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形态学的最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学论文,分布式论文,最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简称DM）是199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语言学理论框架，其诞生的时间与最简方案基本相同。两者在语言观、研究方法和理论目标上颇多一致。在句法分析部分，分布式形态学主要参照最简方案的研究成果（Harley 2008：6）。不过，两者在句法和形态的关系问题上显著对立，研究领域也各有侧重。就前者而言，最简方案秉持比较传统的“词库论”，分布式形态学则主张“单引擎论”，又称“句法一路向下”的立场（详见下节）。在研究领域上，最简方案主攻短语以上结构，分布式形态学则偏重于传统上的形态学领域，即词汇的内部结构。就此而言，分布式形态学和（主流的）最简方案既属同一阵营，又有一定竞争。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分布式形态学得到了较快发展，理论系统不断改进，事实分析范围逐渐扩大，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本文旨在较为全面地介绍其研究现状，同时尽量客观地分析其理论得失。首先介绍其基本理论框架，然后从结构途径构词、构词的局部限制、理论的语义蕴含及其对形态音系的研究等几个方面，逐一介绍该研究的前沿进展。形态学具有多种因素交织、现象细小庞杂、分析步骤缜密等特点，因此，在有限的篇幅里，本文只能概要介绍分布式形态学的主体研究，为感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该理论做一铺垫。 2.分布式形态学基本理论框架 2.1 分布式形态学的整体架构 分布式形态学是在对当代形态学及相关理论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与词库论的决裂（Halle and Marantz 1993；Marantz 1997）。词库论由Chomsky（1970）倡导，认为词和短语分属语法的不同模块：前者属于形态，负责以语素为原子在词库里构词；后者属于句法，负责以词为原子构造短语。DM则主张“单引擎论”，即无论是词还是短语，其组合都仅由句法机制完成。“单引擎论”导致DM对词库论的理论架构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传统意义上的形态，在DM中被放置在语法系统的不同位置（“分布式”的名称由此而来）。一部分就是狭义句法，负责以纯句法规则生成复杂的、包含内部结构的句法单位，然后经拼读操作送入接口层面。另一部分则位于拼读之后、音系模块之前，由一系列句法后操作组成（详见下节对形态操作的讨论），负责给句法终端填入音系信息，确定其线性顺序，并根据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的要求进行进一步计算，以便其得到音系诠释。如（1）所示。 （1）分布式形态学的架构（Bobaljik 2011：1）
词库论在句法推导之前设置了一个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词库，既负责词的储存，又负责词的生成。DM将该词库的内容拆成了三份列表，在不同的地方进入推导，如（2）所示。 （2）分布式形态学的三份列表（Marantz 1997：2）
其中，表1称为“终端表”，是语素级单位，是句法推导的初始项，包括“抽象语素”和“词根”两种。抽象语素是语法特征（如[时态]）的丛集，相当于功能语素。词根又称实词语素，有部分语义和语音内容，但无句法特征，一般标记为“√猫、√踢、√美”等。 表2称为“词汇表”，由抽象词素的音系形式和插入条件构成，负责为这些语素提供音系内容。这种句法操作在前，音系内容在句法推导结束后才与之匹配的分析技术，称为“迟后填音”（late insertion）。 按照DM理论，在进行词项填音时，推导仅要求词项和终端节点的部分特征吻合即可，这一现象称为不充分赋值。在形态比较丰富的语言里，常出现几个词项竞争插入同一终端节点的情形；此时，赋值与终端节点相符度最高的词项胜出。一般认为，同时使用单引擎论、迟后填音和不充分赋值，是分布式形态学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主要特色①。 表3称为“百科表”，位于概念接口的终端，负责表征词根的个体性语义信息，形成最终的意义诠释。DM把非组合意义统称为“习语”（idiomatic）意义，并认为它不局限于词一级单位，小于词的语素（如词根“√猫”），大于词的短语单位（如kick the bucket“死”）都可能有习语意义。百科表对组合性的常规意义和非组合性的习语意义均进行表征和诠释（参看5.1节）。 2.2 分布式形态学中的形态操作 DM认为，尽管句法是语素、词和短语等各级结构单位的主要组合机制，但其输出结果在向音系模块映射时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为音系诠释做准备。这些少许的调整称为形态操作，因发生在句法推导后，故又称为“句法后操作”。形态操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装饰性形态”（ornamental morphology），即添加一些句法中不存在的语素。装饰性形态操作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节点引入”，即在词汇填音之前，以嫁接方式添加句法中不存在的节点。例如，句法结构中并无一致（AGR）节点，但可通过形态规则“
