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焕钊[1]2012年在《“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着重研究梁启超“新民”文学启蒙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论者从梁启超政治启蒙的整体文化视野出发，探讨其以文学作为启蒙方式的话语逻辑、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导向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旨在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内在的“教化”逻辑，并确认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作为古典“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的重要意义。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在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本质的澄清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研究梁启超“新民”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的建立的影响。第二部分（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落实到具体的层面，讨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话语形态、“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和报刊文体变革实践叁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文学运动话语形态、以国族为核心的话语内涵和通俗的价值导向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梁启超的文学启蒙话语是其政治启蒙话语的具体实践，这一前提形成了本文的阐释框架。本文的结论是梁启超的“新民”文学启蒙话语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古今知识转型中具有范式意义；但是这种范式转换却不是对于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士人“教化”逻辑及其对应的古典“诗教”观念的现代言说；建立一套重新言说传统的范式，正是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贡献。
白玉陈[2]2010年在《朝鲜近代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小说理论的革新与梁启超》文中研究指明在朝鲜近代抵御外来侵略、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下,小说理论得到了巨大革新。这是西学东渐等各种外部力量的影响与刺激下,朝鲜文学理论为应对社会变革思潮而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反映。在影响朝鲜近代小说理论的诸多外部力量中,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是促成朝鲜传统小说理论向现代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把从朝鲜甲午改革后到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前报刊杂志上刊载的有关言论以及小说作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力求揭示出朝鲜近代小说观念变革的“路线图”,挖掘出梁启超小说理论与朝鲜近代小说理论革新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朝鲜近代小说理论的变革动力。本文除绪论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重点提出本论题研究的必要性、意义和范围、方法以及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朝鲜近代的社会文化思想。本章论述了朝鲜近代的历史和政治形势,探讨了在外来文明冲击的时代风潮下,朝鲜在政治、民族、语言等观念上的变革和“新民”思想的兴起,力图勾勒出朝鲜近代小说理论革新的思想文化背景。第二章,朝鲜近代与梁启超。本章从分析梁启超的朝鲜观入手,努力追踪其着述在朝鲜的影响范围和传播途径,试图从倡导爱国观念、宣传“新民”学说、呼吁打造国魂、警惕亡国危险、传播西方学术思想、重视民众教育等方面分析出梁启超和朝鲜近代思想界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第叁章,梁启超对朝鲜近代启蒙小说理论的影响。本章通过对比分析欧美、日本、中国以及梁启超小说和小说理论对朝鲜近代的影响情况,着力揭示出梁启超影响朝鲜对小说启蒙作用的认识、对小说魅力的阐释、对“国文小说”的态度、对启蒙小说作品的选择,阐明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是朝鲜近代小说理论革新的关键性外部力量。第四章,朝鲜接受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审美动因。本章从朝鲜近代接受外来小说理论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出发,深入分析朝鲜近代爱国启蒙思想家与梁启超之间共同的儒学知识背景、一致的启蒙理念,以及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审美契合,从而揭示出朝鲜接受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根本原因。第五章,朝鲜近代小说的理论革新与梁启超。本章进一步阐明了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朝鲜传统小说理论在近代发生的重大变革,努力探究出其在朝鲜小说理论发展史的深远意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朝鲜近代以及小说理论革新的影响是全面、系统、深远的。本文针对现有研究中未曾涉及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充分占有相关史料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构画出梁启超对朝鲜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的全貌,力求客观评价其在朝鲜近代小说理论革新中的关键作用,深刻探究朝鲜接受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根本原因及其在朝鲜小说理论发展历史上的重大意义。这是本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力图创新的重点。
仇红[3]2001年在《政治小说：梁启超对日本近代文学的选择》文中指出本文采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日本近代文学所做出的选择，重点分析了接受基础和所产生的影响，从这一层面上讲，本文属于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范畴。 梁启超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最完满的典型代表，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却成了个长期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政治家：他出身旧学，却以新学家而闻名。这种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使他常常处于矛盾和困惑中，而这种矛盾与困惑又有其时代的必然性，梁启超一生的兴奋点始终与二十世纪初近代中国的变化紧紧相联，因此考察他在上个世纪初面对浩繁的日本文学所做出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旨在勾勒出梁启超接受日本政治小说的轨迹，并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阐述在日本政治小说影响下梁启超的写作。主要内容如下： 一：概述日本政治小说，从政治小说的定义入手，结合时代特点，考察日本政治小说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及代表作品，追寻日本政治小说发生的政治背景和文学背景。 二：考察梁启超个人身上觉世与传世的矛盾，及两国文学在近代面临文学改革时的一些共同因素，如两国面临共同的政治任务，共同的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在此基础上，详细考察梁启超等人对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在翻译影响下所进行的创作，即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的选择。 叁：中日政治小说之比较，从异同两方面分析，可见两国政治小说“你中有我不是我，我中有你不是你”的特征。
