由此可见，更赋即过更，是代役钱。“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是不可能的，由内地到边防需要很长时间，到后只“戍边三日”，得不偿失。不去可以，但你得出300钱，由别人代役。显然是统治者为筹措军费而巧立的一个名目。至东汉它成为固定的常设赋目。
上述法定常制赋目，依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和东汉和帝元兴元年人口最多，分别为59594978人、53256229人。因为我们是从总体上考察当时军费情况的，故可将二者相加取其平均值，即（59594978+53256229）÷2=56425602人（注：如果是分阶段考察，我们完全可以将史书中所记的数据一一考论。此处只作总体考察，故从略。）。按照人口学理论，男性与女性人口大致相当，每一年龄层次的人口大致相同的一般原理，和政论家晁错在指出汉初赋役繁重时所讲的“今农夫五口之家，服役者不下二人”[7](卷24《食货志》) 的说法。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各项收费科目应该交费的人数。
交算赋的人数。约为总人口的2/5，即56425602×2/5=22570241人。
交口钱的人数。我们可根据上述15～56岁之间的42个年龄层次，即每个层次人数为22570241÷42=537387人。再依据人口学每一年龄层次的人口大致相同的原理，根据儿童7～14岁有8个层次，即可确定要交口钱的人数为537387×8=4299096人。
交更赋的人数。以黄今言先生考证的服役年龄23～56岁（注：黄先生在《秦汉军制史论》第56页详细考论后结论：“秦汉时期服役者的起、止役年龄，几经更易。大致上说，秦代的始役年龄以十五岁为起点，免老年龄通常为六十岁。西汉建国之初，服役者起、止役年龄，一依秦旧。但到汉景帝二年，便改为年二十始傅。昭帝之时，又定为年二十三始傅，五十六岁免老，并从此逐渐形成为汉代的定制。”）为准，期间34个年龄层次，但我们还要考虑已经从军的约1000000人口和免役的官吏人员120285人（注：《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样实际每年需要交更赋的人数为537387×34-1000000-120285=17150873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据上述数据，大略测度一年常规军费收入。
算赋：22570241人×120=2708428920（钱）。
更赋：17150873×300=5145261900（钱）。
为军费筹集的口钱：4299096×3=12897288（钱）。
总额为：2708428920+5145261900+12897288=7866587108（钱）。
但需要说明的是，此78余亿的军费收入是以汉代人口最盛时计算的，由于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不一，军费收入自然会有所波动，一般情况下肯定要比此少一些。此外，这些费用是依靠地方郡县政府收缴上来的，考虑到要调动地方收取费用的积极性，和地方也要维持一些军费开支的实际情况，可能要给地方郡县提留一部分，这样收缴上来的实际钱数就没有这么多了。考据《尹湾汉墓简牍》所记东海郡向朝廷呈报的上计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一岁诸钱入二万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一岁诸钱出一万万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20](P78)
说明确实如此，上交比例为145834391÷266642506×100％=54.69％，这样国家实际掌握的实际军费收入7866587108×54.69=4302236489.36（钱）。故与前述《汉书·王嘉传》曰“都内（大司农）钱四十万万”，和桓谭《新论》中所言的“百姓赋敛，一岁四十余万万”吻合，占国家120万万财政总收入的1/3。即便是这样，史书仍然常记载，有时大司农钱尽，“不足以奉战士”，不得已而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办法筹措军费。
（二）非常制征收项目
秦汉时连年大规模用兵，常常造成国库空虚、军费不足。因而，在各个不同时期，采取过若干特殊措施，以弥补军费的短缺。
1.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主征收的一种特殊性税收。据《史记·平准书》载：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一算。匿名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又《汉书·酷吏列传》注引《正义》曰：
缗音岷，钱贯也。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等，贾人倍之。若隐不税，有告之，半与告人，余半入官，谓缗。
由此可知，算缗是汉武帝为伐四夷，对商人、手工业者征收的一种税。算缗实行后，富商大贾们“皆争匿财”[7](卷24《食货志》)，于是便进行“告缗”，鼓励知情者给予告发。汉武帝时期的算缗告缗，使政府“得民财以亿计”[7](卷24《食货志》)。这为缓解当时军费紧张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大大削弱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故元封元年（前110年）“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
2.以訾征赋。这是对编户征收的一种财产税。通常叫“訾赋”或“訾算”，和当时的“算赋”、“口钱”、“更赋”的区别，在于其是以户的訾财多少为征收的依据，“算赋”、“口钱”、“更赋”是以丁口为本做征收的依据，二者迥然各异。《盐铁论·未通篇》说：
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
可见“以訾征赋”，是在“军阵数起，用度不足”情况下实行的，是为了解决军费不足，而设置的一项非常制征收项目。
