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的当代境况——宏大叙事与文学主流——宏大叙事：关于苦难与解放的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大论文,境况论文,苦难论文,当代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文学、影视等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回望艰难建国历程、讴歌伟大革命历史的作品，这些宏大叙事类作品承载着对国家、民族历史的深沉情感，激发着人们对历史及其规律性的深入思考。
然而，宏大叙事类作品能够在面对种种质疑乃至“消解”时仍占据我国文艺阵地的主流位置，所凭藉的，究竟是其与意识形态的天然默契，还是其深邃辽远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境？这是一个在文艺史上始终争议不清的话题。所以，借着当前此类作品大量涌现的契机，去探讨宏大叙事在当下语境的命运，思考宏大叙事的起伏发展与社会结构、文化思潮以及政治、经济形势之间存在怎样的微妙关系就有了格外重要的价值。
——《中国艺术报》编者
宏大叙事与文学主流
马相武
●如何全面地、科学地总结和运用宏大叙事的成功经验，以创造性的审美文化姿态去投入独特的宏大叙事写作，是崭新而激越的时代赋予探索中的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引言
宏大叙事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专业术语，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艺和文化问题，在小说、影视等文艺创作的实践和理论领域中都是一个有着持久言说价值的话题。但作为研究课题，总的来说在国内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引用这一提法或在某些方面涉及这一问题的著作与论文固然数量不小，但专论性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以其作为标题或第一主题词的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不同的言说者而言，由于各自价值取向的不同，在面对宏大叙事的写作模式和具体作品时，对它们的态度也会产生褒义、贬义和中性的差异。同时，由来已久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口号和主流文艺理论话语，也赋予了宏大叙事一些相近提法，使之更加复杂化。所以，厘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从理论上探讨其与各种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诸多作品中考察其美学形态，对于今后的宏大叙事类创作，无疑有着格外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宏大叙事与多种文化思潮
从本源上讲，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往往与在较大范围和纵深时空关系中的理想性和建构性的写作主题与叙事目的有关，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和完整、全面、统一的叙事内容，它主要是指启蒙运动以来所构建的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神话的“大叙述”。“宏大叙事”一词的产生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特别是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界定有关。利奥塔将“后现代”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对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拒斥宏观理论而推崇差异与悖谬推理，试图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解构宏大叙事。从思想特征来看，宏大叙事往往强调总体性、宏观理论、普遍性，与个体性、解构、差异性相对立。而在具体作品中，宏大叙事又往往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特别是那种革命史题材的宏大叙事，往往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民间叙事相对。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各种历史哲学和文化理论在被引入到文艺创作中后，都会产生出自己的宏大叙事作品，由此可见宏大叙事并非单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伴生物。
在当代中国，宏大叙事往往用作阶级、国家、民族、政治、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的代指，其在文艺领域的历史延伸就是20世纪文艺中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传统。1990年代以来，一直有些声音要求批判、抵制和消解文艺领域的宏大叙事，特别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但在事实上，尽管宏大叙事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曾经遭遇私人化、个人化、欲望化、非理性化、非政治化、非历史化、非崇高化、非英雄化、零散化和小叙事的文学口号与小说策略，衍生出诸多文学分支和流派，但对宏大叙事本身的抵制行动并未收到多大成效，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强有力的社会属性始终没有被颠覆和消解。
而在当代的宏大叙事，其题材早已不再是革命历程的文学再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以及无所不在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催生着新兴的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又纷纷寻找并酝酿、制造符合自身理论框架的文本形态。因此，在探讨宏大叙事的存在条件时，不宜狭隘地只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寻找动因，当然也不能否认它的确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必须注意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宏大叙事。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当我们把19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和发展这种巨大的历史变化和形势变化视为当前各种文化理论、创作模式的母体，我们只有承认在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巨大脉动中，在宏大的民族文化复兴的国家总体目标下，历史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当代现实包括当代文化，我们才能顺利理解当前宏大叙事类作品新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新的文化根源。
