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远[1]2001年在《中医学基础理论形成过程的历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学基础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特征，历来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和课题之一。通过对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分析后可以看出，从哲学或医学角度进行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历史形成过程，忽视了对其形成的具体历史环境的考察。 传统观点认为，中医基础理论源于《黄帝内经》，是医学自身发展的产物。然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批医学史籍所反映的医学在两汉之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与现存的史料结合印证后，中医经脉学说乃至中医学在短期内发生的质的飞跃，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的过程就十分明显了。而此时的中医发展水平尚不足以自我构建这样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通过对先秦至两汉学术思想界的流变进行考察后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思想在此间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建构过程。学术的兴衰与时政密切相关。诸学派关注和“争鸣”的核心也并非真正的哲学命题，而是政治哲学思想的诸多问题。思想学术在动荡的局势下发展，形成了与政治需求相适应的理论构成和运行体制。直至秦汉大一统实现后，董仲舒以对统治者影响极大的阴阳五行的学说为范式，鼓吹“天人合一”，创建了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在汉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这一理论体系占据了社会各个方面，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成为政治哲学思想学说。将中医基础理论诸多方面和董仲舒理论体系中的对应部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秦汉之际，中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到两汉时期，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统治社会思想时，政治哲学思想进入中医领域，将中医零散的理论因素和实践经验整合在一起，建构了运用至今的中医基础理论，政治哲学思想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同样表现在天文、音乐等方面，甚至酿酒、饮食也被赋予政治色彩。 政治哲学思想领域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进。中医之后，发生了适应具体 学科的变化。天人合一在政治哲学思想中强调“人副天数”，而在中医基础理 论中侧重子人和自然的和谐，形成整体观。阴阳五行是继承和改造并举。阴阳 学说既保留了对于事物规定性分类的根本原则，又根据医学囱然科学的特性进 行了改造，成为辨证医治的原则。五行学说的书卜＊员序、生克关系与政治哲学 思想中一致，根据医学的学科特点，将脏腑、情志等纳入五行学说＼并产生了 乘侮关系，发展了五行学说。由于具体的时代原因，中医基础理论中仍有政治 哲学思想的残留。 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过程的独特和本身所具有的超前性、稳定性是同期世 界历史所罕见的。从更广泛的角度分析，其理论形成既是历史的偶合，更是中 国思想学术的必然产物．在当时科学与技术发展分离的时代，中医基础理论形 成的历史过程无疑是不同学科交叉发展的成功范例。
刘哲[2]2017年在《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及其思想文化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医理论从《内经》成书,至后世历代的发展,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变化特点,这样的发展特点同当时的思想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本研究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由源及流的解析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医理论本来面目,厘清中医理论的发展现状,总结中医理论的发展规律,对我们判别中医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以思想文化对中医理论的建构是否起到直接作用作为宏观的历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前四个阶段,就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研究部分,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梳理各阶段的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探讨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第五阶段,就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西方科学文化的相关性研究部分,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梳理该阶段的思想文化背景,从框架理论角度系统梳理当代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框架及其演变特点,探讨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综合以上研究内容总结思想文化视域下,中医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分别考察了中医理论与传统思想文化以及中医理论与西方科学文化的相关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思路。第二部分为导论,对"中医理论及其发展特点""思想文化"及二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规定了本研究重点关注受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的医学理论发展特点,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思路与方法。第叁部分,总结了先秦两汉的思想文化背景,以《黄帝内经》为先秦两汉中医理论发展的代表,以《内经》的核心观念即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内涵及象思维的思维模式为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上述内容在先秦诸子着作中进行溯源。认为《内经》的精气学说源于古代哲学(以道家哲学、易学哲学为代表)对事物本源的认识,阴阳学说源于以《周易》《道德经》为代表的对阴阳的认识,五行学说源于以《尚书》为代表的对事物属性及关系的思考,象数思维模式源于以《周易》为代表的象数推理方法。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影响中医核心理论形成的原因是诸子之学与作为方技类的中医学根源于共同的自然道德的哲学背景,阴阳五行思想归本于自然道德的哲学,是天地人之间整体相应关系的规律性总结,圣人合道顺德为自然道德的哲学的见证者和核心传承者,也是医学核心理论的构建者。第四部分,总结了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医经的类编、注释与基础理论的发展;方剂和本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临床医学分科发展迅速,临床医学形成体系;养生学形成体系,服石解散为特色;"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复兴为魏晋至隋唐时期的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魏晋南北朝医学理论发展与名学的相关性探讨"、"中医理论的发展与玄学"、"中医理论的发展与晋唐道教"、"中医理论的发展与晋唐佛教"进行专题讨论。