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悲剧的惋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余论文,悲剧论文,人生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一位悲剧人物。他早年一度陷于文学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又遭到左倾路线的排斥和打击，直到1935年6月被俘遇害。牺牲前的一个月，瞿秋白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该文在党史研究中多有争议。在“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被诬蔑为“叛徒”，根据就是他写的《多余的话》。瞿秋白为什么要写《多余的话》？怎样客观公正地评价《多余的话》？本文略陈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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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89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幼年时，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后来，亲戚不再接济，秋白家生活全靠借债和典当衣物维持。（注：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67页。）1916年2月，秋白母亲因家境十分贫困，写了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后自尽。
幼年从少爷到贫困潦倒的生活巨变，对秋白一生影响巨大。一方面，自幼寄人篱下，虽生活富裕，但常有乞食之感，内心滋长起自卑，使他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遇到党内的指责，容易否定自己；同时，也养成他依赖心理，“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44页。）另一方面，家庭贫困后，亲戚远离，一家人星散。因而，秋白自幼痛感人世间的不公，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从而产生救世之心。他曾愤然道：“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注：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1917年，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后，酷爱俄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期冀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五四运动打碎了他做一个纯文学家的梦。先是做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开始接触政治；后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莫斯科采访并在俄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职业政治家，从文学的揭露社会转为政治的改造社会。这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以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秋白虽然全身心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却不能忘怀文学，不能抹去做文学家的梦。因此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刻起，革命与文学的矛盾就时时困扰着他，“我这个人始终摆脱不了文人习气。”（注：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然而，“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57页。）到1924年1月他与王剑虹结婚后，又产生了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两人不仅是相知相爱的伴侣，还是文学上的知己。不幸的是，秋白1919年得的肺病，传染给了剑虹。半年后，剑虹死于肺病，秋白却因工作需要到了广州，无法为剑虹送灵。秋白对剑虹的死深感内疚，认为是自己害了她。“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着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事，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见《忆秋白》，第147页。）这种矛盾心情即使在他与杨之华结婚后亦未改变。
文学与革命的矛盾，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加上其文人气质的浪漫、激情、感情细腻丰富，使秋白时时感觉痛苦，不能自拔。顺境时，会暂时忘掉无法从事文学的烦恼；逆境时更留恋文学，希望自己不要再搞政治而专注于文学。然而，秋白内心的苦楚，对之华不能说，对党内同志不能说，只好对熟知他与剑虹的丁玲诉说。据丁玲回忆，1924年到北京后，收到秋白来信十几封，“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因为那时他工作经历还不多，那时的感触也只是他矛盾的开始，他无非是心所感而无处倾吐，就暂时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但还不像后来的《多余的话》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那样大胆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见《忆秋白》，第143页。）
不过，20年代，秋白虽然已生活在矛盾之中，但在党内，政治生活相对正常，工作亦受到同志们的好评。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过多地考虑文学和私人感情，之华又深爱着他，因此秋白的痛苦还不是很大。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秋白人生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他放弃文学而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话，那么此后，在王明一伙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看来，秋白仅仅是党内挨批的对象，秋白的人生悲剧走向高潮。
1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主持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针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事不对人，纠正错误而不肆意打击同志。这种正确的做法却被王明和共产国际指责为“调和主义”。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分子上台，肆意攻击、诬蔑秋白，解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从此秋白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并且不被安排工作，直到1934年去中央苏区。左倾路线还搞株连，把秋白爱人杨之华的工作也撤掉了。失去工作，秋白不但生活艰苦，住处也不易找到，先经茅盾介绍，居上海南市紫霞路，后经鲁迅帮助迁至施高塔路日照里。（注：羊牧之：《瞿秋白年谱·序言（一）》。见《瞿秋白年谱》，第3页。）因生活无着，常靠鲁迅接济。以后靠写文章及译著的稿费勉强度日。可是，王明一伙仍不放过秋白。早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最主要责任，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决议案。（注：《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见《党的建设》第3期，1931年2月15日。）但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央政治局仍责令瞿秋白写书面声明。秋白被迫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声明书，表示“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承认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和在莫斯科代表团对‘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是自己“非布尔塞维克的整个立场之中的一部分”。（注：《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见《党的建设》第3期，1931年2月15日。）
