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厢记论文,韩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其反封建的主题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在相当长的年代中持续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乃至人们的生活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这部名著也传到了朝鲜（李朝时期），并在朝鲜广为流传，朝鲜文人不仅重视此书，并对《西厢记》作出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下文仅就《西厢记》在朝鲜传播与接受的状况进行分析。
一、《西厢记》传入朝鲜
1.朝鲜文献中关于《西厢记》的记录
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认识和评论散见于文集、笔记、日记和史籍中。《燕山君日记》1504年4月某日的记录曾载：
传曰：《联芳集》与他可见书，今赴京人贸来。承政院以《香台集》、《游芸录》、《丽情集》、书启。
传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1]
燕山君是朝鲜（李朝时期）的国君，对文学却情有独钟。这篇日记记载的就是他命令承政院赴中国北京购买书籍的情况。其中提到的《西厢记》是这部中国戏曲在韩国的最早记载。
朝鲜（李朝时期）著名作家许筠（1569—1618年）《闲情录》卷一八之掌故中也提到：
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2]（p.186）
此文引自袁宏道《觞政》十之掌故。袁宏道（1568—1610年），明诗文家、文论家，字中郎、号石公。他重视小说和戏曲。许筠与袁宏道是同代的人。这说明朝鲜文人能够及时地看到当时中国文学书籍，对《西厢记》作者王实甫自然也不会陌生。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朝鲜文人（李朝时期）16世纪初已经知道《西厢记》这本书，且16、17世纪不少文人在文集、笔记中屡有提及，18世纪之后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已经在朝鲜流传。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有的人对此书已爱不释手了。不过当时的文人是把这些戏曲作品当作小说来认识的。把《西厢记》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一起放在图书目录的小说类中加以著录。到了19世纪初《西厢记》在韩国已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民间社会。这期间访问过汉城的一位日本人冈仓由三郎记载了当时租书的情况，他说：
朝鲜有称作贳册家的，像我国的贷本屋。贳册家里的书大部分是用谚文（韩文）写的故事。这些书除了朝鲜创作的作品以外，也有《西游记》、《水浒传》、《西厢记》等中国小说。想看这些书的人，用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汤锅之类作租金，可以租自己所要的书。一本书的租费是2—3厘。借书期限为2—3天。贳册家的书比市井卖的书精致而开本大，用毛笔书写，字迹很清楚，阅读时很方便。册舍贳册家只在京城里有，其他像平壤、松都等城市里没有。[4]（p.845）
关于租书的情况韩栗山在《壬辰录·序》亦述及此事：
竹史主人颇好集史，《水浒》、《汉演（？）》、《三国志》、《西厢记》无不味玩，而以至谚册中可观文，虽闺门之秘，而不惜者，因缘贳来，然会一通，然后以为快心。[2]
19世纪，朝鲜的读书人，无论男女，很多人以读《西厢记》为一大快事。不仅如此，《西厢记》的语词还收入了朝鲜的工具书中。到了1919年，白头镛的《注解语录总览》（一部解释汉语词汇的工具书）其中收入了《西厢记》的词汇，从单音词到29字的词句一共收入了513个。每个词条下一般都有注音、释义。有的还注出词语的功能。
2.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版本介绍
首次流传到朝鲜的《西厢记》是何版本，已经没有确切资料可考，现仅就在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版本，对《西厢记》在朝鲜的流传情况作一粗略的考察。下面从韩文译本和汉文本两方面进行介绍。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韩文译本是1811年的写本《院堂金正喜谚解本》。此书译到第四本《惊梦》。此翻译本卷首没有金圣叹的序和读法，也没有目录，不分卷，每本之前也没有题目，曲版也被删掉。译本的行文为叙述体，似韩文古典小说。此译文所依据的汉文版本无从考察，据译者所称：“广援注释诸本”推测，可能译者曾参考过一些注本。然而序末又云：“前圣叹后圣叹，同一圣叹！”金正喜又以后圣叹自居，似乎他对金圣叹批本十分熟稔，而他“世所谓才子奇书”的说法也来自金批“六才子书”，那么译文主要以金圣叹为底本也未可知。1974年韩国著名汉学家李家源教授对金正喜译文做了今译，并将1917年扫叶山房石印本《绘图西厢记》本的汉文分段附于金文之后，三者加以对刊，由一志社出版。
