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与民初云南的社会变革和边疆建设研究
——以赵藩为例
曾黎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文献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 民国初年，士绅在云南辛亥革命初期的社会秩序恢复，以及边疆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政治经验丰富的清末官员、著名诗人和学者，赵藩在云南具有颇高的威望和声誉。辛亥大理起义爆发后，他被推举担任自治总机关部总理，总管大理地区事务，随即被云南军都督府委派为腾永安抚使，兼迤西道，任迤西巡按使。在此期间，赵藩稳定了革命初期混乱不堪的滇西政局，使人民免遭战乱，边疆有所安定。在建设时期，赵藩与李根源昕夕筹谋，对云南迤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整顿、改革，为维护滇西及滇西北边疆安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士绅；民初社会变革；赵藩
在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时期，地方士绅在其中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大肆瓜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方士绅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目前，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中士绅作用的研究还有一定争论，有学者认为士绅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后的社会稳定作用巨大；[注] 如汪林茂《江浙士绅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地方士绅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较大；李国环《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安徽史学》2008年第6期)一文认为士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也有学者认为士绅卷入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是一种助力，但实际上他们也扮演了阻力的角色。[注] 代表如张朋圆《卷入革命的士绅，不欢迎激烈改革》(《东方早报》，2011年1月30日)就持这一观点。 上述研究成果并未将“边疆”“边疆危机”的因素考虑其中。在云南，地处边疆的地理环境使士绅在清末民初这一大变革时期的角色更为关键，赵藩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目前，有关赵藩的研究多停留于他的文学成就，对他在辛亥革命这一政权更替时期的社会贡献则缺乏关注和研究。基于此，本文拟着重探讨社会变革时期赵藩对滇西边疆稳定和社会建设作出的贡献。
一、赵藩其人及其从政经历
赵藩(1851～1927)，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蝯仙，晚号“石禅老人”，白族，云南剑川人。5岁从学于父亲赵联元私塾，过目不忘，有神童之誉。1856年，杜文秀起义，先后攻占滇西重镇大理及附近州县，剑川县城几度易手。此时赵藩尚在童稚之年，随高祖父母、曾祖父转徙避乱于金沙江一带，避乱无定处，仍刻苦攻读。年仅十六七，就遍读经史，下笔千言，议论宏伟。1865年，被维西协副将张润征用为文书，“在军中运筹草檄之事，恪守庭训，不废读，不妄杀，不取金帛，不邀奖叙”。[1](P412)21岁应乡试，中秀才。23岁应省试，举乙亥科第四名举人。1886年被云贵总督岑毓英聘为府司笺书，并担任岑之诸公子家庭教师，深得岑毓英器重，“每谓诸公子曰：赵君学问宏达，固是通才，其立心制行正大敦厚，余所见僚友殆无其匹”。岑毓英去世后，赵藩“于位遗疏丧礼，一切巨细”，“经划井井有条，无一渗漏”。[2](P3)赵藩还为这位总署云、贵两省的封疆大吏编纂年谱，梳理了其在统辖云、贵两省期间，如何于内忧外患中励精图治，稳定云南社会、发展经济、抗击外国入侵、巩固边防等方面的作为。[注] 参见赵藩编撰：《岑襄勤公年谱》，光绪己亥年(1899年)刻本。
总之，在高中物理教学中进行合理的问题设计可以启发学生的智慧，锻炼学生的思维，让学生更好的认识物理规律，掌握物理知识本质，并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运用物理知识更好的为人类服务的意识.
