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韵》研究概说（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之三论文,集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七音略》有不少收字只见于《集韵》而不见于《广韵》，这说明《七音略》是“层累地造出来的”（鲁国尧1994，P104—105），它分析字音的对象还有《集韵》。但是，它所依傍的韵书原型本仍然是《切韵》，这一点罗常培先生（1963，P106）已有精辟的论证，他说：“至其（按即《七音略》）所收之字见于《集韵》而不见于《广韵》者，尤不胜枚举。此并可证明《七音略》与《韵镜》之归字从宋音而不从唐音。……则此系韵图纵有妙用，亦限于审正宋音，未可据以远溯隋唐。此说似是而实非也。盖两书之归字即使迁就宋音，而其原型则未必不出于前代。正犹《康熙字典》卷首之《等韵切韵指南》归字虽从清音，而刘鉴之《切韵指南》则固作于元末（至元二年丙子，公元1336年）也。”王力先生（1982b，P84）也赞同罗先生的观点，他说：“《七音略》的韵部次序与《广韵》的韵部次序不尽相同，大约是参照了《切韵》原来的次序。据王国维的考证，《切韵》原本的韵目次序是覃谈在阳唐之前，蒸登在盐添之后，《七音略》的次序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只不过由于盐添咸衔严凡六韵要与覃谈共图，所以索性把它们连带地也移到阳唐的前面罢了。”并且，王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把《七音略》跟《韵镜》一同归为按《切韵》分析字音的第一派韵图（参见王力1990，P108—113）。总之， 《七音略》不反映《集韵》的开合归字的歧异之处是正常合理的。至于《集韵》和《切韵指掌图》的关系，本节第一小节已论及，需要补充的是，《切韵指掌图》在反映时音方面要远比《集韵》来得彻底，《切韵指掌图》对开合归字的处置跟《集韵》相符，并不仅仅说明它依傍《集韵》而作，而更加显示了两者在表现时音的开合方面有一致性。
第二，归韵沿袭旧韵书说，黄侃（1936）、潘重规（1964）、邱棨鐊（1974）持此说。潘先生认为，《集韵》转移小韵的归韵与《广韵》的不同，“断不能认为刻本之讹误”，“当溯源于《广韵》、《集韵》所依据之旧韵书”，“盖《集韵》开合混同之处，殆亦沿袭旧韵底本之故”。并列举两条论据：
（1）“《集韵》一书，虽传本多讹，而宋本具在。 ”“虽传刻文字颇有讹缺，然断无整个音系有条理有秩序之转移。”
（2 ）《集韵》转移小韵归韵与《切韵指掌图》内容“若剖符之复合”，“尤足见宋以来二书本来如此，非经后人所窜改。”并提出《切韵指掌图》实为司马光据《集韵》而撰成，《集韵》与《切韵指掌图》“二书实有表里相依之关系”。
潘著是追述黄侃先生《集韵声类表》的“补缀条例”之作，因此，他所阐述的实际上是黄侃先生的观点。邱（1974）坚持黄、潘之说并有所发挥，他在充分考察和详细分析《集韵》34个开合韵中的102个（按实有145个）转移小韵的基础上，一方面沿用黄、潘之说，认为“《集韵》开合韵混同，实前有所承，持之有故也”。另一方面，又说：“《集韵》开合韵混同，固前有所承，其外则通用韵之渐趋合并，故《韵例》云：‘凡通用韵中同音再出者，既为冗长，止见一音’，可为自注。以此论之，《集韵》较近于实际语音，故不与《广韵》同”（参见邱棨鐊1974，P426）。
针对以上见解，谈谈我们的两点看法。
（1）黄、 潘二位先生把《集韵》小韵转移现象的成因归结为所依据的旧韵书底本不同，这可看作对王力先生“错简说”的驳议。这个看法很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现存的《集韵》以前的韵书没有一部的开合分韵归字状况跟《集韵》完全符合，黄、潘之说也只是一种推测，但它提醒我们，要想合理解释转移小韵的成因，只从音变角度论证还不够，还需要《集韵》开合分韵所依据底本的旁证材料的支持，从这一点看，黄、潘之说有其积极的意义。我们发现，《集韵》未定稿的简缩本《礼部韵略》已开始转移小韵了，而“《集韵》与《礼部韵略》又是同一部书而分为详略两种”（王力1982a，P459），既然是同一部书， 所依据的底本一定相同。至于《集韵》跟《礼部韵略》转移小韵分布的不同，恰恰说明《集韵》的定稿在未定稿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转移，转移小韵是《集韵》作者一项人为的举措。关于这一点，我们另有专文讨论。