认为晋唐时期名学、玄学相继兴起,佛教传入、道教形成促成了这一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晋唐时期行医的主体门阀士人、道士、僧人等受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濡染,对医学理论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了宋明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以重视经典理论、提倡运气学说、新学肇兴与学派争鸣为宋明时期的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宋明医学本经典、用运气、重求理受理学学风的影响,命门学说、节欲养生受理学理论影响进行了专题阐发。宋明理学影响医学理论发展的原因包括宋明时理学盛行创造了理学为主导的思想文化氛围,自北宋时开启了儒医传统,医者通儒学是将理学思想融于医学理论的必须条件。第六部分,总结早中期清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以重视医学经典理论研究为清代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医学尊经崇古的学风及考据的治学方法受清代学术思潮影响进行了专题阐发。认为朴学盛行的思想文化氛围,儒医及清儒做医学理论研究是清代思想文化影响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七部分,总结了清末至今思想文化背景,以统编中医教材为清末至今的中医理论共识性代表,梳理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包括了白话文表达,学科分化发展、重构了理论体系、中西医结合理论和中西医理论配合。就重构的理论体系而言,从古医籍至新的学科范式,以"中基"教材为例,当代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发展演变有以下特点:建立了"中基"的理论范式;区分哲理与医理、二者各自发展;相关概念、范畴被强化和弱化;建立了脏腑功能、气、血、津液、精、阴、阳的框架。文言文变白话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科划分和学科分化与西方科学技术影响有直接关系,重构的理论体系发展演变与西方的概念思维、西医学影响有关,中医理论也受到唯物辩证观的影响。认为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中医理论发展的原因包括:西方科学文化以及西医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传统思想文化被边缘化,中医学为求生存需参照西方科学标准来发展;教材编写专家及学生皆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教育,西方的概念思维模式成为主导思维模式,因此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是在概念思维指导下进行的。第八部分,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探讨了中医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医理论发展呈现了叁个"高峰"期——先秦两汉、宋明、清末至今,和两个"承平"期——晋唐和清代。先秦两汉的思想文化因直接影响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构建,因此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关键条件,其后的思想文化驱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体现在影响理论发展重心,丰富理论具体范畴,影响理论核心框架构建,影响思维方式,影响治学方法五个方面。医家在思想文化影响中医理论形成、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传统思想文化氛围中,中医理论体系核心范畴和主导思维方式相对稳定传承,西方科学文化氛围中,中医理论体系核心范畴统摄地位有降低趋势,概念思维强化。本文的创新点:从纵向上梳理历史各阶段的思想文化、总结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横向联系中医理论发展特点与思想文化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以此为基础,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探讨。为实现遵循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为基础、完善其理论体系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提供历史的、思想的借鉴。不足之处:因研究覆盖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思想文化面较广、囊括的中医理论浩繁纷杂,因此提取出的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及其思想文化基础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中医理论同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研究进行深入细致地挖掘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张红霞[3]2017年在《外国人学中医—一项跨文化视角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中医学对外传播的历史从来没有像西医学那样在中国生根发芽、传播地如此主动甚至犹如洪水猛兽般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医学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主动外传,但却吸引着从古至今慕名来学的外国人。如今,中医学及其文化价值日益受到世界关注,来华学习中医的留学生队伍不断庞大。中医教育如何走向国际,既是国内各大中医院校积极投身教育国际化浪潮的宏观愿景,也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海外开疆扩土还是国内内涵式发展,中医教育都不能忽略教育中的人。而来华学习中医的外国留学生作为眼下中医国际教育的受教育者、未来中医海外传播的“意见领袖”,他们学中医的故事一定会对中医教育如何走向国际这个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由于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诊治方法、语言与术语,外国人学习中医的难度不亚于“西天取经”。那么,外国人为什么要学习中医?仅仅是被这门充满新奇与神秘感的东方技艺吸引而不远万里来华学习中医,还是有更生动、更丰富、更深刻的其他动因呢?了解和掌握外国人学习中医的动机,就能帮助我们发现中医学究竟吸引外国人的是什么。其次,外国人是如何学习中医的?外国人学习中医的过程如同一个黑箱,一个割断了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箱子。现实的中医国际教育中,我们从没有站在学习者的微观世界里耐心地观察、倾听留学生学习中医的故事。留学生会遇到哪些认知理解障碍,这些障碍是如何克服的,学习中医经历了怎样的适应过程,他们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帮助我们揭开外国人学习中医的面纱。只有知道怎么学的,才能更好地掌握怎么教。再次,中医教育给了外国人什么?留学生对于学习得失的自述和评价将是一面镜子,帮助我们发现中医教育的得失。从中发现什么样的中医教育是吸引和适合外国人,指引我们探索中医教育走向国际的策略。由于已有的同类研究对于留学生跨文化学习活动过于抽象、简单的粗线条勾勒,研究者希望通过“微观深描”的个案研究方法把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医的整个学习活动的起点、过程、终点做一个细致、动态的描绘。让外国人讲述中医故事,希望对人物、事件的感性描绘在对教育现象理性分析、归纳、解释的底色中凸显出来,通过选取典型个案、人物小故事、回忆片段、学习日志、访谈独白等手法,让人物回到自然情境和时空下讲述不同的中医故事。与此同时,研究者希望借助教育社会学、人类学和跨文化理论对于典型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1.外国人学习中医的动因主要有六类:怀有浓厚的中医药情结、中国情结和中华文化情结;被中医文化吸引;喜欢中医治疗的体验;科学探究的目的;现实功效比如职业规划;实现人生理想。这些学习动机会受到一些跨文化因素影响而发生消减或增加,比如融入社会生活程度的高低、学校文化、同辈群体、师生关系及其师门文化的影响等。2.外国人学习中医经历了一个“消极接受—冲突—积极接受—影响他人”的“螺旋式弹簧”的适应模式。相应的,他们的学医境界也经历了从“治病技术—文化内核—生活方式”的濡化、升华过程。3.语言与术语的障碍、对于身体与健康的认知差异、技术上的困境、思维方式冲突、融入生活世界的困难、中医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障碍等是构成外国人学习中医的主要障碍。好教师的指引、回归传统与生活的教学方式、中医思维的形塑是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重要策略。本文的结论:1.中医教育的得在于坚持传承中医之“道”:不偏不倚,致中和。中医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改变医者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塑造人生境界。2.中医教育走向国际的核心策略在于植入人心:传递“大象无形”的中医理念,唤醒学习者身上每一个灵敏的感官,指向诗意、生活、自然、传统的教学。
