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F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3-0110-08
企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单元，是市场经济的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无可言喻的推动作用。因应于企业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企业史必然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领域。日本和美国学者在企业史研究方面均已有不菲的建树。例如仅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史丛书》，截止1999年就已推出了33部（见张仲礼先生为美国学者高家伦所著《中国的大企业》中译本所写序言，本书由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国内学术界正不断加强对企业史研究的力度，以服务于改革开放。为认识这一史学分支学科的概貌，推进其发展，笔者特就学术界关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状况略作概述，因识见有限，遗漏在所难免，敬请前辈同仁补正。
在建国以前，经济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企业史的研究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人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姑举数例。如陈其田于20世纪30年AI写作成《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考述了山西票号的起源、沿革及其组织结构、营业概况、对外关系等，分析了这种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作用与局限。并附有《山西票庄调查表》、《山西资产家一览表》等。卫聚贤经过深入调查后，于40年代初出版了《山西票号史》（中央银行经济研究社1944年版），对山西票号的产生、帮派、组织、人事、业务等方面作了评述，并附录了诸如《山西票号之构造》、《票庄记略》、《山西票商成败记》等不少珍贵历史文献，至今仍不失其重要学术价值。大清银行清理处主要依据该银行档案文牍编纂刊行了《大清银行史》（大清银行清理处1915年版），记述了大清银行的创办、股本结构、组织人事与营业状况等。严中平先生对云南铜政进行专门研究后，于40年代完成了《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1957年再版），其中对云南采铜矿场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生产流程、人员规模等作了较多考析。丁文江利用全国矿业调查材料，写成了《中国官办矿业史略》（地质调查所1928年版），其学术价值也不容低估。此外，建国前关于中国近代企业（行业）的重要研究与调查成果还有：周保銮《中华银行史》（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列正编第875号）、郭荣生编《中国省银行史略》（《史料丛刊》续编第190号）、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华通书局1931年版，收入上海书店版《民国丛书》，列第四编第34号）、杨荫溥《中国交易所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1号）、江苏实业厅第三科编《江苏省纺织业状况》（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吴子光等编《纺织业调查报告》（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戈福鼎编《四川农场经营》（中央印刷所1941年版）、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河南中原煤矿公司编《焦作福公司矿案交涉史略》（河南中原煤矿公司1931年版）、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1934年版）、〔日〕宫下忠雄《中国银行制度史》（东京1943年版）等。总体而言，建国以前除少数特殊企业的发展史受到一定的关注外，国内学术界并未广泛开展关于企业史的专门研究。山西票号之所以吸引学者投诸精力进行剖析，在于这类企业富于中国传统特色，且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业绩，“实为中国经济史上之重要阶段”[1](p1)；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则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正逐步失去旧日的风光。山西票号的经营机制在近代中国的衰退，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金融制度向西方银行制度妥协的一个例证，它留给人们思考与总结的东西实在不少。相较之下，有关其他企业史的论著，实际上是一部行业史，并未对企业内部机制与运作进行详细剖析。
建国初期，伴随着国内很快开始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关于主要资本主义企业的厂史写作也进入一个高潮。通过检阅有关论著目录索引工具书，不难发现，在五六十年代，厂史著作几乎占到同时期经济史著作的三分之一。如记述由旧中国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均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后者于1980年再版，编著者署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此二书均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的组成部分。不过名为“史料”，其实并非材料汇集，而是一种研究成果。前者对恒丰纱厂的前身——华新纺织新局的创办与失败(1888-1908)、恒丰纺织新局的成立与发展(1909-1923)、恒丰纱厂的衰败与出租(1924-1937)、敌伪统治时期纱厂被劫管(1937-1945)、抗战胜利后企业的改组(1945-1946)和解放后恒丰纱厂的发展与改造(1949-1957)等各阶段进行了评述。后者将企业的发展阶段分为“创设和早期的发展（1902-1925年）”、“棉铁联营时期（1926-1937年7月）”、“抗旧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变化（1937年7月—1949年5月）”、“解放后的改造与扩建（1949年5月—1958年）”。列入这一套丛书的尚有荣家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史料汇编。此外，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还组织人员于1959年编写过《上海市面粉工业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当时未公开出版，20年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进行了重新编撰，扩大了考察范围，定名为《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本书除了考察旧中国面粉行业的总体态势外，还重点评介了上海阜丰面粉厂、荣家各面粉厂、无锡九丰面粉厂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还会同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于1961年组织编写了《上海私营造纸工业的发生、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因故未正式出版，“文革”结束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重新编写，扩展为《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其他厂史著作尚有：清河制呢厂厂史编写委员会编《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吉林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编著《蚊河煤矿八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潘喜廷等编《红色的矿山——本溪煤矿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北京师大历史系编《门头沟煤矿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哈尔滨车辆工厂厂史编辑组编《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六十年》（北方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还有一些已完成改造的企业，其厂史只写到1949年。