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超GDP增长之谜的实证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税收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3763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为1994年的7.4倍，年均增长18.3％(见表1)。从1996年开始，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在1999年一度达到了2.16，税收收入占CDP的比重在2006年已经攀升到18.0％。我们注意到，从1998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以来，国民经济在长达五年左右处于不景气状态，并且，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有中国经济增长“宏观好，微观不好”这样看似矛盾的说法(易纲、林明，2003)。税源是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基础上，既然有“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判断，那么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效益不提高是如何带来税收的大幅度增长的呢?原本人们关注的如何提高“两个比重”的问题逐渐转向了对宏观税负是否过重的思考，而对于税收收入长期超CDP的增长①原因的剖析更是吸引了诸多分析家的目光。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税收收入长期超GDP高速增长?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指出，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宏观总体税负的理性回归，拿2004年(税收收入增幅最大的年份)来说，税收增长结构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增长结构是基本一致的、是协调的，税收收入高幅增长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行的反映(杨崇春，2005)。有学者认为，近年我国税收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加强征管和许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若去掉临时性因素(各年不同)，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大体一致的(贾康、刘尚希等，2002)。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税收的快速增长，除了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征管力度几个方面的原因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原因，如产业结构升级、外贸持续快速增长、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好转和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以及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等(许宪春，2005)。而米建国(2005)将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基础坚实、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征管水平提高、诚信纳税意识增强、除费正税等。还有的学者从方便预测税收增长的趋势及评价对经济的可能影响出发，依据超常增长是否反映税收的真实性，将税收超常增长的因素分为实增和虚增两大类因素(余显才，2005)。
上述观点是业内人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我国现阶段税收超GDP增长因素作出的分析，综合这些分析，可以将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归为四种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政策性因素和税款“虚收”因素(安体富，2002)。经济因素对税收增长的作用是显然的，不过当前的实证分析主要是用GDP增长率和总体税收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系数判断经济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不同税种的税源基础不同，经济因素对各税种税收增长的作用机制相差极大，实证研究需要更进一步深入。就管理因素而言，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分税制改革以来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税源监控体系的加强，但是很少有人对管理因素的作用效果进行定量分析。至于政策性因素和税款“虚收”因素，当前学术界已有较详尽的研究(刘尚希，2002；胡怡建，2003；孙玉栋，2006)，从既有的研究结论看，这两个因素对税收超GDP增长的作用是次要的，并且其影响作用大多属于一次性。
从研究方法看，近几年来国内对税收超GDP增长原因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或者说是粗略的数据比较层面上，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为了更好地解释税收超GDP增长现象，本文集中研究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管理因素和经济因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
二、影响税收增长的经济因素和管理因素
(一)经济因素
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简称税收弹性)并不等于1，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属于正常增长。使得税收弹性不等于1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效益水平的变化、价格水平的变动三种。
经济结构的变动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变动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两种，其中产业结构变动体现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它对税收增长和税收结构变动的影响是主要的。产业结构的变动既从另一角度反映着经济增长，又影响着税收收入的规模和结构。从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看，1995年第一、二、三产业GDP的构成是19.8％、47.2％和33.1％，2006年这一构成则是11.8％、48.7％和39.3％，产业结构在10多年间变化较大。
影响税收的经济效益因素主要指企业利润的变动，因而它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上。1995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本利润率为1.65％，到2005年提高为6.05％；1998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亏损面为28.9％，到2004年降低为18.3％。这说明近几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企业经济效益水平有所提升，②这有利于企业所得税的增长。
价格因素对税收增长也有较明显的影响，价格的提高使得税基名义上抬高，从而使得税收增长，这在累进税制下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从我国实际来看，从1998～2003年，由于经济总体通货紧缩的影响，各种价格指标上升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年均增长-0.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7％。这说明价格变动对税收增长的原因不是主要的。
