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讲”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座右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干部论文,试论论文,座右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视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要讲政治、要讲正气的科学概念（以下简称“三讲”）。不久，他在1996年1月中纪委六次全会上， 又进一步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切实负起责任，带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近些年来，各级领导干部对“三讲”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提高，抓“三讲”教育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按“三讲”的要求建设领导班子的措施不断完善。“三讲”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正逐步为广大领导干部理解和掌握，正在变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今年，党中央提出要在县级以上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如何把“三讲”的学习教育引向深入，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这是当前摆在各级党委和理论工作者面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把“三讲”学习作为一般政治理论来学习的习惯做法，引导大家从新时期领导干部座右铭的高度来学习“三讲”、理解“三讲”、落实“三讲”。
一、把“三讲”作为领导干部座右铭的理论依据
座右铭，是指写出来放在坐位旁边（古代专置于右边）的格言、警句。相传东汉时期书法家崔瑗为兄报仇杀了人，亡命他乡。后蒙赦而出，作铭以自戒，并把铭文放置在坐位的右边，故曰座右铭。崔瑗后官至济北相。座右铭具有很强的自警性和自律性，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面貌能产生深无影响，具有其它教育方式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
纵观古今，不是所有的格言、警句都能成为座右铭流传下来，也不是所有的名人、伟人、导师的话和论述都能成为座右铭。一般来说，格言、警句要成为座右铭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时代性、震撼性和认同性。每一条座右铭的产生，都是那个时代精华的结晶，都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座右铭之所以能流传久远，代代相传，还在于它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得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认同。例如，在我国流传千百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正是范仲淹面对北宋时期政治腐败，吏风不正的醒世呐喊，表达了一个清正廉洁的封建士大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千百年来志士仁人所认同而成为人生座右铭。又比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是在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到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对经院哲学和神学一统天下的挑战，其振撼性不亚于惊天动地的春雷。如果说，以前有人对这个提法有异议的话，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就是力量”已为全人类所认同。我们无法想象，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则要作断代分析），会有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即使提出来也不会有多少人认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富强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提出过许多具有时代特征、催人奋进的口号。有些口号已为群众所接受，而成为座右铭流传下来。例如，战争年代，我们党提出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口号就成了广大党员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的座右铭；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我们党提出“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以及新时期的“苦了我一个，幸福亿万人”的口号，成了今天无数共产党人的人生座右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笔者主张把“三讲”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座右铭，归根到底是因为“三讲”具有前面提到的诸要素。
首先，从时代性来看。“三讲”体现了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的本质要求。新时期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要做的工作很多，“三讲”无疑是抓住了根本。因此，有人形象地说“三讲”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牛鼻子”工程。因为只有“讲学习”，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才能不断更新认识，掌握更多的现代科学知识，担负起历史赋予领导干部的重任。只有“讲政治”，才能保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才能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才能动员、鼓舞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因此，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只有讲正气，才能处理好在职与尽职、好人与好官、有权与有为的关系。才能做到不为风云变化所乱、不为色情所迷、不为物欲所动、不为亲情所为。做到做官先做人、丢官不丢人、官位可以放弃，但不能放弃做人的尊严和党性原则，无论什么时候，都自觉做到会上会下、人前与人后、得志与失意一个样。