如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编《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史(1898-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等。同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改造研究室联合主编了一套《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上海民族橡胶工业》（1966年完成，中华书局1978年版）、《上海市棉布商业》（1966年完成，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不仅对各行业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评述，而且对本行业重点企业的经营发展作了专门剖析，例如毛纺织行业中的章华毛纺织厂，火柴行业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橡胶行业的大中华橡胶厂、正泰橡胶厂、义生橡胶厂等。“文革”以前出版的其他与企业史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尚有不少，例如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景德镇陶瓷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建昌《官僚资本与盐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日］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史学研究受到极大冲击，企业史研究基本上中断，笔者仅见到一部在工人、干部和经济史专业工作者“三结合”基础上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史(186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综观五六十年代所完成的各类企业史著作，虽然其在学科领域的开创意义不容低估，但不难发现一个大致相同的现象，即各企业史的写作框架基本上是陈述企业在旧中国的艰难发展，以印证其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改造完成之后获得的新生与巨大发展。还有一些则是作为个案分析，旨在阐明旧中国官僚资本对民族经济的掠夺与控制，“以供研究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参考”[2](p1)。这种过分注重为政治服务的主观指导思想，必然影响了厂史写作的取材与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将企业经营全貌展现出来，制约了对企业经营运作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相当多数的企业史的写作思路就是“紧紧地抓住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注：见吉林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编著《蚊河煤矿八十年》所载金景芳《前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所写的实际上是一部工人生活与斗争史，即编写厂史的指导思想就是为了记述企业工人过去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展现他们“在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的斗争”[3](p1)。这些都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指导方针在史学领域结出的成果。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企业史研究逐步受到重视，各种成果也陆续出版发行。首先是随着国内实行改革开放后掀起的对洋务运动的研究热潮，洋务企业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相关成果也较为多见。在这方面，张国辉、夏东元、胡滨、李时岳、姜铎、樊百川等人作了较多的工作。张国辉所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对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山东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煤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上海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官督商办机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企业性质均作了较为精细的评析。胡滨、李时岳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全面考察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对江南制造总局、湖北枪炮厂等六个军事企业和轮船招商局、湖北铁政局等六个典型民用企业作了专门剖析。夏东元所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同样考察了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各省机器局等军事企业的建制结构、经营运作与制约因素，以及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磁州煤矿、广济煤矿、荆门煤矿、开平煤矿、青溪铁厂、汉阳铁厂、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总厂、湖北纺织官局等民用企业的创办与发展历程。汪敬虞先生先后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与不发展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近代企业，特别是就洋务企业的时代特征、内部结构与对外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详见《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此外，作为中国水运史丛书的一种，人民交通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由张后铨主编的《招商局史》（近代部分），本书大量采用了轮船招商局、民生公司和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对该局发展的阶段特征作了详尽铺陈。陈振汉则从创办目的、资金来源，用人权责、业务方针等方面，通过剖析轮船招商局经营，对“官督商办”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第442～51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全汉升对汉冶萍公司的创办与发展作了全面考察，完成了《汉冶萍公司史略》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于70年代出版（今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列续编第927号）。林庆元所著《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沈传经所著《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均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对福州船政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所编《江苏近代兵工史略》（《江苏文史资料》第28辑，1989年版），记述了淞江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金陵制造洋火药局、金陵兵工厂、徐州修械厂等兵工厂的简要历史，附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及徐建寅、李承干、李鸿章、马格里等兵工厂主要负责人的小传。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写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记述了中国通商银行初创时期（1897-1911年）的简要历史。美国学者费维凯所著《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虞和平译），在考察盛宣怀与“官督商办”企业机制时，详细剖析了轮船招商局的经营运作，包括该局的业务管理、组织结构、财务建设、经营特权、官商关系、企业弊端等方面。同时，费维凯还分析了“官督商办”机制在中国电报总局、华盛纺织厂和中国通商银行三家企业中的运用。陈锦江所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笛、张箭译），则侧重对洋务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作了考察。此外，王培的《晚清企业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亦对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企业作了汇总介绍。台湾学者关于洋务企业研究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黄嘉谟《甲午战前台湾的煤务》、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分别由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于1961-1963年出版，以下简称“近史所”）等。