马莉亚[4]2008年在《论戊戌前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时间断限为戊戌维新运动前后(约1894年-1902年)。主要分析梁启超是如何以一位政治活动家和启蒙宣传家的社会角色来倡导这次“文学革命”,探讨他这一思想所产生的源流背景,并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叁个方面来分析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个人实践特点成果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后,系统分析梁启超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在那一历史时期所立下的功绩以及由于特殊的社会角色和时代的局限,它在思想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和过失。
曹亚明[5]2008年在《承续与超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探异求同的比较研究探索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临界点”,重点考察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以此深入开掘五四新文学的本土精神资源,并进一步追寻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与文学变革未能促使中国文学向“现代性”转型的深层原因。全文首先交代了选择“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研究视角的缘由,在对整体思路作了简要概述之后,接下来主要从以下叁个方面来考察梁启超在晚清西学东渐浪潮中对西学的认识和接受:接受途径——转道日本接受西学;接受方法——运用“和文汉读法”翻译日籍;接受内容——借政治小说以倡导文体变革,从而揭示出梁启超在中、日、西不同文化间的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形和误读。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五四文学的影响是深远且片面的。首先,他对西学的理解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学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生成;其次,他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也开启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源流;最后,其功利主义文学观对五四新文学美学风格、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梁启超对西学的中国式接受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局限,五四新文学作家既领承着梁氏思想的润泽,又承袭着其思想的局限。因此,虽然五四一代早已超越了他的脚步,但是还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上游移。迄今为止,中国文学这一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飞跃还没有最终完成,依然“在路上”。
吴萍萍[6]2014年在《游移的现代性-“小说界革命”的内部冲突及其启蒙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现代性的全新角度——游移的现代性去审视“小说界革命”这场文学思潮,以“小说界革命”中的内在自我冲突和启蒙转型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梁启超以及“小说界革命”在“近代性”与“现代性”之间不断矛盾、冲突、调适,再到后来的启蒙转型,以此来展示梁启超及其“小说界革命”在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政治启蒙与文学审美之间的游移,从而透视“小说界革命”在自身的启蒙过程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所携带的游移的现代性和历史的承继性,窥探“小说界革命”现代性启蒙进程中的悖论命题、晚清启蒙与五四文学运动启蒙的历史继承性与复杂性。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小说界革命”的研究多拓展出一点研究空间,为“小说界革命”游移的现代性研究乃至具有同等复杂性的20世纪中国现代性工程多挖掘出若干研究成果。
徐连云[7]2008年在《为求觉世着文章》文中研究表明梁启超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用来传播他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参与其中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宣传不力,没能够有效把改良思想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以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从而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流亡到日本的轮船上,梁启超读到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这部作品给他以极大的启示。此后,以各类文学形式承载政治思想的宣传任务、以期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便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和“曲界革命”等口号,并在独特理论的指导下创作和译介了多部日本和西方的文学作品。通过一系列的文学活动,梁启超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传播,他的理论和作品给中国的热血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和启发,感召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通过创作和翻译、提出理论和开办杂志等互相呼应的多重方式,梁启超成功掀起了文学界的启蒙浪潮。在梁启超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翻译的西方小说面世,但它们都是以孤立的面目出现的,并不能形成对社会的整体影响。而梁启超从事文学活动之后,对外国文学的关注突破了单个作家和作品的局限,视野逐渐延展到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领域。他通过向国外政治文学的学习而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同时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创作来与之相呼应、相印证。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杂志,刊载自己和其他作者观点相近或相同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形成规模效应。梁启超充分注重这些杂志中整体舆论氛围的营造。常常是梁启超就一个问题发表立论文章,而继之是多个作者就同一立论进行阐发与补充,为读者答疑释惑。他们观点相同、笔法相似,共同的目标就是向读者传播启蒙思想,改良中国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有力地左右和影响国内文学界,成为领导文学发展潮流的一代宗师。