其次是1904年博文社出版的丁九燮著《注解西厢记》。他以金圣叹批本为底本，但删去了续和读法，只留下了前四本和序。译本体例是首先在所有汉文句中加悬吐（即在汉文句子中当停顿的地方，加一个韩文的助词或终结性语尾词，其作用是帮助韩国人阅读时断句和理解文意）。原书中的唱词翻译成韩文，每一曲牌先录汉文再译韩文，序、科白则不作翻译只录汉文。每一页的天头随文出注，典故和词语出处，用汉文注，一般词语的解释则用韩文注。书后附有译者小序一篇。书藏国会图书馆。
第三是1913年朴建会翻译的《待月西厢记》，博文社出版。以金圣叹批本为底本，五本全译，读法只翻译了61到68段。序文是汉文全录，句中加悬吐，每行汉字的右侧注韩语读音。读法及正文直接出韩文，人名、地名和重要词语在每行的右侧随文注汉语。科白唱词全译，曲牌名删去。译者在金圣叹序之后有一汉语序文。藏中央图书馆。
第四是彝叙堂刻本《西厢记》，末著作者姓名。书分春夏秋冬四卷，以金圣叹批本为底本，删掉了续和读法，正文的白和科只录汉文未加悬吐，曲牌名和唱词录一句汉文译一句韩文。此本对科格外重视，其他译本科与白连写，而此本科一律另行单写，十分醒目。卷未有集句，收录本词语若干，只录汉文不作翻译。此本今藏国立中央图书馆，缺夏卷。
第五是《西厢记》写本，不知何人所写，扉页题《西厢艳词四册》，卷首是第一到第五卷目录，其后是金圣叹的序，然后是正文。总目中有第三卷题目，正文缺第三卷，正文以金圣叹的批本为底本，其体例是录一段汉文翻译一段韩文，科白曲牌唱词均作翻译。而且在汉文一些词语之下出汉文双行注，或韩文双行注。此本今藏国立中央图书馆。
第六是《西厢记》刻本，不署作者姓名，以金圣叹的批本为批本，不分卷，删去了读法，没有总名。金圣叹序，汉文只录每一句的最后一字，并在汉字下加韩文助词。似供韩国人读汉文断句之参考。正文则全是韩文，科白和唱词均作翻译。其中汉文的人名地名仍用汉字书写。此书藏奎章阁。
第七是《悬吐注解西厢记》，李敬庵注译，1916年唯一书馆出版，以金圣叹的批本为底本，译到五本，中缺第三、第四本，《会真记》删掉了。此书体例是汉文每一句之下加悬吐，正文每段之后有注解，间有点评，注也是汉文加悬吐，所注内容多为词语注释。
第八是《西厢双文传》写本，不知何人所写，卷首为目录，第八折以前为上篇，九折以下为下篇，其后有《西厢记》序，内容与金正喜本序同。此书以金圣叹批本为底本，正文五本全译，删去了《会真记》和读法，体例为录一句汉文译一句韩文，天头有词语注释，即有汉文注又有韩语注。续只录汉文，没有译文，而在续之前加一总批，抄录李卓吾及陈眉公批语若干。书藏奎章阁。
第九是《第六才子书》写本，不知何人所写。卷首以汉文录《会真记》、西厢序、西厢辨、恸哭古人、留赠后人、西厢续序。正文以金圣叹批本为底本，其科白只录汉文不译韩文，每段之后有汉文词语注释。唱词则是录一段汉文翻译一段，译文之后有汉、韩文混合词语注释。书藏精神文化研究院。
第十是吴台换编《西厢记》，1906年博文社出版。
此外还有语录本《西厢指南》，又称《西厢记小注别传》。全文分语录篇和故实篇。语录篇以《西厢记》的一折为一篇，词语依原著出现的先后为序。所注的词语多为汉语中的近代白话语词，还有一些韩国人难理解的词汇。注释体例双行小注汉韩混用。故实篇也是按折分篇。所注的词语与语录篇不同，注释内容比较详细，一般是引用辞书注释，说明典故来历以及古代诗文对此词的运用，此篇都用汉字解释。此书所载录的词语截止到第四本。此本藏忠南大学图书馆。又1919年由翰南书林出版的白斗镛编《注解语录总览》。此书收《西游记》、《水浒志》、《西厢记》、《三国志》、《吏文语录》数种。《西厢记语录》按照词语的字数排列，从一字类到29类，大多数词语用韩文解释，少数词语用汉文解释。其它还有《西厢记》语录写本，编者、刊年未详，现藏梨花大学图书馆和奎章阁。《语录》写本一册，编者未详，现藏延世大学图书馆。《语录》木版本，编者刊年未详，现藏延世大学和奎章阁。以上韩文本凡以金批为底本者，均删去金圣叹的批语。
韩文本之外，现存韩国主要图书馆的汉文本《西厢记》版本较多，主要如下：
《合订西厢记文机话趣全解》，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评。中国木版，9卷6册。标题“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表题：西厢记。序：时康熙己酉年（1669年）天都汪溥勋广渊氏题。藏精神文化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图书馆。
《满汉西厢记》，王实甫（元）著。木版，4卷4册。题签：满汉合璧西厢记。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五月吉旦。