同一时期，随着国内史学界对民族资产阶级研究的日益重视，关于民族资本企业的研究日益加强。例如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编撰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对大生纱厂的创建、大生企业系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1901-1913年）、大生各纺织厂和盐垦等类企业的生产与经营（1914-1921年）以及大生系统分别在金融资本与官僚资本控制下及被日本占据时期的曲折历程作了评述。许维雍、黄汉民所著《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凌耀伦主编《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分别对荣家企业集团的产生、发展、分化历程以及民生公司自创立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个时期的经营与发展进行了总结。其他的相关著作还有周凝华等著《民生公司》（河南人民出版1998年版）、陈礼正等主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凌耀伦《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著作均对相关企业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作了全面评述，并就其经营运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对于原来由政府资本与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的相关研究也受到重视，诸如解学诗等编《鞍钢史(1909-1948)》（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薛毅《焦作煤矿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玉门油矿史(1939-1949)》（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均是这方面的典型成果。
关于旧中国金融企业研究的成果较为多见。例如孔祥贤所著《大清银行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分别对大清银行的创办过程、股本来源、历次股东会议状况、总分行组织结构、人事制度、会议制度、特种业务与普通业务，以及大清银行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清理过程均作了条分缕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为曾跻身旧中国金融界有名的“南三行”之列的浙江兴业银行编写过简要行史，惜只发行了油印本，迄今尚未见到公开出版。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于1995年编写了《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版）对该行的组织结构、各项制度、业务状况与经营成效均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江苏省志编辑室所编《江苏民国行局库》（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四行二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局、中央合作金库）在江苏的分支机构分别作了记述。作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山西票号，一直吸引着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评述了山西票号的诞生、票号内部组织与初期业务、洋务运动中票号业务的变化与发展、实业救国热潮中的山西票号、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与票号的危机、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的谋篇结构则有所不同，他则将山西票号的发展阶段分为起源（1823年）、最初发展时期（1823-1852年）、挫折与损伤时期（1853-1861年）、大发展阶段（1862-1893年）、极盛与危机阶段（1894-1911年9月）、衰败时期（1911年10月—1921年）。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在进行区域商业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重点考察了“清季执金融界牛耳”的山西票商（票号）的组织状况与经营之道，并对大盛魁、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大德通等商号与票号进行了个案评述。张国辉所著《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对钱庄与票号在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社会职能、钱庄票号与新兴银行在金融市场领导权方面的争夺等进行了专题研究。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对作为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企业之一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内容涉及公司的创办过程、公司初期的引进外资与各类投资活动、抗战时期的惨淡经营、战后的接收、复员与步向衰落过程等。下篇重点分析了公司的股本结构、组织形态、经营管理与利润分配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分别对浙江、汉口等地钱庄、山西票号、大盛魁印票庄、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诚银行、新华信托银行、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青岛分行、陕西等省银行的组织形态、业务管理、人事制度等作了评析。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合作编写的《聚兴诚银行》（即《重庆工商史料》第六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近代西南地区重要的民营银行聚兴诚银行的创建背景、发展历程、组织形态演变、业务经营、对外投资、财务与人事管理等作了评述，对了解该银行的创办与经营，尤其是两合公司组织形态的构建与运作，颇多益处。
