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两种文化”融合的文化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两种论文,文化背景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在其剑桥大学的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曾经指出，自20世纪30年代起，科学与人文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各自为阵，各行其道，形成了相互隔离的文化“两极”。斯诺所指的两种文化指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斯诺声称在两者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相互怀疑和相互不理解，而这种怀疑和不理解，将对运用技术以缓解世上问题的前景产生破坏性的后果。[1]尖锐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斯诺，正是对科学发展作人文思考、把人文关怀摆到了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一位深思的学者。C.P.斯诺认为，解决文化分裂的基本办法是改进教育，其次就是期待融合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产生。[2]在笔者看来，斯诺所指的第三种文化就是生态文化。
一 关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追溯
学术界对两种文化是这样定义的：科学文化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要是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及规律的，是求真。人文文化是以人道（对人和人类福利的关心）、博爱（对人和人类的广泛的爱）和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相对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兴起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与科学文化追求真实理性至上不同，追求的首先是美与善，并对理性之外的意志、信仰、情感和潜意识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两种文化分离和对立的思潮大约开始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展在20世纪。
从历史上讲，科学与人文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共同反对至高无上的神权。与神学不同，这两种文化都推崇人，认为人和动物区别在于有理性，理性是人的本质，要冲破神学的束缚就要唤醒人的理性。人文与科学的分化与对立主要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以来的事。近代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发明及其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产生出巨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分化与对立。从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近代科学是在人文主义的帮助下诞生的，只是在科学主义把理性推崇至极，而人文主义对非理性或反理性顶礼膜拜时，两种文化的鸿沟才越来越深。
斯诺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近代科学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和每门科学内部的独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其特点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高级的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的运动形式。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整体世界，也看不清自己，于是就进一步陷入了……存在的遗忘。尤其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惟一崇尚的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并把科学同其他一切知识对立起来，主张从科学中清除价值，拒斥世界观，认为不能证实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因此，理性脱离了人文，丧失了人类的终极价值，沦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
虽然这股思潮最早出现并盛行于西方，但对中国也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远的说，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那场著名的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从近的说，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学术界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都是突出的例子。这两次大讨论可以说都深刻地反映了两种文化的深层矛盾和冲突。我们从90年代以来各种观点的相互交锋中不难看出，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两种文化的分离和对立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两种文化分离和对立的后果是严重的。对于正在努力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更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因为两种文化的分离和对立显然不利于科学与人文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不利于人类本身的全面发展，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不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狭隘的科学观和文化观是导致两种文化分离和对立的重要根源。在当代，有两种科学观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另一种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这两种科学观分别对科学作了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而严重忽视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深刻关联，结果导致所谓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和对立。与此相呼应，也有两种文化观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人文的理解：一种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另一种是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不仅依然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截然区分，而且还将科学置于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予以批判，于是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和对立。此外，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也对人们的科学观和文化观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还正在激化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
二 “两种文化”融合的现实要求
20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运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人口爆炸问题等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追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时，领悟到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分化是导致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在自然面前，其“主人”的地位和主导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人凭借科技和工业力量在急剧地改变着自然界的时候，上述一系列问题日益显现和尖锐起来。这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后看；一种是向前看。向后看，就是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作消极评价，持否定态度，似乎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向前看，则是清醒地研究我们面对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总是能够在科技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中，在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进一步确立和贯彻中得到解决，即在更高的水平上取得科学技术与自然、人类以及社会的更加协调的发展；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定科学和工业发展，而是否定工业的盲目发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依托于科学和工业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新发展的状态。