王成诚[4]2010年在《建国初期传统文化政策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风云突起,社会剧变,封建专制制度崩塌,民主共和制度勃兴,旧学古道蜕变,西学新潮浪涌,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亦受沉重打击。在中西新旧文化的剧烈冲合下,先进中国人提出一系列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案,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激烈争锋,中共则提出要批判继地承传统文化,建立科学、民族、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国初期,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破旧立新,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开展新文化的建设。中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并在一定程度得到了贯彻落实,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对此后中共的文化方略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国初期,批判、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紧迫任务。中共通过一系列的批判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同时形成了建国以后用政治运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模式。“双百方针”可以说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化政策的一次明显转折,是向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环节。双百方针其渊源和其提出的目的均与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因此,双百方针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作用并不可小觑。双百方针提出后,传统文化得到了重视,被外国文化压制和为现实服务的压力顿减。“批判继承法”是建国初期中共对待传统文化问题的基本原则,但同时关于批判继承方法和态度的争鸣也贯穿于建国初期17年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如“抽象继承法”、关于道德阶级性与继承性的争论、“人民性”标准与“中间作品”问题的争论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争等。新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为推进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学习和借鉴外来先进文化,同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又要面对保持民族性的“文化整合”的难题。建国初期中医政策发生了由兴办中医进修学校以使“中医科学化”到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并使之承担起把祖国医学整理、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重任的转变。国画政策则发生了从盲从苏联美术教学模式到强调传统美术的技法和教学方法的转变、重视国画的创作与写生活动。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参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文化上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现代性与民族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变革性与继承性的关系。这是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建国初期,中共提倡“古为今用”和“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具体的实施中,“古为今用”常常变成不惜为了现实的政治宣传而牵强附会,肆意歪曲历史,而“厚今薄古”则带来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中共一向主张文化建设的“大众化”,对改造传统民间文艺极为重视,以作为“化大众”的重要手段。最有代表性莫过于戏曲和民歌了,但实质上中共重视的是“民间形式”而去更新戏曲和民歌的文化内容。民间文化所起的只是一种工具的作用,而不是其本身。综观建国初期的传统文化政策,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正确与错误趋向交织进行,存在着批判远多于继承、强调服务于现实、张扬民族性、追求“大众化”以及注重文化工具价值的考量的特点。其既有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一部分传统文化,提高了民间文化的地位等积极意义,又同时存在着缺乏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系统批判、大多时候传统文化研究成为政治的注脚和宣传工具、以政治批判取代学术讨论的消极影响。反思和探寻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需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二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叁是尊重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四是必须处理好文化建设的古今中外关系;五是重视对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挖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建国初期传统文化政策的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历史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论,对于在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洪梅[5]2008年在《近30年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历程》文中研究说明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是实现中医现代化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为了满足国内外中医学术交流、教学以及传播等需求,这项基础性工作显得非常迫切和意义重大。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是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研究近30年来我国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历程,对于当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从文献学入手,在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将近30年(1980～2007)的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历程分为叁个阶段:起步阶段、理论初探阶段、学术争鸣与标准编制阶段。重点研究分析近30年间与中医术语英译标准有关的辞典、教材、代表性论着以及各种标准规范,尤其是近8年与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编制及学术争鸣相关资料。