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国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莎士比亚的名字介绍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莎学研究已经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每年写出60—70篇文章，专门著作和辞典也出版了多种，莎学研究出现持续蓬勃发展的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92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举行了朱生豪诞辰80周年学术报告会，台湾莎学家朱立民参加了会议。孙家琇、朱雯、张君川分别主编的两本《莎士比亚辞典》出版。孙法理译《两个高贵的亲戚》出版。1993年，武汉国际莎学研讨会召开。继吉林、天津莎学会和复旦莎学图书室、中央戏剧学院莎研中心、武汉莎研中心之后，浙江省莎学会、北京大学莎研中心、东北师范大学莎研中心相继成立。继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之后，'94 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获得了圆满成功。据悉，台湾莎士比亚戏剧节、海峡两岸国际莎学研讨会正在筹备之中。中国将派代表团参加第6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莎剧节、 莎学会议的举行，专著、辞典、论文的出版与发表说明，中国的莎学研究将一如既往地沿着前辈莎学家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并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并为跻身世界莎学大国进行不懈的努力。
为了对近年来中国莎学发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本人搜集了1993—1994年外国文学刊物、大学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试图在综述的基础上，描述中国莎学发展的轨迹，也为今后的莎学研究提供一点思考。
根据本人的统计，1993、1994两年共发表莎学文章124篇。 这些莎学文章主要集中在大学学报的人文科学版和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数量为50篇；在外国文学类期刊和戏剧类期刊中的分布数量都是19篇；文艺理论、批评刊物的分布数量为9篇，其它刊物、报纸为27篇。
详细情况列表如下：
类别篇数
社会科学研究期刊 6
大学学报 50
外国文学研究期刊 19
文学批评、理论
9
外国语言期刊 5
戏剧期刊 19
读书、文化类期刊 6
报纸 10
合计 124
据此，我们可作出如下分析：
全国莎学研究成果虽然分布十分广泛，但是其中以大学学报文科版为主，其次为外国文学刊物、戏剧刊物，它们是发表中国莎学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所发表的论文数占绝大多数。在这些期刊中大多数已经被列为“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常用期刊”，而且论文的作者有些是国际国内知名的莎学专家，因此保证了莎学研究的高水平和权威性，也起了引导和鼓励作用。就所发表莎学研究的期刊而论，除《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莎学文章发表外，每年能发表1 篇以上莎学文章的大学学报和社科院系统刊物并不是很多。
在这些文章中一批宏观性的文章深入探讨了莎剧的特色、研究方法、莎学流派诸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许汝祉的《还莎剧民主特色的本来面貌——对21世纪莎学革新的期待》阐述了二十一世纪的莎学将会面临的新光景。莎剧固有的为民众百姓的民主特色，势将一扫400年的尘埃，重新放射出光华。在二十一世纪， 西方莎学必将呈现异彩，马克思主义莎学将继续发扬宝贵传统，并率先攀登世界高峰。张弘的《关于莎士比亚的阐释——兼评〈莎士比亚引论〉》从莎士比亚评论史上的几个重要侧面入手认为：“历史——现实派”莎评只能窥见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局部。没有一种阐释可以穷尽其他。《莎士比亚引论》没有能够展示人文主义理想始而赞美继而困惑回归的这一莎士比亚的精神历程，未能深入莎剧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和多重悲剧内核中。朱达、 朱文振的《论莎士比亚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纪念莎士比亚诞生430周年》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反映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包含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反对暴君暴政、爱情受封建束缚；反对社会等级歧视；歌颂理想的“人”，反对“恶”；对解决社会矛盾、人类前途持乐观态度；支持君主制度，轻视群众力量。张泗洋的《自然的镜子·历史的模型·灵魂的曝光——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30 周年》阐明了莎氏悲剧最进步最重要的思想内容就是对那个历史社会的暴露和批判，对人性全面深刻的认识，对隐藏在人性反面的灵魂曝光，使他的悲剧能够向我们展示广阔的人生。