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设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官论文,汉代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7)05-0085-07
汉代设于地方官学的管理者、教官，官名曰“文学掾”或“文学史”，可统称“文学官”，又可简称为“文学”。文学在两汉指经书或学经书的人，又可用来指称地方官学①或地方官学的教官，这类教官同时还是地方郡守的属吏。
一、设置沿革
地方官学的教师可分郡县两级。郡国官学的教师一般称为“郡文学”。据史料，“郡文学”设立于武帝时期，与武帝令天下皆置地方官学应是同步的。
汉初因“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1]卷88，故直至景帝末期才有蜀守文翁在地方起立学校，“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师古注曰：“学官，学之官舍也。”②“学官”是学舍之名非职官之名，故文翁所立学官中教师的编制、选聘等不可详考。文翁立学属于仁爱好教化性质的一种自发举措，当时地方官学尚未普遍设立。到了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1]卷89，至于时期，因为元朔五年(前124年)时，武帝曾下诏令礼官劝学③，故立学校官一事当在武帝初期。这里的“学校官”仍然是学舍④，故武帝诏令关于师资安排仍不明确。不过，武帝时期，地方已设有“郡文学”，如渤海人隽不疑，治《春秋》，武帝时为郡文学[1]卷71。又如韩延寿，燕人，徙杜陵，少为郡文学。[1]卷76据韩延寿本传，其任文学约在武、昭时期。宣帝时仍有文学官，如涿郡高阳人王尊“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师古曰：“郡有文学官，而尊事之以为师也。”⑤可知此时的郡文学官已在执行教师职能了。
元帝柔仁好儒，令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1]卷88，以教授儒学。这里需要对卒史做个简单介绍。卒史，官名，月俸十六斛。汉代，除了三辅地区卒史秩为二百石以外，列郡卒史皆为百石。⑥《汉书·陈胜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卒史，曹史也。”⑦即诸曹之史的泛称，掾史之类。汉代郡守属吏分曹办事。《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曾任秦泗水卒史，《索隐》：“如淳按：律，郡卒史、书佐，各十人也。”⑧汉代汲黯学黄老之言，以清静之道治官理民，“择丞史而任之”⑨。可知卒史在汉代、至少在西汉是郡守的主要属吏，当时不言曹。武帝时有一种文学卒史，据《史记》卷一百二十六褚少孙所撰的《滑稽列传》载：“武帝时，征北海太守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许之。”是武帝时太守属吏设有文学卒史。又，武帝时期千乘人兒宽，受业于博士，“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1]卷58，秩亦百石。可知文学卒史在武帝时就是公卿、郡国的属吏之一。在出土文物中，汉代有“太守文学卒史”一职。1993年初，连云港市东海县出土尹湾汉简，在《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2]的《集簿(1号)》及《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2号)》，记载了西汉晚期东海郡太守属吏的设置情况，其中卒史设有9人，其地位高于属、佐、啬夫等胥吏，9人中就有一种“太守文学卒史”，即郡文学卒史。故文学卒史与《五经》百石卒史均为郡守属吏。
那么，郡文学、郡文学卒史、《五经》百石卒史，三者有什么关系呢？
从三者的秩禄看，《史记·儒林列传》的《索隐》引如淳云：“《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国文学，秩百石也。”⑩郡文学与文学卒史、《五经》卒史皆为百石吏。
《五经》百石卒史与郡文学卒史的关系：从职掌看，廷尉文学卒史主行文书，可以推测在元帝设郡国《五经》卒史之前，郡文学卒史的职掌也应不局限在教育领域。所以，元帝才要特别设置郡国《五经》卒史，突出文学官的授业范围《五经》，与太学的《五经》博士相呼应，加强了地方教育的力度。所以，《五经》百石卒史与郡文学卒史，是同一个职官的不同称谓，只是从元帝起，强调了文学卒史的传授经学的教育职能。但对于《五经》卒史的人员数量等具体编制的规定仍不清晰。
