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情结及其变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中华论文,情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通常情况下，不管人们是否懂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懂得心理学相关于情结概念的规定，他们在使用情结这一概念时都多多少少带有心理学的味道。这主要是因为，日常思维中的情结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心理学的产物，心理学发现并规划了情结的概念。但认真的思考使我们发现，心理学的情结概念作为方法虽然在分析作业中表现得卓有成效，其实是有缺陷的。它的情结概念带有太多的“设计”痕迹，从而显得缺乏必要的客观主义态度。不管它是否自觉到，心理学事实上是把情结规定成理性之外的一块保留地了，并且只有这样，情结概念才不会与心理概念的统一性发生矛盾。而在本质意义上，情绪在理性之外是没有存在的，只有在理性的概念之中，情结才会拥有具体的，明确的形式，并从而被“看”到。在这篇文章里，我对情结概念的使用将不局限在心理学的规定里面，虽然我并不否定心理学对情结概念的根本意见。我希望我这样做能够体现出我关于情结概念的如下的想法，情结在真实的意义上并不是理性之外的一块保留地，它直接地是主体思维的特定形式，这形式在与特定的客观相关物发生关联的情况下体现为具体而实际的思想方式，简短地说，情结本身是可分析的，只要我们把捉到作为它的体现的思维方式，我们关于它的描述就不仅仅是一种
从以上的想法出发，我们首先到达的观念是：美国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有着某种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并且，在逻辑构想上，后者的实际情况乃是前者之基本精神的出发之地，而这刚好体现在两者对大中华情结的完全不同的体现方式上。在描述大中华情结的文学表现时，我们当从后者开始。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方面，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方北方。他的创作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历史主义的整一性是非常重要的，他写的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垦荒经历，他的“写”本身其实也是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领地上的垦荒，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表达了那一代人的对生活以及人生的理解。一方面，大中华情结表现在方北方的创作思想上。他是个十分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身在马来西亚还能总想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回到中国参战。他曾把他回国抗战的经历、体验、感受写成三本小说（《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和《幻灭的黄昏》）。他的创作成绩主要表现在他对华人在马来西亚垦荒经历的描写上，代表作品是三部曲式的三本小说，《树大根深》、《枝荣叶茂》和《花飘果堕》。作家的大中华情结在关于这部分创作的创作思想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现。在《树大根深》的后记中，他说道：“用‘树大根深’的题意，描写华人祖先，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寝食俱废地历尽政治风暴的袭击和摧残，如何把生存的根扎下；进而由于树大根深，促使子孙饮水思源，关心民族大树的成长。以‘枝荣叶茂’一书，表现华人经济的成长与教育挂钩的情形；从而促成华社的觉悟而关心母语教育的发展。从‘花飘果堕’中，反映芸芸众生的华人精
例如，就《树大根深》而言，其中的任何一个组件，不管我们怎样充分而明确地把它对我们显现的审美含义与某种具体事情（如母语教育）、事件（如紧急法的实施）、现实社会（如马来西亚的华侨社会）等联系起来，它的审美价值都来自于更加广泛的、普遍的文化际遇，即中华文化。
以上谈到的表现在方北方那里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方北方只是一个代表，大中华情结在他那里的表现只不过突出一些罢了。大体说来，对于40-5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来说，大中华情结的表现形式都是差不多的，即使有所差别，也只是细枝末节方面的事情。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氛围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有关。我们应该认识到，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史所唤醒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走进现代社会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真正的中华意识。虽然在此前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就沉浸在“大中华”意识之中，但与其说那是中华意识，不如说那是一种迷信，那是一种只单纯地从自我出发经过盲目的膨胀形成的东西，没有边界，也没有参照，只是白茫茫的一片，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不可能拥有概念的东西。而近代史以来所形成的中华意识则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东西，它有他者作为边界，它在自省中可以拥有本身的概念，它不但作为深层的观念规范普遍的中国思想，而且从深层浮现出来导引中国人的理想活动，参与实践方面的筹划。完全成熟了的中华意识使得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具有了一种可被日常理智把捉到的整一性。这种意识主导了整个这段历史的进程，也同时规定着个体心灵的各个方面的活动。因而，它影响文学创作也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60年代以来，大中华情结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它不再作为突出的观念对思想有效，它不再直接地参与重要的价值活动，不过，它依然作为基本的思想方式发生作用。体现在创作中，其情形是这样的：它不作为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规定创作思维以何种形式发展，它只作为该创作思维得以发生的普遍处境在不自觉中存在，即，它不被意识到但作为该意识得以发生的条件有效；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显然地”占据了创作思维的整个现场，从而使得创作呈现别样的面貌。这种情况在70年代以后的年轻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但这样一点是应该加以强调的，就是，大中华情结没有被观念到并不等于它不在现场，更不等于它不存在。它始终在场，并且正好是审美思维得以发生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使意义成为审美的。