林一民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新话题》介绍了反莎派和倒莎派的发展。探讨了古老的莎士比亚艺术世界如何通向现代的问题。李伟民的《一种文化现象的继续——论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和《文学向文化的转移——论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方式与历史》认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社会性构成了传播的首要基础。莎士比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还在于以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认识价值触及了人类社会某些本质的东西，即涵盖面相当宽的文化内蕴。郑土生的《莎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和《再谈莎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就如何认识莎剧的思想性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我国莎学界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它永远具有意义重大的生命力。中国莎学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辜正坤的《西方十九世纪前倒莎论述评》和《十九世纪西方倒莎论述评》围绕莎士比亚的著作权问题，对十九世纪前和十九世纪的西方倒莎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探索首次进行了颇为系统的探索，认为倒莎派作为莎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其研究工作是不能也不应忽视的，尤其是研究方法更值得重视。华泉坤的《当代莎士比亚评论流派》和罗志野的《二十世纪对莎士比亚的新阐释》分别对二十世纪的莎剧评论、研究方法、舞台、影视效应等方面加以介绍，并分析了产生莎评学派的原因。袁舰、向荣的《莎士比亚戏剧意象特征分析》认为莎剧中意象和意象群体的反复出现，深化了主题思想，形成了戏剧氛围。
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莎学论文还对某些沿习已久的论莎观点提出质疑或对某些莎学现象给予新的阐释。汪义群的《莎士比亚宗教观初探》对我国莎学研究中流行的莎士比亚“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说法提出质疑。否认莎氏的宗教倾向和作品中的宗教色彩是不符合莎作实际的。肖锦龙的《莎士比亚社会政治观新论》对国内莎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莎氏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是进步的论点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对莎氏的拔高。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莎剧艺术手法的探讨一直为我国莎学研究者所关注。邹锋的《莎士比亚悲剧的审美研究》从审美角度透视莎剧，对国内历来的莎研社会学角度给予反拨。认为艺术审美主要是对艺术所展现的人性或情欲的体验，引起强烈深刻的审美效应。这一点构成了莎氏悲剧的实质。方平的《人性的探索者——悲剧时期的莎士比亚》一文认为进入悲剧时期的莎士比亚不应该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更不会“悲观到无以自拨的地步”。这一悲观主义、出现精神危机的莎士比亚，是我国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罗志野的《莎士比亚论戏剧》运用整体阐释理论寻找莎氏对戏剧理论的认识，力图证明莎氏不但是戏剧作家，而且也是戏剧理论家。石宗山的《莎士比亚对爱的诠释》论证了莎氏及其作品不仅强调爱的社会性，而且鲜明地弘扬了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王维昌的《论莎士比亚悲剧的本质》通过和希腊悲剧比较，得出莎氏悲剧的主人公更立足于现实、时代，二者均在“英雄”悲剧的范畴内运转。曹晓青的《莎士比亚个性描写的开拓性贡献》认为莎氏不同于前人的特点在于让自己的人物活动在广阔、纷繁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情节、矛盾中展示、刻画人物。李志斌的《莎剧中的忧郁症患者形象透视》考查在莎剧中许多人物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莎士比亚作为意志坚定的人文主义者，绝不会被忧郁的浪潮彻底淹没。胡昕明的《试析莎士比亚之谜》、《漫议威廉·莎士比亚的姓氏》介绍了莎氏的经历、著作权真伪、姓氏拼写、中译名问题。
王元化发表的系列论莎文章颇为引人注意，提出了对莎剧改编的不同意见。在这些由散论和札记组成的文章中，具体涉及了十一个方面的莎学论题。在《莎剧艺术杂谈》、《读莎剧评论札记》中提出：用中国戏剧形式归化莎士比亚，并不意味着介绍莎士比亚的成功。夏写时的《莎士比亚将不来中国》也表述了相同的意见。方平的《真疯还是假疯？——谈哈姆莱特的悲剧性格》则认为，不必把“莎味”看作一种含金量。汪义群的《莎剧“现代化”漫议》阐述了莎剧现代化演出趋势。莎剧的演出也应该提倡多种风格与流派的尝试，并不存在某种“最高的形式”。