二、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变迁
宏大叙事产生的动机是宽泛的。尽管宏大叙事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但它并非专属于某一种意识形态、主义方法或文学派别。对某一集团、阶层、阶级、社会、民族和历史发展前景的理想或忧患的叙述，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这又必然联系到文学审美理想和创作方法的选择。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或“两结合”创作方法当然和宏大叙事脱不了干系。
但现代主义也有宏大叙事，西方现代派的诸多代表作可以证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后来提出的“反宏大叙事”策略和理念所针对的对象，就包括了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宏大叙事现象。普鲁斯特用意识流手法写成的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有7部15卷之多，中文版更达300万字以上。在社会意义上，该作品描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后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资本垄断的加剧，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在没落中流露出对于昔日荣华的不胜惋惜和浓厚的颓废情绪，其社会效果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则通过马孔多镇布恩蒂亚家族七代人的遭遇，反映了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包含在这一宏大叙事中的思想内容是极其深广的。因此，从本质上看，宏大叙事不但没有被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所解构，反而因新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而使得宏大叙事的文学形态在“悖论”中被建构得更加宏大、复杂和多样。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将史诗性作为最高的思想艺术追求和评价标准，作家纷纷将把握“时代精神”视为责任。早在1930年代，茅盾就以“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这样堪称宏大革命叙事开山之作的作品。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创作更是具有明显的单一化的“宏大叙事”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为政治服务”，直接将政治斗争本质化，以宏大的“革命叙事”和“史诗性”为目标。在自觉获取19世纪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后的1950年代，作家普遍以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为崇高责任。柳青以现实农村的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业史》成为典范，更大的丰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包括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以及“一代风流”总题下的《三家巷》《苦斗》等在内的十七年文学创作，其“史诗性”的获得，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承担记载和教育的功能。许多长篇小说都是采用宏大的时空跨度和叙事规模，往往是亲历者将重大历史事实结合在艺术虚构之中，以饱满的激情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抒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间偶有个体主体意识觉醒和突破思想禁锢的“启蒙叙事”的萌发，但“文革”中“宏大叙事”本身逐渐陷入困境，最后走向停滞和解体，直到改革开放后以新的复杂面貌出现。
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代表1980、1990年代宏大叙事的思想艺术的高度和复杂性。小说以渭河平原50年变迁、两大家族三代恩怨浓缩了民族的历史内涵、文化精神和生命意识，它最大的贡献是成功地采用大文化视角来追求史诗效应，即在地域文化风貌的历史变迁中书写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一个民族的秘史”，展现了地域民间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新历史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小说在主题、语言、格调和叙事上均表现出强烈的新历史主义精神，整体上带有深刻的矛盾性，尤其是历史观和道德观的悖论。这一特点也说明文艺界30年来在宏大叙事中对历史观念的理解上，在外来思潮影响下和当下文化变迁中所出现的普遍困惑。
1998年，新写实小说的倡导者和代表作家刘震云出版了同时包含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念与手法的洋洋200余万言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作家在世纪末以立体交叉式叙事结构和调侃戏谑嘲讽的姿态，把原本就驾轻就熟的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在“宏大叙事”中状写了一个躁动不安而难以名状的乡土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民间中国。