(二)管理因素
管理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主要是税务管理部门通过税收征管水平提高带动税收收入增长。就我国的税收管理而言，在1993年以前，我国财政体制运行的典型特征是“减税让利”，税收管理较为松散，税收收入增长率连续多年低于经济增长率。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不论是税务机关还是纳税人，都明显感受到税收征管力度在不断地加强。税收征管的加强明显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税局和地税局分设，实行“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制度，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来税收专管员制度造成税收减免随意、管理松散现象；二是税收信息化建设加强，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中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应用，尤其是金税工程的建设提高了对增值税的监控能力。当前学术界对税收管理的分析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如何定量分析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程度?实际上，在已有的研究中，正是由于缺少准确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的方法，因而就无法对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进行详细的定量分析，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测算
要定量分析我国税收快速增长的原因，首先要分离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在本文中，用Malmquist指数测算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水平。Malmquist指数最早由曼奎斯特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它是距离函数的比值，它普遍用于企业技术进步效率的评估。吕冰洋、樊勇(2006)曾利用该指数测算出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水平，但是他们只是给出总平均值，无法作进一步计量分析，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测算出历年我国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③
(一)指标选取
用Malmquist指数测算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水平关键是决策单元的输入向量的选取，使之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它对税收输出的影响。为评价我国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本文以各地区的税收总收入为输出变量，输入变量选为：
1.国民生产总值。GDP反映着一个地区经济的总规模，毫无疑问，它对总税收的规模具有重要影响。
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占GDP的比重(INDUSTRY)。由于税源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在经济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两个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经济越相对发达，税收潜力越大。
3.市场化指数(MINDEX)。它反映着某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它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部分构成。一般而言，市场化指数越高，该地区市场经济越发达，因而货币化程度高、商品流转速度快、产销越旺盛，由此带来的税收也越多。本文中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王小鲁的测算(2004)。
4.营业盈余与GDP的比(PROFIT)。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组成，营业盈余相当于一个地区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的高低可近似地描述该地区经济效益水平，它对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具有重要影响。
5.税务人员总数(PEOPLE)。能较好地反映税收机关对税收征管的投入指标。一是税务人员总数，二是税收信息化建设，三是税收征管制度建设。本文在研究中无法获得各地区的公开的税收信息化建设投入数据，并且各地区税收征管制度效率无法量化，便以税务人员总数来反映一个地区税收征管投入水平。一般而言，同一个经济规模税务人员投入越多，税收征管越可能细化，税收稽查的力量可能越强，于是可征的税收也就越多，当然，这忽略了个体间征管效率的差异和税收成本的影响。
(二)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计算出各地区1996～2005年历年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见表2。从中看到，除西藏税收征管效率有所降低外，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都有明显提高，并且幅度比较大，1996～2005年各省平均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为9.6％。征管效率提高较大的省份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他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年均提高值也在6％以上，这对税收增长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税收增长因素计量检验
(一)税收增长因素分析的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对税收增长因素的分析，我们现在建立分析税收增长计量模型，以此来定量说明影响税收增长的管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作用效果。我们主要分析总税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因素，因为后四个税种是我国的主体税种，2006年占总税收的比重分别为47.5％、13.6％、18.8％和6.5％，共计86.4％，研究它们的增长因素更有说服力。我们建立的模型为：
总税收增长模型一：TTAX=Y(RGDP，TE，RI)
增值税增长模型二：VTAX=Y(RGDP，TE，RI，RIB，IM)
营业税增长模型三：STAX=Y(RGDP，TE，RI，RB)
企业所得税增长模型四：CTAX=Y(RGDP，TE，RI，PRO)
个人所得税增长模型五：PTAX=Y(RGDP，TE，RI，PAY)
其中，各变量含义为：TTAX—总税收增长率(不含进口增值税)；VTAX—增值税增长率；STAX—营业税增长率；CTAX—企业所得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增长率；PTAX—个人所得税增长率；RGDP—名义GDP增长率；TE—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RI—产业结构变动率(二+三产/总产值)；RIB—工业增加值与商业增加值之和的增长率；IM—进口增长率；RB—(第三产业产值-批发零售贸易增加值+建筑业产值)增长率；PRO—营业盈余增长率；PAY—劳动者报酬增长率。