”嫁接到时态T节点上。另一种装饰形态是“特征引入”，分拷贝和添加两种方式，前者将狭义句法中存在于节点X上的某个特征拷贝到节点Y上，后者则添加狭义句法中不存在的特征。例如，Halle（1997）认为，形态格（即格的显性变现形式）是在音系式分支中添加到相应的DP或D上。总之，形态规则可以插入句法中所没有的节点和特征。它们对句法结构属于装饰性成分，对语义诠释属于无用的羡余成分。 第二类形态操作是“节点操作”，以终端节点为操作对象。最常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融合”（fusion），发生在词汇填音之前，把属于不同终端节点的特征实现为一个词项，往往造成抽象语素与其音系实现之间多对一的关系。例如，英语he talks中的-s就同时包含一致（第三人称、单数）和时态（现在时）两个节点的特征。第二种称为“分裂”（fission），伴随拼读发生，允许在某一个句法节点上插入一个以上的词项，往往使得抽象语素与其音系实现之间有一对多的关系。 第三类形态操作是“音系式移位”，也分两种。第一种叫“下降”，发生在线性化之前，针对层级结构进行操作，负责把一个核心（head）下降至其下层的核心。下降只对核心敏感，可以跳过状语等附加语成分。“下降”操作最知名的例子是英语时态词缀对动词的附着，见（19）。另一种叫“局部变位”（local dislocation），发生在词项填音和线性化之后，可使两个线性毗邻的节点移动到一起（X*Y→Y-X），该操作不允许任何其他成分介入两个节点之间。例如，根据音节数量，英语形容词的比较级可能是分析式的，如more intelligent；也可能是综合式的，如smarter。其中，综合式中的程度语素-er正是通过局部变位操作才与形容词组合在一起。 3.构词的结构途径 在当代语言学理论中，句法手段基本上就是合并（merge）和移位（move）两种操作。DM的构词即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2.1节提到，DM的主要操作对象有两种：抽象语素和词根。早期DM重点关注抽象语素的推导，近十多年来，对词根（即实词语素）推导的探讨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本节介绍两个方面的情况：句法决定词类假说、高/低附着假说。 3.1 句法决定词类假说 DM认为，词根没有词类特征，其词类由“定类语素”（category-assigning morpheme）赋予，或者由其句法结构位置决定，这就是句法决定词类假说②。定类语素属于功能语类，可能是粘着性词缀，也可能无显性语音实现，通常用正体小写字母标记③：如v（动词性，如-ize）、n（名词性，如-ness）、a（形容词性，如-ious）等。例如，“猫”这个词是由词根“√猫”和定类语素n合并而成，见（3）：
可见，所有传统意义上的词在DM中均为复杂结构，包含不止一个语素。 传统意义上的多语素词往往通过定类语素堆叠而成。以英语grammaticalize（语法化）为例，其生成过程如下： （4）
DM认为，（4）体现出句法规则的递归性，与短语生成没有本质不同。 句法决定词类假说，即词根通过与功能语素合并获得句法范畴，是DM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至少有以下四个优势。 第一，可以更好地反映实词词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学界研究过的所有语言均证实，实词存在大量的兼类和活用现象，功能词则表现出严格的句法属性，几乎不会跨类（Borer 2005；Belder 2011）。句法决定词类假说认为词根（实义语素）不含词类特征，功能语素则有完备的句法特征，有助于解释两大词类的差别。 第二，可以体现词根和定类语素各自的贡献。由√ELECTR-加定类语素分别产生名词（electr-on）、形容词（electr-ic）和动词（electr-ify），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Arad（2003，2005）在闪语词根构词方面运用这一假说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解决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参看4.2的讨论）。 第三，可为“词类”这个富有争议的概念提供一个新视角。在DM里，定类语素可以理解为语法特征的集合，即“词类→词根+特征”（Embick 2012：75）。由此，跨语言的词类现象就可理解为：首先，语言中存在“普遍特征库”，使得每种语言都有类似动词、名词、形容词等词类。其次，个别语言对库里的特征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方式，造成一些跨语言差异。例如，Algongquian语里的动词会依据内部论元是否有生（animate）而呈现不同形态，英语中则无此现象（Mithun 1999；Foris 2000），这一差异就是因特征的不同选择造成的。词类由功能语类指派的思想有利于细化对词类的描写，更准确地反映跨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此外，这一思想还使得定类语素和其他功能语素（时态、数、人称等）有可能得到统一的描述：它们都是特征的集合，但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第四，可以去除既有理论中一些地位可疑的操作，从而使形态理论变得更加简洁、自然。例如，英语形容词后缀-ous和名词后缀-ity不能共现，如下组例子所示（转引自Katamba 1993：97）： （5）a.audacious b.audacity c.*audaciousity Sagacious sagacity *sagaciousity （5）中的两种后缀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词里，所以（c）组不合格。 Aronoff（1976）等认为构词是从一个词类向另一个词类的转变，名词词缀-ity是添加在形容词词基上的。为此，他特地提出“删节”（truncation）规则，即在添加-ity词缀时删除-ous音节，以此排除（c）组。然而，Marantz（2000）指出，如果本着词根构词的思路而摈弃词类转变思想，把两种词缀视为定类语素，平行地加在相同的词根上（即audacious=√audac+-ious和audacity=√audac+-ity），则audacity中自然没有-ous音节，由此可剔除删节操作，从而使语法体系得到简化。 