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10篇）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模式转换与经验启示
华正学
（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维护中国政党制度合法性、彰显中国政党制度优势特色、扩大党际交往交流、赢得中国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从政治传播学视角来看，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实现了由力量配置的政治话语模式到特色优势的制度话语模式，再到本质规律的文明话语模式的三次转换。力量配置的政治话语模式下，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的性质总体上定位为“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极少称民主党派为“政党”，习惯将其称为“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特色优势的制度话语模式下，中国共产党率先从政治制度视角来审视多党合作问题，明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党合作实践定义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造性提出“参政党”概念。本质规律的文明话语模式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科学概念，完整阐述“新型政党制度”科学命题，完美揭示中国政党制度坚定自信的内在机理。实践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发展：话语表达应使用独具魅力的中国话语，遵循政党话语的规范，做到守正创新。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模式转换；话语实效；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自1949年伴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召开而确立，到《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发〔1989〕14号文件）第一次得到全面完整表述，再到形成严谨规范的阐发并载入宪法，其话语表述表面只有信息是否完整的形式之变，并不存在内容蕴含的模式转换。但是从政党制度话语的建构特点及演进规律来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体系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模式转换。这为说清楚、讲明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1］，本文拟从政治传播学视角探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的三次模式转换。
一、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求
存在决定意识。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具有感性的性质［2］。“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33独具特色的中国政党制度实践必须也必然能够产生切合自身的话语表达方式，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讲过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3］才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之所以在世界政党政治的大潮中卓尔不凡、勇立潮头，日益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巨大魅力，其科学精准、魂体相依的话语体系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强烈表达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和合共生”政党文化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丰厚文化滋养。建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色话语体系，是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需要。创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既可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巩固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撑，又可提高我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项重大课题。
相较于传统变电站智能变电站强调其具有的智能分析决策能力。根据系统中计算机存储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采用合适算法构造解决问题的推理机制向操作人员操作提出建议。智能变电站的智能分析决策机制应建立变电站故障信息逻辑和推理模型分类、过滤故障告警信息实时分析和推理变电站运行状态，自动报告变电站异常并提出故障处理指导意见。对包括事件顺序记录信号及保护装置、向量测量、故障录波等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多方位综合分析，并将变电站故障分析结果以简洁明了的可视化界面综合展示。
建筑行业作为市场经济化较早的行业，企业数量众多，截至2009 年底，中国建筑业企业数量为70 817 家，多数为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比例相对偏低[2]。这导致了众多的市场参与者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进行过度竞争，压价也成为了常用竞争手段，越来越低的中标价，使得众多项目盈利水平逐步降低，甚至出现亏损。面对机遇与挑战，施工企业急需在投标阶段进行投标优化，以节约市场开拓成本，增加中标项目盈利能力。
（一）维护中国政党制度合法性的需要
一个政党在现代政党实践中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推行什么政策主张，达到什么目标追求，都要通过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来。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问题，就是一个宣介和传播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宣介和传播的问题。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阐释多党合作的中国实践、中国创造和中国魅力，对内可以表达本义、争取群众、形成共识，解决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问题；对外可以展示特色，扩大中国政党制度的世界影响，避免中国在国际政党话语较量中“失语”“失声”和“失踪”，落入西方话语陷阱。因此，如果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与实践话语表达落后，话语体系陈旧，跳不出西方固有的条条框框，其所生成的多党合作话语就不能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反映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实践的中国特色，也不能得到受众的真心拥护，争取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长此以往，这会弱化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形象，导致政治资源流失，危及政治安全。
打造魂体相依的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展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优势，弘扬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合力，争取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这就要坚守话语创新的人民立场和正确方向，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的过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遵循话语创新的科学思想和根本依据，保持话语创新的政治定力和理论自觉，在批评各种错误思潮言论的斗争中站稳立场、旗帜鲜明；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8］；要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敢于交锋，敢于亮剑［9］。
（二）彰显中国政党制度优势特色的需要
如何阐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合理性，彰显多党合作实践的优越性，回应别有用心者的疑问和污蔑，形成一整套为国内外接受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不仅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也考验着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境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创新“参政党”概念，建构起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合作模式，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实践镌刻成辉煌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锤炼成充盈的话语体系。
第三，完美揭示中国政党制度坚定自信的内在机理，建构起从文明视阈推动政党制度话语完善的演进路径。在论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22］。习近平总书记从生发文明的文化土壤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视角重新界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之所在。本质规律的文明话语模式为什么那么有力、有效、有自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6］我们要秉持平等尊重，摒弃傲慢偏见，进一步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在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中增强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自信。
（三）扩大党际交往交流的需要