在各模型中，首先假设经济增长、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各税种增长的共同因素，然后根据各税种的特点引入影响变量。在模型一中，要在总税收中扣除进口增值税，这是因为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增值税较少受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尤其是不受税收征管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在模型二中，引入RIB变量是因为增值税是对商品增值额征税，它的税基主要为工业增加值与商业增加值，引入IM变量是因为进口增加会影响进口增值税增长。在模型三中，引入RB变量是因为营业税的税基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建筑业④。在模型四中，引入PRO变量是因为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中，GDP可分解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四项，营业盈余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可作为企业所得税的主要税基分析。在模型五中，引入PAY变量，这是因为劳动者报酬增长会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源基础。在各模型中，各指标的增长率全为名义增长率，这是因为不论是比例税还是累进税，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尽管实体经济总量可能保持不变，但是由于不同税种对应的税基扩大，税收却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增长，这样价格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就隐含在各自变量的系数中。
(二)数据整理
本文所用的涉税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专网。在各模型中，数据限制主要来自总税收数据和增值税数据。在模型一中，由于公开的各省数据中，总税收数据在1997年前统计的是国内增值税与进口增值税合计后扣减出口退税，口径不可比，从1998年后开始符合本模型数据要求，因此计算得出的总税收增长率为1999～2005年各省数据。在模型二中，由于公开的各省数据只在2001年才将增值税和国内增值税分开统计，以前年度统计的都是国内增值税，因此计算得出的增值税增长率为2002～2005年各省数据。《中国税务年鉴》中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数据比较齐整，因此模型三至模型五的样本空间为1996～2005年各省相关数据。在模型二中，RIB变量因公开统计数据中无商业增加值，我们采用批零贸易增加值，即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批零贸易占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比重与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增加值乘积来代替。
另外，根据前文分析，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税收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郭庆旺、吕冰洋(2004)的实证分析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在整理数据时发现，各省三产/二产的平均值在2002年以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02年达到97.9％，而到2003年开始迅速下降，2004年仅为0.84，比1996年还低，这种反常情况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悖的。我们注意到，在2006年3月份，国家统计局对GDP统计数据进行大幅度调整，200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31.9％调整到40.7％，说明我国以前产业数据统计不是很精确。GDP统计的大幅变动使得2003年和2004年各省产业结构数据与以前年度具有不可比性。为缩小GDP统计口径变动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一至模型五中，分别给出了自变量中含产业结构变动和不含产业结构变动的两种估计结果。
(三)税收增长的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根据设立的模型一至模型五，我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税收增长因素进行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分为混合回归模型(be)、固定影响模型(fe)和随机影响模型(re)三种，我们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使用哪种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的检验方法是首先利用Breusch-Pagan(1980)的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判断是选取混合回归模型还是面板数据模型；若确定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再利用Hausman(1978)设定检验来判断是选取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选取随机影响模型，模型判别结果列于表头。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和表4的检验结果看，除产业结构变动RI变量外，大部分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表3中，RI变动只对增值税增长有影响，我们认为这并不是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变动影响，而是因为GDP统计口径的剧烈变化导致变量回归结果不显著。
我们先观察总税收增长方程，综合表3和表4的计量结果，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增长1.12～1.14个百分点，也可以说，税收对GDP的增长弹性为1.1，符合经验判断。这是因为在经验分析中，由于通货膨胀、累进税制设计、经济效益变动等因素影响，税收对GDP的增长弹性一般略高于1。税收增长对税收征管效率TE增长的弹性是0.43，根据表2测算，各省年均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为9.6％，两者相乘，可以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每年促进税收增长4.1％，说明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是税收超常增长的重要原因。
具体各税种分析，在增值税增长方程中，税收增长对税收征管效率TE的弹性是0.45～0.51，结合实际分析，国家税务总局从1994年开始实行旨在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金税工程”，对征管水平提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连续三期的“金税工程”建设，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大案要案逐渐减少，资料显示，2005年3月，全国税务机关共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2881万份，其中发现的涉嫌违规发票只有1219份，仅占全部认证发票的0.004％，这说明增值税税源监控体系在不断加强。进口增加对增值税税收增长的弹性为0.06，由于2002年以来我国商品进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2.3％，因此进口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增值税迅速增长。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系数中，增值税税收增长对RGDP和RIB的弹性都为0.68，由于增值税的税基主要来自工业增加值和商业增加值之和，而后者又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RGDP和RIB变量可能存在交叉部分。我们在回归分析时对这两个变量分别只采取其一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自变量系数都有明显提高，但是由于增值税样本时间段选取仅为从2002—2005年，模型估计结果可能不足以说明分税制改革以来各变量的整体影响。