（2）邱先生一方面采取黄、潘之说， 另一方面又主张《集韵》转移小韵是出于反映时音的需要，即带有人为的因素。这种看法实质上是对黄、潘之说的反动，是自相矛盾的。从邱先生对转移小韵的具体处理方案看，他是倾向于后一种见解的。这说明要想从时音变化的角度解释转移小韵的成因，就必须抛弃黄、潘之说。此外，潘先生夸大了《切韵指掌图》跟《集韵》的关系，这种认识带有片面性，对《集韵》的研究是十分有害的。前有所论，此不赘。
第三，语音演变说，日本学者坂井健一（1957，P53—64 ）持此说。坂井先生通过对《集韵》果、假两摄诸韵反切下字的系联，揭示宋代果、假摄某些小韵的音变倾向，指出《集韵》平声果摄开口一等韵的舌齿音字正在由《广韵》的开口音变成合口，发生了由中古音向近代北方音的转变。上声、去声的变化没有象平声那么具有规律性，只有个别牙、齿音字存在着与平声变化倾向相同的例子。以上变化可列表展示如下：
坂井先生的讨论虽然只限于果摄的转移小韵，但是其结论对解释其他韵的转移小韵的成因也富有启发性。
第四，方音影响说，邵荣芬（1994，P126—129）持此说。 邵先生在证明了《集韵》的唇音字不分开合后，讨论了开合韵中小韵混置的现象，将小韵混置的开合韵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痕魂、歌戈为一类，寒桓为一类，真谆、欣文为一类。”唇音小韵“一概略去不录”。联系《集韵》作者的籍贯和现代汉语方言，邵先生得出了三种结论：
（1）痕魂、歌戈两个韵系的“开合混置大概与方言音变有关”， “这种混置不一定是自觉的安排，而是受方音影响无意中措置的结果”；
（2）“寒桓韵系的开合混置也有受方音影响的可能性， 只是这与《集韵》编者的里籍有矛盾”；
（3）真谆韵系的开合混置“显然跟音变影响无关， 只不过是承袭《广韵》的旧规而已。”欣文韵系的混置“仍然不大可能跟实际语音有关，而只能认为是受真谆混置影响的结果”。邵先生得出了三种不同的结论，认为“这样比把它们看作同一性质，也许要切合事实些”。
针对邵先生的观点，谈谈我们的两点看法。
（1）联系现代方音的开合特点论证《集韵》的开合混置现象， 是邵先生超越前人的地方，他得出的歌戈韵系的开合混置反映方音的结论，跟坂井健一不谋而合，关于寒桓韵系开合混置受方音影响的结论，我们也极为赞成。但是，邵先生在其方法论的贯彻和把握上，或有不妥。现代方音是古音发展的结果，根据现代方音特点，结合文献材料，上推古音状况，是历史比较法的重要原则。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方音具有的某些开合特点，《集韵》也具备，如果《集韵》开合混置与现代方音开合特点不符，《集韵》开合混置就跟当时方音影响无关，就是错置。现代方音的开合特点只能作为佐证，而不能作为决定问题实质的主体。现代方音的开合系统受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影响，尚且呈现出很复杂的局面，（注：参见汪平《汉语方言四呼比较》，149—171页，《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由此可推测，在没有政府法定、令行禁止的普通话制约的北宋方音里，开合状况一定比今天更复杂，它的特点一部分反映在《集韵》里，有的特点在现代方音里尚有保存，有的已难寻踪迹。因此，现代方音的开合特点不能作为衡量《集韵》转移小韵的性质是否有同一性的标准。我们认为，《集韵》的各个韵系的转移小韵，在反映时音方面具有同一性，问题在于怎样合理解释这一现象，而不在于评判它的对错是非。但无疑地，邵先生的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它提醒我们只根据现代方音论证转移小韵的成因还不够，还应发掘和考察北宋或早期语音的开合系统特点。
（2 ）邵先生认为《集韵》真谆韵系的开合混置“只不过是承袭《广韵》的旧规而已”，这就难于解释何以《广韵》开合归字不合理的小韵在《集韵》里得到了合理的调整与转移。如囷小韵，《广韵》去伦切，在真韵，反切下字伦属合口谆韵而列于真韵，《广韵》归字不合理。《集韵》囷小韵区伦切，转移到谆韵，就很合理。这类例子虽然不多，共计15个，却也排除了《集韵》承袭《广韵》开合混置旧规的可能性。