运用翻译学、语言学、术语学等研究方法,考察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及其标准化纵向发展的历程,并横向比较不同观点之间的异同,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总结。对相关史料和文献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尝试分析开展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难点及其原因,并据此对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以及对相关工作做出展望。1.起步阶段(1980～1991)1980年以前,中医英译着作不多,除了针灸,翻译多活动处于零星自发状态,翻译方法、英文译名均未见统一的标准化方案。未见系统、专门的中医英语词典或标准,可在翻译或者撰写中医文章时作为参考之用。1980年,北京医学院内部发行谢竹藩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第一本中医英语词典问世,1981年,WHO《针灸命名标准》(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的编制工作,这两项工作的开始,标志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的开始。本章详细介绍了从1980年《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的印行、1981年WHO《针灸命名标准》(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的制定开始,到1991年WHO组织出版的《针灸命名国际标准化方案:WHO专家小组报告》(A ProposedStandard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Report of a WHOScientific Group)这一时期出版的词典、教材及针灸命名标准中的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情况。围绕这一时期中医英语词典,及教材中,中医术语英译的特点、英译的方法、原则的探讨;世界卫生组织针灸经穴命名标准的编制过程,及选取术语变化等内容,说明这一时期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仍主要处于实践阶段,国内外均己认识到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必要性。中医专门英语词典与术语表的问世,标志着中医术语英译从纯粹的实践阶段向理论探讨阶段的过渡。国内外均开始了比较、探讨中医名词术语各种英译方法的具体应用,与英文对应词的合理性。也有人对中医术语英译原则进行了简要的探讨,但缺乏系统化的总纲领。大部分英文教科书和临床文献不完全采用已出版的双语词汇或词典中的词汇。国外早期出版的一些医学英文着作的观点及选词,对中医术语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并在后来形成各自的翻译流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动下完成的《针灸命名国际标准化方案》是第一个中医英文术语标准。2.理论初探阶段(1992～1999)在前一阶段里,中医英译实践经验有了相当的积累。构建中医英译理论体系和设计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模式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针灸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为后来的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提供了良好的经验。本章主要从中医英译理论着作、中医英语教材、词典的本身发展及其中医术语英译的特点,中医翻译组织的建立、中医术语英译理论探讨等方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此阶段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特点,介绍中医术语英译不同观点。对于英译原则、英译方法、中药方剂的译法、一些重要词汇的译法开始形成共识。“拉丁化”译法受到多数人反对而逐渐淡出,词素翻译法得到一定推广。与早期相比,中医英文词典随着中医英译理论的发展而发展,术语标准化在选词方面有所进步。国内英文教材的编写,开始考虑到术语的统一性问题,并编写词典作为工具书。国外出版界提出了“出版着作的文本需参考或包含通篇文章使用的‘标准术语表'”,Nigel Wiseman(魏遁杰)的术语系统开始得到推广。市场因素开始对术语的传播起到作用。魏遁杰以《中医基础学》为代表的“以原文为导向的source-oriented”翻译,与Daniel Bensky(班康德)及其同事以《中药学》《方剂学》为代表的“以读者为导向的reader-oriented”翻译,开始逐渐形成中医翻译学术上的两个流派,这两种思想对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及其标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阶段,真正的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编制工作还没有开展,理论总结和对术语英译的探讨,为后来即将开展的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编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3.学术争鸣与标准编制(2000～2007)2000年,多个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编制工作先后开始。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专门针对传统医学,发布了2002～2005年全球战略,强调对传统医学的规范化管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医药学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中医药研究和教学,以及中医药学术交流广泛开展。这一阶段,全国乃至国际范围都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编制工作,这些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且影响广泛。2007年为止,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编制完成。这一阶段魏乃杰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其翻译思想广为西方人士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英文版成为中药与方剂名称英译的规范。中医术语英译学界一直存在着争鸣,从第一阶段(1980～1991)就开始。而到了本阶段,在中医术语英译标准的编制过程中,不同观点产生了更激烈的交锋。主要文章发表在出版媒介及专着上。在东、西方,魏乃杰的“以原文为导向的”“字对字直译法”与班康德的“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方法,以及是否能使用生物医学名词翻译中医名词术语的成为争论的焦点。本章从中医术语英译原则与方法、谁有权力翻译中医、一些具体术语的英译、中医术语英译是否需要规范化等方面论述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学术争鸣,并由此引出对新的方法论“开放性术语标准term open standard”的探讨。本章还详细介绍了有关标准的编制和特点,包括《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并对一些术语的英译做出总结。4.讨论本研究认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长期争鸣,及在进行中遇到的阻力可以尝试通过两个途径解决,并要注意一个问题:一是人才培养。从翻译主体的背景看,现阶段中国专家学者的参与必不可缺,起着重要的作用。待到中医学在西方发展成熟,西方中医学者成长起来时,借鉴西医名词中译的历史看,母语为英语的人,则在翻译中医,及进行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时更具优势。从事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则要求翻译主体掌握更全面的知识。二是策略性地改变标准化的方法。建议引进新的工作方法,即,“开放性术语标准term open standard”。叁是不能忽略术语的推广,尤其是市场的潜作用。5.