郡文学与文学卒史的关系：由武帝时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的奏请来分析。其一，公孙弘陈明博士弟子“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1]卷88。掌故，太史令属官，主故事(11)，而太史令属太常，所以文学掌故又称太常掌故。其二，鉴于公卿属吏及郡国小吏学识浅薄不能宣明“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的诏书律令，公孙弘建议以学习文学礼义者为吏，同时有迁擢留滞的作用。其原则是按照地位高低，补京师所在的郡及大行令的卒史所要选用的小吏，其秩比、学识高于地方州郡。故吏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若不足，则“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郡属”即郡太守卒史。以文学掌故所补的郡太守卒史，即郡文学卒史。又，从前文所引《汉仪》可知，文学掌故所补的也叫郡文学。又如，东海承人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又由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而《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记载匡衡补“平原文学卒史”。可知，郡文学与郡文学卒史所指为一个职官，前者是后者的省称。
所以，郡文学、郡文学卒史、《五经》卒史，三者是同一个职官的不同称谓，是郡守的“文学曹”类职官，都要承担地方官学的教学任务，自元帝诏令后，其教师身份更突出而已。
从现有资料看，“郡文学”之名在两汉一直存在。“文学卒史”在东汉基本消失，而其他文学类职官名称屡见于典籍，如郡文学掾、郡文学史等。这与郡守列曹的发展有关，诸曹掾史日益形成，逐渐取代了卒史名号。“《五经》卒史”自元帝以后就没再出现，可能细化为诸经掾史，这在东汉碑刻中有体现，见下文。
需要指出的是，郡守的诸曹长吏称“掾”或“史”，一般情况下二者可通用，但如果二者同时设置，则掾的地位高于史，文学掾的位次高于文学史。文学掾史之下，还有斗食、佐史类百石以下的属吏协助办事。诸曹地位虽大体相当，但因职掌不同也有主次之分，《汉官仪》云：“督邮、功曹，郡之极位。”[3]153督邮、五官掾、功曹等属吏为右曹，地位要高于其他诸曹，故文学不属于高职。
县及县以下的学校教师。西汉平帝以前不可考，至平帝三年(3年)夏，王莽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1]卷12当时郡级的官学教师仍称文学，如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时为郡文学。[4]卷52而这些县级的经师，也可能以“文学”为名。东汉多用王莽之制，一些令、长在县设立了学校，但教师的编制不清楚，如《汉成阳令唐扶颂》碑载：“(唐扶)迁成阳令……依陵毫庙造立授堂四进，童冠抠衣，受业著录千人。”洪适释文曰：“授堂者，讲授之堂。”[5]卷5东汉的成阳隶属于济阴郡。东汉的《苍颉庙碑》有“故文学掾”题名。[6]卷10陈直先生认为此碑为衙县所立，题名中的文学掾，当为县属。[7]282衙县在汉代隶属于左冯翊。此为县设有文学官的例子。
除史籍外，汉代竹简、碑刻中留下更为丰富的有关东汉文学官的资料：
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一片日忌木间的背后，有一行文字“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8]“河平”，西汉成帝年号(前28—前25年)。“文学弟子”，指官学学生，“文学”指官学的老师。
《巴郡太守张纳碑阴》署有文学主事掾、文学主事史，各一人；文学掾二人、文学史一人。[5]卷5掾的位次高于史。
《汉酸枣令刘熊碑阴》题名中有“故郡文学”一人。[5]卷5酸枣属陈留郡，称“故郡文学”，其人曾为吏于郡。
《学师宋恩等题名碑》，署有孝义掾、业掾各一人，易掾二人，易师三人，尚书掾与尚书师各三人，诗掾四人，春秋掾与议掾、文学孝掾、文学掾各一人，文学师四人。另，题名中称“师”者有二十人，称“史”者有二人。[5]卷14
《繁长张禅等题名》中有郡文学师、校官掾。[9]卷16
《中部碑》署有校官祭酒，洪适在此碑释文中又提到《成都左右生碑》署有文学祭酒，并指出二者同职。[5]171
《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署有守文学掾、文学师。[5]卷1
《史晨飨孔庙后碑》有“畔官文学先生”之称。[10]339
如此多的职官署名“文学××”，可知“文学”是这类职官的总称，其具体官名又可细分至某经，以所教专经为官名。至于这些职官之间到底具备怎样的关系，似不可考。不过，典籍与碑刻中的“郡文学祭酒”、“文学主事掾”、“学官祭酒”等名称，当为领事者，地位、资历较高。东汉地方官学规模较大，生徒众多，如蜀郡成都人张霸，和帝永元中为会稽太守，“立文学，学徒以千数，风教大行，道路但闻诵声”。[11]716在《后汉书·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云，河南尹属吏共有文学守助掾60人(12)，可知地方官学所置教官数量众多，且各地风俗不同，数量、名称不一。像《学师宋恩等题名碑》中分经设立的文学官，表明地方官学实行分经教学，与太学一致。
二、任职资格及途径
出任郡文学的必备条件是明经，或明经且有为师经历。如，魏郡人盖宽饶，宣帝时，以明经为郡文学。[1]卷77西汉河内轵人张禹，至长安学，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1]卷81对家赀、出身等没有要求，如汝南上蔡人翟公，家世微贱，好学，(约宣帝时期)为郡文学。[1]卷84
出任途径：主要有地方长官辟除，察举，朝廷选调等。