以上四说，解答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1）《集韵》的转移小韵是否客观存在？其根据是什么？
（2）《集韵》的转移小韵的分布及其语音性质如何？
第一说、第二说主要解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三说、第四说主要解答了第二个问题。虽然这四种学说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极富有启发意义，打开了考虑问题的思路，摆出了解决问题的困难，是我们进一步探讨问题的认识基础。
在解答这两个问题后，还应解决转移小韵的构拟问题。转移小韵构拟的关键是主要元音的构拟。邱棨鐊对转移小韵所涉及的两个开合韵的主元音构拟采取了不一致的态度，在构拟寒桓、文欣、魂痕、歌戈（举平以赅上去入）的韵母音值时，拟测了相同的元音，而在构拟真谆（举平以赅入声）韵值时，却拟测了两个不同的元音，违反了转移小韵语音性质的同一性，并且增加了《集韵》的韵母，我们认为缺乏合理性。邵荣芬先生在谈到真谆、文欣混置时，认这“这两对开合韵的区别不在于主要元音，而在于有没有介音u-”。我们同意邵先生的观点，同时把真谆、文欣开合通用韵主元音一致的看法贯彻到所有的通用韵的时音构拟上来。我们另有专文进一步讨论以上问题。
7.《集韵》的韵母分类研究
迄今为止，这方面的论文有三篇：（ 1）邱棨鐊（1974，P337—366）；（2）林英津（1985，P160—179 ）； （3 ）邵荣芬（1994）。
其中，只有邱著对《集韵》的反切下字进行了系联，因而其结论就值得重视。
《集韵》韵母分类的结论受所采用的《广韵》韵类系统的制约，采取不同的《广韵》韵类系统，得出的《集韵》韵类就会不同。邱棨鐊采用其师林尹先生的《中国声韵学通论》的韵类系统，不计重纽。根据《集韵》反切下字系联的结果，得295个韵类，比《广韵》294个韵类多出一类，故邱棨鐊（1974，P364—366 ）认为“《集韵》与《广韵》韵类初无大异”。具体说来，《集韵》“真轸震质四韵不以开合分二类，荠韵有开无合”，比《广韵》少5类，“蒸职、 劲径陌五韵多合口呼一类，废韵多开口呼一类，凡多《广韵》六类”。
按：邱氏所说不确。根据邱氏《集韵四声韵类表》，真轸震韵只有开口韵类，而质韵兼开合两类。《广韵》质韵也有开合韵类。《广韵》荠韵只有开口韵类，《集韵》与《广韵》同。《广韵》职、劲、径、陌、废韵有合口呼，《集韵》同。
如果邱氏按《集韵》切语下字系联的结果确定《集韵》的韵类，其结论还是可靠的。但是，邱氏又认为转移小韵“其下字虽未改而音当有别”，“据此则谆准稕魂混缓换戈果过等十韵增多开合口呼各一类，质隐焮迄恨五韵增多开合口呼各一类，计可多十五类”，这样《集韵》韵类就增至310类。我们认为， 《集韵》在开合韵之间转移小韵而不改反切下字，说明转移小韵的韵类不变，尽管时音的韵值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增加韵母。邱氏为转移小韵专门增加韵母的作法，跟其所谓“《集韵》与《广韵》韵类初无大异”的结论矛盾，不仅掩盖了转移小韵的本质，而且破坏了《集韵》的韵类系统，使得《集韵》韵类系统大不同于《广韵》，不利于认识《集韵》的性质。
林著对邱著的结论几乎全盘接受，一方面主张有重纽， 在邱氏295个韵类的基础上增加了34个重纽韵类，得324个韵类。另一方面， 又同意邱氏为转移小韵所增加的韵类，得355个韵类。 后一个结论跟林氏关于《集韵》照搬《切韵》的音韵系统的观点相冲突。邱、林二先生分别得出韵类数目不同的韵类系统，使《集韵》本来十分明确的韵母分类呈现出不明朗的局面，其症结就在于不能正确处理转移小韵的问题。要获得合理的结论，就必须解决好转移小韵问题。我们另有专文讨论。
邵著把《集韵》韵母分布格局跟《广韵》比较，指出《集韵》韵母分类的特点在于新增加了一类蒸韵合口韵母。
以上结论都有补正的必要。我们采取周祖谟（1981，P565—574 ）的《广韵》韵类系统，参照邱著反切下字系联的成果，修正了邱氏若干不合理的结论，如诤韵《广韵》有开合两个韵类，合口小韵只有一个：轰，呼迸切，反切下字属于开口类，周先生列合口类，跟《韵镜》相合。《集韵》沿用《广韵》呼迸切不改，邱氏根据系联结果归为开口韵类，这样就少了一个韵类。今从周先生，《集韵》诤韵也有开合两个韵类。我们把《集韵》韵类订为334类，把韵母订为165类。 跟《广韵》324个韵类和158个韵母相比，《集韵》有以下变化：
（1 ）《集韵》准韵、仙韵、静韵各增加了一个开口韵类，质韵、