结论本研究根据1980年至2007年近叁十年时间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进程中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特点分为叁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1991年。这一时期,中医术语英译仍旧以个人实践为主,选词不统一,理论探讨少,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医基础个别词汇方面。以语言学家魏乃杰为代表的“以原文为导向”的翻译与以班康德为代表的“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两个流派在这一阶段萌芽成长。WHO的《针灸经穴命名国际标准》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一些学者对脏腑、经络的翻译仍旧保留自己的观点。第二阶段:1992年～1999年。中医术语英译理论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拉丁化”译法退出历史舞台。国内受李约瑟影响词素翻译法再次活跃。中医术语翻译理论探讨活跃,多数人反对拉丁化译法,限制音译。国外出版界提出“出版着作的文本需参考或包含通篇文章使用的‘标准术语表'”,提出第一个术语表就是魏乃杰的术语表。魏氏以“原文为导向的source-oriented”翻译与班康德及其同事“以读者为导向的reader-oriented”翻译学术流派形成完善,并开始论争。前者强调对等,回译性,后者强调翻译的多元化,译文的可读性和清晰性。一些词汇译法开始走向统一,如“证”国内用syndrome,国外用pattern。针灸经穴翻译使用WHO编制的标准的越来越多,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一些词汇翻译仍旧保留自己看法,在翻译中使用自己词汇,并做出说明。第叁阶段:2000年～2007年。多个中医术语标准编制项目同时进行,相互之间沟通密切,术语的选择相互参考,求同存异,对于多数基础术语的翻译,虽然不能完全达成一致看法,但是,基本上倾向于两、叁种译法,如“证”(syndrome,pattern),而一些词汇已经达成一致看法如“气”(qi)。以“原文为导向的source-oriented”翻译与“以读者为导向的reader-oriented”翻译争鸣剧烈。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学术论争的焦点集中在西医名词的使用、翻译原则与方法论、谁有权力翻译中医等方面。由于学术争鸣的持续存在,一些学者对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本身提出了异议。这一阶段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本研究根据目前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尝试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人才培养方面,从翻译主体的背景看,现阶段中国专家学者的参与必不可缺,借鉴西医名词中译的历史看,将来这项工作母语为英语的人做起来更具优势,但,要求翻译主体掌握更全面的知识。现阶段二者精诚合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方法论方面,建议与国际相关组织合作,引进“开放性术语标准”的新方法,以进一步推动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工作的发展。6.结语本研究只是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工作有待继续。希望在将来综合历史术语学、术语学、翻译学、中医学、现代信息技术等等方面的知识,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向过去和未来延伸,进而形成中医术语学或中医历史术语学,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及向其他语言翻译的标准制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提供借鉴。
张丽[6]2016年在《李经梧武术实践的研究》文中认为李经梧(1912年-1997年,山东掖县人),着名太极拳技击家、太极拳医疗家、太极拳教育家,是北戴河太极拳的开拓者。太极拳作为武术中一种特殊的拳种越来越被世界所重视,尤其是解放以后,武术的功用由技击为主逐渐转向以健身为主,李经梧本身的武术实践是顺应时代转型的一个范例。李经梧以北戴河为基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普及太极拳的师资和骨干,为中华武术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留下一些拳论与拳照,然而目前还没有人对李经梧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李经梧武术实践的生活时代背景、自身的学习经历、对太极拳套路演练和实战技击的理论与实践、创立太极内功并将太极拳与太极内功结合运用于医学临床,武德修养等进行全面的研究。对李经梧整个的武术实践过程进行搜集、分析、归纳判断、总结和提炼,探讨其对中国武术事业的贡献。通过对李经梧武术实践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李经梧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中,由于体弱患病而习武,机缘巧合学会了武术秘宗拳,身体渐渐康复,同时也练就了一身武艺。切身的体验让他对武术的医疗与防身的功用有了深刻的理解。后来到北京学习太极拳,当年的北京正是太极拳盛极一时的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到诸多的太极拳名家,并将陈、杨、吴、孙四家太极拳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练拳风格,他也是将赵铁庵的拳架风格保留最完整的传人。解放初期,体育健身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提倡,李经梧参加制定了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和八十八式太极拳,顺应了时代变迁的需要,也为国家推广普及太极拳健身的事业做出贡献,太极拳在国外也得到很好地发展。李经梧创编的太极内功在1959年北戴河气功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并于1960年公诸于世,对太极拳的健身修炼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他还将太极拳、中医的针灸、推拿与太极内功结合运用于职工疗养,将太极内功的劲法灵活的运用于正骨推拿中,治疗多种慢性病、腰间盘突出症等。李经梧身怀绝技,武医结合,名扬国外。通过对一系列的调查访问与文献比照,笔者也了解到许多关于李经梧武术历史的一些真相。这是一位具有浓烈爱国情怀的普通人,是具备良好武德修养的长者,他有宽阔的胸襟,兼容并包,博采众长而又独具特色。他对太极拳推手有独到之处,在太极拳推手中他对听劲、化劲的领悟独辟蹊径。他的太极内功与养生,在北戴河疗养院中也留下珍贵的经验。他是一个对太极拳具备很高造诣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他的武术实践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金阿宁[7]2013年在《中医学“卓越医生”培养模式研究》文中认为1910年,Flexer发表的着名报告奠定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基础。100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叁次医学教育改革的浪潮。正如医学教育全球独立委员会在《面向新世纪的卫生人才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我们在“以学科为基础的大学教育”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整合教育”等两代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转化式学习的第叁代医学教育改革。中国医学教育也同样面临着改革的契机,到了发展的关键节点。