另外，词根和定类语素的结合后来还成为局部区域的重要构造条件，在结构、语义和音系等各个方面决定着传统意义上的词的特性，在DM理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方面的情况下一节再谈。 3.2 高/低附着假说 “高/低附着假说”（high/low attachment hypothesis）是结构途径构词的一种，指把一些形态形式（比如词缀），特别是意义或功能多样的形式，处理成核心，放置在句子结构的不同位置上，以此推导出其特性的方法（Harley 2008）。 采用高/低附着假说的研究很多，如Marantz（1997）、Embick（2004）、Alexiadou和Agnastopoulou（2008）等。在这些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并且影响较大的是Embick（2004）对英语结果分词结构的研究，在此重点介绍。 传统上，一般把英语过去分词划分成动词性（表示事件，多用在被动式中）和形容词性（表示结果，可做定语）两类，如（6）所示： （6）a.The door was
.（事件式） b.the
door.（结果式） （6a）表达“有人开了门”这一事件，同时蕴含“门变成开着的”这一结果。（6b）只有结果而无事件解读Embick认为，分词二分法不够细致。他从结果性分词中分离出状态式分词（stative），如（7）所示： （7）The door was
.（状态式） （7）中的open在意义上表示单纯的状态，与普通形容词相同。在形式上，状态式和结果式、事件式可能不同，如dry～dried，shaven～shaved等。两类分词形式相同的也很多，如closed、broken、bent等。Embick通过副词修饰、创造类动词环境、能否担任结果性次谓语、un-前缀等诊断，证明英语分词确有结果式和状态式之分。 在词库论中，事件式分词伴随被动式的生成，由句法处理；结果式分词则在词库中生成。Embick则认为，结果式和状态式有不同的核心成分，把它们插入结构的不同位置，可以反映出两者不同的结构性质。三种分词形式即事件式、状态式和结果式分词的结构如（8-10）所示④。 （8）事件式：
（9）状态式：
（10）结果式：
（8）中“事件式”有动词性并与事件关联，是因为体词缀（Asp）作为核心附着于轻动词之上，而轻动词（v）携带施事特征，这就是动词被动式可以用“by短语”引入施事的原因。在（9）“状态式”的结构中，体词缀处于轻动词之下，直接附着于词根上，因此在句法行为上与普通形容词相同，没有动词性，不关联事件性和施事性，也不受副词修饰。而在（10）基本的“结果式”⑤中，动词性比事件式弱，但比状态式强，这是因为体词缀的位置居于v之上，但其v携带的特征是[变化（FIENTIVE）]，而非[施事]，其补足语是状态。 不难看出，在（8-10）三个结构里，体词缀（Asp）作为核心，是分词形态的关键点和基位：体词缀（Asp）附着的位置（以及轻动词v携带的特征）与分词的“事件式”、“状态式”和“结果式”等性质直接相关。 Marantz（2001：4）在多项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形态丰富的Chichewa等语言中的事实，为VP（=vP）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如（11）所示： （11）完整的vP结构：
其中，PASS节点用于被动式的构成，Voice（语态）用于投射域外论元，APPL（施动，applicative）将一事件与一个体如惠事（benefactive）相关联，CAUS（致使）用于添加一致使性事件，v用于将词根变成动词，并可能给宾语赋予格位，STAT（状态）则用于将词根变成形容词。 高/低附着假说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推断出由Baker（1985，1988）提出的“镜原则”（mirror principle）效应。作为生成语法中影响极大的一个原则，镜原则规定“形态推导必须反映句法推导（反之亦然）”（Baker1985：375）。在DM里，由于功能核心的顺序是既定的，而且形态和句法推导的机制相同，因而可以自然派生出镜原则效应，没有必要把它硬性规定为一个句法原则或表征条件⑥。 总之，以Embick（2004）和Marantz（2001）等为代表的DM研究表明：构词不需要在词库中进行，也不存在词库推导和句法推导的模块性差别，仅运用句法手段构词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如此，词库构词还难以反映不同类型的分词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关系，特别对于同属形容词性的状态式和结果式分词而言，词库构词在准确把握它们的特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与之相比，DM的结构构词途径对分词形态的分析，较词库论能更细腻地反映相关语义关系，解释力也略胜一筹。 4.推导的区域限制研究 句法决定词类假说和高/低附着假说，对DM而言都是重要的理论突破，但仅有它们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形态理论，DM学者又吸纳了语段推导思想，考察推导的区域限制条件。本节介绍相关情况。 4.1 概况 词库论的一个基础命题是：形态分两种类型，由不同的语法模块处理：一类是派生形态，能产性弱，经常具有非组合性的习语意义，在词库里生成；另一类是屈折形态，能产性强，意义透明，是句法操作的结果（Chomsky 1970；Wasow 1977）。 DM放弃了屈折形态和派生形态非此即彼的界限，也摈弃了词库和句法“两个地方”构词的思想，转而认为两类形态差异的根源，一是其在结构上的位置（参看3.2节），二是其推导中所处的局部区域，亦即语段（phase）。语段是Chomsky（1998，2001[1999]）等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结构树上的某些节点构成封闭的局部区域，触发向LF和PF的推送（transfer），形成“多次拼读”（multiple spell-out）效应和推导-诠释互动⑦。 Chomsky所认为的语段，是CP、vP和DP等三个短语级单位。DM把语段概念扩展到了传统意义的词上，是因为它有两个突出优势：首先，每个语段的语义和音系诠释不是在句子整体推导结束后才进行，而是在较小的局部区域推导结束后立即发生，这给词内部结构的推导提供了便利；其次，句法的推导和语义、音系诠释并非同步进行，这又为解释句法结构和语义、音系诠释的不匹配提供了可能。 Marantz（2000，2007）认为，局部区域有两种。第一种是内部区域（inner domain），由词根和定类语素（n、v、a，统称为x）构成，定类语素是该区域的核心，决定其边界，而这个局部区域就是Chomsky所说的语段。因此，词根和x的组合被送往接口进行诠释，词根意义在此过程中也得以固定。如（12）所示：