辟除：汉制，禄秩二百石以上的佐官、属官都由中央派遣，至于百石卒史，乃郡守属吏，可由郡守自行辟除。《汉旧仪》曰：“郡国百石，二千石调。”[12]82二千石即郡守。除西汉三辅郡和东汉河南尹的属吏可用他郡人外，其他郡的属吏一般由当地人担任，如田延年任河东太守，行至平阳，除河东平阳人尹翁归补卒史[1]卷76。文学卒史同样，如隽不疑，渤海人。治《春秋》，武帝时为渤海郡文学[1]卷71。有请托太守用人者，如桓帝时中常侍侯览托颖川郡太守高伦用吏，高伦署之为文学掾。[4]卷62
明经科察举：河内河阳人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4]卷79下魏应，任城人。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后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4]卷79下此途径所补文学多任于他郡。
朝廷选调：其来源主要是博士弟子出身者。武帝时期，博士弟子可选补郡文学卒史。前文所述公孙弘的奏请，既反映了对秦代以来重用狱吏等文法吏的一种纠正，又反映了博士弟子的出路与郡文学的选任间的关系。充任文学掌故者，通常是学业水平欠佳者。而从文学掌故又选补郡文学，则除了学业欠佳还要增加官场背景的欠缺了。匡衡任职平原文学“数年，郡不尊敬”[13]卷96，可能是由以上原因导致。《史记》认为匡衡后来成为大儒，是因为“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而其得以升迁，《汉书》的匡衡本传中又提到乐陵侯史高，为了给自己博取贤德之名而礼辟匡衡的环节。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平帝时王莽秉政，规定岁课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则选补郡文学卒史的博士弟子的学问水平更明确，即射策丙科出身。据《后汉书·灵帝纪》，灵帝熹平五年(176年)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注引《汉官仪》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并秩二百石，无员。”(13)那么百石的郡文学吏排在末位，其出任者当仍属射策丙科。
三、职掌
郡文学的职掌，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管理学校，教授官学弟子。
教授内容为儒家经学、礼乐等。宣帝时涿郡高阳人王尊，“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1]卷76可知，教授内容不限于《五经》。张玄为弘农文学，专心经书，讲问之日，终日不食。有质疑的学生，则为其阐述数家之说，令学生判别合理的一家。诸生以其为通儒，著录有千余人。[4]卷79下官学会定期开展一些传统的礼乐活动，如乡饮酒礼，参加演示的主要是官学弟子，所以礼乐是学生的必修课程。《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言会稽馀姚人黄昌，“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载，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三月，“郡、县、道行鄕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祭祀活动除祀先圣先师外，时贤也在祠礼之列。广汉新都人杨厚，明图谶，顺帝时官至侍中，后辞官还乡，教授门生，不应朝廷征辟，桓帝时去世，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4]卷30上
对于犯过的弟子，要进行教导，如左原，陈留人，为郡学生，犯法见斥，后纠结团伙欲在学官报复诸生，此事虽被周游至此的郭林宗劝止[4]卷68，但文学官对诸如此类的事件也应负有管理职责。
二是利用礼乐方面的特长，协助地方官教化百姓。吕思勉先生指出：“汉世文学之职，于郡国教化，关系颇大。”[14]653教化的方式是通过带领学官弟子参加、举办礼仪大典等示民以礼，教民行谊。《史晨飨孔庙后碑》记载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鲁国的文学先生和弟子参加盛大的飨礼：“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官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相乐终日。”[10]339有时太守会亲自督促宣传工作，燕人韩延寿，昭帝时为颍川太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1]卷76东莱黄人李忠，建武六年(30年)为丹阳太守。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4]卷21河内脩武人卫飒，建武时期为桂阳太守，下车即“修庠序之教，婚姻之礼。朞年间，邦俗从化。”[4]卷76扶风茂陵人秦彭，建初元年(76年)为山阳太守，“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4]卷76 上党屯留人鲍德，修志节，有名称，(东汉前期)累官为南阳太守，当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4]卷29以礼乐示民孝悌礼让之义，是儒家推崇的传统教化方式，官学师生无疑会参与这些活动。有时皇帝也会光临学校，明帝永平十年(67年)，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4]卷2可知，除了明经，明识礼乐典律也是郡文学的必备修养，如此方能教授生徒。