其次，从震撼性来看。“三讲”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讲学习、讲政治、本来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势，讲正气也是共产党人这一光荣称号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一段时间以来却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即不讲学习讲关系，不讲政治讲实惠的现象，在一些领导干部中绝非个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整日埋头于具体事务之中就经济谈经济，就市场谈市场，陷入就事论事，不辨方向的危险境地。在一些地区和单位，好人主义盛行。“要选票，见人先带三分笑”成为一些人的信条，不讲党性讲“圈子”，不讲原则讲圆滑，不讲正气讲和气。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包着让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笔者曾看到这样一个材料，某单位一些干部给领导提意见，竟然是“不注意休息，不爱惜身体”，这些话究竟是批评还是借批评之名行表扬之实，连小学生都很清楚。群众把这种“批评”喻为“吃烤红薯”，即一捧二拍三吹，更有甚者，见错不纠、见怪不斥、见义不为、见恶不愤，甚至见死不救。正当群众为之忧心痛心之际，江泽民同志及时地提出“三讲”，使一些人从麻木的状态中开始警觉起来，从迷惘中清醒过来。大力弘扬“三讲”，不仅有一种我党优良传统的回归感，更具有发扬光荣传统的责任感。
再次，从认同性来看。“三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已逐步为大家所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认同。无须讳言，“三讲”刚提出时，评头评足、说三道四者有之，担心又要回到过去搞阶级斗争为纲，搞空头政治的有之，担心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亦有之。通过这几年来的学习和实践，大家已经体会到：“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正如山东一些试点单位的干部所说的，“三讲”是抵御国际国内政治风浪的“防洪堤”，是中国共产党人搞市场经济的“护身符”，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营养液”。对“三讲”的学习马虎不得，用“三讲”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放松不得。
二、把“三讲”作为领导干部座右铭的现实意义
首先把“三讲”作为领导干部的座右铭，才具有道德的约束性。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这种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约束性和倡导性上。座右铭之所有道德的约束性，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认同性具有道德的约定俗成的功能。道德的约束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控制手段的非强制性。道德控制不同于法律控制，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惯、道德信心（主要是良心），通过责任感和自我评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道德要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还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党性原则要求。道德控制与法律控制不同，法律控制是将法律规范从外部强加于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道德控制则以受控客体对道德规范要求的心理认同为前提，以心悦诚服为特征，因此被人们称为“软控制”。“软控制”是相对于法律手段的“硬控制”而言，“软控制”使受控主体更具有自觉性。
二是功效的二重性。把“三讲”上升到领导干部座右铭的高度来理解，使其具有道德的力量，不仅具有自觉约束的功效，而且具有倡导的功能，约束主要是表现为理性力量对欲望的支配。从社会心理学而言，人的欲望的满足总是有限的。这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的限制：即物质匮乏的限制、生理极限的限制和社会的限制。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满足一些人的欲望，必然剥夺另一些人对欲望的满足，解决这一矛盾可以求助于社会理性调节。这样，人的欲望的可节制性和理性调控的心要性，使道德控制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把“三讲”上升到座右铭来解读，使其具有道德“权威”，仅仅是为了限制个人私欲的手段，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因为宗教控制欲望比道德更强一筹，道德控制的着眼点还在于能引导人自觉地、全面地、健康地发展，这也就是笔者主张把“三讲”上升到座右铭来解读的用心所在。
以法治吏和以德育吏并举，历来是治国安邦的有效途径。儒家历来主张“为政以德”，认为“行德而治”更得人心。道德可以形成“道德权力”和“社会权力”，它可以约束行政权力。我们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不仅要加强制度监督，也要从道德上加强教育和引导，双管齐下，才能事半功倍。
第二，把“三讲”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座右铭，才能增强贯彻落实“三讲”的自觉性。
如前所述，座右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人具有自警性和自律性。所谓自警性，就是时时引起警惕，经常用座右铭提醒自己，身居高位，要有“高处不胜寒”的忧患意识；谋局办事，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所谓自律，就是无须借助外界的力量，凭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觉悟而具有的自控力。自警是前提，自律既是过程又是结果，人们由自警到自律的过程，就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行动的过程。
以往有些干部之所以出现会上讲“三讲”，会后搞“三陪”的不正常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学风不正，往往是搞“纸上谈兵”，是上边“劝学”，自身“厌学”的结果。如果把“三讲”提高到人生座右铭的高度来解读，我们的领导干部就会极大的增强自警性和自律性。
应当看到，人性中总是存在着偏见和缺陷，领导干部也不例外，所以需要借助法律来防范；人性中又有向善的一面，所以能够用道德以教化。真正的责任感和尊严来自道德自律。人们干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都是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的，即具有决定和选择的自由。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时，自律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当这种自律达到一定的度就变成了自觉，而这一点正是座右铭的自警性和自律性的功用所能达到的。
