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财政学论文,范式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5)07-0015-14 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财政思想，但缺乏系统的财政学。当代中国财政学的两大思想来源，一是西方财政学①(至少包含英美和欧洲大陆两大传统)，二是前苏联财政学科体系。后者的影响力在当前已经式微。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研究以欧美为师，一度经历过短暂的繁荣期，但这一繁荣很快被战争打断(邹进文，2010)。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财政学教学与研究主要是师从前苏联。20世纪的最后20年，见证了中国财政学人如何摆脱意识形态桎梏、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政学科体系的历程。其中，前一个10年(20世纪80年代)财政学界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前苏联财政学科体系的缺陷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干扰；后一个10年(20世纪90年代)的焦点，则在于大范围引入西方主流财政学教育资源，并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学科体系。其共同目标，是要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财政学。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财政学走上了全面跟随和模仿英美的快车道。随着高等财政学教育模式引入越来越多的英美元素，除了个别学者，本土财政学人基本上放弃了创建独立于西方财政学体系的追求，表现为财政学教学和研究上新的“一边倒”倾向。这一背景奠定了今日中国财政学教学与研究的主流风气，即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都普遍地向英美主流财政学看齐(马珺，2012)。 财政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当代英美主流财政学确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以英美财政学传统及其国家观为底色，在工具性地吸收欧洲大陆财政学(下文简称“欧陆财政学”)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接纳了经济学研究向科学化、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的转向，从而落实了财政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应用分支的学科定位(Feldstein，2002；Rosen，1997，2002；朱军，2010)。现代财政学由此演变为关于资源配置的学问，它关注政府的微观功能，即：政府如何影响以及(根据某一规范标准)政府应该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Rosen，2002)，这也是财政学在当今中国的主流发展取向。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财政学自身及其在中国的这一发展呢？就西方财政学自身来讲，针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财政学者所应扮演的角色，分歧早已有之，这一分歧至少可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并且持续至今。虽然依托英美财政学传统的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位居主流，但依托欧陆财政学传统的少数学者并未被说服，双方在方法论和国家观念上的深刻分歧仍未弥合。 而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中国财政学者内部的差异也日渐明朗。放下了最初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之后，21世纪以来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接受当代西方主流财政学研究范式作为财政学在中国发展的唯一方向。正方认为，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类似，财政学因循英美主流传统走科学化、形式化、国际化之路方是正途；反方则认为，主流财政学虽然形式规范，但研究主题狭窄，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难以适应人类财政行为的复杂性，主张恢复财政学的跨学科研究传统，反对因追求科学化和形式化而损害对人类复杂财政行为的实际认知(刘守刚、刘雪梅，2010；刘志广，2014；李炜光，2014；李俊生，2014)。长期以来，双方虽理念有异，但由于正方的立场实际位居绝对主导，双方力量悬殊过甚，并未形成对立之势，争论事实上隐而未发。然而，这一争论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财政”予以新的官方定位而显性化，反方学者从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官方措辞中寻求支持，以此作为财政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合法性依据，积极倡导基于社会治理、而非单纯资源配置的财政学研究取向(高培勇，2014；李炜光，2014)。 可见，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虽历经百余年，却仍在事关学科发展的基础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这一背景足以引起我们思考：第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是“资源配置问题”所能全面涵盖？第二，当代主流财政学研究范式，是不是人们研究和认识财政学问题的唯一视角？本文认为，中国当下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不同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历史上两大财政学研究范式之争的延续，尽管这一点为大多数参与其中者所忽略。