以10批护肝剂制剂指纹图谱中39个共有峰的相对峰面积为变量，运用SPSS 19.0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选用组间联接聚类方法，采用欧式距离度量标准，计算样品的相似性程度，聚类结果见图3。结果显示，10批护肝剂制剂分为4类，其中样品编号2聚为一类，样品编号6、10聚为一类，样品编号4、5、8聚为一类，样品编号3、9、7、1聚为一类。结果表明护肝剂质量较为均一、稳定，不同批次间的一致性较强，为护肝剂制剂疗效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对外开放的范围、力度和水平不断加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与国外政党间的交往不断扩大，在相互交流、友好合作的过程中，“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4］，显得特别重要。话语是实践的外部表征。话语体系的直接载体是语言。每个政党都有切合自身实践和文化传统的话语表达。“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上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中。”［5］因此，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政治生活的认同。否则，就会妨碍思想的传达，造成人们的认识障碍，甚至引起思想混乱。建构一整套符合自身实际、体现自身特点并适应国际潮流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成为我们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的当然选择。在国际社会各个政党平等交流的文明对话中，只有“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才能“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6］。
（四）赢得中国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它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上的舆论影响力、思想控制力和权力支配力。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公正公平的作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越来越频繁地被国际社会所借鉴、所关注和所提起。打造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增强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之一［7］。
第二，完整阐述“新型政党制度”科学命题，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进行了类型学划分。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反差强烈、对比明显。这一切都使我们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充满自信的基础上，开始从政治文明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并以此找准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方位。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2］。他还用三个“新就新在”具体阐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表征和理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2］。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政党制度定义为新型政党制度，以区别于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搞一党专制或轮流坐庄而导致社会撕裂的西方政党制度。这种类型学的划分更加科学准确，更加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更加代表和体现人民意志，有效避免了在政党制度划分上的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无谓纷争，在事关政党制度性质的核心问题上为世人树立了界标，为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确立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体系确实存在“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的问题，总体上声音比较微弱，甚至还要承受“中国各民主党派不能称其为政党”的污名化和“中国政党制度就是一党专政”的妖魔化压力。这恰恰说明我们在把握多党合作话语权建设规律、设置话题以及传播实效等方面需要努力和改进。这需要扩大话语生产，提高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供给力；丰富话语内涵，增强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阐释力；完善话语体系，激发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竞争力；优化话语表达，创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吸引力；强化话语传播，提升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影响力，更好地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鼓与呼。
二、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模式转换
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就是用符合政党政治规范的语言把自己想说的、人民想知道的、国际社会想了解的内容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传播开去，以辩驳自己理念的正义性和维护行为的合法性。这里不仅存在“说什么”的问题，更存在“怎么说”的问题。如果说“说什么”关乎话语体系的性质，那么“怎么说”就事关话语体系的模式，话语体系则是“说什么”与“怎么说”的有机统一。制约和影响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模式转换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也有国内、国际、主观、客观的。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继承创新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升华，经历了三次重大模式转换。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党际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互动也日渐增多。在党际交往的实践中，求同存异、彼此交流沟通对话是最普遍的常态，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是最通行的做法。在政党间的沟通交流中，搭建话语交流平台，建构话语交流规范，注入话语交流内容，是政党交流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促进政党间的交流互动，必须创设交流话题，提供交流机会，规制交流话语。
（一）力量配置的政治话语模式
政治话语的核心是定性，即“分辨真正的敌友”。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指出：“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首要的和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事业中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实践究竟应怎样表述，才能更有益于中国人民，才能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认同、接受和拥护，以更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呢？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伴随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建设事业的展开，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政党合作关系问题，从话语体系建构的维度究竟如何定位、怎样表述？从1949年到1978年的政治实践看，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总体上都是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角度思考、阐述问题，当时的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具有力量配置的政治话语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的性质总体上定位为“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极少称民主党派为“政党”。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从革命和战争状态走出来，再加上“革命话语”的惯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称民主党派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1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将民主党派的性质表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12］、“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2］246。民主党派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功能，但在实际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更多体现为“是（友）”或“不是（敌）”的表达。这种话语表达一方面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民主党派已经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己人”，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还是重在标明敌友，力争做到敌我分明，便于统合力量。这样的话语表达方式体现“革命话语”的特色，是革命战争年代政治话语惯性的延续。
第二，中国共产党立足统一战线的大视野来把握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习惯将其称为“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所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统称。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通知，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逐渐确立，由此开始了协商成立新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重任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历程。但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带有明显的统一战线、民主联盟、联合政府特点，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一时期，“不论什么人，凡是对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13］；“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14］。党和政府习惯通过统一战线来观察、定位民主党派。
话语的变化，说到底是思想、理论的变化；话语模式的升级，说到底是思想理论体系建设的跃升。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是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跃升到了本质规律的文明话语模式。
（二）特色优势的制度话语模式