《丹山堂绘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写本（写年未详）。6卷4册（零本）。表题：西厢记。重刊序：雍正癸丑（1733年）……任自华（丹山堂）。目录终：成裕堂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藏坛国大学图书馆。
《怀永堂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评。木版，味兰轩1849年刊。8卷6册，有图。袖珍本。序：康熙庚子岁（1720年）。藏成均馆大学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关汉卿（元）共撰，金圣叹（人瑞）（清）编。中国上海鸿宝斋光绪十五年（1889年）石印本，5卷6册。藏成均馆大学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上海书局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石印版。序：康熙庚子（1720年）仲冬上瀚丰溪吴世镛。藏延世大学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关汉卿（元）共撰，金圣叹（清）编。上海书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石印本。6卷6册，有图。序：康熙庚子（1720年）仲冬上瀚丰溪吴世镛题于西郊之怀永堂。藏成均馆大学图书馆。
《琴香堂绘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评。清末芸香阁刊，袖珍本8卷6册，有图。序：乾隆丁亥岁（1767年）孟夏上沅松陵周约题于雁完村之琴香堂。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关汉卿（元）共撰，金圣叹（人瑞）（清）编。清末民初刊石印版。5卷2册，有图。藏成均馆大学图书馆。
《增补浅注第六才子西厢释解》，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点，邓汝宁音义。清末民初刊，木版，8卷6册，有图。藏东国大学图书馆。
《绘图西厢记》，编者未详，1912年石印本，5卷4册，有图。藏东国大学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1912年石印本，4卷5册有图。序：光绪戊申（1908年）岁杏月也。藏东国大学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1912年刊石印版，5卷4册有图。序：康熙庚子（1720年）仲冬上瀚……吴世镛……藏国会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关汉卿（元）共撰，金圣叹（清）编。1919年上海章福记石印版，6卷6册。序：康熙庚子岁（1720年）仲冬上浣丰溪吴世镛题于西郊之怀永堂。藏成均馆大学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上海天宝书局1919年刊石印版，5卷6册。藏东国大学图书馆。
《增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上海共和书局1929年刊石印版，5卷4册。藏忠南大学图书馆。
《四家名人批点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撰，金圣叹（清）批点。上海大成书局1922年刊石印本1册（缺本）。藏高丽大学图书馆。
《增批绘像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点。上海启新书局1924年影印，8卷4册。藏高丽大学图书馆。
《绘图西厢记》，王实甫、关汉卿（元）共撰，金圣叹（清）编。1943年上海扫叶山房刊石印版。8卷4册。有插图。藏全南大学图书馆。
《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点。木板本刊年未详。8卷6册，存3册（缺3—5册）。原序：时康熙己酉年（1669年）天都王溥勋广氏题于燕台之旅次。藏精神文化研究院。
《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点。木版本刊年未详。8卷6册，存5册（缺第2册）。原序：时康熙己酉年（1669年）天都王溥勋广氏题于燕台之旅次。藏精神文化研究院。
《西厢记》，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点。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刊年未详）5卷5册，藏国会图书馆。
《云林别墅绘像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评，邹圣脉增注。木版，6卷5册。藏高丽大学图书馆。