第二种局部区域是外部区域（outer domain），其核心处在定类语素（x）之外，如（13）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词根已经与x合并，所以（13）中外层的核心看不见词根的特性，只能看到（上层）x整体的特征。 从结构的角度，当x附着于词根时，如（12）所示，其选择性要求必须由词根满足，而词根的本质特性之一是具有特质性。然而，当核心位于x之外时，如（13）所示，其选择性要求由x的特征满足，而由于x（即n、v、a）等的特征由普遍语法提供，所以呈现较强的统一性。 Chomsky（2001[1999]：14）曾提出：“语段是（任何）F-XP形式的结构，其中，XP是一实词词根的投射，且其语类由选择它的功能成分F决定。”为此，Newell（2008：13）指出，DM把词根和定类语素结合后形成的结构视为语段，这与Chomsky的有关论述是并行不悖的。 综上所述，构词的“两个地方”，在词库论里是词库和句法，在DM里则是内部区域和外部区域。其中，内部区域是一个语段，关联弱能产性、词根语义和非组合意义；外部区域则关联强能产性及组合意义。 4.2 Arad（2003，2005） 本节以Arad（2003，2005）对希伯来语名转动词（denominal verb）的研究为例，演示语段理论在构词中的应用。希伯来语的构词由词根和模式（pattern）两个部分组成。词根由三个辅音位置（√CCC）组成，模式则由若干元音和一套音节结构组成，分动词性、名词性等不同类型，如下例所示： （14）√qlt 模式 词 意义 a.CaCaC（v） qalat 接收 b.hiCCiC（v） hiqlit 记录 c.miCCaC（n） miqlat 住所 （14）显示，希伯来语词根有如下特点：第一，如果只有辅音，则不能发音。第二，没有词类，可出现在不同的模式中，构造出不同词类的词。第三，具有多重意义，相互间的联系非常松散。 Arad指出，如果把模式看成定类语素的话，那么上述现象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即词根是构词的原子，它与模式的结合所实现的作用是多重性的，把纯辅音组成的词根变成可读的语符列（string），并使之获得语类，如名词、动词等。与此同时，两者结合还能赋予词根以特定的、与其名词性或动词性等模式相吻合的语义诠释。 除词根构词外，希伯来语还允许在已有词的基础上构词，但两种构词存在显著差别：以动词为例，基于词根构造的动词可表现出多重意义，而基于名词生成的动词必须与该名词的语义保持一致。如词根√sgr在不同模式中可有不同语义： （15）√sgr a.CaCaC（v） sagar v，关闭 b.CoCCayim（n） sograyim n，括号 c.miCCeCet（n） misgeret n，框架 （15c）是名词misgeret（框架），由它可以构造一个新的动词misger（以……为框架）： （16）√sgr a.miCCeCet misgeret（框架） b.CiCCeC misger（以……为框架） 考虑到（16a-b）和词根√sgr的关系，Arad（2003：746）指出：首先，词根√sgr和名词定类语素（实现为miCCeCet）结合，然后，名词misgeret被内嵌于v之下，如（17）所示： （17）a.词根派生名词 b.名词派生动词
由名词派生来的动词在语义上有别于词根派生的动词：前者的意义基本脱胎于该名词，而后者可在不同的环境中获得诸多语义诠释。所以，（17b）中动词misger的意义固定且单一，√sgr在各种环境下产生的诸多意义都不能在misger上表现出来。Arad由此判定：名词misgeret阻挡了动词misger和词根√sgr之间的联系。那么，为什么这里的名词会阻挡两者的联系呢？Arad（2003：747）为此提出了“词根诠释的区域限制”：词根在与它首个合并的定类语素的环境里会获得一个诠释，该诠释一旦获得，将在推导中始终携带。 Arad进一步提出，“词根诠释区域限制”可以从语段的定义中派生出来。如果首个定类语素形成一个语段，那么合并后就形成了封闭区域，作为计算的结果送到接口层面，发生语义和音系诠释，且固定下来。之后，在该语段之上的成分就不能改变词的诠释，也不可能进入词根内部。Arad的分析实际捕捉了词的基本特性的来源：语段推导不允许后续的推导取消之前语段推导的结果。这正是动词misger不能触及词根的多重意义，却只能与来源名词misgeret意义密切相关的原因所在。 4.3 Newell（2008） 众所周知，与短语不同，词在句法上具有凝固性，即它的下属成分不能被移位、删除、并联、修饰或插入外部成分。对此，词库论采用“词汇自主律”加以解释，该原则禁止句法操作进入词的内部结构⑧。在DM里，有人试图以语段为基础推导出词的凝固性特点，Newell（2008）是其中之一。 Newell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语段：补足语-诠释语段（complement-interpretation phase）和整体-诠释语段（total-interpretation phase）。 补足语-诠释语段包括vP、CP、DP。它们遵守“语段不可渗透条件”（PIC）：“在一个以H为核心的语段α里，只有H及其边缘可接受α之外的操作”（Chomsky 2001[1999]）。因此，在补足语-诠释语段里，当语段送往接口时，得到诠释的只是补足语，而不是整个语段，内部其他成分可被进一步推导，如移位等。 整体-诠释语段则是DM中提出的构词语段，包括vP（动词）、aP、nP等。与补足语-诠释语段不同的是，它内部结构中的任何成分一律不得移位，如（18）所示： （18）a.Lightning has been seen.