3.赋外征调。“调”作为一种赋敛，是东汉时期筹措军费的一种措施。且作为赋外科目的“调”与军队后勤需要有密切关系。如：
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足给之。[8](卷73《刘虞传》)
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8](卷51《庞参传》)
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8](卷61《左雄传》)
当时统治者根据军事需要征调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仅调取货币，有时还调取谷帛、车马、衣物等物资。
此外，还采取了“盐铁官营”、“卖爵鬻官”、“贷王侯国租一岁”[8](卷6《顺帝纪》)、“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8](卷7《桓帝纪》) 和“辄贷于民”[8](卷51《庞参传》) 等筹措军费的一些临时性措施。这些由于时人多有论述，此不赘。
总之，秦汉时期，算赋、口钱、更赋征课是军费的基本来源，但在连岁征伐、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采取过上述一些临时性措施，以补军资之不足。
三、军费的财务管理
军费是军队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对军费的管理，直接决定着它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管子曰：“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又曰：“用费虽多，其数不出于计……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21](《七法第六》) 可见，军费的财务管理之重要。秦汉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自然知道其道理，因而在军费管理方面极为重视，亦颇具特色。
（一）形成了较完整的管理组织体制
先秦时在军队中就有了专职会计的“法筭”。如《六韬·龙韬·王翼》曰“法筭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垒、粮食、财用出入”。秦汉时主管国家军费开支的最高部门是大司农。军费的征集、支出，以及军粮马草之筹划、运输、供给均由大司农统管。史籍有多处说明：“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7](卷77《毋将隆传》)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座卒六十万人戍田。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司农。”“汉连出兵三岁……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7](卷24《食货志》) 这些都充分说明大司农是管理军费的最高行政部门主管。大司农的属官大仓令、均输令、平准令、都内令、籍田令、斡官长、铁市长等，分别职司国家粮仓、运输和物价、钱帛的库藏、田籍粮谷、盐铁专卖、铁器管理等费用的收支与管理[7](参见卷19《百官公卿表》)。
除中央财政管理系统外，在地方郡、县、乡、里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财政机构。郡国是地方的最高行政单位。郡国长官对户口垦田、税收钱谷、社会治安皆负全面总管之责。郡国具体掌管财税者，是仓曹掾等。县一级设有“县啬夫”，负责财税事宜。乡是税收财政最基层单位，设有三老、啬夫等官员。各级地方财政机构和财政官员，皆负有保障军事需要的职能。如“啬夫”和“乡佐”的主要职责是“职听讼，收赋税，派徭役”[7](参见卷19《百官公卿表》)。没有他们自下而上的军费物资收支管理，军队所需财资供给就难以进行。
（二）实施了严格的财务上计制度
建立财务上计制度的目的，在于便于政府掌握全国的财政收支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对战事做出决策。“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21](《参患第二十八》)，“欲战必先算其费”[22](《孙子注·作战》)。西汉开国之初，萧何为相国，他就对天下图书计籍的人非常重视，借以熟悉并掌握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作为施政的依据。用曾在秦代当过柱下史而熟悉秦代档案和统计数字的张苍为计相，《汉书·张苍传》曰：
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萧何以张苍为列侯的身份，住在相府里，主持郡国上计事务，奠定了汉代上计制度的基础。汉代各郡在太守之下，皆设有上计吏，主持计政。王侯国的相以下，也设有上计吏。上计吏主管各郡国的财政、经济基本数字，如户口、垦田、物价、农事丰歉、灾情等等。各县要在每岁末，将上述情况，核实数字上报到郡国，由郡国汇总，责成上计吏携带上项文件进京，向皇帝汇报。所以叫上计吏。记载各项财政、经济基本数字的文件叫计簿，或称上计簿。各县报到郡国的数字，郡应核实，然后上报。如《汉官解诂》曰：
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
此文献记载了与财务管理有关的上计大致内容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我们还可以从西汉时期东海郡向朝廷呈报的上计报告详细了解其具体内容：