最近10年来，作为中国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小说，爆炸般地推出了大量后现代主义小说，篇幅在150万到50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也不在少数。它们普遍采用穿越架空方法和娱乐化诉求，分别属于玄幻小说、都市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仙侠小说、灵异小说、网游小说，其叙事时空之“宏大”令人瞠目结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爱情以及欲望等范畴也可被宏大叙事，它们既是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结合的后现代主义“宁馨儿”，也是以后现代主义为主的鸿篇巨制。
由此看出，潮流汹涌的中国当代文学，尽管有各种潮流运行其间，但几乎所有的潮流都在争取进入主流，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宏大叙事这一主要进入方式。不同的宏大叙事，区别只是谁“宏大”谁和谁“叙事”谁，谁“综合”谁和谁“利用”谁，以及哪一种宏大叙事拥有最佳的艺术状态和接受状态。在中国文坛出现的这些现象，恐怕是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所难以预料的。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潮流既消解着宏大叙事，又以其奇异的包容性，参与建构了另一崭新形态的宏大叙事。不同的宏大叙事会相互指责对方的宏大叙事不正宗，甚至本能地反对别人的宏大叙事，而自己却正在宏大叙事。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并不缺少作家从小叙事走向大叙事而又批评别人大叙事的案例。至于主流文学内部的宏大叙事写作的竞争案例，更是见惯不惊。我们需要明确：今天的宏大叙事，需要超越过去习惯的对立或追随的模式，走向对话和交流，要防止在追求合法化的同时过分追求权威化以致神化，特别是为了文学流派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概念化地扩展其权威性。不同的宏大叙事完全可以建立共同的文化基础，并借此实现多元文化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文化建构。
三、寻求新的理论与实现空间
在纯粹的审美意义上，不同的叙事方式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都是文学叙述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都有其不可低估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在一定条件下，非宏大叙事也能获得宏大叙事同样甚至更高的文艺地位。不过，一般来说，在葆有艺术价值的前提下，宏大叙事更容易获得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宏观社会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传播，对主流文艺宏大叙事的流行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社会，宏大叙事要散发其魅力必先解决其文化难题。
其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及其价值判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也是讨论当代中国文学宏大叙事必须澄清的历史难题。毕竟，只有不断观照历史文化的经验教训，才能为未来的文化建构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当下中国的现实定位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全球化、民族性、文化冲突在中国的体现，市场经济和改革进程的方向，都是宏大叙事的基本命题。因为我们需要不同的阐释模式和不同的宏大叙事，需要长期保持对20、21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答案的追索，需要对中国问题的答案的获得保持耐心。我们既然希望作家通过新的认识来构建新的世界的或民族的宏大叙事，我们也应当承认，今后的宏大叙事迫切需要建设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作为支撑。
其二，宏大叙事表现在文学领域，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宏大叙事型文学创作也离不开想象，但这就难免和文学所要求的历史真实发生矛盾。在历史题材的叙事中，宏大叙事往往是在展示对历史的构想而不是历史的真实，所以，如何在宏大叙事中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构想结合起来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此外，其面临的难题还有后现代文化的消解作用：一方面，宏大叙事致力于建构对于历史或未来的确定性与全面性；而另一方面，在当下社会文化环境中，后现代理论则为宏大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同时也就消解着宏大叙事的基础，使叙事过程充满边缘化和不确定性。因此，对文学中的宏大叙事的价值判断，也就包含了叙事主题、叙事手法及其背后的文化之元诸方面。落到现实上，也就是需要对其进行交叉判断，即政治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关系问题。
总之，宏大叙事和非宏大叙事，在历史上或当代，都有极为成功的优秀作品问世，此外，宏大叙事还牵涉到文学的审美范畴和文化范畴之间的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如何全面地、科学地总结和运用宏大叙事的成功经验，以创造性的审美文化姿态去投入独特的宏大叙事写作，是崭新而激越的时代赋予探索中的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众多宏大叙事作品作为文学经典，艺术地再现了我国近现代历史
宏大叙事：关于苦难与解放的叙述
耿占春
●在关于上世纪3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革命史题材的宏大叙事文学作品中，苦难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即拯救的、解放的含义。