三是备守令顾问。顾问内容除了经学礼乐等方面外，尚有咨灾异的一面，这与太学博士的职责是一致的。有的文学除明经外，还懂方术，如东汉杨由，蜀郡成都人，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一天，有大雀夜集于库楼上，太守廉范问杨由何徵，对曰：“此占郡内当有小兵，然不为害。”后验。太守询问他事，多验。[4]卷82上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关于学校的管理、教授等日常活动，更为多见的是作为地方长官，守、相、令、长的政教事迹来记叙的。西汉郡文学在典籍中的出现宣帝时较多，当归因于宣帝时循吏性质的太守、令长较多。重视教化的守、相、令、长，往往于任职期间在地方兴学建校，奖掖学子，甚至亲自任教，可谓官师合一。这些官吏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好学明经。反映出地方官学的设立及教师教授活动，受到地方官吏政教风格的很大影响。
四、升迁与离任
由于郡文学的吏员性质，故在官僚系统内可以调动升迁，甚至进入朝官行列。文献中平迁的记录缺少，多为升迁，主要途径有：
功次：主要是事功。即任职内没有犯臧罪等，工作积累到一定年限，即使没有什么能力也可得以晋升，且遵循籍贯回避原则。这应该是郡文学升迁的最普遍的途径。前文提到的张玄，由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梅福，成帝时九江寿春人。少学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4]卷67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15]85-95，载有西汉晚期东海郡的文学卒史迁补长吏的具体情况，其中有7位文学卒史曾以功次迁补丞、尉。可见文学卒史地位在郡属吏中较高。
察举：比起以功次得以升迁者，这类的郡文学，颇具才能。如盖宽饶，宣帝时魏郡人。先以明经为郡文学，后察举孝廉为郎，又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位至司隶校尉。[1]卷77张禹，河内轵人，至禹父时徙家莲勺。至长安学，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宣帝甘露中诸儒荐禹，久之，试为博士。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为丞相、封侯。[1]卷81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时为郡文学。后以明经征诣公车。[4]卷52尹湾汉简中，有3位文学卒史以察廉迁补相、尉。
辟除：才能突出的郡文学往往名流于世，由公卿大员辟为僚属。如匡衡，平员文学，元帝时乐陵侯史高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后位至丞相。[1]卷81诸葛丰，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因有特立刚直之名，被御史大夫贡禹除为属，举侍御史。[1]卷77
请诏：即有人向皇帝推荐某人为官，再由皇帝下诏书迁除。由此途径升迁者，或为俊才或有特殊事由。如隽不疑，武帝时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部。直指使者暴胜之至渤海，素闻不疑之贤，相见甚欢，遂表荐隽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1]卷71又如韩延寿，燕人，徒杜陵。少为郡文学。昭帝幼时，大将军霍光持政，征郡国贤良文学。魏相以文学对策，认为延寿之父韩义因强谏燕王，为王所杀，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1]卷76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历任迁淮阳、颍川、东郡太守、左冯翊。
多种方式的升迁，体现出汉代官僚制度的机动性，也反映出作为教师的郡文学的官吏性质。不存在教师科行内的独立升迁，郡文学与教育以外的他曹吏员所要具备的升迁条件没有区别。
郡文学的离任。或以疾免官，或与太守不合辞官。前者如东汉魏应，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4]卷79下后者如东汉杨伦，陈留东昏人。少为诸生，和帝时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椽。更历数将，志乘于时，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者千余人。[4]卷79上但这些人由于经学究习的名望，后来皆有被再三征辟的经历。离职后的郡文学、文学掾，称为“故郡文学”、“故文学掾”，如《汉酸枣令刘熊碑阴》、《苍颉庙碑》所记。
五、区域分布