欲使这一关于财政学性质及财政学教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有所收获，必然要求对西方财政学的两大不同范式及其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和各自秉持的国家观念有全面的认识，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此。 文章结构如下：除引言之外，文章第二部分简单勾画20世纪中期之前财政学在全球的发展。第三、四部分分别介绍财政学两大研究范式(即配置范式和交易范式)的形成，其各自的特色、方法论基础和国家观念上的差异。第五部分简要分析了围绕两大范式衍生出来的三种财政学体系，但限于篇幅，上述“两大范式、三种财政学”在教学上的应用情况，以及在上述体系框架内如何评价财政学的新近发展，则留待另文阐述。最后是小结。 二、财政学在西方的早期发展(15世纪-19世纪末) 20世纪之前，欧洲一直作为世界经济学的学术中心，起初(1790年之前)是意大利独领风骚，此后大约100年的时间里(1790-1870年)，英国取而代之。19世纪末期以来经济学在美国崛起(1870-1939)，直至20世纪40年代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学术中心。②西方财政学的发展与几个世纪里经济学重心的这一全球性迁移不无关系。 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早期的财政学起源于16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诸国的官房学(Cameralism)，其中，以德国和意大利最具代表性。随着罗马帝国与天主教会陷入分裂，民族国家开始在欧洲兴起，到1630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立 之时，欧洲独立存在的国家多达300多个，此前数目比这还多。在小国林立、充分竞争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每个国家的主政者都面临扩张自保和政权永续的使命，因而产生了对辅助其治国理政的官房学者(Cameralist)以及为其官僚系统和文职人员提供培训的官房学的需求，早期的财政学研究应运而生(Backhaus和Wagner，2005)。③ 在那些新兴国家中，财政问题是中心论题。其中，各国为满足王朝战争而产生的强大财政收入需求，导致间接税的过度发展，给当时的各国民众带来沉重负担。摆在学者和官僚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对税负的分配做出解释，赋税问题因此成为核心的财政问题(熊彼特[1954](1991)，第302～311页)。这是日后税负归宿问题始终占据财政理论核心位置的最初原因。在欧洲大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始于财政学成为核心的研究领域(Backhaus，2004)，这一点与当今流行的将经济学作为财政学之母的看法刚好相反。 实际上，在欧洲大陆，大学里训练文职人员的工作早在13世纪和14世纪就开始了，到16世纪，在马尔堡、柯尼斯堡、维尔茨堡和格拉茨等大学，这种工作的重要性仅次于训练牧师的工作，而且在17世纪就设立了“统计学”教授职位(熊彼特[1954](1991)，第244页脚注)。普鲁士的Frederick William国王，于1723年在Halle(Aaale)和Frankfurt(Oder)大学设立了两个官房学讲席(Backhaus和Wagner，2005)。 在英国，晚至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仍未见设立经济学教授职位。直到1825年，英国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席才在牛津大学设立(熊彼特，同上)。不过，相比欧洲大陆诸国，18世纪末期以后英国经济学的发展显示出更强的系统性。在这里，斯密以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问题。他将劳动分工视做市场扩张的前提条件；国家不是被看做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在总体上被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负面的干预者，其作用被削减至征税和维护公共秩序。斯密《国富论》的第五篇专论财政学(君主的收入和支出)问题，成为后世英美主流财政学的开端。 而同时代欧洲大陆各国财政学的发展表现出更为多样化的特点。因其多样化而缺乏统一模式，并非所有财政学家都同意可以将之统称为欧陆财政学(Kayaalp，2004)。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事实上所具有的相容性，使其实际上可以构成一个整体(Wagner，2005)。例如，在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几乎是同时发展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财政交换思想。欧陆财政学传统下，国家不仅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过程，对经济社会生活而言，更是一股具有生产性的积极力量。以上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念传续至今。 早期英美财政学传统和欧陆财政学传统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其相互之间的共性也相当明显。首先，它们都是跨学科的，无论财政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还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其次，在本质上它们都以主权者的最大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是当今最大化分析范式的先驱(Backhaus和Wagner，2005)。布坎南认为，在由君主国家组成的世界版图里，君主代表着臣民和国家的利益，因此，早期财政学或经济学表现出上述两项特征，并不难以理解(Buchanan，2007)。 然而，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两大传统的分歧越发清晰，对立日益明显。艾奇沃斯和威克塞尔分别被视为对两大范式首次做出清晰表述的代表(Backhaus和Wagner，2004)，前者开创性地阐明了财政学的最大化福利分析范式或配置范式(the Allocative Approach to Public Finance)，④后者则是财政学交易分析范式(the Catallactical Approach to Public Finance)的集大成者。 三、英美主流财政学范式的形成与特色 (一)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 所谓“英美主流财政学”范式包含两重含义：(1)该范式是以英美财政学(或曰盎格鲁—萨克逊财政学)⑤传统为基础，又称为财政学最大化福利分析范式或配置范式；(2)该范式在当代财政学教学与研究中居于主流位置，被广泛接受、研习和采用。