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企业和社会团体组织编写厂史，以展示企业艰苦创业历程和在新时期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逐渐增多。例如江苏省运河航运公司编纂《江苏省运河航运公司企业发展史(1950-1985)》（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北京同仁堂集团等编《北京同仁堂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任清顺、周以纯编著《鞍钢史话》（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龙春满主编《鞍钢冶金军工史(1948-1985)》（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张俊杰主编《上海轴承工业五十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宋霖、汤华章主编《安徽维尼纶厂史(1969-1989)》（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葛中平、董宁祥主编《上海新光内衣染织厂五十五年(1933-198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李炳东、黄可鉴主编《创业·改革·奋发：广西部分厂矿企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魏编著《广西乡镇企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蔚祺等主编《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史编写委员会编《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周星笳主编《天津航道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等。90年代中后期，改革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企业史丛书，所录多为建国后新建的大型企业，如上海工业缝纫机厂、南平水泥厂、杭州通信设备厂、新疆纺织工业（集团）公司、洛阳浮法玻璃集团、中国房地产开发郑州公司、广东科龙集团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途电信局、中国石化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昆明钢铁总公司、福建省南平铝厂、中国永鼎集团等。这些企业多为各地经营成绩显著，能在地方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的国有企业，写作方面薄古厚今色彩十分明显（部分企业创办历史较短，实际上无“古”可言）。
80年代以来，还有不少与企业史关系密切的行业史论著出版。诸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上海医药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编写的《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梅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在记述近代上海西药行业之市场变迁的同时，对中法大药房、华美药房、五洲药房、新亚药厂、信谊药厂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均用专门章节作了叙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联合编撰的《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对本行业的典型企业如叶澄衷创办的老顺记五金号、祝兰舫创设的源昌铁号、朱寅生创办的源椿五金铁号作了专门记述。徐新吾主编《江南近代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为美亚织绸厂、同章绸庄、云林丝织厂以及杭州都锦生丝织风景厂的简史。杜恂诚所著《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通过对大量企业的考察，论述了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的关系，书末附有1848-1927年国内历年所设立的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的详细汇总表。黄逸平等主编之《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在全面分析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走向、外国在华资本消长、财政制度变迁、手工业与商业发展、金融货币制度变更的同时，还着重对“官办企业的局部发展”作了剖析。〔澳〕蒂姆·赖特著、丁长清译《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对中国近代煤矿企业的经营与企业家的结构与作为等多所着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荫贵译）对作为中国传统经济行为的民间“合股”与建国后的乡镇企业史研究，以及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向社会方面，而不是政策方面”[4](p358)的重要意义作了强调。徐鼎新所著《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中国近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与罗致、科技力量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促进和文化建设的推动、企业科技力量对抗战时期后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潘君祥主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则就荣家企业、三友实业社、美亚织绸厂、东亚毛纺织股份公司、章华毛纺织厂、中国化学工业社、中国国货公司等十数家企业和顾兆桢、项松茂、胡西园、丁佐成等企业家对近代国货运动的推动作了评述，并附有一批国货企业与团体的章程。常梦渠等主编之《近代中国典当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一方面综述了旧中国典当业的发展历程和组织管理与业务经营，另一方面附录了对各地典当业的大量回顾性文章。董继斌等主编《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重点对晋商所办票号的兴衰历程、组织结构、制度创新、作用与影响以及经验教训作了检讨。邓少琴编著《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印行），对川江、川路和华川等华商轮船公司的创办与经营历程作了一定记述。这类点面结合的行业史论著还有：方宪堂主编《上海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张学君等《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等编《中西药厂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林富民主编《贵州矿产开发史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孙宅巍等主编《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徐鼎新等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段本洛等《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杜石然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谢牧等编《中国的老字号》（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张謇与南通研究中心1984年印本）、〔法〕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美〕小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相钦主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徐建生《民族工业发展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齐大之等《百年沉浮：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王玺《中英开平矿权交涉》（近史所1962年版）、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近史所1953年版）、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近史所1987年版）、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近史所1989年版）、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台北经济研究所1982年版）等。