2012年,我国推出了“卓越医生培养计划”,教育部和卫生部旨在通过这一改革,将大众化的医学教育回归到精英教育的轨道,培养适应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中医学做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国家医学教育改革中共享发展成果,如何将以现代师承教育为代表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继续推向深入,如何持续提高中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培养中医学领军卓越人才,这对推进人才强国战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在这种大背景下,本文定位于中医学的“卓越医生”培养模式研究,在充分考查中医教育历史沿革和实施现状的前提下,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医学教育理念,基于素质教育、成功学等理论,综合运用文献调研、历史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中医学卓越人才的基本素质特征,系统分析中医学人才成长规律和培养模式关键环节要素,建构反映中医学卓越医生能力素质的“5A”胜任力模型,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的,独具中医特色的培养模式,以期促进我国中医学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明确中医学“卓越医生”的研究目标为何要培养“卓越医生”,对“卓越医生”的培养是如何被提出和确立的?这是本文要首先明确的问题。笔者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已有研究文献出发,对本文相关概念以及关于卓越医生培养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分析,把握已有研究的基本观点,理清思路,寻找本研究的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现代中医教育应该以“卓越中医生”为培养目标,改革教育模式,提高培养质量。二、回顾中医教育的发展历程看清历史才能明确方向。本文从中医学教育的发展史入手,详细分析了历朝历代在中医教育方面的机构设置、教师组成、学生选拔及医事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力求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医教育的独特规律,研究中医教育的优良方法和有效经验,以期对当今中医教育产生启示和推动作用。进而,以我国中医教育发展为主线,追溯了我国关于高等中医人才培养的思想演变与实践进程,力求在历史的宏大背景下把握不同时期卓越医生的培养理念和特点,从中获取经验、汲取教训。叁、探讨中医学教育改革现况为了能够更加深入的挖掘目前人才培养中的现实问题,本研究选取了国内中医药院校作为调研对象,通过文献法、比较法、访谈法等方法,调查目前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尤其是师承教育的实际情况。调查发现各学校在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上突出了“中医”的特点,认识到中医教育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临床实践为核心,以师承为途径,先后在本科和研究生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进行了试点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调查同时发现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活动中还难以适应培养中医学“卓越医生”的需要,整体看改革只是局部和短期的,离经验的总结和推广还有一定距离。四、借鉴国际卓越医生培养经验在把握中医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基础上,本文对美国、英国、德国等北美和欧洲国家的临床医学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各国医学教育的经验作法,同时对21世纪医学教育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对第叁次医学教育改革浪潮强调以医生岗位胜任力为基础,以转化式学习和相互依存的医学教育为重点,实现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合作,开展标准化评估等发展方向有了明确的认识,并对中医学卓越医生培养模式起到指引作用。五、分析中医学“卓越医生”胜任力特征结果导向的医学教育是未来医学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现行培养目标往往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只是一个相对概括性的导向,难以直接对实际的教育过程进行指导。因此,本文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胜任力理论的基础上,从医学高等教育的角度对其加以完善,适应医学教育发展趋势,从胜任力角度出发,循着“医学生——合格医生——卓越医生”的顺序层层递进,通过实证研究,构建出符合中医学卓越医生特征的“道德领域”、“思维领域”、“沟通领域”、“学习领域”、“实践领域”的5A胜任力模型,分析各维度所应包含的具体特征,以此作为卓越医生培养的目标规格。六、构建中医学“卓越医生”培养模式确立了中医学“卓越医生”胜任力模型,也就是确立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这是一种目标指向。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策略的设计,涉及到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关悉培养方案的建构。本文基于卓越医生胜任力模型的的层级结构,抓住“入学形式”、“培养方式”、“质量评价”和“管理体制”等关键环节,并对各个环节的基本特点和实施方向做了进一步探讨,构建了一个承于传统并注重创新的中医学“卓越医生”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医药院校高素质卓越医生培养模式的具体策略。最后,在以上关于中医学卓越医生的文献、历史和实证等方面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高等教育和中医行业两个宏观视角上,提出了建设性的中医学“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总体实施方案、中医学“卓越医生”人才培养方案(5+3模式)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师承继续教育的意见等,以期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和中医药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王慧如[8]2018年在《基于框架理论的中医病因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通过考察各历史时期中医病因理论体系的框架,比较各时期构建病因概念以及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的异同,分析各时期医家构建病因概念以及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梳理病因理论内涵形成与变化的特点和内在原因。方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搜集现存文献及现行教材以及着作,对文献资料采取以下方法进行处理与分析。1.历史研究法:主要以“邪”、“邪气”、“因”、“源”、“病源”、“病因”、六淫(以寒为例)、七情(以怒为例)、饮食、劳伤(劳倦)、外伤、虫兽、痰饮、瘀血为关键词,考察不同时期医学着作中病因的形成、陈述方式、概念的内涵及概念间的关系等内容。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理出病因理论体系变化的历史线索,即纵向的研究视角。2.对比研究法: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病因理论体系框架进行对比,找出各时期病因体系框架的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原因。3.在此两种逻辑思维层面的研究方法中运用内容分析法、阐释法来进行具体实现。结果:本研究发现,病因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先秦至东汉《难经》成书以来,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成书至宋以前,宋明清,民国至现代。先秦至东汉《难经》成书以来,病因的内涵是建立在“邪正观”基础上的以“邪”、“邪气”为主要内涵,注重天人一体观;包括病因和病机两个部分;其构建了运气、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劳伤的主要病因所属范畴;病机主要以气的运动变化来体现;分类法主要按照归类的模式,按照阴阳、五行理论进行分类。东汉末年,从《伤寒杂病论》成书以来至隋唐,病因的内涵是建立在“源流观”基础上的以“病源”为主要内涵,代表着注重疾病变化发展的态势;包括病因和病机两个部分;其继承秦汉时期病因主要所属范畴的同时,不断精细发展,并未涉及系统分类;病机从分析功能与脏腑部位之间的关系逐渐发展到脏腑归因的病机探讨模式,同时出现了脏腑与虚实、寒热的组合;分类方法主要按照归类的模式,按脏腑五行属性进行分类。