一正（正面）：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城）。郡官二，乡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如前。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县三老卅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孝弟力田各百廿人，凡五百六十八人。吏员二千二百三人；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啬夫一人，凡廿七人；集簿：都尉一人，丞一人，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五人，凡十二人；令七人，长十五人，相十八人，丞卌四人，尉卌三人，有秩卅人，斗食五百一人，佐史、亭长千一百八十二人，凡千八百卌人；侯家丞十八人，仆、行人、门大夫五十四人，先马、中庶子二百五十二人，凡三百廿四人。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口有卅九万七千三百卌三，其四万二千百五十二获流。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人如前。
一反（背面）：□（侯）国、邑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二……卅五万九千六……长生。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十□顷，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春令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多前四万六千三百廿亩。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升，率□二斗八升有奇。一岁诸钱入二万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一岁诸钱出一万万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升出卌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20](P77—78)
从中可以看出，财政上计内容将上述文献记载“户口，垦田，钱谷出入”情况全部包括在内。涉及的内容较广，概括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管辖范围、管辖官吏、管辖区域、受奖赐复人员、郡国直属官吏等行政概况；二是郡辖民户、人口（包括新增加的户数和户口）、提封土地、侯国、邑园田、耕种亩数、植树面积等资源状况；三是赋税收支、农税收支等财政状况。尤其是对辖区吏员（俸禄支出的依据），户数、人口数量、男女性别比例、不同年龄段人数（税赋收入的依据），土地资源、区域面积、可垦土地面积与种植面积（农业税收入的依据），钱谷收支存（财务状况的依据）等情况报告的更为详细。绝对抓住了财务监管的主要矛盾，这对保证财务监督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突出重点的效果。因为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经收入。故，汉代对上计之事很重视。皇帝经常亲自听取上计吏的汇报，有时在隆重仪式中举行。仅《汉书·武帝纪》上就有三次“受郡国计”的记载：
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
（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
《后汉书·孝明帝纪》上也记载：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群僚
辅，宗室子孙，众郡奉计。
从上述记载说明，上计关系到国家财政大事，皇帝非常重视，经常在隆重的场合亲自过问。正因为如此，上计被确定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在西汉、东汉整个时期一直被坚持，至少是从武帝开始，每年的春季，各个郡国必须将一年来的财政情况上报中央。不仅如此，《居延汉简》中也记载有向中央上计的情况：
建昭元年十月尽二年九月，大司农部丞簿录簿算及诸簿，十月旦见。(82·18B)
说明居延边塞屯田和戍边的部队也同各郡国一样，其一年的财务情况也要向中央上计。
上述是各郡国及部队向中央上计的情况。那么，郡以下的要不要上计呢？据文献和汉简记载同样如此。《后汉书·百官志五·州郡条》：
属官，每县、邑、道……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注）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
说明县及其以下组织也要分别向其上级上计。其内容肯定与郡向中央上计内容大同小异，因为每一级上计的数据都是依据其下一级上报的内容，其性质和目的也在于监管下级的财政情况。边防屯戍组织也是一样，下简也可见证：
元年岁计毋余钱。（274·22）
□三月课与计偕□。（542·2A）
□上计卒史郝卿□卿千人令史。（503·12）
命者县别课与计偕，谨移应书一编敢言之。（47·6A）
耕庭候长仁持计一人诣官，七月辛酉蚤食入。（113·27）
以上诸简中有“岁计”、“计偕”、“持计”等上计制度中的专用术语充分说明，屯戍组织中上计制度的方法、程式和文献中记载的郡县组织上计情况基本一致。
从文献记载中发现，对上计情况不实的，要进行严肃处理。如《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上记载：
众利侯郝贤……元守二年，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免。师古（注）曰：“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
尽管处分十分严重，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发生。如宣帝黄龙元年（前40年），发现上计不实，皇帝发怒，下令斥责，诏书曰：
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师古曰：“虽有其文，而实不副也。”）务为欺谩，以避其课。[7](卷8《宣帝纪》)
看来，对上计虚假的事，皇帝是深恶痛绝的，下诏书予以谴责制止。可见，对上计的真实程度，中央十分关注，管理异常严格。应该说上计制度的严格实施，对中央掌握和管理全国财经情况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会计簿籍管理体系