从地理上看，英美主流财政学传统，最初以英国为学术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中心转移至美国。 今天，美国的财政学以及经济学教育已然成为全球样板，其可复制的教学与研究模式、标准化的教科书体系，不仅使其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财政学者和经济学者具备了条件，也使其他国家“复制”与发扬这一模式成为可能。然而，这一模式的成型并不是久远以前的事情，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才初步成型，而其完善和发展，则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现。 事实上，1880-1930年间美国的财政学教育仍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标准化程度。财政学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始自19世纪70年代，恰好与美国经济学开始崛起和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同步。彼时，活跃的财政学者绝大多数学成于德国，深受德国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研究视角的影响，财政学界的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并不流行。尚无公认的参考书或教材可用，教师们的授课非常个性化。与今天主流研究传统内的财政学者对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相对疏离不同，当时的财政学者均深度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与制定。不仅如此，关于财政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学界亦均无定论，直到英国人庇古(Pigou，1928)的《财政学研究》一书问世并传入美国，这一局面才开始改变(Johnson，2010)。庇古的这本书成为英美学界此后近30年的经典教科书，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被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Musgrave，1959)所取代。 (二)英美主流财政学作为经济学子学科的确立 在英国这一边，经过马歇尔的改造，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让位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后者关注的重点，由人类社会治理的组织与制度研究，转向价格理论；由长期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创造，转向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罗宾斯([1932]2000)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系统阐述，随后在英美学界被广为接受，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向已成定局。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英美财政学，承袭了经济学的这一演化结果。 因而，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英美世界的财政学，是一种关于有机主义国家及其功能的理论。该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主要是庇古基于旧福利经济学而建立的税收归宿分析，其次含有少量基于外部性理论的财政支出分析。作为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学者，马斯格雷夫指出了英美财政学缺乏对欧洲大陆财政学传统的了解，并将欧洲大陆财政学家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其中财政作为自愿交易过程的思想)介绍到了英语世界(Musgrave，1939)，这一工作受到萨缪尔森的注意，并启发后者完成了同时包含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配置决策的社会福利分析方法，建立了包含公共物品的竞争性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架构。后来，马斯格雷夫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以公共物品理论为核心的有关国家功能的新古典主义财政学(Musgrave，1959)，确立了庇古之后新的英美主流财政理论的基本格局。故这一范式又被称为“阿罗-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AMS)”范式(Oates，2005)。其主体内容，是将当时流行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分析框架应用到财政收支的问题上：(1)依托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效应进行分析；(2)引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财政工具和政策的宏观影响。 马斯格雷夫奠定的这一财政学科体系框架，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综观当代西方主流财政学教科书，其基本的写法依然延续这一格局。唯一较为明显的偏离是，政府稳定经济的职能，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不再是今天财政学的主要探讨对象。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财政学教材中，已较少或不再涉及公债和财政政策问题，稳定政策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Feldstein，2002)；对预算管理问题也基本不予提及，后者已成为公共管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那么，财政学如果抽离宏观经济学、预算与公共管理的内容，还剩下什么？对此，哈维·罗森直陈，“财政学(Public Finance)”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学问。