从此，挨批判、写检查成了秋白的家常便饭。由于党内约稿，秋白必须为党内刊物《斗争》（油印）写一些政治理论文章。不论秋白怎么写，他的文章总是与王明一伙的观点相左，因而总得挨批判、做检查，形成写政治理论文章——受批判、做检查——再写政治理论文章——再受批判、做检查的怪圈。例如1933年，秋白用狄康笔名在《斗争》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和对苏区犯下的罪行，却被左倾分子曲解为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于同年9月作出《中央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责他“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全党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注：《斗争》第55期。）秋白对这些欲加之罪，一向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忍让、退避，尽量从自身找原因。有时面对莫须有的指责，也做了一些辩解，却遭到“像你这样的人，我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的怒斥。（注：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1页。）
不断地受批判、写检查，对秋白是巨大的精神折磨，甚至损伤自尊心。加上生活无着，住所漂泊（多次到鲁迅家避难），使秋白身心憔悴。肺病也日渐严重，经常咯血。“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精神都很坏。”（注：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见《忆秋白》第180页。）1932年，秋白曾录赠少年时写的一首诗给鲁迅：“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虽然他在诗后说明是青年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体诗（注：许广平：《瞿秋白与鲁迅》。见《忆秋白》第275页。），但也正反映了他此时的境遇和心情。
1934年1月，秋白奉中央指示，前往瑞金。此时他身患重病，生活上全赖之华照料，之华也是他精神上的寄托和依赖，“我曾依傍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60页。）可是，左倾分子以工作需要为借口，拒绝之华与秋白同行。秋白感觉到，此一别或许将是永别，临行前感情十分复杂。据杨之华回忆，临行前的晚上，“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注：杨之华：《忆秋白》。见《忆秋白》第220页。）
长征开始时，“秋白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坚持游击战争的环境，但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还是令他留下来打游击。据伍修权同志说，李德等是有意把他们‘不喜欢的干部’，‘乘机甩掉’”。（注：管文尉：《在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见《瞿秋白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8页。）“因伤留在中央苏区的陈毅同志看不过了，亲自将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秋白同志，要他跟部队一起走，……他当即谢绝说：‘组织上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注：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见《忆秋白》，第338页。）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敌人俘虏，5月9日被解到汀州36师师部，6月18日牺牲，时年36岁。在狱中，秋白自知生命将尽，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多年遭遇的不幸，压抑过久过深的内心愤懑，使他“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象。”（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38页。）他以政治家的宽宏胸怀，文学家的深沉感情，严于解剖自己的风格，向党、向人民坦露自己的心迹，抗争左倾分子的迫害。于是，压抑过久的内心矛盾与痛苦终于化作摧人泪下的《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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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瞿秋白《多余的话》中备受后人争议的几个问题，笔者试作出一些分析。
首先，关于所谓的“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由自己出任党的主要领袖，是“历史的误会”。“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42页。）党史上，一些人将此曲解为秋白后悔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共产党，并以此否定秋白的一生。这是对秋白光辉、战斗的一生的诬蔑和攻击。秋白所讲的“历史的误会”，不是指参加革命，而是指做革命的领袖。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于共产主义事业与做党的主要负责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秋白具有文人的习性，孤独的性格，纯理论而少实践，激情、浪漫、忍让，多思索，少决定，而且他对军事既不懂，又不感兴趣。从另一方面看，秋白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读书，从校园直接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在从事革命的时候起，即以党的理论家的身份出现，一直位于党的领导层，现实没有给他深入实际丰富实践经验的机会。秋白亦自知实践经验的缺乏，他曾对好友羊牧之讲：“今后，一切贵在脚踏实地，贵在实练明察四个字。特别是你我这些小知识分子，要想为党做些工作，不到现实中去练练察察，将来总是一事无成。”（注：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遗憾的是，现实的革命斗争已不允许秋白从基层做起。当时党组织选择秋白做党的领袖，一方面与当时中共处于幼年有关，另一方面与秋白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和在大革命后期勇敢地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有关。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武装斗争、农民运动、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直到今天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中共五大上他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使一般党员拥护他，也使共产国际赏识他。