韵、蒸韵各增加了一个合口韵类，祭韵、昔韵增加开口、合口韵类各一个，共增加10个韵类；
（2）静韵增加了一个开口韵母，质韵、 蒸韵各增加了一个合口韵母，祭韵、昔韵增加开口、合口韵母各一个，共增加7个韵母。
二、音系以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
（一）从方言学的角度研究《集韵》
从方言学角度研究《集韵》，有两条途径：一是利用《集韵》，对现代方言的某些特点纵向探源，突出地表现为方言本字的考证；二是立足于《集韵》本身的方言材料，横向考察北宋方言的特点。
利用《集韵》考求方言本字，是方言调查必不可少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斐然，不多介绍。专题论文有黄侃（1985，P533—588）， 将《集韵》所反映的近代俗语钩稽罗列出来。由于此文是未刊稿，我们不知道作者心目中俗语的范围和所谓俗语跟普通话（国语）词汇、方言词的关系。有的似乎是普通话词汇，如“缝衣人曰裁缝”。“裁缝”是普通话词汇。有的是方言词，如“不行谓之不中”。“不中”是方言词。有的似乎是书面语，如“帚曰苕帚”。“帚”是书面语，有成语“敝帚自珍”。总之，此文显示了作者深厚的《集韵》文献功底，但缺乏明确的方言观念，没有揭示出《集韵》与现代方言的关系。
横向考察《集韵》所反映的北宋方言特点的论文，迄今只有 G. B.DOWNER（唐纳）（1981，P1—17），林英津（1985，P69—73）对此文已有详细的评述，这里只作简单的介绍，补充我们的看法。唐纳集中考察了《集韵》里的宋代方言词，认为这些方言词中有些保留了更早的古音，有些遗留在现代方言里，一部分还成为现代方言词的最早来源，但大多数无法辨认，主要是由于现代方言记录不完整所致。根据方言词注释里所涉及的北宋方言区域，唐纳分出官话、吴、闽、越四个北宋方言区，指出《集韵》采取语音和词汇相结合的分区标准，所划分的方言区已接近于现代方言的分区。本文对《集韵》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集韵》在广收前代异读的同时，还有意识地收录了一些当时的方音，体现了方音层次，有利于认识《集韵》的性质。不足之处有两点：
第一，《集韵》撰作的目的不是为当时文人提供一个方言比较词典。尽管《集韵》收录了一些当时的方言词，但毕竟是极少数。根据有限的方言词给北宋方言分区，忽视了方言的复杂性，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第二，考察北宋方言词，必须对《集韵》词汇材料进行筛选和甄别。正如作者所说，对一些《集韵》附加地区说明的方言用语，我们不知道《集韵》所指究竟是当时的方言读音有别，还是有更古的方言资料来源。还应该指出的是，有的词，注释中不注明文献出处，却有特定的文献来源，这部分例子相当多。
如傖字锄庚切，释义为：“吴人骂楚人曰傖”。《汉书》卷四十八有“国制抢攘”。苏林注：“抢音济济跄跄，不安貌也。”晋灼注：“抢音傖，吴人骂楚人曰傖，傖攘，乱貌也。”颜师古注：晋音是。傖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注：《汉书》第八册，2231页，中华书局1990年。）可见，《集韵》傖字的释义来自晋灼注，注音折合颜师古仕庚反而来。傖不能作为北宋的方言词。
（二）通论性论著
研究《集韵》的通论性论著有两类，一类多出现在音韵学、语言学史等专书的章节中，据我们统计，这类专著有40余部，讨论四方面内容：（1）介绍《集韵》的体例；（2）阐明《集韵》跟《广韵》的不同特点；（3）论述《集韵》跟北宋相关韵书如《礼部韵略》的关系；（4）评价《集韵》在音韵学史上的地位；等等。第二类是专题评论，有唐文、章锡良、唐君彦（1981）、路萌怡（1984）和丰逢奉（1989）等。
（三）《集韵》与《礼部韵略》的关系
《集韵》和《礼部韵略》的关系，不同的意见总括起来大致有四种：
（1）《礼部韵略》由《景德韵略》改名而来， 《集韵》与《礼部韵略》是详、略两部书，戴震（注：戴震《声韵考》卷二《宋景德韵略》，《音韵学丛书》本。）、李新魁（1986，P42）等持此说；
（2）《礼部韵略》是《集韵》刊修《广韵》的先导， 是先后修成的两部书，张世禄（1936）、杨蓉蓉（1994）等持此说；
（3 ）《礼部韵略》和《集韵》是先后修成的同一部书而分为详略两种，王力（1982a，P459）持此说；