近十年来，在企业制度中的研究方面，学术界适应国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形势，开始推出相关论著。例如彭久松与陈然所著《中国契约股份制》，通过深入考察清初至1949年四川自贡盐场合资经营体制，首次提出“中国契约股份制”这一全新学术概念，认定它是中国人建构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股份制形式，在世界股份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专著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比照西方股份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人创建的这一企业制度进行了全面展示，进而提出这种股份制“是一种公司形式”，“是一种近似于有限公司又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特点的公司形式”[5](p38)。张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较大篇幅对洋务企业制度进行了研究，从融资、技术引进、经营理念、人力资源、组织建设等方面评析了这种制度的内涵与特征。黄汉民、陆兴龙所著《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侧重评析了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组织发展模式的变化趋势、企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内部与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企业对策的调整等。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分别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演进过程中“法”的规范、近代商业与工业企业制度的演进、金融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以及中外竞争、企业家精神、科技进步、通货膨胀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专题进行了研究。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对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的脉络进行了精细梳理，对其阶段特征进行了剖析，主要内容包括对洋务民用企业“仿西国公司之例”的检讨，对“官督”与“商办”在晚清公司制建设方面相互调适过程的评析，对《公司律》的法理与功能的剖析，对官方发展公司制度相关举措的评述，最后对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总体分析。张忠民同样关注了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所著《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对前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近代中国的《公司法》、公司形态的逻辑演进、公司演进中的数量与分布、公司的类型及其特点、公司股本的筹集及其“官利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管理制度的演进、公司对企业成长的推动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90年代以来，关于张謇、周学熙、虞洽卿、卢作孚等近代实业家的研究日渐兴起，相关成果自然与有关企业关系密切。这方面的论文集主要有严学熙主编《论张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严学熙主编《近代改革家张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崔之清主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版）、凌耀伦等编《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易惠莉、陈吉龙主编《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金普森主编《虞洽卿研究》（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等。关于企业家的个人与群体的传记、回忆录以及其他研究著作也已出版不少，诸如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陈国庆《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张圻福等《火柴大王刘鸿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章开源《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张謇传》（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吴广义等《苦辣酸甜：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的道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吴广义等《中国民族资本家列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彦文主编《突破逆境：创业知命的民族资本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孙晓村主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耿玉儒等《玉筱汀与启新洋灰公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周小鹃编《周学熙传记资料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徐予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同义《范旭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许涤新主编《中国企业家列传》第1至6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993年版）。河北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均出版了大资本家传记系列丛书，包括卢作孚、张謇、范旭东、刘鸿生、虞洽卿、吴蕴初、张元济、朱葆三、黄楚九、侯德榜、李烛尘、陈光甫、项松茂等，不过，多数接近于文学作品，长于情景描写，而难算得上考据严密的史学论著。近十年来，在中国企业家经营管理与企业思想史研究方面，也推出一些重要论著。例如施正康《困惑与诱惑——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投资理念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主要对近代国人关于债务、商业信用、股票、公司制度的认识与操作进行了评述。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近代各个时期政府与社会两方面创建银行的各种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剖析。赵靖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经营管理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近代中国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张元济、穆藕初、卢作孚、荣宗敬、刘鸿生等人在企业投资、开拓市场、财务管理、成本控制、人才任用等方面的经验与特色进行了总结。相关论著尚有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曹均伟《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年版）等。
关于外国近代在华企业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著名学者张仲礼和汪敬虞等人较早关注外国在华企业。张先生于80年代中期就对英国在华资本集团沙逊洋行“作麻雀来剖析”[6](p1)，以说明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他与陈曾年合著之《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对该资本集团早期的鸦片贸易、后来的房地产经营、工业投资、金融垄断活动与英镑投资，以及该集团的买办成员等专题作了深入研究。汪敬虞先生关于外国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研究也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于80年代初出版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不少篇幅都是关于外国企业和资本集团在华经济活动的专题研究。汪先生在90年代末又出版《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外国在华银行金融活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组织形态演变作了全面论述。英国学者勒费窝(Edward LeFevour)所著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Matheson and Company's operation,1842-1895，通常被译为《清末西人在华企业》。而该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时，译者将其改名为《怡和洋行》。