民主党派是政党。它们从参与新政协筹备开始到共同制定并遵守《共同纲领》，再到投身新中国政权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在新中国社会政治实践中早已有了参政之实。因此，在既成事实基础上，怎样建构一个符合其政党性质、政党特色和政党实践的话语体系，不仅事关民主党派的生存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性、科学性。在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中发〔1989〕14号文件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参政党”概念，赋予“参政党”崭新的理论意涵。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18］，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由此走上了正确发展道路，在有根本性、全局性意义上的制度化轨道上迅跑。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背景下，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实现了从力量配置的政治话语到特色优势的制度话语的模式转换。
第一，中国共产党率先从政治制度视角来审视多党合作问题。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重新确认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政治性质拨乱反正的完成。同年10月，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9］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从“政治制度”视角阐发“多党派的合作”，并将“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视为“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充分表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已明确将“多党派的合作”纳入我国政治制度的范畴。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此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能够体现和反映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特点、优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党合作实践定义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由来已久。“在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争取团结下，它们早就同我们党建立了合作的关系。”［17］690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合作的关系”不仅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同盟关系发展为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诤友关系，而且范围不断扩展，从政治合作拓展到经济社会建设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但是如何将这种崭新的政治实践用切合实际的政治话语表达出来呢？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中共才提出“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概念。中发〔1989〕1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20］。至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定位多党合作实践，用“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判定民主党派价值，将多党合作实践上升到政党制度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制度话语由此成为表述中国政党制度的主流话语。
第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参政党”概念，赋予民主党派崭新的制度意涵。各民主党派被统称为“争取民主的党派”始于20世纪40年代。针对当时的中国政治现实，这样的称谓是非常恰当的、合适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目标实现了，又以新政协参加者的身份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发展之中，在无形中已经有了“参政”之实。如何在事业发展和制度健全的基础上切实解决民主党派的身份尴尬，从政党的本质属性出发给民主党派一个准确定性定位，成为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责任和使命。中发〔1989〕14号文件在遵循规律、体现本质和关照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参政党”概念，科学揭示出民主党派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反对党、在野党，而是参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参政党”概念的提出，既从规范意义上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又从政党属性上揭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特征，是在政党制度层面为民主党派量身定做的一个最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智慧的标识性概念，由此确立起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专属名词。正是由于“参政党”概念的提出，才真正建构起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参政党”概念拓展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空间。从此以后，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整体推进的过程中，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制度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参政党”概念不仅生动还原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原像，而且极大扩展了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话语空间。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跃升到新的高度。
（三）本质规律的文明话语模式
第三，统一战线“被作为一种团结合作、凝心聚力的组织方式和战略方针来看待”［15］，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执政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战略举措。“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形成要早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只不过在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建立以前，这种合作关系表现为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合作关系。”［16］规范意义上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概念提出前，从1949年10月到1989年12月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并没有纳入基本政治制度的范畴，而是被看成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中国共产党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对于那些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人，应当同他们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互相合作关系”［17］，“要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对民主党派的根本政策，同它们建立起真正的同志式友谊”［17］810。中国共产党始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定位为统一战线范围内的政党合作关系，未将其上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其话语模式表现出统战色彩浓、政策痕迹重、制度规范少等特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逻辑尚停留在围绕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而进行力量整合的自我辨析阶段。
第一，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科学概念，进一步丰富完善“参政党”理论。尽管“参政党”概念和理论科学揭示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属性和独特功能，但从完整的政党制度语义去理解还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对政党根本性质和奋斗目标的表述和阐发，使“参政党”概念很容易淹没在世界政党政治的大潮中。为进一步强化显示度、突出首位度，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1］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党派政治定位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同“政治力量”和“参政党”这两次政党话语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话语表达既突出了“参政党”的本真，又强化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表明了“中国特色”的价值。三者的完美统一，充分揭示了各民主党派是生长在中国、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参政党。这完全是一个基于“四个自信”的参政党理论发展历程。
医保办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医保经办机构组织的各种医保会议及医保管理方法分享等活动，学习最新医保管理策略。邀请上级医保经办机构人员来院进行医保知识讲座和对新政讲解，针对理解不到的内容和案例互动交流，达成对医保政策理解的共识，从而保持医保政策贯彻执行的一致性。