然而，秋白的反对陈独秀，多是理论上的批判。因而在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关头，作为党的领导人的瞿秋白身上呈现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但个人魄力不够，更不懂得政治斗争和领导艺术；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信念，但缺乏革命实践所必需的应变能力；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气度，但在现实生活中过分书生气。秋白亦坦承自己领导全党是“以犬耕田，力不胜任”。（注：茅盾：《回忆秋白烈士》。见《红旗》1980年第6期。）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虽然将自己做党的领袖称为“历史的误会”，虽然流露出一些消沉情绪，但其共产主义信仰是坚定的。“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想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43页。）秋白在狱中的英勇斗争和从容就义，是秋白乃一坚贞的共产党人的最后写照。
在狱中，敌36师师长宋希濂劝降，秋白拒绝：“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注：杨之华：《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见《忆秋白》第60页。）秋白在狱中还努力动员其他人走革命道路。时36师少校军医陈炎冰系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脱党。秋白将自己的一幅照片送给他，并在照片背面题词：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在秋白影响下，陈炎冰后来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并于解放后重新入党。
古语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秋白的死，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从容就义的高风亮节。据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报道：
（长汀通讯）……今晨忽闻瞿之末日已临，……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
书毕，至中山公园，……信步至亭前，……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赴刑场，……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
其次，关于“对政治不感兴趣”。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表现出对政治的厌倦，“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49页。）秋白在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也流露出同样的意思：“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可见，秋白所谓之“对政治不感人趣”，是指1931年以后。当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既受到国民党悬赏捉拿的威胁，生活很不安定，住所漂泊；又受党内“左”倾分子的打击，精神压力沉重；且身体患很重的肺病，衰弱得很。从六届四中全会被解除领导职务，到1934年2月到达瑞金出任人民教育委员，整整三年不被安排工作。屡受批判，屡做检查。秋白不理解左倾分子的理论和政策，只好“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然而还是跟不上左倾中央的路线，亦只好“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52页。）
其实，秋白虽然因为幼年的不幸和文人习气，忍让过多，但还是有争斗的。大革命时期，他曾勇敢地在党内公开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贬低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忽视武装斗争、反对“耕地农有”，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鲜明指出：“革命领导权是否像彭述之所说‘天然’在工人阶级之手呢？当然不是的。”“彭述之主义实际的运用，完全是孟塞维克的战略。”“这种战略如果完全施行，就等于双手拱送革命领导权于资产阶级。”瞿秋白还在中共五大上广为散发这本书。据羊牧之回忆，中共五大“小组会上，彭述之针对秋白的意见，讽刺地说：‘我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若有若无的鬼。’秋白听后立即当众反驳说：‘不管如何，彭述之在客观上还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人，而是若有若无的鬼。既然前提定了，那我们就得正视现实，当前革命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我们党内就是有像彭述之那样的人，只知和鬼联合，而反对和人——和广大工农群众联合，把中国革命领导权双手捧给鬼，这才真是见了鬼。’”（注：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但是，在30年代王明等左倾分子控制中央的时候，由于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也使秋白再也不敢像大革命时期一样，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驳斥左倾分子的错误主张，而是在政治上小心翼翼，防止被左倾分子一棍子打死。在这种党内斗争高压下，瞿秋白不能参予实际的政治斗争，也无法激发政治兴趣。他想从政治争斗的漩涡中挣脱出来，回到那使他倍感亲切温馨的家——文学上去。而且，秋白30年代在上海从事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也是政治斗争，是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战线的重要一翼，是当时白区城市地下党与敌人斗争的主要部分，而秋白正是冲锋陷阵的战将。因此，准确地讲，秋白厌倦的是党内斗争，而不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他的眷恋文学，根本不同于想“躲进象牙塔”的人。
再次，关于“半吊子文人”。
秋白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马列主义理论家。他生命短暂，政治生活充满坎坷，然著述颇丰，共留下约五百万字的政治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单就文学而论，早期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都是优美的散文。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写了大量优美、犀利的杂文，翻译了大量苏俄革命文学作品，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时代。仅1931年至1933年，他著、译150多万字。他的杂文评论时事，批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批判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像一把把匕首直刺国民党政府的心脏。语言幽默风趣，文字精练，通俗易懂，脍炙人口。如《王道诗话》、《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透底》、《真假堂吉诃德》、《鬼脸的辩护》、《慈善家的妈妈》。文学使他的才华充分施展，文学抚慰他受伤的心灵。那么，他为什么说自己是“半吊子文人”，发出“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45页。）的感叹？