在营业税增长方程中，税收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为0.66～0.67，对RB增长的弹性为0.73～0.75，说明税源增长对营业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但是TE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营业税税制结构分析，营业税的税基是纳税单位的营业收入，由九大税目组成，基本属于比例税率，账目处理简单，与增值税和所得税相比较，属于所需征管技术较简单的税种，征管效率提高对营业税税收增长没有明显影响。
在企业所得税增长方程中，RGDP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税收增长对TE增长的弹性为0.98～1.09，对PRO增长的弹性为0.07～0.080。我们分析认为，企业所得税税基主要来自企业实现的利润，经济增长对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并无直接联系，这是RGDP的系数检验结果不显著的原因。企业所得税对PRO的增长弹性低于法定的33％、27％和18％税率，这种现象反映了由于企业所得税存在各种税前抵免政策，执行税率一般低于法定税率的实际，是一种正常现象。⑤在表3和表4中，TE对企业所得税增长的弹性远高于其他税种，我们分析认为，相对其他税种而言，企业所得税管理难度较大，在《所得税分享方案》出台之前，1994年分税制设计将企业所得税主要部分归与地方税务局管理，这能充分利用地方税务局的信息优势，使得“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目标得到实现。我们观察到，分税制改革以来，税务部门对企业稽查力度在不断加强，企业面临着税务征收部门、稽查部门、上级税务机关甚至财政部门等轮番检查，与分税制改革以前“一人进厂，各税统管”的税收管理模式相比较，无疑大大减少了企业所得税的偷逃税款现象。
在个人所得税增长方程中，RGDP的系数为负数，这显然不符合常识，我们认为这可能由统计误差所致。个人所得税对税收征管效率TE提高的弹性系数为0.51～0.52，对劳动者报酬增长率PAY的弹性系数为0.65～0.66，表明随着税收征管的加强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出现明显增长。
综合分析，分税制改革以来，总税收对GDP的增长弹性约为1.1，对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的弹性约为0.43，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每年促进税收增长约4.1％。具体对各税种分析，分税制改革以来，除营业税外，其他主体税种很大一部分税收增长是由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导致的，这在企业所得税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就导致税收增长的经济因素而言，除经济增长外，增值税税收增长主要归因于工商业增加值的增长，营业税税收增长主要归因于第三产业和建筑业营业收入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增长主要归因于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企业利润增长对企业所得税增长效果不明显。
五、结语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除少数年份外，我国税收增长以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税收超GDP增长之谜”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测度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水平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总体税收和主体税种税收迅速增长的原因，根据本文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1.根据本文测算，分税制改革以来除西藏税收征管效率有所降低外，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都有明显提高，并且幅度比较大，1996～2005年各省平均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值为9.6％。征管效率提高较大的省份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他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年均提高值也在6％以上。
2.通过建立税收增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分税制改革以来，总税收对GDP的增长弹性约为1.1，工商业增加值、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报酬等的增长不同程度地促进相关税收增长；总税收对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的弹性约为0.43，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每年促进税收增长约4.1％，但是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对营业税税收增长作用有限。
注释：
①关于近几年税收的高速增长，更多的人喜欢用税收超常增长这一称谓。由于本文所探寻的是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并不讨论增长是否超常，因而用税收收入超GDP增长这一中性说法。
②近几年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有一些属于企业经营之外的因素，如银行8次降息和“贷转股”，大大减少了企业利息支出；前几年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质上是对企业的补贴；一些企业实行资产剥离，“包装上市”，虚增了利润(孙玉栋，2006)。
③Malmquist指数的计算方法的详细说明参见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4期。
④在统计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营业税的九大税目也正对应着除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外其他行业。
⑤王延明(2003)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负担实证分析时发现，1994～2001年各行业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为10.5％～16.1％，也大大低于实际税率。由于上市公司整体上属于资质较好的企业，那么可以推断出全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低于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如果粗略地将GDP构成之一营业盈余中企业所得税所占比重视作是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话，那么就会发现我国历年该值一般低于10％。
标签：税收论文; 企业所得税论文; 税收征管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企业所得税计算方法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营业税发票论文; 增值税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营业税纳税人论文; 收入弹性论文; 企业税务论文; 分税制改革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经济学论文; 增值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