《第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批点。敦化堂木版，8卷6册，有图。藏高丽大学图书馆。
《圣叹外书第六才子书（注解）》，王实甫（元）著，写本（写年未详），2卷2册。藏坛国大学图书馆。
《西厢记注解》王实甫（元）著，写本（写年未详）1册。藏坛国大学图书馆。
《绣像六才子书》王实甫（元）著，金圣叹（清）评，程士任（清）编。木版本，8卷6册。藏精神文化研究院。
还有一个版本值得一说，抄本《西厢记》，又名《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1885年文汉命写。以金圣叹批本为底本，五本全译。汉文的句中出现韩文助词，但比悬吐本少，有随文注，卷首有序、读法、凡例等，藏奎章阁。
二、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接受
《西厢记》传入朝鲜（李朝时期）之后，文人们对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洪翰周（1798—1868）约在1863年成书的《智水拈笔》卷三中就介绍了一位嗜好《西厢记》的文人。
桐换主小说酷好《西厢记》，虽对饭如厕，手不停披，常曰：凡有字之书，见时虽好，掩卷则已，惟《西厢》一书，见时好，掩卷愈味，想象肯綮，不觉其黯然魂销。[5]
李遇骏（1801—1867）的《梦游野谈》下则对《西厢记》的文采大加称赞：
又着《西厢记》一部，即张君瑞云崔莺莺之事，而写情景处，曲尽逼切，更无可比。有题曰，普天下万万世，锦绣才子醉心记。古以文章名世者，亦多得力于此。以为杂书诋之者，不过为冬烘先生之流欤！[5]
崇尚古文的文章大家南公辙（1760—1840）在《金陵集》卷一○《李元履县绥牍》一文中也把读《西厢记》视为一种享受：
卫斋终日把牍治簿领。如足下手里把《西厢记》一卷，娑婆石竹花下，想来神仙中人矣。[5]
以上介绍的是对《西厢记》持肯定意见的资料。还有不少文人对《西厢记》持批评态度，比如李德懋在《雅享遗稿》卷之七《朴在先齐家书》中说：
足下知病之祟乎？金人瑞灾人也，《西厢记》灾书也。足下卧病，不恬心静气，澹泊肃闲，为弥尤销疾之也，而笔之所淋，眸之所烛，心之所役，无之而非金人瑞而然，犹欲延医议药，足下何不晓之深也。顾足下笔诛人瑞，手火其书，更邀如作者日讲《论语》，然后病良已矣。[6]
由此可见，他是把《西厢记》当作毁人心志的“灾书”看待的。又李相璜（1763—1849）上书皇帝的《应制录》（1788年）中写了一篇《诘稗》，其中对《西厢记》作如下批评：
稗者曰：《西厢》，国风而似者也。《水浒》迁史而似者也。
诘曰：国风之冲融动荡，曷尝如《西厢记》之靡声淫词，弱不自持乎？迁史之劲健活动，曷尝如《水浒》之繁音乱节，沾沾为媚俗之资呼？[7]
斥《西厢记》为靡声淫调。总之，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是各持己见，褒贬不一的。
据现有史料记载，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将近200年的漫长岁月中，朝鲜文人中有不少人读过《西厢记》，更有不少学者将此书读得烂熟，一字一句精研细读，颇有心得。如丁九燮在《西厢记小序》中谈到读《西厢记》的方法时说：
我以为欲读《西厢》之文，其心下念头，初无留盼于双文挽弓，而先看其句句类韵，节节协律。一篇有一篇之字眼，一部有一部之字眼，又有意眼色眼。及虚实相间，起结相应，有一色而异样者，有虚影而实着者，先篇包藏下回之伏线，次节联络上文之余脉。然后就其头唱之兴起，因其情辞景境而以理解之，反难其言外之言，想象其境外之境。遇有模糊句语，揣其上下相续之为如何，可合逼紧不角，则庶几乎其不差矣。[8]
从此可以看出，丁氏读《西厢记》之细，他从剧本的遣词造句的特点，韵律的运用，篇章结构的起伏结应，戏剧冲突的虚实相间入手，反复体会，精心琢磨，对《两厢记》的研读已经相当深入。当然，由于每个人的立场观点各异，朝鲜文人对《西厢记》内容看法不一，但总体上看，文人们对《西厢记》的艺术价值大多取肯定的态度，比如金正喜就介绍说，1811年他的译本出版的时候，在朝鲜村夫贾竖皆知《西厢记》为绝世妙文了。1904年朴建会译《待月西厢记》中有一篇无名氏的序文，其中对《西厢记》的艺术手法大加称许：
此书奇惊遒骏，婉转流动，擒龙捉虎，锁凤别鸾。文法手段，惊天泣鬼。妙用有惟一，稗官界状元红。不是千秋菀，先登蝥狐旗。然则才子佳人为蕙肚兰肠，余香珍惜，实文章家罗盘针，琬琰珙璧，价值博得好书籍。[9]
而丁九燮则认为作者创作《西厢记》是因为“其人必抱奇才，有异器”，然“未见用于世，白首穷年”，“故借才子佳人构出空中楼阁，以泄其胸中无限愁郁之情思也。”（丁九燮《西厢记小序》）又云“余亦不谓其不淫，然淫者其事也，其事则戒之而不取。”（同上）认为《西厢记》内容虽淫，但属天才作家借题发挥以抒发个人愁郁情思之作，故其艺术价值不凡。在朝鲜文人中，对《西厢记》艺术价值认识最为深刻的，当属文汉命，他在其著《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序中认为：