1893年，赵藩被派赴四川任酉阳知州。当时，酉阳知州属秀山县“教匪之乱起”，因官府处置失当，土豪劣绅乘机兴风作浪，为害乡里，以致“地方残破”“官绅惴恐、纲纪頽坏、盗贼满野、人心摇摇”，赵藩到任后，即“轻骑至秀山”彻查案情，补惩奸猾，收下移之权，缉捕盗匪，保全良民，安抚百姓，民心平定。风波平定后，赵藩又尽心治理，“下教求言，具得利病”。[注] 相关内容参见赵宗瀚：《先考樾村府君行述》(1927年铅印本，第4～5页)及赵静庄：《赵藩年谱》(张勇主编：《赵藩纪念文集》，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420页)等书的记载。 以教育为例，清光绪初年，龙潭王泰森自置地基修建房屋于龙潭镇的北外灯笼铺，以做其子王大章读书之所，1896年王大章中举，王森泰沿“地方旧例”，以其子出掌书院，但苦于无法实现，便向州牧赵藩申诉，赵藩鼓励王泰森自捐资产，在龙潭另建书院，由赵藩明令委任王大章为山长。王大章担任山长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勤劳著作，刻苦钻研，其教学方法在当地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3](P47～48)赵藩卸去酉阳官印时，酉阳士民攀送，自州城至龚滩，老稚依依。[4](P345)
1896年，赵藩奉檄至涪州管官运盐局，不久任川东土税厘总局。刚出任，赵藩即出巡所属局卡，周历两千余里，考察地势、商情、官吏清廉情况，分别厘剔，别定章程。并与各委员约：“凡总办余平工费，已陈明制府，与诸君均之，足以养廉。旧日总局札费、节礼各陋规，一律裁革，足以省累继，今宜一心公家，核实稽征，以益帑项，严禁书巡婪索，以恤商艰。功罪所在，毫不假借，各听自择而已。”不久，土税总局“耳目一新，实事求是，委员司事，奉法维谨，土商无须索留难之病，绕越日希，乃获征足六成。行之一年，征款所入，赢前二倍。” 1901年，岑毓英之子岑春煊时任川督，调赵藩任盐茶道，“至成都后，岑公事无不问，赵藩亦知无不言。赵藩建议，岑初均采而行之。糜滥之蜀，不三月复转为治安。始开办四川学务、警务、工业、武备诸新政学堂”。[1](P421)1901年，因以“攻心联”谏岑春煊，被贬至永宁道。
除此之外，程小青在称谓方面也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如“足下非即华生医士耶”[1]68“夫人曾否询及尊夫此恐怖谷名义作何解释”[1]65“尊父已下逐客之令”[1]111等。“足下、尊父、尊夫”等这些都是汉语中表达尊敬的语气词语，是原文中本来没有的。
二、革命初期对滇西社会的贡献
1911年11月1日，重九起义成功后，云南军都督府反正通电到达大理。大理军政界在短暂的暗流涌动后赞同反正，于11月4日，联合迤西[注] 迤西泛指云南省昆明以西地区，包括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丽江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明代有迤西，清代设迤西道。1913年设滇西道。1916年改腾越道。各历史时期所指地域范围有所调整。(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784页。) 各州县，在大理成立临时总机关部，成员由迤西士绅担任。辞官后的赵藩居家乡剑川，本因事前往昆明，到达大理时听闻省城举义，暂留大理。于是，大理官绅公推赵藩担任自治总机关部总理。此时的迤西地区危机四伏，赵藩临危被举，短暂地担任了自治总机关部的总理工作。
一是调整行政中心，实现对各地区更有效、更合理的管理。如，“永北厅属地面辽阔，川滇接壤，匪徒时有滋扰，现值大局粗定，川匪土匪尤易窃发，非有大员坐镇不足以资震慑而保治安，拟请将鹤丽镇暂移该处，亦可镇厅相辅为理，必能渐臻安谧”。军都督府复以“甚善，即可定计由硕翁前往布置”。[14](P1)永平县署原驻老街，李根源与赵藩到永平时，“该县全体士绅以曲硐为往来必由孔道，反正后回汉互生疑忌，匪徒出没无常，若县属仍设老街，僻处一隅，照料实属难周”。因此将永平县署移至曲硐，直至1936年因滇缅公路绕道云龙，县府才移回老街。邓川州属的寅塘里，界于永北、鹤庆、宾川三属之间，“民多流寓，奸赌盗窝抢劫等案频发，又有教堂教士时宜保护”，[14](P12)赵藩等经过考察，将该州吏目改为寅塘巡检。调整县治过程中，并不一概而论，如顺宁县属右甸士绅林世民等提出将右甸为县，赵藩和李根源审时度势，在衡量之后认为“将弥渡、漾濞改设县治，均择其必不可缓者而为之。”但“右甸距府较远，地方平坦，道路交通改县亦固其宜。惟该处经乱离，现虽底定，喘息为安，遽加改革转多扰累，况经历之设，已历多年，现复准其暂理民刑诉讼，只须委任得人，地方亦尚可相安”。[14](P14)在地方行政中心的重设方面，赵藩与李根源都较为谨慎，并将调整的理由经调查核实后上报云南军都督府，由军都督府批准施行。
在赵藩的参与下，李根源对滇西北地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治理，[13]在滇西，治理“插花地”是较为重要的治边措施。“插花地”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因地界相互穿插、割裂而形成的面积不集中的零星分布的区域，是行政区划改革的一个难题。在边疆地区，插花地的存在或被视为“瓯脱”，或疏于管理引致动乱，乃至招外人觊觎。尤其清末英国加紧了对滇西北的侵略步伐，滇西北插花地的存在，使我国的边疆领土安全存在极大隐患。赵藩与李根源自上任后，常四出巡查政务，这与其早年的从政经历极为相似，“凡区域之划分，村寨之支配，经费之筹备，无不当先事考求”。[14](P3)“插花地”的调整也是在切于当地实际，积极考察当地民情的情况下作出决断。而对于“插花地”的整治，则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2) 区域隔离。为保证各联合控制室控制系统的相对独立，在高级应用网与部分联合控制室之间部署工业防火墙进行装置间控制系统隔离，阻止病毒、木马的入侵和扩散等，即使一个装置控制系统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到其他装置控制系统，将危险源控制在有效范围。