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也不仅限于文学的范围，它是一种关于理性、启蒙、进步的话语。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宏大叙事更是一种关于解放的话语，是获得主体地位的人们对自身被解放的历史加以神话化的一段历史。它们都与一种社会乌托邦的设想与实施有关。
与此相关，一种源自西方而流传至今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工程已经完成或失效，世界已经进入现代之后的阶段，因而宏大叙事也随之过时。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和社会合理化的建构尚未完成，因此，宏大叙事也好，启蒙话语也好，依然有其历史作用。
关于启蒙或者关于解放的话语是这样一种叙事话语：它涉及到如何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如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痛苦、冲突及其解决办法。宏大叙事对历史具有一种目的论与连续性的意识，因此宏大叙事也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直线进步式的乐观主义的叙述。但在文化语境日趋多元的当下，这样一种历史目的论已变得极其模糊，历史目的几乎成为一种神话。很多人怀念起文学的宏大叙事，甚至把革命的历史观再次理想化。事实上，与曾经有过的宏大叙事相比，现实生活几乎具有历史上所有的情节与细节，但是不再有直线进步的历史观念，社会的宏伟目标也不再对社会各构成人群都有着普遍的感召力。
文学总是敏感而具体地涉及到如何讲述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苦难、希望与不满。就其在文学史上的表现而言，宏大叙事可以说是叙述人们遭遇苦难后如何获得解放的一种叙事话语。在近现代文学之前，宗教就是讲述与转化人间苦难与不幸的叙事话语。当这种叙事话语在革命时期出现的时候，它即刻成为无产者解放自身的宏大事业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宏大叙事与一种关于苦难以及解放的预言有关，是包含着关于历史进程与历史意义的预言，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关于上世纪3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革命史题材的宏大叙事文学作品中，苦难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即拯救的、解放的含义。苦难往往成为人民被授权的标志。在宗教话语和某些具有宗教性质的政治话语中，苦难是世界之罪恶的见证，受苦的人们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苦难赋予受苦的阶级以改变世界的驱动力，使之成为历史行动的主体，从而完成自身的解放事业。因此宏大叙事意味着一种连续发展的、进步的、符合道德目的的历史观念与话语。在文学中，受难而抗争的个人因成为这一象征而具有历史的、道德的与审美的意义。由于苦难潜在的革命含义，受苦的人们也就能够逐渐觉悟到自身的社会伦理主体地位，并与其历史使命相吻合。《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严志和就是这样一些从受难到拯救、从受苦到解放的化身，他们是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的核心。由于被凌辱与被损害，他们的暴力抗税、火烧衙门就从个人复仇或群体暴力走向更加有组织的革命行动。革命的宏大叙事涉及这样一种社会状况：由于国家权力失去合法性或合法性不足，导致了社会中群体暴力与个人暴力的激增与自我合法化，促使了民众的自我授权。这通常是革命文学叙事前半部的故事。
就像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经典情节所表述的那样，由受苦受难而导致的个人复仇或群体抗议并非总是自觉地走向“革命”，或自觉意识到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方向。加之他们的经济文化处境，底层社会的反抗总是缘于具体的不公正事态或肇始于某些不幸事件，并没有打算提出制度层面与政治权利方面的总体要求。就像我们通常能够从革命时代的文学如《子夜》《财主底儿女们》等叙述中看到的那样，工人罢工或出于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过低，或出于抚恤金和劳动条件的要求等等。工人要求的是每一个劳动者的现实权利；而运动领袖要求的是工人阶级未来的历史主体地位，而知识分子要求的是人和劳动的超现实主义的哲学与美学意义。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揭示出社会抗议中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动机——现实的与玄学的，利益的和道德的。它们的目标与动机是各异的，虽然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达成了抗议运动上的一致，都指向对现状或苦难现实的批判。
而今，世界各地的苦难与不公依然存在，我们看待苦难的眼光、叙述苦难的话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颠覆。无论是经济学的语言、新闻传播的语言，还是日常生活的话语，都倾向于分解苦难与痛苦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人们更愿意以个人的、个体的因素来讲述苦难，有意识地将社会问题分解为个体的事务，比如将社会贫困现象分解为某些个人的技能、知识结构、心理状态等原因，分解为需要专家辅导、再就业培训、心理咨询等问题。
新时期文学中的主要叙事倾向显然不符合宏大历史观的叙事话语。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不同，90年代以来，阎连科的《受活》以讽喻的形式表达了苦难的荒诞性，陈忠实的《白鹿原》则以近乎循环论的观点看待人们的苦难命运。尽管有着对苦难与不幸的表达，但他们再也不会像《红旗谱》一样提供解决之道，即提供穷人的社会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面对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新时期的文学叙事是把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叙述转换为人类学的叙事，表现出一种近似于人类学或民俗学的观点。
文学与宏大叙事的结盟毕竟是短暂的历史一瞬间，但文学与社会伦理情感之间的因缘却是深远的。关于社会贫困、贫富差异或其它社会矛盾，与文学叙事天然亲和的情感反应与话语方式依然可用，对弱者的同情、对苦难的关切及其情感的表达依然具有永恒的社会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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