郡文学只是郡守的属吏，可由郡守来设置，所以郡文学在汉代的分布，依赖郡守国相是否重视教育，重视则会建学校，招聘教师；否则，地方教育就相应地受到负面影响。所以，虽自武帝时就下令郡国皆立学校官，但地方设立官学的时间有先后之差，存在的时间有长短之别，则郡文学也相应地呈现存废状况。由于部分明确设有文学的郡县上文有所涉及，这里主要从地方官吏建学兴教的角度，来展示资料，涉及到以下诸州郡。
有的地方长官会及时遣归生徒入学，亲自过问学官弟子的学业，提拔优秀者。蜀郡郫县人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宣帝时，为扬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1]卷86巴郡阆中人杨仁，肃宗初，拜什邡令(属广汉郡)，“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于朝，由是义学大兴”[4]卷79下。陈留考城人仇览(约桓、灵帝时期)为本县蒲亭长，“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4]卷76。弘农华阴人刘宽，明经，号称通儒，桓帝时任南阳太守，“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4]卷25学官祭酒，当是南阳郡所辖县学的领导。
有的会建学舍、聘教师。韩延寿任东郡太守，修治学官。[1]卷76平帝时的交趾太守锡光，建立学校，教导夷民。[4]卷86上谷昌平人寇恂，建武三年(27年)任汝南太守，寇恂素好学，精明行修，在讨灭郡中盗贼后，“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4]卷16东汉初立，当地尚无校官，临时选聘以教。南阳宛人任延，少学长安，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4]卷76光武时，先任九真太守，建立学校，教民礼仪。[4]卷86后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4]卷76南阳安众人宋均，光武时期以郎调补辰阳(属武陵郡)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4]卷41章帝时，蜀郡人王追为益州太守，兴起学校。[4]卷86蜀郡成都人张霸，和帝永元中为会稽太守，立文学，学徒以千数，风教大行，道路但闻诵声。[9]716东汉末年，河东人乐详好学穷经，京兆杜陵人杜畿当时任河东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14)太原人令狐劭，建安九年(204年)为弘农太守，“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15)建安时期王商为蜀郡太守，表旌先贤，修学立校；(16)杨俊为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16]卷23
有的会亲自执讲。光武时，琅邪东武人伏恭，明《齐诗》，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因此北州多为伏氏学。[4]卷79下东平宁阳人刘梁，以文才知名，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属涿郡)长，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4]卷80下杜畿任河东太守时，崇宽惠，民丰实，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博士乐详，由畿而升。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17)
有的会维护官学的尊严，如鲁丕，扶风平陵人，章帝元和元年(84年)拜为赵相，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稍住学官(学官，学舍也)。丕止不听。丕奏云：“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宴，事不可听。”诏从丕言。[4]卷25
有的利用官学来感化外族，如安帝时北匈奴入侵辽东，辽东太守陈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怀服匈奴单于。[4]卷51
有的兴学养士，如东汉献帝建安初期，刘馥任扬州刺史，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归者以万数，刘馥于是聚诸生，立学校。[16]卷15又刘表于建安时期任荆州牧，关西、兖、豫学士归之者盖有千数，刘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4]卷74下孙瑜为丹阳太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孙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饗讲肄。[16]卷51可知有器识政干之牧守，于乱世仍能做到安民兴学。