宋明清时期,病因的内涵是建立在“因果观”基础上的以“病因”为主要内涵,代表着注重疾病的原始病因,以及分析疾病由因及果的过程;包括病因和病机两个部分;其并未将病因所属范畴进一步扩大,而是继承秦汉时期病因主要所属范畴的同时,对其进行重新分类,经历了从“叁因说”至“外感”“内伤”说的演变;病机理论更进一步,开始探讨同种疾病的共有病机,以及形成脏腑与阴阳、气血、虚实、寒热的组合模式。民国至现代,病因的内涵是吸西学概念思维,与西医学“致病因素”相等同,代表更注重可感知的具体因素;直至现行6版教材,病因与病机理论完全独立;其所属范畴在遵循宋明清时候的外感内伤分类法,又加入痰、瘀、结石等病理产物性病因,与先天体质病因,形成外感、内伤、其他叁大范畴;病机理论形成脏腑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主流分析模式,同时引进西医解剖基础的病理特性。结论:中医病因理论所属范畴的演变具有约-博-约的特点,中医病因理论演变的特点具有模糊与缓慢的特点,其核心范畴未有大的改变,但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理论内涵以及重心有所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主导思维方式、医家的主体作用与临床实践的驱动。意义:本研究详细阐述了病因内涵、病因理论体系及其主导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并对该演变与发展的内在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该体系变化的梳理,总结病因理论体系的变化特点,提出现行中医病因理论体系的混乱是不同思维方式交叉的结果。中医病因理论体系发展的范式是“经典传承式”,继承了核心理念,核心理念之外的理论结构则呈现为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对现行中医病因理论的发展提出,第一,现行病因理论体系中病因、病机、发病的分离是导致现行病因理论体系疾病动态演变观、病因相对性重视程度减弱的原因。第二,现行中医病因理论需要提炼出成形的线索,指引我们如何思考与对待病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占具重要地位。它亦是建立关系的一个确实有效的思维方法。如何运用阴阳五行之间的动态关系去认识症状、认识疾病,将阴阳五行理论,整体的、运动的、发展的观念贯穿于理、法、方、药的整个过程中也应是教材乃至现今病因体系需要重视的内容。
夏铂[9]2010年在《中医骨伤科技术发展史论》文中认为通过对中医骨伤科技术的历史研究可以发现,中医骨伤科技术主要表现为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零散到全面的发展历程。如在晋唐时期,仅有《肘后方》、《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着作记载部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而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普济方》、《医宗金鉴》、《中国接骨图说》等着作记载了各部位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在发展过程中,中医骨伤科技术游离于中医基础理论之外,导致了中医骨伤科技术理论的缺失。中医基础理论不关注人体的精细结构,没有解释病理变化的实证性语言。而对于医学而言,没有解剖学则影响了生理学、病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学走上实证医学研究的道路。而骨伤科的发展需要解剖学等实证医学。这是因为骨伤科的基础是形态学,而中医学的辨证体系是非形态学,所以中医学的规范不包含骨伤科局部病变。这使中医骨伤科理论薄弱,尤其是技术方面,所以游离于中医基础理论之外。中医骨伤科在用药技术方面从属于辨证体系,但辨证与用药技术并不十分密切,用药技术具有非特异性。由于用药与骨折脱位无特异性,所以中医骨伤科用药与技术缺少相关性。对证用药与治病的关系,仅表现为用药有效性,这都是针对骨伤科疾病显示的证来采取用药,所以用药技术具有非特异性。另外,中医骨伤科技术与中国法医解剖学存在历史错位,纠其根源,是因为当时解剖水平尚不足以说明生理病理,对临床的应用价值尚不显着,故医学界持冷漠态度。而形态解剖学对司法验伤却有直接的应用价值,所以才受到重视。最后,中医骨伤科技术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只重视实用经验和直观体验思维模式,导致了在发展过程中重视临床实用技术的发明,而忽视基础解剖生理的发现。所以,中医骨伤科技术没有理论指导,从而走向纯经验道路。此研究,不但帮助我们对中医骨伤科技术发展史有一比较系统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从中摄取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发现其技术特点和历史规律,为以后研究提供借鉴。
杨謦伊[10]2009年在《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与专业教育之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有叁:了解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历史发展与现况:探讨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历史发展与现况;讨论台湾中医专科医师制度建立之可行性。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供相关单位及人员改进及发展中医之参考。研究方法为达成研究目的,在历史研究法架构下,以文献探讨、文件分析、比较研究、半结构性访谈及德怀术专家咨询问卷等方式作为数据搜集与汇整方式,偏属于质性研究方法,同时兼具专家意见量化分析。研究成果1.台湾中医师专业地位随历史发展不断提升台湾中医发展至今日,已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从业者由早期巫师、儒医、跟师或自学者,演变为国家立法规范经考试及格受社会认可之中医师,中医教育也由传统家传、师承、自学、私塾等形式发展至现代学校教育。其间历经西方医学传入冲击与日据时期中医学几近毁灭之危机,与台湾中医界先进筚路蓝缕设立中医院校,和透过各类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培养台湾中医人才,同时藉由政府立法,强制中医师参加公会办理执业登记,及透过中医师公会与各中医医学会等专业团体实施中医师继续教育。整个台湾中医师专业化动态过程与专业性可由历史发展演进来建构分析。检视专业知能、专业资格、专业组织、专业成长、专业伦理等多项专业特征,台湾中医师已然具备,现更要努力者是追求专业权威之不可取代性。2.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与专业院校教育造就台湾中医人才台湾中医师之考选,因应历史背景、社会需求、教育及医疗水平等因素,区分为正规医学教育和非正规医学教育两大类。经由考试评量拔擢各类或经师承或经学校教育培养之中医人才,促进中医事业之发展。1943年公布之《医师法》明定中西医师地位平等,将中医、西医并于一法规范,条文第3条规定中医师检核考试资格,其中一项应试资格规定为中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但当时医药行政与教育部门仍以西医为主,中医界人士屡向政府要求成立中医学校或允许成立私立中医学校,均未获准,故全国无人能符合此一条件,此法形同虚设。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回归国民政府接管,初期中医师养成方式,只有考试院举办之中医师考试。由于中医学校阙如,为甄拔中医人才以供社会所需,考试院于1946年举办第一次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其应考资格宽松,当时台北考区录取2人。医师执业资格认定制度乃国家法治之体现,其所规定之应考资格应与人才培养制度密切配合,教、考、用始能合一。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原本在中国本土之中西医论争与互动也延伸至台湾,几经波折,1958年中国医药学院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医药大学),在创建者中西医师法律地位和教育平等之主张下,以“恢复传统中国医学;吸收西方医学新知,融入中国传统医学”与“促使中西医融会贯通,进而建立新医学体系”为创校宗旨,其在1966年以前仅开设中西合一之医学系;1966年教育部核准该校成立中医科(后改名为中医学系),培养中医专业人才,此为台湾以正规专业教育培养中医师之滥觞,1972年第一届中医学系毕业生为申请中医师检核考试之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医正规专业教育未见普及(1972年第1届毕业生仅43人),而民间不乏师承自修有得之士,因为不具备相当之学历,无法参加中医师检核及特种考试,取得中医师执业资格;且原制定之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应考资格规定,以曾担任公立学校或乡镇公所以上之医疗职务为应考试资格之一,难脱密医漂白之嫌,极为社会诟病,各方建议应予修正;在社会对中医师仍有殷切需求下,考试院数次邀请有关人员举行座谈会,咸认为在中医学校尚未普遍设立之前,应举办中医师检定考试,以为中医师进身之阶,弥补台湾中医人才不足,满足社会对中医医疗之需求。