现代财政学关注的是政府的微观功能。即政府如何影响，以及应该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政府的宏观功能——如，利用税收、支出和货币政策以影响就业水平和价格水平——则主要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内。极端而言，当代主流财政学就是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财政问题上的应用(Rosen，1997)。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对财政学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即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Rosen，2002)。 (三)英美主流财政学范式的经济学基础：配置范式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研究存在两种范式，一种被称作配置范式(the Alloca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s)，一种被称作交易范式(the Catallact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s)。配置范式经济学又称为“作为选择科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as a Science of Choice)”，交易范式的经济学又称为“作为交易科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as a Science of Exchange)”。当代奥地利学派重量级人物Boettket和Fink以及Smith(2012)曾撰文指出，斯密开创了研究人类如何通过交易制度的创新而创造社会财富和取得社会进步的研究传统，即经济学的交易范式。然而斯密传统在后世产生了分化，一方沿着简化路线，将经济学化约为对理性个体面临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或选择问题的研究，即自罗宾斯以来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学主流传统(Mainstream Economics)，Boettket等(2012)认为这一方向偏离了斯密原意。另一方，即以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代表的正统派(Mainline Economics)，仍然遵循和坚持斯密传统，将“交易”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致力于推进对于人类合作和扩展秩序的理解。 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最根本的差异在于：(1)经济学应该研究什么？(2)经济学应该如何进行研究？其中，前一个问题更为根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度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段公案。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学问，自不必说。然而所研究的是何种“人类”、何种“行为”，此两点成为关键。它们关系到对于上述两大差异的理解。 自罗宾斯([1932](2000)，中译本第20页)以来，广为接受的观点即是，经济学研究人类的一种特定行为，即理性个体如何处理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稀缺性及约束的存在，是人类活动唯一重要的、本质上不可避免的特征。这一特征独立于人类行为所处的任何环境和特定制度背景。从这一本质特征(即“稀缺性”)出发，“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人类行为。至于人类创造的那些集体或社会性地应对稀缺性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交易)，是派生的和次要的问题，它们从属于稀缺性这一根本的事实。人们总是先做选择，然后才与其他选择者发生互动和交易(Marciano，2009，第128页)。在这个意义上，罗宾斯认为，只有从稀缺性引申出来的结果，即人们做选择的必要性，才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对象。因而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理性的个体面临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或选择问题。由此，立基于配置范式经济学的英美主流财政学传统，也被称作是配置范式的财政学。 那么，配置范式经济学对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它研究何种人类的选择问题呢？在配置范式下，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调整各自的行为及相互间关系，竞争性价格机制的假定，事实上取消了影响个体选择及相应调整方式的其他因素。这一范式下的个人，必然是原子化的、相互孤立的个人，人与人之间缺乏有目的的、主动的社会联系。所有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被看做是外生的，受影响的个体对外部影响将产生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是模式化的反射性回应，每个人对同等外部影响的回应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不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代表着对人类行为这一理解模式的巅峰成就。 (四)配置范式财政学的方法论基础 配置范式经济学两大公认的方法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一点为配置范式财政学所继承。 方法论个人主义滥觞于北欧学派，并且是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思路。它强调，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即人们只能通过对个人及其行为的理解来理解社会。做出选择和实施行动的主体必定是个人，而不是政党、省份、国家等组织，社会是个人在给定环境中理性选择的结果(Buchanan，1987)。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运用，意味着不必引入一个外部的观察者，来为集体行动的最优结果做出判断。 