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稳定是古今中外一切统治者所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标。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社会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是当今各国政府，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那么，什么是政治稳定？如何维持政治稳定？怎样实现中国的政治稳定？本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如何界定政治稳定，目前在政治学界众说纭云，尚无统一定论。本文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稳定主要是指政治机制运行的常态性、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和政治规范的认同性。常态性，是指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秩序的良好状态；有序性是指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认同性是指人们对现行政治体系持积极肯定、支持的态度。要确定政治稳定的概念，除了科学界定其本身内涵外，还要注意区分几个相关概念：
第一，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广义的社会稳定包含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的稳定，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部分。但由于政治稳定常常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狭义上的社会稳定就是指政治稳定。
第二，政治稳定与政府稳定。政府稳定是指政府更迭的合法性，政府机构之间的平衡关系得以维持，政府领导成员的更换有序进行，合理的政治权力结构不受到破坏。政府稳定属于政治稳定范畴，它是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政治稳定与政权稳定。政权稳定是指政权性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不发生质变。政权稳定是政治稳定的核心，政权不稳定往往要引起政治动荡，政权的频繁更迭或者政权的非正常替换，是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政治的动荡也会影响政权的稳定，政治动乱的程度和范围越大，政权可能面临的危机就会越严重。因此政治稳定又是政权稳定的主要条件。
为进一步说明政治稳定的含义，我们有必要对政治稳定的类型加以分析。政治稳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从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看，可以把政治稳定划分为开放型政治稳定和封闭型政治稳定；从政治结构看，可以把政治稳定分为专制型政治稳定和民主型政治稳定；从事物质、量、度的发展规律看，可以把政治稳定分为质变型政治稳定和量变型政治稳定；从政治稳定在人类历史中的现实表现看，可以把政治稳定分为静态政治稳定和动态政治稳定。
静态政治稳定是指那种死守教条、排斥改革、不求发展，只消极维持或简单重复原有政治秩序的政治稳定。这种政治稳定保守、僵化，缺少生机。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是其典型。
动态的政治稳定是指面临社会环境系统的种种变化和压力，在内外一系列调节机制作用下，能求得自身发展并维持其自身存在状态的政治稳定。动态政治稳定具有开放性、整体性、过程性的特点，它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应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
与政治稳定相对应的是不稳定政治。所谓不稳定政治是指政治体系在一定时期内的非常状态。不稳定政治通常表现出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民众采用“超负荷”方式表达其愿望、利益和要求。在正常情况下，公民利益的表达往往通过舆论、传媒和代议机构等正常渠道得以实现，这些渠道也是当局能够接受的。如果公民不能利用或自愿放弃上述渠道，而通过游行、集会罢工甚至骚乱、恐怖乃至武装斗争等途径表达其利益，那么就表明政治陷入了不稳定状态。由于上述非正常途径不属于当局者可以容忍和接受的范围，故称之为“超负荷”方式。
第二，政府或领袖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政府或其领袖的合法性存在于公民对于公共权威的认同和服从。“如果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是因为不遵守会受到惩处，而是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注：阿尔蒙德、鲍威尔合著《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在公民采用“超负荷”方式表达其利益的时候，一个是最明显的事实是公民对现政当局或现政当局的主要领导人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第三，政府不能控制局面。在任何社会，矛盾甚至冲突总是难免的。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突发性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就表明该政府有相当的能量和功效，因而政治还是稳定的。如果在已经发生的非常事态面前手足无措，不能有效化解危机，导致局面失控，那么政治不稳定状态也就在所难免。
第四，引起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在短期内不能消除。一种不稳定政治的发生总是有其直接原因的，如果说这种原因一下子能够消除，那么，或者是不稳定政治不会发生，或者是发生后即能很快平息。但是，一般所谓政治不稳定，总是有其较为深刻的根源，而这个根源是短期内不能消除的。
不稳定政治的上述特征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社会的政治具备了上述特征的几种或全部，那么就可以称为不稳定政治形态。不稳定政治因其产生的根源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民族纠纷导致的不稳定政治。民族纠纷是历史留给人类的一大难题。尽管在历史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民族的融和，许多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使民族的地域差别、经济差别甚至语言差别趋于消失，但民族的文化差别以及心理结构的差别仍会长期存在。差别就意味着矛盾。如果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民族关系处理不当，民族矛盾激化，就会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不稳定。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政策失误导致的不稳定政治。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用正确的政策来治理国家，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进步和安定。反之，如果决策失误，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混乱，引发政治不稳定。从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时期应特别注意这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
3.政府官员腐败导致的政治不稳定。政府官员腐败必然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势必招致人民的反对，而人民反对政府的斗争一旦形成一定的组织和规模，政治不稳定就开始了。此外，政府腐败还会从内部蛀蚀公共权威的控制机能，政府的每个官吏，都是政治控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一个腐败的政府里，官吏变政府的公职为一种私人特权，为了私人利益，他们可以置自己的职守于不顾，于是出现了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这样，政治控制的链条开始松动，公共权威的控制机能逐渐瘫痪，政治不稳定在所难免。
4.现代化危机导致的不稳定政治。现代化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只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而新的政治秩序一时又不能建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暂时的“政治无秩序”。因新旧冲突所引起的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以及人们思想上的不一致，对这种无秩序状态无疑是一种添加剂。这样，政治不稳定就会出现。