汉代郡国，西汉至平帝时有郡国一百零三，[1]卷28下东汉顺帝时，有郡国一百零五。[4]志23曾设立过郡文学的郡国，仅就史籍和出土文物的记载看，其地理分布，前文涉及到了蜀郡、平原郡、弘农郡、巴郡、左冯翊、广汉郡、鲁国、武陵郡、常山郡、汝南郡、东郡、武威郡、丹阳郡、桂阳郡、山阳郡、南阳郡、九江郡、东海郡、河南尹、河内郡、魏郡、琅邪郡、涿郡、渤海郡、济阴国(郡)、燕(国)、赵(国)、陈留郡、河东郡、会稽郡、颍川郡、辽东郡、九真郡、交趾郡。此外，尚有以下地方：泰山钜平人王章，少(宣帝时)以文学为官，稍迁至谏大夫。[1]卷76西汉高密(侯国)人郑崇，祖父以訾徙扶风平陵，崇少为郡文学史。[1]卷77东汉著名的经学家北海国高密人郑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尝诣学官。[4]卷35京兆杜陵人杜笃，少博学，善属文，不修小节，光武时仕郡文学掾。[4]卷80上
汉代史籍中对文学官没有专门的记载，资料分散，限于个人能力，以上郡国只是不完全统计，从这些有限资料中还是可以推测汉代文学设置的大致情况的。从所属州部看，以东汉十三个刺史部为例，则以司隶校尉部、兖州刺史部等为盛，而处于边远地区的益州、凉州、幽州、荆州等地皆曾有学校存在，且有的持续时间较长，如荆州刺史部的桂阳郡学等，则班固《两都赋》所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4]卷40下之语，反映了汉代、尤其是东汉的郡文学的分布之广。东汉还出现为某地文学官专作的文章，如涿郡安平人崔瑗撰有《南阳文学官志》。[4]卷52文学官培养了大批儒吏儒生，推动了汉代经学教育的发展，有大师执教的郡国，其文化水平得到提升、人才备出，如东汉乐详之于河东、弘农学业的贡献。
注释：
①如《华阳国志》卷十上《蜀郡士女·张宽》载：“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此“文学”指的是地方官学而非教师。又如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秋七月，曹操下令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卷一。等等。
②见《汉书·循吏传第五十九》，卷八十九，第3626页，注(一)。
③可参见《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卷八十八、《汉书·武帝纪第六》，卷六。
④如《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本传记载，韩延寿为官，所至必“修治学官”，昭帝时出任颍川太守，“令文学校官诸生”，师古曰：“校亦学也，音效。”师古注见本卷第3211页，注(三)。又如，东汉有《校官碑》，灵帝光和四年(181年)立，歌颂丹阳郡溧阳长建筑官学的业绩。此碑碑文可参见高文著：《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7-460页。等等。
⑤《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卷七十六。师古注见本卷第3227页，注(四)。
⑥《汉书·循吏传第五十九》，卷八十九，载黄霸：“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第3628页注(六)引如淳曰：“三辅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独二百石，所谓尤异者也。”
⑦《汉书·陈胜项籍传第一》，卷三一，第1791页注(七)。
⑧《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卷五十三，第2014页注(二)。
⑨《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卷一百二十，第3106页注(四)的《集解》亦引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诸侯内史、史各一人，卒史、书佐各十人。”
⑩《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卷一百二十一，第3120页注(十二)。
(11)《汉书·爰盎晁错传第十九》，卷四十九，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第2277页的注(三)引应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12)《后汉书·百官五》，志第二十八，第3622页注(八)。
(13)《后汉书·孝灵帝纪第八》，卷八，第338页注(一)。
(14)《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所引《魏略》语见本卷第507页，注(一)。
(15)《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所引《魏略》语，见本卷第513—514页，注(一)关于令狐劭的介绍。
(16)《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第967页引注(一)引《益州耆旧传》语。
(17)《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所引《魏略》语见本卷第496页，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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