Newell认为，两类语段的差异在于其核心的特征组成不同。补足语-诠释语段（vP、CP和DP）之所以允许进一步的句法操作，是因为这些语段的核心可能包含不可诠释特征，需要在进入接口之前被核查掉，这正是触发进一步句法操作的动因。例如，一致和格位这些不可诠释特征，是与D而不是与nP（名词）相关的。与它们完全不同的是，定类语素（n、v、a）尽管也是功能性的，但以它们为核心的语段（nP、vP、aP）没有不可诠释的边缘，内部也没有成分携带可触发移位的不可诠释特征。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以定类语素为核心的语段必须与其补足语同时被诠释，而无需因核查而诱发移位操作。 综上所述，按Newell的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词和短语表现出的差异，不是由词的句法原子性及词汇自主律造成的，而是由核心的特征组成决定的。若移位等句法操作由特征驱动，则在没有不可诠释特征的构词语段里不能发生句法操作。 4.4 小结 本节我们回顾了DM对构词推导中的区域限制的研究。可以说，DM将语段推导思想延伸到词的内部结构，统一了词和短语的组合和诠释机制，使单引擎假说的理论基础更为牢固，也使DM在结构途径构词方面臻于完善。 同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引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即句法推导和接口诠释是否具有相同的局部区域。多年来，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句法、语义和音系这三个语法模块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本质性的不同（van Riemsdijk 2008：227）。如果能够证明，这些模块的操作都依托语段这样的局部区域进行，那么无疑是理论上的一次跨越，对深化接口条件的认识有着重大意义。 5.DM研究的语义蕴涵 DM研究的侧重点虽然是语言的形式，然而，它既与语义密切相关，又接受语义证据的检验。本节从以下三个方面更详细地讨论DM研究的语义蕴涵：习语性意义、括弧悖论和论元结构。 5.1 习语性意义及其诠释 传统上“习语”一般专指含有特殊的、非组合性意义的短语，而DM则把这一概念扩展为指“任何意义不能完全从其形态句法结构描写中预测出来的表达式”（Harley and Noyer 1999：4）。换言之，具有非组合性的、不可预测意义的语言单位都算习语，包括词本身。 DM认为，不同层次的复杂结构往往都同时具有组合意义和习语意义，说明词和短语在句法结构上是相同的，不必赋予词以特殊的理论地位。例如，传统意义上的词（如transmission）可有字面（“传送”）和习语（“离合器”）两种意义。短语（如kick the bucket）也同样可能兼具字面（“踢桶”）和习语（“死”）两种含义。另外，形态复合体和句法复合体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如英语里的awaken和wake up都是“唤醒”的意思。这些事实表明，语义诠释不能以传统意义上的词为基础，多语素表达式和多词表达式在语义上可以是等值的。 在词库论模型中，意义特殊的成分储存在词库中。这样做的难题之一是词库是否收录由短语构成的习语，如果收录，依据什么标准，数量如何界定。Jackendoff（1997）主张极大地扩展词库，使其收录所有需要记忆的固定表达式。对此，Marantz（2001）尖锐地提出了批评，指出固定表达式并非储存在一个特殊的语言词库里，词根的常规意义和习语意义都应在概念接口的末端——“百科表”里得到表征和最终诠释。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习语，百科表会在相应的词根上做出标记，规定其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例如，对√kick就有一条标记，规定其直接宾语如果是the bucket，则诠释为“死”的意义。 把百科表放在推导的末端具有如下优势：首先，比起设立包罗万象且在不同层次上反复储存条目的词库，在理论上无疑要简洁得多。其次，有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句法上没有瑕疵的句子意义却不合格。以Chomsky所举的著名的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为例，该句的功能语素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是合格的，但其词根语素的百科内容却互不兼容（根据DM，功能语素没有百科内容），因此该句的逻辑式不合格。 习语往往偏离字面意义。因此，习语是否与句法结构相关，是有规律可循还是只能依靠记忆，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Jackendoff 1997）。在这方面，DM框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Kratzer（1996），Marantz（1997，2001），McGinnis（2002），Richards（2002）等。其中，颇值一提的是McGinnis（2002）的研究。她认为，在体意义（即事件结构）方面，习语是完全有规律的，不仅没有特殊的体限制，而且具有组合性，与字面意义并无二致。例如，习语be the cat's pyjamas（棒极了）是状态类的，与标准测试完全相符。McGinnis（2002：667）称“非习语VP的任何体类别与习语VP相同”，因此是句法生成的。 证明习语具有规律的体特性而且由句法生成，其意义在于：体是意义的结构组成部分，与句法相互作用，如宾语是否有定，是单数还是复数等，都可能对体产生影响。因此，习语的体特性与它们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可能大相径庭，如kick the bucket和die就分属活动和状态两种体。据此，McGinnis得出结论：习语的体既有规律性又有组合性这一事实，支持DM由句法生成结构并在接口赋予最终语义诠释的做法。 5.2 括弧悖论 前文提到，DM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迟后填音。迟后填音的效应之一是：句法-语义特征的操作可以不参照音系特征。例如，语素是自由的还是粘着的，属于音系特征，与句法-语义推导并不关联。