11月7日，云南军都督府委派赵藩为腾永安抚使，兼迤西道，统领西防国民军，赵辞去总理职务，由由云龙继任。赵藩认为自身“哀庸乏助，尤昧外交，往必贻误”，表示“暂襄榆事，俟略定趋省，以方外备顾问”，以此推辞军都督府的任职。蔡锷、李根源复以“我公闳猷硕望，夙为滇人所钦。现大局初定，一切建设，端资规划。西防为全滇屏障，国防边防，非公莫办。故为斯民请命，万望为大局计，强起一行”。[10](P324)由于英国占领了缅甸，英国在边境地区恃强不断蚕食滇边领土，腾越已然成为对外交涉重地。腾越乱后，“人民惊惧，四境骚然”，[11](P43)片马事件后，云南军都督府的官员早已认识到该地的重要性，李根源多次致电赵藩：“腾越西防重地，动涉外交，何堪糜烂，致肇国衅。思樾老近在榆城，老成硕望，夙佩热忱，救民水火之中，自必引为己任。”“此次腾越之起，虽秩序未稳致滋扰乱，究与寻常暴动不同。得樾老镇慑其间，自可致治安，徐图补救。”[12](P186～187)赵藩最终没有再推辞，接受了军都督府的任命。赵藩接任腾越巡按使一职后，带兵前往腾越上任。
赵藩上任后的第一项正式行动是宣布将腾越厅改为腾冲府，边务委员赵开勋被任命担任知府，以腾越厅为正式驻地。对于赵开勋的任命，史密斯对此评价道：“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他在此地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且甚至是危险的。他被迫为革命派效劳，但从来没有完全受到信任；他勇于提出不受欢迎的建议和批评，有好几次使他受到张文光的嫌弃。如果不是他的能力以及绅民对他的信赖使他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从张文光的统治下幸存下来将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的确，他的朋友们时常劝告他不要那么坦率，而应更谨慎些。他目前的任命是新的当局承认他的能力的一个可喜的迹象，同时将使他能够对边界事务发挥作用，他作为边务委员的活动以及在缅甸边务官员中赢得的尊敬足以证明他的作用是很有价值的。”[8](P476)上述材料表明，赵藩对赵开勋的任用至少达到了两个效果，一是知人善任，任用在地方具有较高威望且能力较强官员，对安定民心，稳定地方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前在张文光掌权时期，史密斯就曾表示，赵开勋“被说服担任同知的职务”，“我毫不怀疑，主要是他的缘故，才这么顺利地恢复了普遍的安宁”。[8](P229)二是赵开勋曾担任边务委员，在对外交涉方面的能力值得肯定，这对中英边务的交涉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
史密斯向英国政府汇报道：“由于对腾越不服从命令的革命派进行军事威胁以及云南府任命的一位道台的就职，从而消除了全省统一中最后的一个不协调的因素。”[8](P507)史密斯口中的道台“赵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与他进行了多次接洽。抵达腾越的第二天，赵藩即致函史密斯，在会晤中，他“用最热情的态度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并声称他打算立即将腾越的事务置于正常的基础之上”。事后，史密斯向朱尔典报告：“赵藩道台大约有六十岁，本省大理府以北的丽江府剑川州人。他曾任四川两个道的道台，并一度担任该省按察使。他在重庆任道台时，具有某些外交经验。”并认为，“如果他对公务的处理证明在适当的程度上符合他那些友好的声明，那他将是一位令人最满意的道台。”赵藩的到来，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交涉发挥了作用。史密斯最终表示：“由于腾越政府已经恢复，我提出的就边界问题同土司直接交涉的建议已无此必要，而且也确实是不切合实际的。”[8](P475～477)
更为重要的是，李根源与赵藩带领3000军队抵达腾越，打破了史密斯向英国政府提议的在边务上要采取行动的谋划。腾越起义爆发时，史密斯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最近事件对边境上半独立的掸族土司可能产生什么效果，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判断。革命军首领们认为，前清当局关于土司问题所处的地位现已转移到他们身上，但我还不知道土司们对这个说法的反应程度如何。我打算尽快地对边界进行一次巡视，除了做一些可能做的事情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案件之外，还要使土司们记住，在建立英国政府所承认的主管当局之前，他们应自行负责维持边界秩序和解决边界案件。”[8](P232)这份报告表明，英国政府在迤西地区陷入混乱局面时，希望通过巡视以解决一些边界上的问题，以达到控制或拉拢“边境上半独立的掸族土司”的目的，企图借此机会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案件。毫无疑问，在革命动荡的背景之下，腾越与大理之间爆发的兵变，使边疆地区的形势变得极为危急。然而，李根源及赵藩等人对迤西地区兵变的迅速处置，以及赵藩抵达腾越，使腾越地区迅速恢复社会稳定，这打破了史密斯的计划。