二
上面我们讨论了政治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稳定与不稳定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贯穿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始终。关键是在出现不稳定因素时，如何运用政治体系内外的一系列稳定调节机制，不断克服来自内外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从而实现动态的稳定。
政治体系稳定机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隐含于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稳定机制；二是外在于政治体系但时刻影响着政治体系稳定性的社会机制（注：施雪华：《发展的“政治稳定”：涵义、分析变量和调节机制》，《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第129—130页。）。
（一）政治体系内部的稳定调节机制。
政治体系内部的稳定调节机制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功能平衡机制，如权力制衡机制，决策和执行的程序机制，纠错机制等；另一类是政治文化凝聚机制，如政治体系一体化机制，政治文化体系的动员机制，政治体系认同机制等。这两类政治稳定机制在保持整个政治体系稳定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一类机制主要解决政治体系内部结构功能在运转过程中因为矛盾冲突而引起的自身性不稳定因素的问题；第二类机制主要解决政治体系面临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而有可能导致连带性政治不稳定的威胁。
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的权力发展到“专制”的程度，那就要靠权力制衡机制来调节。而权力的制衡机制通常是宏观的、原则性的，要使它具体化到某项政策的决定和执行过程中去，还要借助于程序机制和纠错机制，只有这些机制互相配套、相互协调，才能有效地排除影响政治体系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促进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一般来说，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基本有三种：一种是认同，另一种是疏离，第三种是对抗。政治体系强化人们的认同意识，减少疏离和反抗意识，使政治体系的运转具有权威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某种政治动员机制，通过动员，使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过程，从而获得他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所以，同政治功能的三种平衡机制一样，认同、权威和动员这三种政治文化凝聚机制也是在相互配合中发挥其调节作用的。
（二）政治体系外部的稳定性调节机制
政治体系的外部调节性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组织机制。实现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对社会物质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而这种分配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目前世界上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利益集团组织，一种是政党组织，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政党组织。因为，政党虽然有其强烈的阶级属性，但它往往是跨利益集团，跨阶层，有时甚至是跨阶级的政治组织。政党的资源分配政策，虽有利益集团和特定的阶级背景，但其一旦成为执政党，它就必须兼顾其它利益集团和阶级的利益，才能维持其执政地位。当然，由于各国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参与能力的不同，各国对于强化政党组织的措施并没有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化多党制或两党制来维持政治稳定，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以加强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体制来实现这一目标。
2.分配机制。如果政治体系能在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合理分配物质资源，这些物质资源就会间接地转化为政治体系的政治资源，从而促进政治稳定。综观世界各国，资源分配合理化机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政策为辅助，来调节物质资源的分配；另一种是政府政策为主导，市场机制为辅助，来调节物质资源的分配。现代化初期的国家由于国内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要建构资源的合理化分配机制，就不能急于抛弃政府政策的调控，而应努力完善政府的决策过程，尽可能使重大决策更为科学和合理。
3.合法机制。无论是物质资源的分配，还是把政治参与、政治要求等政治资源引导到支持政治体系的轨道上来，均需以合法为原则。而合法化的途径主要是制度化，即把物质资源的分配规则、分配程序等以制度化的形式规范下来，把政治要求和政治参与等政治资源可能释放的能量纳入到既定的政治规则和政府的可控范围内，从而避免因此而导致的政治不稳定。
4.控制机制。控制机制是指运用法律、宗教、道德习俗等力量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组织预定轨道的机制。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要求有一定的方向和秩序，这就要求进行社会控制。从现行的控制方式看，控制主要有强力控制和引导控制两种，强力控制主要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引导控制主要用于解决利益集团或者阶级内部的矛盾。另外，控制本身是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还包含着预警、疏导、缓冲、协调、保障等子系统。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转型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政治稳定作为自己追求的重要目标，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邓小平几乎在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对政治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予以特别强调，江泽民同志也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报告中对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作为社会政治关系的规范体系，是对社会政治结构基本性质的规定，是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政治制度发生改变，便意味着统治阶级地位的根本变化，意味着整个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所以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维护和巩固其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恢复和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正是依靠这样的政治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保障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而也保持了政治的稳定。