通过摆脱音系特征的藩篱，DM的语义分析可化解诸多传统分析的难题，如“括弧悖论”。 括弧悖论，是指某些多语素的形态结构可能出现多个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分析（Spencer 1991；Katamba 1993）。例如，moral philosopher意思是“道德哲学家”，从语义角度应该分析为[[moral philosoph]-er]。但根据词库论的词汇自主律，派生词缀（-er）不能附着在短语上，因此应该分析为[moral[philosopher]]。类似的还有很多，如transformational grammarian等。括弧悖论是词库论无以化解的难题之一。根据DM，由于音系特征和句法-语义特征是分开的，因此句法-语义操作无需以音系词为单位进行，所以moral philosopher取符合语义的[[moral philosoph]-er]分析，在本质上与[[moral philosophy]student]在句法和逻辑式上是一致的。
5.3 论元结构 在语言中，与谓词（主要是动词）共现的名词性成分（即论元）在数量上受不同限制，在语义上起不同作用。当代句法理论往往把这一现象表征为论元结构。该结构的功能是确定谓词所能携带的论元的数量，并决定论元所能担任的特定语义角色（即题元角色，θ-role），如施事、受事等。在严格的词库论里，所有题元角色都在词库里由谓词赋予，并在推导中投射到句子结构中。这种观点尽管屡遭质疑和批评，但从管约论开始，直到目前的最简方案，一直是标准理论的组成部分，也得到很多其他流派的认同。 DM学者认为，词汇决定论元结构的观点不能对事实做出正确的预测，在理论上也有偏差（Embick2004）。实际上，论元结构主要由句法结构决定，而非完全取决于谓词，至少一部分论元的题元角色是由其所在的句法结构赋予的。词根可以携带一个核心论元，其他论元则由功能语类引入（参看上文与（11）相关的论述）。更准确地说，DM研究者中的多数人参照的是Hale和Keyser（1993）提出的结构诠释说，例如，把“语态短语”（voice phrase）标志语位置上的论元诠释为施事，把与词根合并的论元诠释为客事（theme，Harley 1995）⑨。 DM之所以认为论元结构由句法决定，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论元结构的变化一般通过动词形态的增加或改变得以实现（Baker 1988）。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在非宾格动词上添加一个致使形态可以在句中引入一个域外论元。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论元引入形态是施动语素，它可以在施事类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添加一个域内论元，通常是受益者，并表达其与事件的关系。由于其所处位置比较高，见（11），所以该论元在句法上的显著性也高于其他域内论元（Marantz 2001；
2008及所引文献）。 总之，对论元结构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形态学者往往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既然在谓词不变的情况下，形态的增加或改变可以导致论元结构的变化，那么说论元结构由句法结构而非谓词决定，这在理论上是顺理成章的。 5.4 小结 以上我们简要讨论了DM在语义分析方面的蕴含。从中可以看出，尽管DM并不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为我们深化对语义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启发。首先，DM对语言中那些非组合性、习语性意义的产生和诠释以及对习语意义与句法结构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次，它所采纳的分离模式（句法-语义特征和音系特征分离），为化解传统分析难题，特别是词库论分析造成的括弧悖论，提供了一种解决手段。最后，DM关于论元结构由句法结构决定，而非由词汇决定的论断，不仅完善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句法和形态关系的认识。 6.DM对音系现象的研究 在传统形态学研究中，音系推导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DM中也是如此。DM中与音系特征相关的操作有很多，如2.2节提到的局部变位。然而，DM对音系现象最具特色的研究，当属以构词语段为基础的音系推导过程。本节以词重音、语素变体的音变为例进行介绍。 6.1 DM框架下的词重音分析 前文已经提到，Marantz（2000，2007）提出了构词语段理论，随后被诸多DM学者采纳并用于音系推导的分析，其中一个卓有成效的方面就是词重音。 Marvin（2002）和Newell（2008）等讨论了DM的构词语段理论对于词重音指派的启示，其核心思想是：词缀x与词根直接结合后形成一个语段xP，词重音在该语段中指派，并形成一种重读模式，而此重读模式会在后续的构词语段中保留下来。无论是后加词缀（如吸引重音的词缀）还是音系规则，都无法将xP中已形成的重读模式（彻底）清除。但原有的重读模式可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次级重音、元音不弱化等。例如condensation和compensation两词结构高度相似，但前者[e]不弱化而后者弱化，原因正在于此，如（20）所示： （20）a.condensation b.compensation