早在西周时期，会计簿籍就已经初见端倪。《国语·周语》中记载：“月会旬修，日完不忘。”韦昭注曰：“月会，计一月之经用；旬修，十日中所成为者；日完，一日之所为。”《周礼·春官·巾车》云：“凡车之出入，岁终则会之。”《司戈盾》职又云：“掌戈盾之物而颁之。”《司弓矢》职又云：“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说明将兵器分门别类由专人登记注册管理，在当时已经成为制度。但当时的后勤保障主要是武器，因而，未形成其他的簿籍系统。
秦汉时期，就不同了，从甘肃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会计簿籍依据管理对象的不同分钱、粮、物进行分类核算。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会计簿籍管理体系。现分述如下：
钱出入簿：
□钱出入簿□。（214·40）
阳朔元年十一月甲辰朔戊午，第廿三候长赦之敢言之，谨移钱出入簿一编敢言之。（28·4）
元寿六月受库钱财物出入簿。（286·28）
□戍卒籍所受钱财物出入薄。（E.P.T50:35）
右张忠钱财物直钱出入簿。（E.P.T51:88）
财物簿：
甲渠候官绥和元年八月财物簿（E.P.T50:28）
始建国天凤一年六月以来所受枲蒲及适椠诸物出入簿。（E.P.T59:229）
谷出入簿：
甲渠候官甘露五年二月谷出入簿。（82·6）
吞远仓建昭三年二月当食案□谷出入簿。（136·48）
甲渠候官五凤二年谷二月出入簿。（E.P.T52:473）
甲渠候官神爵三年九月谷出入簿。（E.P.T52:203）
甲渠候官初元二年六月谷出入簿。（E.P.T53:222）
建武四年十一月戊寅朔乙酉，甲渠鄣守候博敢言之，谨移十月尽十二月谷出入簿一编敢言之。（E.P.F22:453）
吏受俸名籍：
第四部居摄元年十二月尽二年正月吏受奉名籍。（154·34）
□年闰月吏受奉名籍。（254·4）
□受奉名籍一编敢言之。（E.P.T40:137）
居摄二年二月甲寅朔辛酉，甲渠鄣候放敢言之，谨移正月尽三月吏奉赋名籍一编敢言之（E.P.T8:1）
□绥和二年十一月乙未朔辛亥，第廿三候□；
□受禄钱名籍一编敢言之。（E.P.F25:14）
吏卒廪名籍：
万岁部建平五年五月吏卒廪名籍。（55·24,137·20）
建□□年十二月吏卒廪名籍。（203.25）
甲渠候官永光五年正月廪吏卒名籍。（E.P.T52:262）
建平元年二□廪三月食名□。（E.P.T8:3）
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辛已第十五燧长□；
□廪三月食名籍一编敢言之。（E.P.T65:123）
家属廪名籍：
□戍卒家属在署廪名籍月小□。（191·10）
□元寿二年十一月卒家属廪名籍。（276·4A）
上述见于汉简的各类簿籍，都是将每天发生的账目按月编制上报的，完全符合现在的会计分科目结算制度的要求，即各项收支“日清月结”。这些簿籍的建立，说明当时的财务管理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了。建立这些簿籍的目的，是防止财物流失，确保各种供给的正常进行。通过簿籍，随时可以查阅财物的流向，凡发现财物管理有出入者，要严格追查责任。如《居延汉简》记载，“将召宣诣官□以□财物故不实，臧二百五十以上”（229·1,229·2），而受到追查。正因为如此，簿籍才每月都要上交保存。如果说上述簿籍还不能说明其所记内容的话，从下简的记述中即可窥见其一斑。如：
第四燧长之菜钱二百一十六，又肉钱七十凡二百八十六。
第一燧长万年菜钱二百一十六。
□□□百□钱（159·4）
每项开支，是谁开支的，开支多少钱，所计清清楚楚。上述簿籍，就是将一个月来的这些账目汇集成册上报的。可见，财务管理之规范和严格。
账不仅要“日清月结”，还有“年报”。真谓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完全如现在会计制度一样。见下列《居延汉简》：
阳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障守候塞尉顺敢言之，府书移赋钱出入簿与计偕谨移应书一编敢言之。（35·8A）
元康三年十月尽四年九月戍卒簿。（5·14）
肩水候官地节三年十月以来尽四年九月吏卒禀食名。（13·1）
元康三年十月尽四年九月吏已得奉一岁集。（126·42A）
综上所述，会计簿籍，以财务科目分，有“钱出入簿”、“财物簿”、“谷出入簿”、“吏受奉名籍”、“吏卒廪名籍”和“家属廪名籍”等。以财务结算时间分，有“月会计簿籍”和“年会计簿籍”。充分显示，秦汉时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会计簿籍管理系统。其对官府及时、准确地掌控军队所需钱的收支、粮及其他财物的调入、拨出和储备情况，应该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实行了财务平衡调剂制度
目的在于保持总体上的收支平衡和对军队战事的重点保障。如《后汉书·百官志三》记载：“大司农……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补足。”说明大司农在财务管理上，有调剂全国财务平衡的职能。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
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
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
《东观汉记·王阜》条上说：
（大将军窦）宪尝移书益州，取六百万，阜觉有奸诈，以状上。宪遣奴驺账下吏李文迎钱，阜以诏书未报，距不与文。积二十余日，诏书报，给文以钱市焉。
说明平衡调剂必须由中央统一调度，必须见皇帝的诏书，可见，财务管理是异常的严格，谁也不能随便动用国家的一分钱，即使是窦宪这样有权有势的人，在军事急需的情况下，私自要钱也被拒绝，有了皇帝命令，才办得通。可见大司农执行财务平衡调剂时，要以皇帝命令行事。
总之，秦汉时期的军费开支较大、筹措渠道较多，管理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