（4）《礼部韵略》是与《集韵》同时修撰的《集韵》摘要本， 或《礼部韵略》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陈振寰（1988，P187）持前说，宁忌浮（1994）持后说，实质相同。
以上四说的分歧可归结为两点：
（1）《礼部韵略》与《集韵》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
（2）先有《集韵》，还是先有《礼部韵略》？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从《礼部韵略》跟《集韵》的内容比较入手。景祐《礼部韵略》早已亡佚，现在能见到的《礼部韵略》是南宋嘉定六年（1213）以前成书的《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因此《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就成为研究《礼部韵略》的主要依据。
真正理清了《礼部韵略》的来源及其跟《集韵》的关系的学者是宁忌浮先生。宁先生先从韵字的排列、小韵次第和反切用字三个方面比较了《礼部韵略》与《景德韵略》（由金人王文郁《新刊韵略》还原而来）的异同，说明《礼部韵略》与《景德韵略》无传承关系，再把《礼部韵略》的小韵排列次第、韵字排列次第、小韵归部、反切、韵部名称及独用通用例和注释跟《集韵》、《广韵》进行比较，结果得出《礼部韵略》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的结论。至于《礼部韵略》和《集韵》成书的先后，宁先生认为先有《集韵》，后有《礼部韵略》。丁度等从景祐元年开始刊修《广韵》，到了景祐四年，《集韵》基本成型，为了应礼部科试急需，从中提炼出略本颁行，略本即《礼部韵略》。从景祐四年到宝元二年，丁度等人对基本成型的详本进行修改加工，今传本《集韵》和《礼部韵略》的差异即是修改加工的记录。
宁先生的这一大发现很重要，它能帮助我们解释《集韵》韵书结构上的许多问题，如转移小韵的客观依据等。
（四）《集韵》的版本研究
这个时期的版本研究主要表现在《集韵》反切的校勘和几部重要版本的考订方面，有白涤洲（1931 ）中的《姚刻集韵勘误表》、 黄侃（1936）中的《集韵切语校字》、邱棨鐊（1974）中的《集韵切语校勘记》、李致忠（1985）、赵振铎（1992，P22—25）和（1993 ）以及冀淑英（1994）等，基本上搞清了现存《集韵》版本的源流关系。
（五）异体字、通假字的研究
主要有黄孝德（1979，P255—264 ）和他的《〈集韵〉异体字考》（注：此文未见，但据其前文所述，可见梗概。），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六）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集韵》修纂的原因
在《广韵》成书短短的26年后，北宋官方为什么要诏修《集韵》？这个问题只有联系北宋的学术史才能得到解答。
平田昌司（1996）认为《集韵》的编纂跟科举的需要和文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广韵》沿袭唐代韵书，不能解决文人科考中的疑难问题，因而需要一部网罗经史音读、广收异体字的穷尽式的正字正音手册。《集韵》重视《说文》、《经典释文》，带有深厚的经学和复古的色彩，正是北宋学术风气的反映。鲁国尧（1996，P271—273 ）则认为《广韵》是百科性字典，抄缀旧文，内部矛盾纷杂，是“述”；《集韵》是语词性字典，吸收晚唐五代切韵学成果，包纳唐宋新出现的字和音，义例谨严、组织致密，是“作”。这些认识对《集韵》性质的理解也很有帮助。
四 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
以上我们对近三百年来的《集韵》研究状况作了粗线条的勾勒，总的来看，研究成绩是可观的。校勘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但仍需要有一部好的《集韵》校本问世。音系的问题大部分已经提出，并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长期以来对《集韵》性质认识上的偏差，过多强调了《集韵》跟《广韵》的共同点，而多少轻视了《集韵》自身的特点，《集韵》音系内部的一些问题，没有圆满的解决。这也是我们继续《集韵》研究的动机所在。