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都具有综合性质，这些问题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而引发的。例如：环境问题（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资源问题（能源、粮食）等，既是科技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国家的范围，也超出了自然科学技术能力的范围。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增长的方向和目的，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定位问题的追问和研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必须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各种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因此，两种文化的交融是时代的要求。科学文化是求真，是“立世之基”；一切违背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认识与活动，必然失败。然而，科学文化本身不能保证科技发展的方向正确，而引导这一发展方向的是人文文化。人文文化是关于精神世界的，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与终极关怀，是求善，是“为人之本”；一切危害人与社会的认识与活动，必须制止。然而，人文文化本身也不能保证其发展的基础正确，保证这一基础正确的是科学文化。即人文为科学导向，科学为人文奠基。众所周知，人与自然是文化的两大主题，科学文化的兴起弥补了人文文化对自然研究不足的缺陷，也充分显示了人类理性思维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而人文文化则显示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是对科学文化的必要补充。对一个民族而言，缺失人文的科学是麻木的，缺失科学的人文是乏力的，双重缺失则是瘫痪的。
三 生态文化：“两种文化”融合的文化背景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直接表现为技术的异化和人类价值观的扭曲，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与文化的连接点就是人类文化在总体走向上是逐渐地远离自然，排斥自然。生态危机暴露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暴露了人类文化的危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而非技术和经济问题。生态危机提示人们，如果人类文化仍然以人与自然的分离对抗为主题，那么这种文化很难再继续发展下去，而生态文化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种时代要求。
首先，生态文化体现了人文关怀。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和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3]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与经济和社会的相得益彰、协调发展，从而保证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文化。可以说，生态文化是文化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延伸和创新，它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人文道德观念，使人们真正地了解自然，崇尚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生态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人的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科学与人文的分化所导致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为内容，以向自然的挑战为核心，以物质追求为目标的。因此，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人们的消费观必然是注重于对物质生活的无限强烈追求，而人们的价值观也势必着重于对自然的征服和物质利益占有的贪婪。这种文化价值观念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致使其弊端日益凸现，从而遭到人们的摒弃。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即提高对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产生的内在的挑战和责任以及对策略和手段的理解，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4]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探索人类的生命本体、探索人对于环境的需求和适应能力、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为重心，认为人类与自然应当是一种和睦的、平等的、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因此，人类必须在研究地球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的基础上，使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行使利用这些条件的权利，承担保护这些条件的义务；人类在利用这些自然条件的时候，必须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不遭污染和破坏的环境遗产；人类应当改变以追求物质需要为核心的传统消费观念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念。当代人对自然的行为，对历史遗产的行为，与未来人的生态有伦理关系，应该确立一种观念，即未来是现在的尺度。借此，人类可以规范科学技术的内涵、发展方向和应用范围，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向以人为本的轨道，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生态文化营造了“科技人性化”发展的环境。[5]笔者认为，“科技人性化”就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发现科技不是万能的，任何科学技术的出现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使人思考，科学技术能确保人类的幸福吗？为什么科技越发达，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越恶化？为什么物质生活富裕了，人类的精神却感到空虚？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追问，我们人类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我们生物的本性是什么？生活方式怎样？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如何？以及我们的社会类型是什么？环境问题提出的这些基本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它有关我们追求的目的，科学和技术最多是我们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人的价值信仰，取决于社会的风气和人的价值理念，取决于科技发展所处的文化环境。乔治·萨顿认为，单单科学本身并不是文化，尽管它是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技术员”只能改进机器，却不能改善人的本性。尽管科学有很多好处，但只靠科学却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人们必须找到把科学和我们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使“科学人性化”，让科学的发展得以理性地制约，而不能让科学成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所以，实现科技的人性化，使科技复归于人的世界，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所谓科技的人性化，是指科技的人文化、人道化，以克服科技与人背离，无视人的状态，把科技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以人为本，始终围绕着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进行，真正成为人的科技。[6]由于科技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具有一种背离人性的外在倾向。文化是人活动的产物，是“人化”的结果，同时又是“化人”的工具和手段。人生存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始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科技活动的主体是人，科技成果的运用也是由人来决定的，科技的异化和非人化往往是由人的活动所导致，是人的观念偏差和行为失当所造成的。因此，良好的文化背景是科技人性化发展的深层文化根基和根本保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科技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科技不是万能的。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科学被神化、被万能化。尤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相信人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凭借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所欲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泛滥。正是受这种错误科学观念的支配，人的主体能动性过分膨胀，科技的工具理性被过分张扬，价值理性被排斥和否定，人生意义和价值判断问题被忽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生、社会等问题被隔离开来。科技工作者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价值问题采取超然态度，表现在只关心科技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科技视为工具，对科技发展和应用中存在的负面效应和道德问题失去了应有的警觉和预见。结果是科学发展了，精神家园却丧失了。科学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因此，生态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恰是给科技的发展营造一种关注人文的环境，用人文的关怀去引导科技的发展，使科技的发展不要偏离正确的方向和轨道。生态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完善自身与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的，并规范、约束和指导着人类的社会活动，表现为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对人类生死存亡的关注，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科学和人文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迂回发展的历程，“从分离、分裂走向互补、交融”，这一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必将在爱好和平的人类中，“在不断的争论中前进”，[7]在生态文化的日益盛行中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