第三，只有把“三讲”作为领导干部的座右铭，学习效果才具有长效性。
唐人魏征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如何改变以往政治理论学习中存在的“雨过地皮湿，风吹地皮干”的不正常现象？这是许政治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长期以来苦苦探索而未能找到有效途径的难题。笔者认为，象“三讲”这样言简意赅，内容经典的政治理论，我们提倡把它上升到座右铭的高度来解读，这样做往往能收到“记住几句子，管住一辈子”的奇效。
为什么座右铭对人的思想教育具有长效性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史学家对此各有说法。但是，以下几点是大家公认的：
一是当人们把有关知识、格言、警言当作座右铭时，这些知识、格言、警句就变成了个人行动的指南和办事的准则，就能坚信它的正确性。无论是自己执行或看见别人执行这种要求时，都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这时座右铭就变成了自己的信念和工作中的动力，表现出来的则是行动的坚定性与一贯性。
二是座右铭是灵魂深处的“红绿灯”。提倡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非分明，且易记易懂，便于传颂与留传。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人生有涯学无涯”等等，都是具有这样的功用。
三是将一时之得，一时之悟永久保留，并变成“镜子”经常对照的有效方式。人们心灵的火花，往往一闪即逝，人们关键时刻的“感悟”，往往随着年代的久远而淡忘。为了把一闪即逝的思想火花和“感悟”长久保留在心中，呈现在自己面前并规范自己的言行，人们就采用座右铭这种形式。在这方面，吴玉章同志生前曾给我们做了榜样。他81岁时，仍感到自己学习不足，为了勉励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曾写下这样的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解，东隅已失，桑愉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吴老革命一生，学识渊博，81岁还立志努力学习，并书铭以志，真叫吾辈羞愧得无地自容。
三、把“三讲”作为领导干部座右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首先，学习也是道德问题吗？前面我们讲过，把“三讲”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座右铭，具有道德的约束性。也许有人会说，讲政治、讲正气属于道德范畴能接受，把学习问题也扯到道德不好理解。要回答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弄清三个关系。一是，要明确江泽民同志强调的“讲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不是指个人行为，而是一个阶级的政治行为，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需要，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实行理论武装的需要。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党历来是重视学习的，每当革命和建设发展到重大转折时期，全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时候，更是特别强调加强学习，建党以来几次全党的大学习活动，如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的大学习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等，成效尤为明显。我们党所取得的胜利，都是与强调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注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分不开的。而我们党的许多重大失误也是与理论政治素质的要求，是增强统揽全局能力的要求。对普通群众而言，也许学习是个人私事，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由于位高权重，学习就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系国家命运、党的事业成败、人民祸福的大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3页）。三是从“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讲学习”是基础，“讲政治”是关键，“讲正气”是结果。既然我们承认“讲政治”、“讲正气”与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有关，那么，作为“讲政治”、“讲正气”的基础“讲学习”，当然也属于思想道德范畴。完完全全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喜欢学习的领导干部，必然是一个没有事业心、缺乏政治头脑和无产阶级道德情操的干部。
其次，把“三讲”升华到座右铭的高度来解读，社会心理承受力如何？即人们是否接受得了。社会心理承受力是一定社会组织对内部成员所施加的信息，在心理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所能接受的状态，是各种心理能力的综合，具体可以分解为认识能力、应激能力、耐压能力和平衡能力。把“三讲”作为全体领导干部的座右铭，起作用的是认识能力。认识能力是表明个人对社会施控信息的认识理解水平，它与承受能力成正比，即认识越深刻，社会心理承受力就越大，反之越小。随着“三讲”教育的不断深入，各级领导干部对“三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把“三讲”作为人生座右铭的心理承受力也就越来越强，自觉性也会越来越高，这是毋容置疑的。
再次，把“三讲”升华到座右铭来解读，检验学习效果，是坚持政治评价还是道德评价？应当指出，我们这里说的“评价”，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评价，而是指一般社会学意义是的评价。法律上作出的判定只能是单一的，即是违法还是合法，两者不可兼有。作为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评价，它的标准可以是多元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也含有法律的、道德的，人情常理的评价。显然，检验“三讲”学习效果，不能使用法律评价，而只能是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评价中的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学习“三讲”，落实“三讲”，用“三讲”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既是政治要求，也是思想道德要求，两者不可偏废。因此，检验“三讲”学习效果，既要从政治角度来评价，也要从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高度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