理性选择方法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基石，在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词中，布坎南曾使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一术语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即，个人是自我利益最好的判断者，他了解自己的偏好，知道如何在约束条件下获得最高水平的效用，并且，个人关注私利的本性不因他所处的场景而变化。 然而，毕竟上述方法论最初是用来进行市场分析的，而财政学是对公共部门或政治场合下人类行为的分析。配置范式财政学实质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贯彻到底。(1)上述方法论并未被实质性地推进到公共部门研究。比如，由市场选择下的个人理性选择不可能自动生成一个必然满足集体理性的结果，要达到同样的理性条件，只有将参与选择的所有个体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使这个虚拟的“个体”代替所有人做出满足个体理性的集体选择，这就是主流财政学中用来沟通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通行方法。它表明，其所支持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只适用于市场分析，而止于对公共部门的分析。因此，在公共部门分析中，实际上适用了方法论集体主义。所谓的理性选择也是基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理性选择，即，从一个身在局外的代言人的角度，来刻画对全部社会成员来说最佳的资源配置条件应该是怎样的。(2)上述方法论也未被实质性地推进到供给方的研究。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德索托，[2008](2010))，在笔者看来，彻底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必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微观经济学中，方法论主观主义仅仅被采纳了一半，即在需求方分析中采纳方法论主观主义，而在供给方分析中，依然运用方法论客观主义，通俗来说，即商品的供给成本可以客观衡量。布坎南由此认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是客观主义的。⑥微观经济学这一不够彻底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也为配置范式财政学所继承。也就是说，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是主观的，需要由纳税人主动揭示，而其供给信息，即生产成本却是客观的，可从外部进行计量。 布坎南([1969]2009)批评了配置范式财政学在方法论上的这一矛盾：(1)市场分析是基于个人评价和主观价值，而公共活动分析却是基于集体评价和客观价值；(2)公共部门的需求面经济分析是基于个人评价和主观价值，而供给面经济分析却是基于整体主义和客观价值。 (五)配置范式财政学中的国家观念 在主流财政理论集体主义和客观主义方法论下，其国家观念必然是全知全能的、仁慈的社会利益代表者，否则，它将无法识别和遵从社会利益并做出选择。它外在于经济、社会本身，并且根据某一规范标准，代表社会成员做出对其最有利的选择。通常来讲，在财政学研究中这一规范标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因此，任何财政政策变量都被视作经济社会的外部力量，其变化被视作加诸经济社会的外部干预，财政活动中的行为人，即个体或组织，作为假设中的“经济人”，对外部冲击做出反射性的回应。 财政学家则扮演着社会工程师的角色，他们能够观察到或计算出这种反射性回应的强度、方向和结果，并根据同样的规范标准，对实际财政政策过程和结果的合意程度进行判断，据此提出政策改善的意见，通常这些意见是基于唯一最优的结果而提出来的。因而，在配置范式财政学研究中，财政是作为社会工程师的改造对象，这种研究的实质是基于配置范式的经济学，将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应用到财政决策及其结果的分析。 四、交易范式财政学的形成与特色 (一)交易范式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交易范式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对经济学的性质持有不同看法的奥地利学派忙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大论战，疏于方法论的阐释与维护，以至于罗宾斯事实上没有对手。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在英语学界被广泛接受，萨缪尔森就此确立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传统，特别在他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取得成功之后，这一传统长期占据了教学的主流，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的思维。20世纪40年代以后，奥地利学派已经失势，此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其再度复兴的日子里，它所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 但这并不意味着，配置范式经济学没有反对者，布坎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初，便关注方法论问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与其秉持的独特的方法论不可分割。布坎南不满于罗宾斯对经济学的界定，他承认存在约束，因而人们需要做出选择，但他不认为经济学因此就应被定义为关于选择的理论或选择的科学。 在布坎南看来，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交易比选择更重要。经济学家只应研究人们应对稀缺性时采取的某些活动(也就是交易活动)，而不是全部。布坎南区分了“真选择”和“假选择”，以对此进行说明。配置范式经济学下，每个人在做选择时都把他人当作客体，不考虑其主动性和互动性。即使对方有所反应，这种反应也是条件反射式的，缺乏主动回应的自觉。这种选择在布坎南看来就是“假选择”，个人采取的行为不能算是经济行为(Economic Behavior)，那实质上是一种计算行为(Computational One)(Buchanan，1964，第217页)。