赵藩在四川为官时期，考察民间情形，地方利弊，以教养为先，重视育才，除暴安良，杜绝重金行贿之风，秉公办案，受到民众的爱戴。[5]1910年，赵藩辞去四川官职。返滇至昆明时，云贵总督李经羲留襄幕府，赵藩婉言谢绝。其间，李根源也“执贽列弟子籍”，自此以“师”称赵藩，结下了相携治理滇西及滇西北边疆之缘。
综上，赵藩在革命初期被推举为自治总机关部总理，后又被委以安抚腾越的重任，尽管时间都并不长，但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革命动乱的时期，赵藩在恢复迤西社会的安定、防止边疆地区出现大的动荡等方面的贡献毋庸置疑，应该得到承认和肯定。
三、与李根源昕夕筹谋协同治边
上述措施将大理、保山、怒江地区的行政设置进行了较大力度的调整与改革，整治“插花地”，最大限度地优化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调整不便的情况，而不得不再进行调整而这些调整，是在李根源及赵藩等人，基于当地的了解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方案，总体而言对实现对解决对“插花地”疏于管理或管理不便所做出的努力，对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7月15日，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市举行的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传来喜讯，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项目通过大会审议表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无疑为花山岩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奠定了一个国际基础，花山岩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站到了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上。如何利用申这个国际平台展现自身的价值和魅力，吸引更多的国际关注，反过来为自身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是花山岩画对外译介承担的一个必要任务。但是反观花山岩画目前的对外译介情况，笔者却觉得不容乐观。
然而，由云龙在《迤西各属光复记》一文中则对赵藩有措辞激烈的批评，文中写道：“赵藩是从清朝四川道员，丁忧起复，由剑川县原籍行到大理。值省城重九光复，李印泉有私信给他，将委他任迤西道，而自治总理一职，先以点缀颜面。实则赵官派太重，人民很反对，因此虽以虚名推荐，并未就职。……是时赵藩奉委任迤西道，坐绿呢大轿，鸣炮出(住在尹姓当铺内)，大摆官派，人民于街头掷石打击，詈骂不休，方自救之不暇，何有任总理之事。”[7](P75～76)由云龙所记赵藩之事尚未见更多的史料可考，从赵藩所任自治机关部总理的时间来看，时间只是在11月4日至11月7日之间。但无论是在云南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还是在腾越的西方人士的描述中，赵藩无疑具有较高的威望。除去云南军都督府与迤西地区的往来电文可见赵藩在其中的地位，在腾越的英国官员的相关信函和报告中也对赵藩的社会评价有所体现。如英国驻腾越代领事史密斯在1911年12月13日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函中提到“赵藩的能力和正直是得到普遍承认的。”[8](P289)1912年3月29日，腾越关税务司好威乐在致安格联的信函中说道，腾越的混乱局面，“直到1912年2月1日道台赵藩带军队三千人到来，秩序才稍稍恢复。他的到来，预示着旧政权的崩溃。他来的前两天，张文光军队的首脑，连同从仰光来的一伙想获得战利品的流氓已经离开腾越”。[9](P276～277)
据《云南光复纪要》载，大理反正后不久便发生兵变，时任云南新军第三十八协协统的曲同丰逃逸，一时军中混乱，城中秩序大乱。滇西起义军在攻克永昌后，又分三路出军进攻大理。滇西局势陷入恐慌中，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迤西较为偏远的州县也出现动乱的局面。兵变发生后，自治机关总部承担着维护稳定局面的重任。机关部士绅赵绍周、胡其忻等前往军队劝说以“土著”兵士为主的二营“共保桑梓”，赵藩利用个人声望，召集军中同乡晓以大义，这些举动取得了一定效果，士兵被瓦解成两派。城中亦组织义务团，“皆本境学生及良民子弟之健壮者，合以新旧乡兵及赵巡按卫队，共千数百人”。[6](P55)在军中紧张之时，义务团日夜守卫大理城中安全。此外，书中还介绍了大理自治机关部采取的一系列恢复迤西地区的社会治安的措施。
滑板旋转到d端时，进入远休止区，伸出滚筒长度最大，与料箱的弧形板形成封闭空间，可阻止基质的流出；滑板间形成的槽可将料箱内的基质带出，当滑板运动到a端时，开始进入回程区，直至运动到b端时，滑板完全缩回滚筒。导料板末端附有软质刮板，将滚筒表面的基质刮净。基质滑过导料板后均匀落入穴盘中，完成填料过程。