李智婷[8]2015年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小说观转型》文中指出一百多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使古老的神州大地受到了空前洗礼,其规模之大,影响之远,都是同时代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难以企及的。而梁启超作为“小说界革命”的主将,在时代转折的洪流中,更是对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型发挥了巨大作用。把“小说界革命”作为一场文学革命来考察,线索太多,难以整体把握,所以笔者选取其中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人物——梁启超入手,来研究其在中国小说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大致从起因、发展、创作实绩和对五四小说观的影响等方面,将文本细分为四个章节。力求全面、系统的梳理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小说观转型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一章介绍了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的兴起的关系。从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形成“新民”思想和创办《新小说》杂志谈起,由思想根源和创作阵地两方面,考察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兴起之间的关系,并尽量避免将笔墨过多集中于域外影响方面。第二、第叁章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梁启超小说观念近代化过程中,他首先将功利性较强的“政治小说”输入中国,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梁启超小说观念实现了理论化、系统化。而在此一时期,“戏剧”作为“小说”概念的一部分,在小说观念转型的影响下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第叁部分是对于梁启超创作实绩的总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梁启超唯一一部政治小说,在主题、叙事、文体等方面,都实现了创造性突破,堪称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第四章纵向考察了梁启超与鲁迅、陈独秀在小说观念上的内在延续性。梁启超作为晚清小说功利创作观的直接倡导者,首创性地将思想启蒙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要求小说为社会政治服务,而这种功利主义的小说创作观对鲁迅、陈独秀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小说观转型之间的关系,以上可略见一斑。可以说,他对小说的种种认识,皆是他的政治家身份投射于文学领域后产生的回响。
金柄珉, 吴绍釚[9]1992年在《梁启超与朝鲜近代小说》文中提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小说、政论、散文、翻译作品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文学革新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被介绍到朝鲜文坛后,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积极的影响,他也一跃成为当时朝鲜文学界人士众所瞩目的人物。本文拟通过梁启超对朝鲜近代小说发展、影响的考察、探讨梁启超在中朝近代比较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以及中朝近代小说发展的共同规律。一梁启超对朝鲜近代小说发展起到巨大影响并不是以小说家的资格直接给予影响的,而是首先以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的资格影响朝鲜社会的.而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的过程中,他的小说及小说理论才对朝鲜近代小说的发展产生影响。
张跃安[10]2005年在《政治与文学的双重无奈》文中指出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这场运动从激发条件看,是中西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撞击的产物;从背景上说,是民族危机和政治高压的结果,是反传统下政治革新和文学革新的化合。面对西学,近代学人并不是心甘情愿成为它的俘虏;在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面对中与西、新与旧、个人与社会、艺术与功利诸方面的问题,他们必须作出艰难而痛苦的选择。尴尬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的重要特征,只有清楚这一特征,才能清楚这场运动和政治革新的关系,清楚一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尴尬的生存状态。梁启超文学革命的尴尬包括叁层含义:文学革命的推进与梁启超系列政治行动受挫的关系;革新实施中存在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境;梁启超对政治和文学发展局面的无奈。这叁层含义主要通过叁个阶段表现出来:一、戊戌变法前他对文学革新的尝试已露出一些矛盾的端倪。二、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环境恶化,梁启超将文学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的过分注重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学革命的两难表现在功利与艺术、传统与革新、情感与理性等方面。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营救光绪帝并通过他继续维新已遥遥无期,文学革命被再次强化,革新中觉世与传世、破坏与建设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小说,在推为文学极品的同时也成为了政治的祭品。这一阶段的尴尬,还表现在理论自身矛盾对梁氏创作实践的限制。叁、依靠文学仍然无法实现政治理念,文学大潮也不依梁启超的预想而行,对此,梁氏愤恨而又无奈。尽管归国后梁启超已从文学革新中撤出,但这种无奈是其文学革命处境尴尬的印证。一次政治行动的挫败,往往是梁启超新一波文学革命的开始。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尴尬,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复杂心理的反映。他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得与失,对如何引导当今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D]. 郑焕钊. 暨南大学. 2012
[2]. 朝鲜近代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小说理论的革新与梁启超[D]. 白玉陈.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3]. 政治小说：梁启超对日本近代文学的选择[D]. 仇红. 天津师范大学. 2001
[4]. 论戊戌前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D]. 马莉亚. 吉林大学. 2008
[5]. 承续与超越[D]. 曹亚明. 暨南大学. 2008
[6]. 游移的现代性-“小说界革命”的内部冲突及其启蒙转型[D]. 吴萍萍.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7]. 为求觉世着文章[D]. 徐连云. 吉林大学. 2008
[8].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小说观转型[D]. 李智婷. 山西大学. 2015
[9]. 梁启超与朝鲜近代小说[J]. 金柄珉, 吴绍釚. 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10]. 政治与文学的双重无奈[D]. 张跃安. 湘潭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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