显然，秋白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极不满意。客观地讲，秋白才华出众，人品盖世，如果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可望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然而，现实生活却使他走上职业政治家的路途。“从1920年到1930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48页。）从此，文学与革命的矛盾始终缠绕着他。到1931年他重新回到文学战线上时，已荒疏多年，遂有“田园将芜胡不归”之感。（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见《忆秋白》，第151页、148页。）况且，因他的特殊身份，须时时提防敌人的追捕，无法像鲁迅那样尽情地战斗，也不能像郭沫若、茅盾那样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虽努力写作，仍觉时光短暂，无法实现心中的宏愿。汀州狱中，秋白拟有《未成稿目录》，计达40篇。他在文学上有如此大的宏愿而又无法完成，怎能使他满意自己的文学成就呢？在《多余的话》中，固然有自我贬低的成份，但他对自己文学上的期望太高，也是自认“半吊子文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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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瞿秋白人生悲剧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首先，是早期中共理论的不成熟和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
从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在党内，即使党的领袖们也没有系统地阅读马列的著作。现实斗争的紧迫性，使党一成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无暇补上理论不足这一课。因此，我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斗争策略等的认识存在诸多模糊甚或不正确的成份，在最初十年连续发生了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我党早期正是从左右摇摆中使模糊的认识逐渐明晰，黑暗不明的道路逐渐明朗。然而，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陈独秀时期即存在“家长制”作风。王明等人上台后，更是推行宗派主义，帽子乱飞，棍子乱打，对意见相左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强行推行他们的左倾路线。早在1928年因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事件已经获罪于米夫、王明的瞿秋白，此时思想又与他们不一致，自然成为他们打压的对象。
其次，是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
毋庸讳言，中共早期的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有关。王明上台，更是共产国际，尤其是米夫一手促成的。秋白在任时的左倾盲动，与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和国际在华代表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密不可分，秋白实际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注：参见孙武霞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最终胜利，重要的一点是他处理好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秋白不行。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太深。秋白是在俄国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是在国际的支持下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六届四中全会上也是由国际代表米夫促使其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28年以后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尤其是与米夫的关系不好。他的弟弟瞿景白1928年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名中山大学）读书，1929年在莫斯科失踪。另外，共产国际因陈独秀的关系，对中共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很反感，中共六大时特意找了位工人领袖向忠发做党的总书记。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眼中是大知识分子。凡此种种，恰好处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控制比较严时期的秋白，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却遭米夫等人反感，屡受打击也是难免的。
再次，秋白个人的经历和气质的局限。
秋白童年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常有自卑感，容易否定自己。“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注：瞿秋白：《多余的话》。见周永祥编写《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57页、152页、155页。）因此，左倾分子才敢肆无忌惮地打压他。而秋白对遭受的各种打击，不敢抗争，最为明显的是左倾分子不让秋白参加长征，虽然不少同志认为这一决定对身患重病，又高度近视的瞿秋白是很不利的，留下来打游击有被敌人俘虏的危险，劝他赶上出发的队伍，甚至陈毅催促他，他也不敢。
秋白的气质是纯文学的，纯理论的，虽参加革命多年，并且一度成为党的领袖，仍脱不去文人习性。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段文学家，但气质所限，不可能是一位杰出的领导全党进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的政治领袖。以他与毛泽东相比，同为诗人，但两人诗词的风格、语言、情调截然不同。如同为咏梅，毛泽东写过《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瞿秋白在狱中也写过一首《卜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消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叶心渝：《瞿秋白在党史上的重大贡献》。见《瞿秋白研究文集》第67页。）（注：转引自王保林：《读秋白在狱中的咏梅词》。见《瞿秋白研究文集》第277页。）
至于毛泽东的魄力，胆略，斗争艺术，军事才华，更是秋白所不具备的。然而，历史把秋白推上政治领袖的地位。现实和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使秋白也无法依自己的特长与兴趣专门从事革命文学工作。因此，秋白在那个动荡的、军事斗争占据党的中心任务的年代，以一个学者的姿态登上党的领袖位置，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会造成人生的悲剧。
总之，秋白一生位不能得其所，才不能尽其用，文不能畅其心曲，而政途坎坷，备受打击，因而才有了临终前的《多余的话》。它是秋白内心的真诚独白，是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左倾路线的顽强抗争；有冲动，亦有苦闷；有无耐，更有对社会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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