近年来，标杆管理法被不断地应用于高等学校的专业建设改革实践。高等学校标杆管理就是指高等学校吸收外界最佳实践、持续改善并提升高校管理绩效的一种开放性和变革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其本质是一种促进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法。笔者在进行教学改革时，拟引入标杆管理法进行改革实践，选取国内外市场营销专业发展较好的学校作为标杆，与其对比并剖析自身的实践状况，深入分析标杆成功的原因，找出自身与标杆的差距所在，通过与标杆院校合作提高自身专业建设水平并逐渐自我超越并超越标杆，将本校市场营销专业建设为同类院校中的标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实践成果丰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充分发挥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民主协商、凝聚共识等方面的功能和优势，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效能，拓展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空间。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要通过适当的形式、方式和范式，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特色和实践成果总结起来、传扬开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知晓并认同。只有建构起切合中国政党实践的话语表达体系，总结提炼出其中的标识性概念和创新理论，才能更好地提升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展示中国政党制度的魅力，释放多党合作实践的空间。
任何话语的表达方式都会根据客观发展需要，在嬗变演进过程中建构符合自身实际的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时代变迁和历史任务转换，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在嬗变过程中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表现出不同阶段的不同话语风格。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话语，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制度话语，再到新时代的文明话语，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先后呈现出“求用”“求真”与“求义”三种阐释模式。这三种阐释模式或相继出现，或同时并存，或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话语阐释的基本样态。它们不仅各自都有丰富的话语资源与学术统序，而且与现实的多党合作实践有直接关联。这些阐释模式的突显与隐匿总是与社会语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它们不仅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完善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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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模式转换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模式的成功转换表明，我们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与实践中遇到的话语创新问题。这要求认真追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的变化，分析研究其中的内在机理、演化机制和嬗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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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表达要使用独具魅力的中国话语
新的政党制度实践必然要求新的话语。没有新的话语，一些陈词老调难以精准表达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新气象、新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名称”，而是“概念”。术语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有内容的，正是概念构成了观念体系或理论体系。“任何术语都同一定的观念范围联系在一起，或者可以说，任何术语都是同作为这一术语基础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任何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23］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表达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震撼力，就是因为这个话语表达内含深刻的理论创新。在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模式转换过程中，看似极其简单地从“政治力量”到“参政党”的“术语革命”，却能说明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理论之间错综复杂的“认识论断裂”［23］135。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的“参政党”概念，事关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理论“认识性断裂”的大问题，是对世界政党政治领域术语的革命性变革。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理论局限于它的阶级立场、思想体系及其术语的同一性所规定的范畴，只能创造出竞争性政党政治，提出不是执政党就是在野党或是反对党的零和博弈概念。中国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理论却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理论进行了革命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成为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参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性质的核心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成为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最具中国化的标识性概念。从话语模式转换视角来解读中国政党制度的性质和走向，不仅使问题变得更加直观明确，而且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揭示也愈益深刻科学。
（二）话语表达要遵循政党话语的规范
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创新，大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形成新的概念、范畴，即在原有话语体系或理论体系中增添新概念，或者用某些新概念来替代旧概念。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话语体系或理论体系，总有一些新概念作为核心要素和理论支撑，其他概念都是围绕这些概念展开并为其服务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改造原有的概念、范畴，也就是给旧概念、范畴注入新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2］作为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中崭新的伟大创造，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话语表达。一是要遵循政党话语的规范。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说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事，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二是要适应国际话语惯例。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最普遍的政治现象，彼此要酝酿达成一个普遍认可的交流范式。但是，适应并遵循国际惯例，不是要用西方的政党话语来解释中国的多党合作实践，更不是要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之中。遵循国际惯例，用中国语言、思维和话语来表达、阐发中国政党制度，既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的需求，也是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嗯？青辰一惊，对方竟是为了那个绿衣女孩而来！他下意识地朝天葬院望了望，心里默默念叨：师父，千万不要承认，这个唐飞霄定不是好人，千万不要告诉她女孩在这儿！
（三）话语表达要做到守正创新
话语体系必须与变化着的话语实践相吻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当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发生变化，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发生调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新中国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缩影，是观察中国政党制度顺应时代变化、应对各种挑战、推进多党合作实践、坚定政党自信的鲜活样本。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必须以实践创新为前提，在坚持原则、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应该禁绝一切空话”［24］。但是，“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24］843。要加大对中国政党制度话语创新的力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向前跨越一步。要以新时代多党合作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突破点，不断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话语体系的创新。要用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党制度话语去展示多党合作实践的中国风采，切实做到在道理上说服人、形式上打动人、形象上吸引人、方法上感动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中提升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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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46/j.cnki.jcqis.2019.06.003
作者简介：华正学，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杭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增强中国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多维建构路径研究”
引用格式：华正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模式转换与经验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6）：21-30．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6-0021-10
责任编辑：孙德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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