该书借助于晚清时期西方在华大企业——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mpany)的大量档案，研究了该企业的在华经营活动。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狭义的洋行史，作者总的意图是“把怡和洋行作为在中外贸易中起过媒介作用的一家具有适应能力的牟利机构这样一个突出的范例来加以叙述，并且就这个机构在上一世纪中国社会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和作出过怎样的反应作些说明”[7](p4)。〔美〕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重点剖析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与太古、怡和、北清、公正、扬子等英国轮船公司在中国航运市场中的争夺。张雁琛《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分别对中日甲午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战后至九一八期间各个时期的中日合办企事业进行了评述，并从中国的半殖民地形态和日本军事帝国主义“性格”，对“中日合办”的政治与经济效应进行了检讨。在研究外国在华企业方面，美国学者高家龙作了不少努力，他的《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英文名为：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庞大的《企业史丛书》中的第一本中国企业史著作。该著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2001年），主要探讨了英美烟公司与南洋兄弟烟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争夺及其揭示出的历史经验，在关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的性质与作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且论证严密的见解。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公司与关系网》（英文名为：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Western,Japanese,and Chineae Corporations in China,1880-1937）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该书剖析了外资企业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以及华资企业申新纱厂与大中华火柴公司等大公司的市场营销，以说明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网”对这些企业在开拓市场方面的影响与作用。相关著作还有〔日〕樋口弘著《日本对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美〕斯蒂芬·洛克伍德著《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等。外国近代在华企业与资本集团，为数甚多，不仅在对华经济掠夺方面起着先锋和骨干作用，而且干涉中国政治，影响中国社会，无论在历史意义、学术价值，还是现实咨询方面，均有加大相关研究之力度的必要。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史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局限也是明显的。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侧重于评析企业活动的政治属性，近二十多年来虽然政治层面的过度诠释已不占多数，大多数论著注重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学、行为学等多学科方法，比较客观地剖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发展历程，但普遍着力于企业的经营史分析，主要考察企业的资本、设施、人事制度、市场营销、利益所得与分配等，而对企业制度建设关注不够，亦即企业制度史研究在企业史学术领域尚很薄弱。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更应引起广泛重视。这是因为公司是一种能有效集中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高级企业形式，近代公司制度的建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将公司制度称为“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8](p510)。从某种角度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公司发达史。在近代社会，不管资本家个人是否愿意，都不得不被纳入公司经营机制之中，因为单个资本绝对竞争不过公司这个“联合的资本家”。正如马克思所言：“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眼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8](p688)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司经济的发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该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程度。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虽然经磨历劫，发展艰难，却也部分表现出了和西方资本主义相同的特点，即资本的联合。资本联合的普遍结果，就是公司制企业的广泛出现。著名史学家孙虞棠先生在检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说：“民族资本的企业不仅资本少，而且独资经营的少，绝大多数都采取集股经营的方式。股份公司当然是一种较进步的企业组织形式，然而当时民族资本采用这种形式并不能表示经营方式的进步；实际上它却反映着民族资本资金的不足，同时反映他们向近代工业投资惧怕困难，惧怕亏折，畏葸不前。”[10](p48)固然，在政治、经济方面均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在中外商战中处于劣势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不足是制约民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民族资本通过股份联合的集中形式，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少说明国人正逐步改变传统的“宁可一人养一鸡，不愿数人牵一牛”的投资心态，这种“集资合力”的企业心态正是公司制度萌生的必要前提，这种普遍的“集股经营”的企业形式，正显示了国人投资理念的进步，是中国经营制度向近代公司制度转变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状况有着必然的、紧密的联系。对中国公司制度史的剖析，是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与环节。此外，公司制度的建立还牵涉到全社会经济意识与投资观念的演进、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好坏以及政府行为的优劣等，因此公司制度的建设情况，实际上也是社会全面近代化的一个侧影，公司制度史研究当为社会近代化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我国目前正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现实环境对我们提出了进行公司制度史研究的迫切要求。全面分析和总结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不仅可为有关部门的公司立法和管理提供历史借鉴，以加快制度建设，亦能为企业经营者发掘历史经验，丰富其操作技巧。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研究正引起有关学者的重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连续几年均有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申报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西大学等均设立专门的中国企业史研究机构，开展相关工作，有的学者（如张忠民、黄汉民、王处辉、朱荫贵等）已取得较大成果，这些无疑会有力地推动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史研究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