在莎士比亚研究中悲剧历来是研究的重点，而对《哈姆莱特》的研究与阐释则是悲剧中的重点，所谓重中之重是也。方平的《哈姆莱特的悲剧性格》认为哈姆莱特是不断思索、对人生问题困惑、对固有价值产生怀疑的人，所以也更容易为现代人所认同。陈伯通的《人文主义理性的锋利之剑——哈姆莱特形象再析》认为莎氏通过哈姆莱特对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蒋承勇的《哈姆莱特：人类自身迷惘的艺术象征》提到“斯芬克斯之谜”与“哈姆莱特之谜”都是人的母题在不同时代的变体。喜剧表现对历史进步的乐观，悲剧表现对隐患的忧虑。李鸿泉的《哈姆莱特装疯新探》认为王子从装疯到不装疯是莎氏在有意无意中完成的。郑土生、李启星发表了《虚构王子演悲剧：浅论〈哈姆莱特〉的情节创新和思想倾向》。肖锦龙的《〈哈姆莱特〉评论新动向——西方当代意象派“哈”评追踪》、《〈哈姆莱特〉的意象模式及蕴意》将莎剧的意象模式归结为是莎氏特殊的人生体验的无意识流露和世纪未审美感受的诗性体验。张宁的《永恒的死生之谜：对〈哈姆莱特〉的另一种阐释》解释了王子的生死观。范东生的《莎剧〈哈姆莱特〉评论的几个视角》对《哈姆莱特》较有影响的评论做了综合介绍。从丛的《〈哈姆莱特〉国王形象新论》试图表明对于克劳狄斯过于简单化的“道德判决”式的评论，妨碍了对克劳狄斯这一艺术典型的正确认识。李伟民的《哈姆莱特的一句名言的翻译》探讨了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的九种译法。
丁涛的《麦克白斯艺术形象“巨人”析——重读“名剧”续列》认为麦克白斯这个巨人型的悲剧形象往往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镜子，是人类自我建构，自我塑造的典范。刘恒志的《德·昆西这个难题——论〈麦克佩斯〉中的敲门解读》认为敲门声是一种隐喻，一个暗示，宣布人性的复苏/魔性的消亡。 田民的《莎剧〈麦克白斯〉的三个现代翻版》对《麦克白斯》的三个现代翻版（雅里的《乌布王》、尤奈斯库的《马克白》和马洛维茨的《麦克白斯》作了比较研究）。这些现代翻版与莎剧有或浅或深的意义和价值上的密切联系。
刘珠还的《王者的历程——评〈李尔王〉中的李尔、弄人和爱德伽》与方达的《〈李尔王〉艺术魅力探》分别对剧中人物性格和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
宋慧玲的《奥赛罗心理活动探究》试图通过表现他复杂的内心活动揭示出奥赛罗悲剧命运的基本实质。薛迪之的《〈奥瑟罗〉二题》提出奥瑟罗绝望的哀鸣，正是当时普遍社会情绪的反应和人文主义思想情绪的表现。
田惠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体裁辨析》认为这个剧不是正统的悲剧，而是悲剧中有喜剧成分，喜剧中有悲剧成分。方平的《不露面的角色——谈〈罗密欧与朱丽叶〉》阐述了这样的主题思想，争取婚姻自主，追求爱情幸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符合历史意志，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李伟民的《从〈威尼斯商人〉看莎士比亚的商业观》认为该剧表现了莎氏性格的两重性，体现了他对传统社会关系和金钱的认识，是他商业道德观的真实反映。姚志勇、吾文泉的《〈威尼斯商人〉中的风险意识》认为该剧表现的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基督教与异教（犹太教）的冲突，风险意识与冒险精神强化了戏剧冲突。
李志斌的《论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认识到该剧中的浪漫色彩和抒情意味，与作品的幻想色彩有关。方平的《一个实验性的喜剧：〈皆大欢喜〉》提出该剧的艺术魅力在于“言语”。张祥和有《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小丑》。章子仁的《强扭的瓜——莎剧〈终成眷属〉婚姻关系初探》认为终成眷属是英国社会政治安定的需要和莎氏本人的需要。
刘武和的《接受的困惑——不道德的福斯塔夫为什么令人喜爱》探讨了福斯塔夫受人喜爱的原因。敖行维的《〈无事生非〉：培尼狄克与贝特丽丝的心理解读》认为该剧的喜剧情节与色彩，是在人物性格、心理上派生出来的。
杨晓莲的《超越的悲剧人物——试论〈理查三世〉的悲剧性》从美学悲剧性的角度探讨了主人公的悲剧性本质和美学意义。
随着近年来比较文学的勃兴，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莎作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曹树钧的《莎士比亚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探讨了莎氏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哲理和想象力方面，同时又有可贵的发展。洪忠煌的《意象比较：〈冬天的故事〉与牡丹亭》认为两剧在超现实性和非现实性方面有很强的戏剧假定性，在非再现性意象上又有重大区别。杨亦军的《〈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人物之比较》以两剧为例，说明中国古典戏曲遵循的是写意戏剧观和“意境”原则，西方沿袭的是写实戏剧观和典型化创作理论。陈荣霞的《中西剧坛的双璧——试析〈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创作社会背景、哲学思想认为莎氏要优于汤显祖。
张冲的《一部爱毁灭爱的悲剧——莎士比亚与弗莱彻合作的〈二贵戚〉评介》论述了该剧的文本史和舞台演出史。刘文哲的《莎剧〈两个高贵的亲戚〉中译本评析》对孙法理译本进行了评点。