余今观《西厢》而感焉，何也？……此真所谓古文无今文无者也……前万古后万古，文章才子之所不能说来者，而今且以一笔头公然说出来，令人看看益爱，想想尤紧，此真所谓自生民以未来有盛焉者也。然而语其事则人人所不教而能为者，而观其文则人人之所指教而不能详知者，其故何也？毋或行之至易而解之至难耶？始知此书造化与天地同其大，而穷天下亘万世不可无不可废者也。以其身力则愚夫愚妇之不学而能为者，而以其文字，则老生宿士之所愿学而不能解者，倘非参天地关气数隆杀不得颠扑不破之一大造化文字乎！异哉！此事也，异哉！此书也。[10]
文氏对于《西厢记》中青年男女情爱的描写，不仅不认为是淫，而且认为是“古文无今文无者”、“前万古后万古，文章才子之所不能说来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焉者”、“造化与天地同其大，而穷天下亘万世不町无不可废者”、“隆杀不得颠扑不破之一大造化文字”，把《西厢记》艺术价值推崇到了极致。
此外，文汉命对《西厢记》一剧故事情节构思之巧妙，对于剧中许多精彩而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和矛盾冲突进行点评，也都切中肯綮，深得三昧。如文汉命评价全剧故事的构思则称：
奇莫奇于才子，奇莫奇于佳人，而佳人而遇才子，此罕有难得之奇缘奇事也。且所遇之地，若系等闲月下花前，山明水秀而止，则犹不足为奇也。今也特特逢着于如天盖地造之佛殿，特特夹着其千万不当之山僧以成勤，而中间有瞒着鱼雁之一段异事，此所以不能无介于中者也。合之则皆是一事，而分之则各有一心，此三人情曲之不可不知者也。[10]
谈及剧中细节则有如下讨论：
《前候》、《后候》两篇中有铜山东崩、洛钟西应之法，东方朔之诙谐，无以加于此也。《闹简》、《赖简》两篇中，有明攻栈道暗渡陈仓之法，淮阴侯之用兵，无以加于此也。《闹斋》篇中有人相我相一切俱空之意，又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妙比，无异于阿难尊者之入娼家者也。《琴心》篇中有“明皇入蜀”、“昭君去胡”之曲，悲惋悠扬，令人有肚酸肩耸之兴，此无异于司马相如之遇寡妇者也。[10]
读书无心得者不能出此评语。
当然，朝鲜文人对《西厢记》也有理解错误的地方，比如《西厢记》的体例，文氏说：“曰引，曰科，曰者，曰上云，曰下，曰俱下，曰假下，曰晓得，曰理会得者，此皆无于古创于今之别体别调也，推其格调，皆可摅得此文章家化境也。”显然他不懂“晓得”、“理会得”这两个词语的意思，而且对剧本中科范的涵义也一无所知，科是表示舞台效果和演员所要做的动作、表情，而文氏则识为别体别调，作为文章家化境理解，当然是不对的。
再就是朝鲜文人误以为中国元杂剧的曲调就相当于朝鲜的唱曲。文汉命在《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的“读法”和“凡例”中多次提到朝鲜的歌词、调家、唱曲名、歌谱等概念。如“读法”中说：“无论平、上、去、入、有互押杂悬之法，此在今调家通用之例。”“词曲即歌词也，也称三余：诗余也、画余也、歌余也”，“仙吕、中吕、越调、双调，商调、正宫，般涉，皆词曲之别章别名，如今之歌谱中总名之类是也。”[11]这显然混淆了中国戏曲与朝鲜唱曲之间巨大的差异性。
甚至许多朝鲜文人多以看傀儡戏的眼光理解元杂剧，丁九燮在《西厢记》小序中说：“趣然有似乎一场傀儡之唱”。李敬奄《悬吐注解西厢记》卷之一的注旦：“凡称科白之上云与下者，以此西厢事颠末，作傀儡戏看，盖其应唱之人，每上下棚栏也。上云者，上而云云也，下者下而藏匿也”等等则对《西厢记》的理解就更有些匪夷所思了。
由此看来，19世纪末叶朝鲜文人对中国戏曲的了解是不够全面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阅读作为文学作品的元杂剧剧本，而没有可能观看剧本的演出，所以对剧本中的科、白没有感性认识，有的甚至理解错误。他们很看重剧中的唱词，以为和朝鲜的唱曲相同。因此在上述众多译本中大多只译唱词，而不译科、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样式来接受外来文化和艺术形式，最后将外来的艺术融合到自己艺术中去，这也许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个特点吧。
以《西厢记》为代表的元杂剧传入朝鲜，虽然，朝鲜文人对杂剧形式了解不多，而把它当作《水浒》、《三国》一样的案头文学来阅读。但是此类中国书籍的崭新的思想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诱人的故事情节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生动优美的语言文字，则对朝鲜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西厢记》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