故1968年4月2日修正公布《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规则》,删除“在机关团体担任中医治疗工作3年以上,有证明文件者”之应试资格,增列“经中医师检定考试及格者”,使自修研习中医有成者,取得中医师特考之应试资格。又鉴于中医师特考及格人员多系自修苦读,缺乏临床训练,考试院1988年《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笔试及格人员训练办法》规定:自1989年起,凡以中医师检定考试及格报考中医师特考并经笔试及格者,均应接受为期1年6个月之基础医学及临床诊疗训练,训练期满核定成绩及格者,始完成考试程序,发给考试及格证书。早年《考试法施行细则》即已明订中医师为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1998年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53号解释:“各类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之执业,攸关人民生命、身体、财产安全至巨,因此其执业资格之授予,应视各类科性质及其专业领域所应具备之专业知识为考虑,自应循完整之正规专业教育及实习养成方为正途,以确保人民之生命财产安全。”加上医事技术日新月异,医疗伦理更有赖教育熏陶,台湾中医师培养走向正规学术化。同年(1998年),长庚大学在创办人王永庆“研究中医以补西医之不足”指示下,于医学院中成立中医学系,每年招生50名,中西医双主修修业8年。1999年12月29日《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修正公布全文27条,并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该律法取消检核制度,将检核精神融入考试;其后2000年6月14日修正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也为中医师检定考试订出“落日条款”。因此2001年1月1日起不再受理中医师检核,而于2000年12月31日前申请中医师检核并经核定准予笔试有案者,得于2001年至2005年内继续参加中医师检核笔试,2006年中医师检核考废止停考;至于中医师检定考试则规定2005年为最后一次受理新案报考,2008年旧案补考划下句点,2009年停办。为此考试院特于2000年12月30日订定发布《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中医师考试规则》,其应试资格规定均为接受正规医学专业教育者;另2002年1月16日也修正公布《医师法》全文43条,其第3条第3项规定中医师特考于2011年办理最后一次考试,因此2012年以后中医师高考将成为取得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唯一管道,即必须具备完整之正规专业教育及实习养成方可成为执业中医师。同时《医师法》第8条第1、2项规定:“医师应向执业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执业登记,领有执业执照,始得执业;医师执业,应接受继续教育,并每六年提出完成继续教育证明文件,办理执业执照更新。2009年4月22日之前,执业超过6年之中医师必须提出修毕继续教育180学分之证明档,始可办理执业执照更新,否则无法再执业。台湾藉由立法执行中医师继续教育并与执业执照更新换证结合已具体落实。3.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精致化发展取向台湾中医教育改革在课程设计、教材教法、师资精进与教学评鉴上,不断追求卓越与高质量之教育产出,所培养学生参加中医师资格考试及格率年创新高,并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及运用视听媒体等强化教育质量,且创新将中医经典医籍融入现代基础医学理念规划出新课程,引进问题导向学习、临床技能教学等提高学习动机之教学法。精致教育(betterness education)卓越性、绩效性、科技性和创新性等四个主要特征,印证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发展现况。4.台湾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制度在中医专业团体与卫生行政部门结合规划下可行(1)关于制度设计原则:中医师分专科执业为专家认同;专科医师培养质量监控应由中医专业团体与卫生行政部门共同执行,且应为开放系统,接受各方监督。(2)关于专科医师培训制度:专科划分应本着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原则进行;专科医师培训可采取双轨制及2+X培训模式。(3)关于专科医师准入制度:台湾中医专科医师之甄审,各科每年至少办理一次,且不能限制医师执业只能从事某一项专科:卫生署不宜依专科医师人力供需作名额增减管控:专科医师之申请资格、甄审程序步骤、甄审方式、测验科目、范围、时间,计分及合格标准等由各专科医学会拟定甄审办法报请卫生署公告施行:甄审以笔试为之,并得实施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外国之中医专科医师资格经审查该外国专科医师制度、训练过程与台湾相当者,仍需实施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4)关于专科医师管理制度:台湾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施行前应建立种子医师制度;已领有专科医学会所发给之专科医师证书并经卫生署审查合格者,仍需接受2+X年教学医院训练,惟叁年内申请专科医师甄审,得免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台湾中医专科医师训练医院评鉴应由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规划办理;培训经费采政府补助、培训中医院所出资及个人适当负担之方式。5.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专科医师培训与继续教育制度应形成连续与完整之医学教育体系。建议根据研究研究结果、文献探讨及专家访谈意见,对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执业资格及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提出建议。1.中医师专业教育方面: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创新师承教育融入院校教育体系,并结合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教育等多元传承,形成连续与完整之中医学教育,成就高级中医临床人才;重视临床学习经验,争取中医住院制度。2.中医师执业资格方面:重视临床技能,采取叁阶段国家中医师证照考试:结合中医教育改革,继续优化试题内容质量。3.在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方面:制度实施前加强宣导并修订相关法令;教育部认可之教学医院评鉴;中医专业团体也应接受评鉴认可。4.后续研究者之思路:中医专科医师问卷对象可扩及病患;可探讨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中医学课程比率、及全科或专精分化之相关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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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30年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历程[D]. 洪梅.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8
[6]. 李经梧武术实践的研究[D]. 张丽. 集美大学. 2016
[7]. 中医学“卓越医生”培养模式研究[D]. 金阿宁. 中南大学. 2013
[8]. 基于框架理论的中医病因理论体系研究[D]. 王慧如.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
[9]. 中医骨伤科技术发展史论[D]. 夏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0
[10]. 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与专业教育之研究[D]. 杨謦伊.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