除了莎剧以外，对莎诗的研究也颇为活跃。马家骏的《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论略》认为莎氏十四行诗可以补充莎传，是研究他生平思想的重要文献。倪钧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模糊语言》探讨了莎氏十四行诗句法结构上大量棱模两可的搭配所造成的多方面歧义。杨宝玉的《一曲“爱”与“美”的颂歌——试论莎士比亚叙事诗〈维纳斯与阿都尼〉》认为在维纳斯身上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爱情观。朱达发表了《挚着地追求真、善、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
近来，随着中国莎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中国莎学家的译莎实践开始了较系统的总结和介绍。朱宏达的《朱生豪的诗学研究和译莎实践》认为朱生豪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莎剧翻译家，这当然与他的英语水平高，又酷爱英国文学有关。但是他的诗学研究和诗词实践，也为他译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静远的《袁昌英和莎士比亚》回忆了袁昌英翻译、研究莎作的往事，为人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方平发表了《虞尔昌与莎士比亚》。李伟民有《梁实秋与莎士比亚》。郭著章有《译坛大家梁实秋》。黄昌勇有《一生大雨滂沱、八部莎士比亚——孙大雨这一辈子》。徐鲁有《最后的目光——记莎剧翻译家、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先生》。刘军平有《莎剧翻译的不懈追求者——记著名莎剧翻译家方平》。冯振翼有《扬帆莎海写新篇——访莎学专家孟宪强》。
胡泽刚的《莎士比亚——诗神与乐神的合璧》强调在莎氏诗剧中，音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剔去了音乐，莎剧几乎无美可言了。李伟民的《莎士比亚文化中的奇葩——音乐中的莎士比亚述评》阐释了莎作中蕴含的音乐性。欧洲许多第一流的音乐家都从宏大的莎作中获得过灵感，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构成了莎士比亚文化中的音乐现象。张奎武的《圣经典故在莎剧中的艺术效果》从圣经词语在莎剧中的运用及产生的艺术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对莎剧人物性格、悲喜剧气氛等方面的作用。
孟宪强的《莎士比亚创作分期新探》认为莎氏创作应分为五个时期，包括历史剧、喜剧、悲喜剧、悲剧、传奇剧等5种类型的作品。 吴念的《论莎士比亚对现代英语的影响和贡献》强调由于莎氏语言的丰富性，使英语的地位得以提高，成为表达手段极其丰富的文学语言。周骏章的《莎士比亚与中国人》指出莎氏剧本中的“中国人”一词，不是“中国人”的意思。王宝江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后期悲剧创作思想基础的新探析》探讨了莎氏后期悲剧创作中把国家命运寄托在帝王将相身上这一特点。孟宪强的《〈哈姆莱特〉的文化积淀与时代精神》从“现成故事”出发，探讨了它的深层文化积淀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艺术投影。此外，刘润为的《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马克思》，李伟民的《评孙家琇主编〈莎士比亚辞典〉》，《从传播学看〈红楼梦〉与莎士比亚作品》，《先行者的足迹——评〈中国莎士比亚评论〉》，《抗日战争时期莎士比亚在中国》，《抗日时期莎剧在中国》，《北国莎士比亚之春》，《评〈莎士比亚辞典〉》，《一位巨人在中国的足迹——读〈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莎士比亚是反法西斯人民的挚友——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30周年》， 《一个时代和所有的世纪——评〈莎士比亚戏剧研究〉》，《诗魂今荡何处 译笔长存生辉——读〈朱生豪传〉》，刘艳萍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评孟宪强的〈中国莎士比亚评论〉》等文章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前苏联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舞台综合艺术》和丹麦凯尔·道勒拉普的《莎剧〈哈姆雷特〉的丹麦背景》得以发表。
借'94上海国际莎剧节的东风，一大批莎剧和莎剧节的文章相继问世。 较有代表性的有郑土生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曹树钧的《'94上海国际莎剧节记盛》、《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94上海国际莎剧节综合述评》、《“莎剧节”引起的艺术争议》、《评我国首部“少儿版”莎剧〈威尼斯商人〉》等文章。刘明厚的《多元的莎士比亚——1994上海国际莎剧节评述》。《戏剧艺术》为'94上海莎剧节特开了专栏。
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了中国莎学的长足发展。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中华莎学必将进一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