研究《集韵》，方法论十分重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摸索出两条方法。
第一，内证法和外证法相结合。
所谓内证法，就是以《集韵》作为研究的主体，以揭示《集韵》本身的特点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从《集韵》内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谓外证法，指以《集韵》以外的韵书（如《广韵》）和字书（如《类篇》）为参照，通过比较，揭示《集韵》的特点。
具体说来，首先，在考察音系问题时，以《广韵》音系为参照框架。在我们看来，《集韵》的特点因《广韵》而显，脱离《广韵》去研究《集韵》，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科学。我们不仅要看《集韵》因袭或改造了《广韵》哪些内容，更要揭示《集韵》在《广韵》基础上增添、合并和创新了哪些内容。
其次， 我们的研究以《集韵》的异读字为主线。 《集韵》收字53525个，以字头为单位，实际收字32381个（赵继1986），而《集韵》的异读字就有11910字，约占收字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即每三个字中就有一个是异读字，从这点来说，《集韵》就象一部异读字字典。由于《集韵》异读字下不载又切，查检不便，长期以来，《集韵》异读字的研究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类篇》跟《集韵》的关系极为密切，利用《集韵》的单字索引，再参证《类篇》的重音字，就可确定《集韵》的异读字。《集韵》的异读叠置了不同层次的字音，揭示出异读的层次，就可掌握音系的内容和性质。
第二，语言学方法和文献学方法相结合。
揭示《集韵》韵书结构的特点，探索《集韵》异读的来源，涉及到很多文献资料。在各方面语言学知识的指导下，运用文献学方法，辨别材料的真伪和讹脱，在掌握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合理地分析材料，是我们研究《集韵》的又一个指导思想。《集韵》的异读来源很复杂，涉及到很多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有的经过前人的整理，讹误较少，有的未经整理，问题较多。考察《集韵》异读的来源，必须对这部分材料仔细地爬梳整理。此外，《集韵》不是孤立的韵书，跟北宋同时期的其他韵书、字书和音义书都有关系，在比较《集韵》跟这些书的基础上，才能解决《集韵》的体例来源、韵书结构、异读字结构等一系列问题。
在上述方法论的指导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把解决以下问题作为我们的研究方向：
第一，利用现存的四种《集韵》刻本（有三部是宋刻本），比勘互校，并参较其他校本，整理出一部《集韵校本》来；
第二，考察《集韵》跟北宋相关字书《类篇》、韵书《礼部韵略》和音义书《群经音辨》的关系，确定《集韵》的异读字，完成一部《互注集韵》，揭示《集韵》的体例来源和韵书结构特点；
第三，编制一部能客观展示《集韵》音系面貌的《集韵韵图》；
第四，深入研究《集韵》的异读，解决《集韵》异读的层次性问题，划分出《集韵》的异读层次；
第五，分析《集韵》异读字与“别体”字的关系；
第六，解决音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声母韵母的分类、介音的构拟、重纽问题、转移小韵问题、新增小韵的性质等，以解答《集韵》音系的性质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远期目标，近期重点解决的有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等四个问题。我们不敢说我们对事实的分析和论证是完全合理的，也不敢说解决了问题的全部，只想通过对问题的探讨，为《集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理论模式和考察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