第二，制定了相对稳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政治路线是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政策则是党和国家为了有效行使权力和完成一定时期的重要任务，对有关全局性行动目标制定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为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条基本路线和许多政策形成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邓小平曾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0—371页。）。正因为如此，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中国一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政局。
第三，增强了人们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人们对现行的政治体系是否认同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新旧体制转变在给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引起了新的利益冲突。中国共产党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为标准，适时地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减少了各种利益的摩擦和矛盾，增强了人们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从而保证了政治的稳定。
我们说，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现实的政治体系中又确实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有：
第一，权力腐败现象。腐败直接危害和威胁政治的稳定。首先，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腐败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如听任其发展，势必会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乃至丧失信心。其次，腐败严重破坏稳定的经济基础，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腐败会导致国民经济混乱和结构失调，更为重要的是，腐败破坏和瓦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直接威胁到现行政治体系的经济基础。再次，腐败还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基础。腐败破坏了人们之间的正常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变相的分配不公，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腐败还会毒化社会风气，导致道德沦丧，破坏精神文明建设（注：石云霞：《反腐败与保持政治稳定》，《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第25—27页。）。 总之，权力腐败是构成目前中国政治不稳定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因素。
第二，利益结构分化。利益结构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一定模式。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这种利益结构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个体的利益（包括局部的利益）服从于整体的利益，同时在整体（以国家为代表）的协调与控制下，个体之间在利益上平均化”（注：李景鹏：《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32页。）。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是利益单元的个体化，即社会的利益单元迅速从国家和集体缩小到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和个人。其次，与利益单元个体化相联系，产生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追求的目标和内容方面的强烈的排他性。再次，由于利益的排他性，就不可避免地引进人们之间强烈的利益竞争。最后，人际关系较多地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上述利益结构的分化难免会给中国现行的政治稳定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因为利益结构分化会造成政治权威的世俗化，会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同时，它也会导致政治腐败的发展，并给政府机构的改革及政府的决策带来困难。
第三，国家控制力下降。中国没有自治的传统，却有封建割据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实行一系列放权的政策，使地方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地方有了自主权后，往往会削弱中央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31.2%到1991年的17.3%再到1995年的10.04%（注：转引自吴海庭：《 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展望》，《新视野》1997年第2期，第42页。）。 财政是国家控制能力的重要标志。国库空虚，必然导致中央权威受到影响，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样势必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那么，如何消除上述不稳定因素，保证国家真正长治久安？笔者认为，首先，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稳定置于改革、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动态的稳定。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总揽全局的首要问题。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发展是核心。要采取发展优先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各种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只有通过发展，增加有效供给，才能解决其它各种矛盾，才能给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增强政治系统的功能，特别是要适度地保持国家的控制能力。中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无论是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是后现代化国家，在组织制度上都共同体现了国家为现代化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而且越是后现代化国家，国家的作用就越大，国家的控制力就越高。当然，国家控制能力的实现，只能借助于合法的手段，如法律或意识形态等，否则，这种控制很容易走向个人集权甚至专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所以，适度地保持国家控制能力，是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最后，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保持政治稳定从政治体制本身来说应该做到：1.既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其他政治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功能。2.提高政治制度化层面，加速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要尽快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制度、政治参与制度、国家公务员制度等。3.实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要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体制，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4.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稳定真正出路在于以民主政治为导向，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只有通过民主政体自身的稳定功能才能走出中国历史上治乱不断循环的怪圈，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