各级构词语段形成后，需经过拼读操作，推送到PF接口进行诠释，各层的音系规则就在语段音系诠释的过程中应用。Marvin（2013：83-5）以governmentalese（政府用语）一词的重音指派为例，详细介绍了重音指派规则和元音弱化规则在各级构词语段中的应用，这里不再赘述。 6.2 语素变体音变的限制 音系推导中常见的区域限制有同一语段限制、线性毗邻限制和非线性音系表达限制等（Embick 2013b）。前文已谈过DM推导中的区域限制问题，这里主要讨论语段区域限制在语素变体音变分析中的应用。 一般认为，语素变体的出现不得跨越语段。例如，Embick和Marantz（2008）、Embick（2010）均指出，诸多形态-音系操作需遵从语段这一区域限制，语素变体的音变就属于这一类操作，音变的成分可能是词干或词缀，或两者同时音变，而音变恰是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语素变体的区域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若语素X和Y在不同语段内，即使线性顺序相邻，也不能相互作用；其二，若X和Y在同一语段内，即便位置不相邻（如介入其他核心），也能相互作用。 语素变体区域限制第一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词根的名词化形式。如果与词根结合，即[√ROOT n]，名词定类语素n可以有多种变体：-tion、-al、-age等；但动名词中的名词定类语素只有一种形式：-ing。这是因为，语素变体是词根与定类语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两者的交互限于同一语段内，如（21）所示： （21）a.词根和n相互可见 b.词根和n虽线性顺序相邻，却因跨越语段而互不可见
词根和n线性顺序相邻，却互不可见，不发生音变的例子还有：
。为此，Marantz（2007）及Embick和Marantz（2008）指出了“内层推导”和“外层推导”的差别：“内层推导”将定类语素直接加在词根上，词根可能发生音变；“外层推导”将定类语素加在已定类的词干上，词根不出现语素变体。 （22）a.内部推导的nP b.外部推导的nP
语素变体区域限制第二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词根与时态核心T的交互作用。Embick（2013a，2013b）指出，语段之外的非语段核心（如T）仍然可以“看到”词根，这是因为T不是语段核心，所以中间虽有语段核心v介入，词根与T之间仍可发生相互作用。由此可以解释动词过去时的形式在词根和T中为何会出现很多语素变体，如（23）所示。 （23）动词词根与时态核心T的语素变体形式（Embick 2013b：5）
例如，词根√teach在过去时的环境中实现为taugh，同时过去时语素T在词根√teach的环境中实现为/-t/，即词根和T可交互作用，结构如（24）所示：
Embick（2010）和Marantz（2013）进一步指出，非语段核心（如T）与词根可以相互作用的前提是：中间介入（即与词根直接结合）的语段核心的语音形式为空。我们几乎找不到“词根+-en/-ize+T”结构中出现音变的例子。如
。此例中，语段核心v语音形式不为空，所以词根和过去时语素都不能发生音变。 6.3 小结 本节从词重音和语素变体两方面讨论了DM在音系推导中的应用。DM框架的音系推导主要借助了构词语段的思想：与词根直接结合形成的第一级语段一旦生成，即成为封闭的局部区域（即内部推导域），在此区域内形成的音系信息（如重音模式）一般不得在后续语段中清除，Embick（2013b，2013c）为此甚至提出了音系推导中的语段不可穿透条件（PIC for Phonology）。同时，特殊的读音（如语素变体）也往往只能在第一级语段形成的内部推导域内产生，而外部推导域产生的读音则往往可被预测。 我们在本文中介绍了DM在其各个主要领域的研究现状。总体上看，在其诞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DM得到了稳健、高速的发展，理论体系显著改进，对事实的覆盖面有较大扩展。第一，从结构推导的角度，现有句法学理论的主要机制——合并操作和语段推导等在DM里都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DM与最简方案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第二，从语义的角度，DM克服了词库论中的一些弊端，为解决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难题（如习语的诠释和括弧悖论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展示了其总体架构的合理性。第三，在音系方面，在不依赖词库操作的情况下，DM在解释以重音和语素变体为代表的音变现象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DM对语段概念的应用和探讨，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语言系统的各分支（句法、语义和音系）是否存在相同的区域限制这一问题的兴趣，在句法学界引起了高度关注，也带动了更多的相关研究。 我们认为，通过这二十多年的检验，DM的确展示出不少优于词库论的地方。首先，从生物语言学来看，DM所持的单引擎假说更有利于解释语言的起源问题。从基因变异的角度来看，人类语言出现一个组合机制（句法），比出现两个组合机制（句法和形态），概率要大得多。其次，通过用句法机制不仅生成词以上单位的结构，而且也生成词的内部结构，DM实际上取消了“词”的正式理论地位，使其与短语的生成方式变得一致。这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比词库论更符合最简论的要求，更符合Chomsky对“概念必要性”（conceptual necessities）的追求。当然，单引擎假说也使DM引入了一些主流的、词库论最简方案里所没有的实体和操作。例如，最简方案里只有一个词库，DM却设了三份词表，并在不同的阶段进入推导，这使很多人感到DM把理论复杂化了，Chomsky（1995：235-41）本人就对此隐含地进行了批评。然而，应该看到，现有理论的句法部分所具有的简约与精美，是建立在把很多难题放入词库的基础之上的，词库因而几乎成了容纳不规则现象的“垃圾箱”。与此同时，词库论中的形态学又有一套独立的原则系统和复杂的操作流程与步骤。DM把句法部分和形态部分加以融合，同时又对词库内诸多不规则的现象进行分类、整理，使之各有所属，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考虑到这些因素，DM并没有使理论复杂化，恰恰相反，它归并了词库论句法和形态两个模块，使其关系更加连贯，衔接更加顺畅，整个语法系统也因此更加简洁、透明。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DM还有不少值得推敲或改进的地方。 一方面，DM对语言事实的覆盖面还有待扩展。词库论由来已久，使用的学者多，对各种主要现象均进行过密集的研究。DM尽管如今比其草创之初有了重大改观，但其覆盖的语种和关注的课题仍然显得相对有限。