而在“真”的选择行为中，人与人之间是交易和互动的，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外部影响)做出基于其主观判断的反应，这种反应不可能是对某种固定刺激模式的被动反射，而是对影响其利益的他人主动行为的因地、因时制宜的真正的回应。 他坚持认为，经济学应研究真的、而非假的选择。将经济学定义为配置或选择问题，意味着分析的重心放在工程学的问题上，经济学家成为社会工程师。布坎南主张，经济学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工程学问题，经济学家应当接纳“交易的视角”，应该注意人类活动的这一特定形式。将经济学定义为交易科学，意味着分析的重心必须放在个人之间的互动上，更确切地说，它暗示着个人不应当被作为客体或自然的一部分来看待。为此，布坎南倾向于用“共生学(Symbiotics)”和“交易学(Catallactics)来指称经济学。⑦从这一视角来看，个人并非因其做决策或者做选择而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因为他们之间作为自由的签约单位通过相互交易、贸易，以实现其内在的各种各样的目标，才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以交易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布坎南向斯密经济学传统的回归：(1)经济学回归到对人的天性研究；(2)经济学探求促进和达成交易的制度安排，这是斯密对国民财富之源最根本的认识(Buchanan，2008)。 (二)布坎南与当代交易范式财政学的形成 布坎南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是前马斯格雷夫时代的财政学范式。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我所接受的财政学知识，是一种艾奇沃斯—庇古规范效用主义、马歇尔归宿理论(仅指税收归宿、不含支出归宿)和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而否认债务负担存在的多种观念的综合体”(Buchanan，2007)。布坎南意识到，当时被一致接受的主流财政学不能有效解决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需要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但那时的布坎南，还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1955-1956旅居意大利的一年间，布坎南完成了三项重要工作。一是将威克塞尔名为《财政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从德文译为英文(Buchanan，1958)。二是系统综述了意大利财政思想(Buchanan，1960)。上述两项工作，代表着交易范式财政学的早期成就，它们构成了布坎南此后一生创作最主要的知识资源。三是构思了一部关于公债的书稿。这些工作，促使布坎南抛弃了自己思想中关于经济学配置范式的全部遗留，全面转向了交易范式。 与欧陆财政思想的邂逅，使布坎南意识到将交易范式由市场选择(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推进到集体选择研究的必要性。布坎南以财政交易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将社会成员之间就“税收—支出”安排达成协议的集体选择过程视同为类似市场交易的过程，引入经济学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前文提到，欧陆财政学传统下，国家活动能够发挥生产性的作用，带来社会成员私人利益的增进。问题是在一种怎样的决策规则下，财政决策的结果才能导致国家活动对全体(或尽可能多数)社会成员都有利。威克塞尔提出，在政治活动中运用一致同意规则，能够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都不会受到损害，并在其《财政学研究》的第三部分中，以瑞典本国的经验证明，一致同意(或近似一致同意)原则并非只是一种理论构想，它在现实政治中是可行的。⑧ 尽管如此，考虑到人口众多情况下的决策成本，还是有人批评威克塞尔的一致同意原则和近似一致同意原则缺乏现实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威克塞尔是在日常政治层面来讨论这些决策规则的。受弗兰克·奈特“相对绝对的绝对”哲学原则影响，布坎南区分了“两个立宪阶段”——“立宪阶段”与“后立宪阶段”，并与戈登·图洛克一起创立了宪法经济分析的框架(Buchanan和Tullock，1962)。他们将政治过程分为立宪政治和日常政治两个层面。在日常政治层面，人们按既定的规则就具体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而在立宪政治层面，人们就日常政治决策的规则做出选择。理性的个人为了最大化其长远利益，有可能选择日常政治中的自我约束，接受那些对自己来说既无效率、又有失公正的集体行动规则。此外，布坎南还认为，出于效率和正义的考虑，应从结果和规则两个方面同时对日常政治中财政决策的后果加以限制(Buchanan，1975)。上述思想，是布坎南对威克塞尔等欧洲大陆财政学家思想的发展。 在建立了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之后，布坎南继续推动其在公共部门的各个领域进行应用研究，从交易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整个财政过程，这就是他所倡导的“实证财政学”(Buchanan，1968)。 (三)交易范式财政学的方法论基础 1.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配置范式财政学虽然也声称其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但是其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是断裂的，其公共部门分析事实上又回到了方法论集体主义。而交易范式财政学，将市场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应用于公共部门中的行动主体，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国家或政府。政府形成于社会成员理性地寻求个体利益的过程之中，集体行动及其结果需要通过对个人偏好、行为的理解才能得到解释。 2.作为交易的财政过程。市场是一种连接个人交易的网络化过程，财政也是。在通常的市场上，个人用货币交换所需的物品和服务；而在承载财政活动的政治市场上，个人以自己同意承担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成本份额(即税收)，交换以集体方式实现的个人需要的满足。 在交易范式财政学的研究中，财政学家的任务不是要解决政府如何进行干预的工程学问题，不是为了求解数学上的最大化问题，而是要对实际的财政交易过程做出解释。