二是调整行政管理归属。在大理地区，定保山、永平、顺宁、蒙化、云龙地之相错者详细查明各插花地段接壤界址，审核地理上天然之界限及行政上施行之便利，进行适当调整。如“弥渡为赵州(今凤仪)属九里地方，距州城已百里，由弥渡直出尽其境，尚有百余里，原设通判名司督补，实则备员，命盗诉讼必赴赵州，征收钱粮必另派书设櫃，官民交困”，[14](P5)将弥渡从大理府改归蒙化直隶厅(今巍山)。将宾川属之海东、海南两地改由赵州管辖；将宾川所属之蛟起、谢家二营及云龙县属之感香、化里二村，及蒙三约等并入弥渡管辖，再将云南县(今祥云)属境在弥渡境内的插花地改属弥渡。漾濞设县，地方人口稀少，又请将距离漾濞较近，人口密集的蒙化属鼠街划归漾濞，为防止形成新的“插花地”，又将对面赵州所属山地亦划归漾濞。云南距离大理四百余里，土地辽阔，汉夷杂处，且距离怒、俅[注] 指怒江、俅江流域。 较近，为咽喉要道，将之改为直隶州，并增加经费。
由于英国加紧了对怒俅地区的侵略，以往对怒俅地区因地处偏远，疏于管理，因此加强对怒俅地区的治理已经刻不容缓，李根源在怒、俅江地区，进行了较大改革，怒俅各地居六库、老窝、登埂、鲁掌、卯照五土司地上游，五土司地方唇齿相依，习惯相同，人民之性情风俗相似。但鲁掌、卯照、登埂原属保山管辖，却距永昌遥远；老窝、六库属大理云龙管辖，将五土司地合并成立泸水县，成为今天怒江这一行政区形成的雏形。
1912年10月13日，云南军都督府委派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会同迤西巡按使、腾永安抚使赵藩处理滇西事务。明朝时，巡按使是由朝廷派遣的监察御史分赴各省区巡视，考核吏治、按察民情。永乐年间定制，以一省为一道，分道出巡。巡按品级虽低，但可与省区行政长官分庭抗礼，知府以下均奉其命。袁世凯统治时期，改一省最高民政长官称巡按使，嗣后巡按使改称省长。由此可见，迤西巡按使在迤西地区属于行政级别较高的官员。且赵藩长期在四川为官，有着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从赵藩在军都督府与滇西事务的往来电文中，可知其在滇西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云南军都督府在起义获得胜利后依靠地方士绅进行社会管理的政策。李根源以赵藩为师，开启了滇西、滇西北边疆的治理之路。这期间，“凡应兴应革者”，李根源与赵藩“昕夕筹谋，政无不举”。[6](P69)李根源在自撰年谱中回顾这段历程时感慨：“举凡政务及兴革建置事宜，必咨禀樾村师行之，故政令所颁悉协人心。至今事过十七载，父老子弟犹思余不置者，皆吾父吾师教也。”[11](P45)
除此之外，如革弊俗，正风化；废旧礼祀之不合祭法者，而建明代开创殉国遗逸祠，修乡贤之祀，表忠烈之墓；推动教育发展，恢复迤西模范中学校，设永昌师范学校，施行强迫教育，咨遣腾永学生出洋留学，罢苛捐，裁冗兵，疏通商运，安辑流放，办理外交，设十土司行政委员，饬各郡县兴棉业、林业、畜牧、矿产，合腾永两府，设实业公司，附以垦殖，开办商会，建立银行，整顿币制等等，赵藩均参与其中进行规划。[1](P428)
1912年3月赵藩呈请归乡奉亲，李根源致电云南军都督府，以“赵巡按耆学重望，坐镇雅俗，且于政俗利弊尤多灼见，可否仍予专任巡按使以系时望”。[14](P33)而后不久，因李根源经营滇西北，阻滞英军侵略步伐，英领借李根源抓捕英兵侵入片马时为之向导的腾永奸民，“英领大忿，以李根源在迤西权威无限，力谋去之，电请军府撤退李根源还省，又电驻京英使向外交部力摘根源短，以迤西巡按使赵藩与有龃龉，并请更易”。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关李根源和赵藩产生龃龉的相关史料。反而是李根源解职后，“与赵藩、杨琼等徜徉山水间，访遗书，搜胜迹，标榜文事为乐。是时迤西各地已靖，虽腾永散兵余波时有起伏，不足为患矣”。[6](P69～70)
在革命初期的四个月里，赵藩在危急时刻被推为腾永地方的领导者，负责迤西地区的社会稳定，虽然是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却是革命初期至为关键的时期。赵藩曾向军都督府汇报这虽短却波澜壮激的过程：“西事勉担四旬，骇浪稽天，扁舟傍岸，威福所感，藩得幸全。今印泉将到，腾永乞和，并用柔刚，妥筹善后，渐可安定。藩以力保完土，自与腾永分窜踞扰主义相妨，衔怨肆谤，闻之寒心；然为罪为功，军府有察核，全滇有公论，此自不计。”[12](P184)
结 论
辛亥革命初期，士绅群体为滇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新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多依靠士绅展开社会重建，诸多政策的出台，都是由当地士绅提出。赵藩在革命动荡的情况下被推举总领大理事务，对稳定革命初期的滇西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出任腾越安抚使、迤西巡按使等职，则对革命初期陷入混乱的腾越地区重新恢复安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民初迤西社会的恢复稳定，意义远不局限于地方。众所周知，清末是清政府面临严重内忧外患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南地区由于远在边徼，被英法等国不断蚕食，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在滇西北，英军出兵片马，并占领我国片马地区的领土。其后，英国进一步觊觎我国滇西及滇西北地区，不断拉拢、收买滇边土司。辛亥革命爆发，政权更替尤其有利于英国的收买行动。因此，在政权尚未统一的革命初期，赵藩等地方士绅能够迅速稳定军队以及社会的动乱局势，安抚迤西各边远地区官员及人民，使腾越地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往往只关注作为最终决策者的贡献，忽视幕后人物在其中的作用。在李根源治理滇西边疆地区的过程中，赵藩的贡献不容忽略。当前，关于革命初期的滇西建设，学界多以地方政府或李根源为主导，但翻检民国初期的史料，可知赵藩不仅参与其中，也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承担了师长、筹划和解决具体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角色。在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中，政府注重“下教求言，具得利病”，以及遍察地方，考察当地实际等举措，重现了赵藩在四川为官期间的做法。赵藩的从政思想，在他和李根源治理迤西的过程中是有所体现和贯彻的。
关于普及排印本古今字的辨析使用，应该根据词频统计，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等的收词情况，采取从俗的原则选用今字，而不能继续使用原字或古字。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采用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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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Gentry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Frontier Construction in Yunna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king Zhao Fan as an Example
ZENG Li-m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Documentation,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Yunn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gen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toration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ontier area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n Yunnan. As a politically experienced official, famous poet and scho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o Fan had a high prestige and reputation in Yunn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Dali, he was elected 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the General Autonomous Organ, who was in charge of Dali's regional affairs. Then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Yunnan Military Superintendent to be the ambassador of Tengyong and the patrol of the West Road. During this period, Zhao Fan stabilized the chaotic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volution, saved the people from war, and stabilized the frontier areas in Western Yunna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struction, Zhao Fan and Li Genyuan made plans day and night to rectify and refor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of Yunnan's western region, which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west and northwestern border areas of Yunnan.
Key words :gentry; social chang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ao Fan
基金项目: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SKYJ40)
作者简介: 曾黎梅(1987—)，女，江西瑞金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地、舆论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4-0131-06
〔责任编辑：李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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