词库论的维护者，如Aronoff（2007），Williams（2007），Newmeyer（2009）等均以此为主要依据，认为DM不足以取代现有理论。尽管他们的诘难不一定都很公允，但DM对事实覆盖得不够全面，分析得不够透彻，这恐怕也是事实。特别是在取消了词的理论地位之后，如何全面地推导出词的各种特性，令人信服地解释词和短语的共性与差异，使两者的生成实现真正的统一，对DM而言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另一方面，DM在理论建构上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第一，与最简方案的关系问题。引言里提到，在句法部分，DM基本沿用最简方案的分析体系。这种做法的好处自不待言，但也有一个弊端，即由于最简方案以词库论为基础，所以DM中实际残留的词库论痕迹很多，决裂的程度远不如其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彻底。例如，DM体系里与词表关联的抽象语素（参看第2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着决定句法推导的作用，这就与DM所提倡的单引擎论及构词的结构途径产生了一定的落差，存在与最简方案同样的问题（Boeckx 2010）。 第二，设想的落实问题。以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词类为例。除了n、v、a，定类语素还有哪些？介词应该按功能语素还是实词语素处理？3.2节提到，DM为我们认识词类在跨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方面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迄今为止，相关论述都还只是纲领性的，尚无具体的方案。还有，DM理论强调，功能性句法终端由普遍语法的句法-语义特征界定。那么终端节点上的形态-句法特征是否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成熟的提案。 第三，形态操作问题。DM对形态操作有较为详尽的分类和描述（见第2节），但对它们的机制、动因及限制规定得还不够明确，存在一些疑点。例如，不同节点的特征为什么可以融合？节点分裂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发生？形态下降是否有区域条件限制？哪些语素的节点或特征是在句法运算结束后引入的，哪些源于词汇阵列？各种形态操作有没有严格的顺序限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进一步挖掘，不能仅满足于对事实的描述。 第四，形态音系问题。DM中的形态音系由PF分支上的一系列操作处理，主要有：线性化前的操作（如形态下降等）、词项插入和线性化、线性化后的操作（如局部变位）以及韵律域的构建（Embick and Noyer1999：273）。DM学者对前三种PF操作已有不少的论述，但对第四种操作的研究还极少。我们认为，韵律域构建部分是个颇具价值的研究方向，因为它不但直接衔接音系模块，而且直接服务于音系规则的应用。甚至可以说，韵律域构建是DM中句法-音系接口的最后一环，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个方面，DM还需加强研究的力度。 总之，我们认为，DM对句法和形态关系的认识比较合理，理论取向基本正确，但体系目前不够完善，对事实的分析更是亟待提高。它的出现为语言结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近几年来，笔者尝试用DM处理一些汉语现象，尽管比较初步，但也切身体会到，DM采用的句法和形态融合式的单引擎途径，比句法和形态两个模块分立的途径更适合汉语的实际。这其实是我们介绍DM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在“当代语言学前沿学术报告会”（2014年12月，北京）上宣读。撰写过程中得到胡建华、熊建国、周光磊等学者的指正和帮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①参看Halle和Marantz（1994），Embick和Noyer（2005）等。有关DM的各种思想在其他既有理论中的体现，可参看Williams（2007：353-81）。 ②句法结构位置决定词类的观点，特点是不用定类语素，而由功能语素直接决定词根的词类。例如，轻动词、时态或体等令其成分统制且距离最近的词根呈现动词性，限定词（D）则使词根具有名词性。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在DM之外还有Borer（2005）等。本文暂不讨论类似的理论。 ③轻动词一般用斜体小写v标记。 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在（8-10）三个树形图中对原文进行了细微的改动，在原来抽象、通用的图中增加了实例。 ⑤所谓“基本的结果式”在此指不及物的结果式。此外，Embick还详细地阐述了及物的和包含次谓语的结果式。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文。 ⑥参看Embick和Noyer（2007：303），Harley（2008：15）相关论述。 ⑦有关语段理论的最新进展情况可参看Grohmann（2009），Gallego（2010）等。 ⑧参看Anderson（1992），Booij（2007）等。有关词汇自主律在汉语中的应用，参看Huang（1984），Dai（1992）。 ⑨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生成语法学者很早就达成一致意见，域外论元（施事）不是由动词赋予，而是由动词及其补足语共同决定的。不过，几乎没有人提出这是结构决定题元角色的例子。第二，Hale和Keyser（1993）可能是最早倡导结构决定题元角色这个命题的，至少比DM学者更早。然而，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还属于词库论阵营，是在保留词库和词库内部操作基础上的结构决定论。DM在这个方面显然比他们更加彻底，与整个理论体系的兼容性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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