(1)公共部门和财政规则产生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财政结果内生于社会成员交易互动的财政过程，而不是源于外部的力量，它一旦成立，则又构成社会成员间交往互动的外在环境；(2)社会成员及其组织既在公共部门或财政规则内相互作用，也以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一规则的边界，从而参与财政活动规则的制定。这就是作为交易的财政过程。 3.方法论主观主义。交易范式财政学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观主义，自然地涵盖了上述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但又超越其上。此中明显可见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主观主义经济学意味着明确否认指导经济行为的经济数据的客观性(布坎南，[1969](2009))，正是由于评价是主观的，财政过程中的个人或企业对财政变量的变化产生创新性反应，而不是反射性回应，并且，每个人的具体回应方式都取决于他所独有的信息结构、计算过程和对其他人回应的理解。行动着的个人，作为一个个的创新单位进入社会过程，取代了新古典框架下的“经济人”，“寻求他们认为与其身处的环境相关的目的和手段”，并“不断地创造性地生产出新的信息”，“在无意中启动了自发的协调过程”(德索托[2008](2010)，第10页)，故而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开放的，而不是确定的和唯一的。配置范式财政学所应用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方法，可以看作是这一更为丰富、更具一般性的经济解释框架的特殊情况(德索托，[2008](2010)，第11页)。 (四)交易范式财政学中的国家观念 20世纪40年代正统财政学有一个隐含假定，即，“政府是外生于经济的、内部铁板一块的、全知全能而仁慈的决策者(Buchanan，2007，第83页)。”国家被人格化为具备感知和行动能力的主体(Entity)或组织(Organization)来看待。 交易范式财政学中，国家则被理解为社会成员交易互动的结果，政府过程的黑箱被打开，国家观念获得了更新。它既非行动主体，也非特定组织，而是内生于经济社会秩序之中的“过程”，它一旦形成，又构成社会成员交往互动的规则和平台。国家不再是拟人化的集体利益的代表，仁慈、全知全能的政府假设得以破除。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过程、平台、规则框架，对国家行为的评价标准与个人截然不同，“正义”取代“社会福利最大化”成为衡量国家行动可取与否的最终标准。 国家既然是人们按照自我利益而建立的，那么必然有其生产性的一面，能够给社会成员带来共同利益。由此而需支付的税收就不能说是社会成员的纯粹牺牲，这就是生产性国家观念和相应的税收受益原则。这一点，与配置范式财政学的隐含假定，即非生产性国家和最小牺牲的税收原则，恰成对照。 (五)交易范式财政学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交易范式财政学源于欧陆财政思想，20世纪中期以来，经布坎南等人之手得以整合、复兴，这一范式的基本框架体现在布坎南和图洛克《同意的计算》一书的第五、第六两章中，也就是基于人类行为学的公共部门分析。关于其方法论基础的集中阐述，反映在布坎南的两部主要著作中。其中，《经济学家应研究什么》全面展现了布坎南交易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及其对经济学家作用的看法；而《成本与选择》则是布坎南所支持的方法论主观主义，尤其是主观成本理论的专著，及其对配置范式财政学提出的智识挑战。 然而，当代交易范式财政学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并未对财政学主流理论产生应有的影响，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未能根本性地影响主流财政学的发展方向。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原因是，该范式的当代倡导者布坎南个人的学术兴趣及时间配置，未能充分投放到财政学学科建设的轨道上。 布坎南虽然强调主观主义方法在经济学和财政学中的应用，但他所建立的人类行为的组织分析框架(Buchanan和Tullock，1962)，却仍然运用了新古典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设和最大化分析方法，其中，国家仍然是作为人类活动的组织方式，而被个人通过自愿行动所选择。布坎南在将他所推崇的主观主义方法付诸运用的过程中，主动地偏离了这一方法的精髓，其原因是，他寄希望于在新古典财政学的框架里阐述自己的观念，使之能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按Mueller(1976)的总结，公共选择经济学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实证公共选择和规范公共选择。其中实证公共选择部分，实质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布坎南也称之为“实证财政学”，它与新古典主义财政学的根本区别，是推翻了仁慈政府的假设，国家不再作为铁板一块的有机体，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推进到对公共部门内部行为人的分析。实证公共选择理论后来的发展，已经并入新古典经济学的轨道，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发展与完善，也被称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布坎南本人的学术兴趣，主要落在规范公共选择部分，也称为“宪法政治经济学”。布坎南后来无论是在税收、公债、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的专门论述，无不是从宪法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展开，其关注的重点在于财政规则的演进及哲学和道德正当性的阐释。关于日常财政活动的研究，并非其主要的研究兴趣，对宪法政治学的关注，也分散了他继续推进和完善主观主义经济学和交易范式财政学方面所能运用的时间与精力。不难理解，在新古典经济学迅速成为主流的学术背景下，由于交易范式财政学主要倡导者的研究重心并不在学科体系建设上，而是偏向现实政治的立宪规则问题，交易范式财政学的继承和延续出现断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种财政学研究范式的简单对比，参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