与这种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大中华情结并不正向地体现在文本中，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它的价值等是以它不在场的方式被圈定出来的，这情况就象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对于某种场合的意义往往只在他不在场的时候才获得昭示一样。反映、表现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接触时以逆向方式获得体现的大中华情结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必然主题，所谓（中国）文化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华文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真正地有所收获应该说是从6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60年代起，一大批已经和当时正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文化人从台湾到美国去生活，汉语文学从此开始大面积、全方位地关注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大中华情结也因而成为美国华文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美国华文文学的基本的审美特征是隔膜。我们通常总把隔膜理解为两者之间的关联方式，这虽然对研究活动本身来说很方便，但却并不十分可靠。在真实意义上，隔膈应该被诠释为主体本身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中，主体与之生疏、与之陌生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他者，而是主体所在其中的现实，现实不在意义里对主体显现为明确的形式，主体因而生活在不明晰的情态之中，即生活在“隔膜”之中。隔膜之成为审美的正在于，在隔膜之中有自我，有未被揭示出来的“方向”，有“应该”对之用心和为之动心的存在。与隔膜共生的痛苦、迷茫、悲情愁绪等正好表示着，主体此时有所求，这所求者便是“大中华”。
白先勇是最重要的美华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之被发现主要因为他较好地表现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和表现在这种冲突背后的大中华情结。就本文所关心的话题而言，他创作的数量并不大。但是，他创作在表现文化冲突、述说因这冲突而产生的意义的缺失以及在转达个体心灵因此而必然发生的痛苦方面，可以说是简洁而深刻的。他创作的“纽约客”、“台北人”系列，以其细致而凝练的笔致，蕴涵了研究活动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纽约客系列专题地讲述了因“大中华”的缺场而导致的意义缺失、从而必然发生的人本身与现实的隔膜以及因此表现在个体心灵那里的无法摆脱的痛苦。吴汉魂（《芝加哥之死》）的自杀、李彤（《谪仙记》）的死等不仅是“事实”，而且，更重要地，是隐藏在事实背后的某种宿命论存在的象征。这种死亡现象表明，所谓（异质）文化冲突绝不仅仅是学者嘴边的轻松字眼，在现实的意义上，这冲突体现为思想活动本身的非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意义的给出受到障碍，以至于现实不可能按照“预定”的格式向主体显现，主体的本真存在因而只能“生活”在现实之外。这种情况表现在个体的有限行为那里则是，拒绝摆在眼前的一切，即拒绝生存的实际。这种情况间接地意味着，按照既定格式活动着的思想不能够正常地、顺畅地
在《谪仙怨》的开头，作家引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作为题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多多少少都有如下的意味：体现为创作的述说不指对现实当中的任何具体的物体、事态、观点、意见等，它不关心有限的因果关系；它处理的是普遍性的东西；它要在这种处理中展示出中国人生存本身的某种悲剧意味，从而至少最初地勾画出“中国”、“西方”这两种概念对于生存本身的意义。作家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有着深入的认识，政治视域内的中国对于他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自省中的观念，同时正因为这样，他的人物才有了十分明晰的理性主义形式，才更加有效地讲解两种文化之间的悲剧性的生存。
《桑青与桃红》（作者聂华苓）是美国华文文学中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从美国华文文学主题深化的客观逻辑上看，《桑青与桃红》的叙述显然已经超越（扬弃）了以大中华情结为背景的个体心灵方面的盲目的、无节制的逆向性情绪活动，而深入到这种情绪背后隐藏着的、以文化为依托的、淤滞的思想活动本身，即，由于大中华情结受到异质文化的强有力的“遏制”，从思想出发的意义不能够有效地到达现实，现实因而对主体表现为“陌生的”、“疏远的”，这可以概括为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就体现在作品那里的“技术处理”而言，叙述方式也的确较好地符合了这种内在的主题。“桑青”和“桃红”都是主人公的名字，不过，主人公只“承认”（认为）她（自己）是“桃红”，而拒绝“桑青”这称谓——虽然她的在移民局的档案上明明写着桑青两个字，并且，她不否定“桑青”的存在，但她“认为”桑青与桃红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我们既感动于艺术叙述真理的优越性——这优越性纯粹是与生俱来的，也惊叹于作家天才的叙事方式。单是这种“非常”的叙述方式，就可以让专题化的理论思维不管向着哪个方向发展都可以得到充实的内容。关于《桑青与桃红》，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桑青这中国人真可怜，早年在中国大陆离乱，躲到台湾过
我－是－桃－红。”从本质上讲，这种结构的实践方面并不是精神病，它是人本身固有的东西，是本真的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在序里说的“《桑青与桃红》中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融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正是这个道理的一个变相的说法。
在现实的意义上，主人公要否定的并不是某一客观物如一块石头或者某种物理主义的意义如“这块石头很重”，她要否定的是使她成为“这样的”的某种普遍原则，即大中华情结。因为，正是这客观存在的大中华情结编织了把她围困在其中的意义世界，也就是说，“桑青”实质上是大中华情结的必然产物，只有向着“大中华”的方向去看，被看到的才可能是“桑青”（这一点放到解读过程当中去理解可以变得很容易，因为创作过程也同时必然是解读过程）。“桃红”刚好是大中华情结的反面，但后者并不因为“桃红”这个人格的诞生而消失。当“桃红”作为纯粹的否定性出现的时候，大中华情结正好从反面被看到，正因为此，我们通常说，主人公精神不正常。
不管是典型地间接体现在《桑青与桃红》那里，抑或体现在东南亚华文文学那里，我们看到的大中华情结都是完整的、原本的，它不但是思想活动的基本特征，而且是它的根本原则。另外，它也必然体现为思想里面的观念，即被观念到的大中华情结。这些观念比之大中华情结的“说”常常表现在“被说”之中，它们不是原本的，而是被“修饰”过的，它们不是大中华情结的全部，它们各自只向着某个方向明确它，以便使它在某个突出点上被知道。它们可以被认作大中华情结的变相。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乡愁” 、“寻根”和“放逐”。
事实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乡愁基本上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人想念他熟悉的过去所在的地方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情绪。不过，正如任何情绪都是文化的一样，乡愁在现实的意义上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它作为个别事件和个别形态必然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逻辑演绎的角度看，“乡愁”是“寻根”的发源地。第一，乡愁作为一种情绪其本身包含着动机，这动机发展为寻根的意念方面。第二，乡愁的“乡”所蕴涵的文化意味被概念到之后，便是寻根的“根”。当然，“寻根”是作为一种文化观被发现和建设起来的，它因而比乡愁具有更明确的理性形式。按照这一线索走下去，应该说，“放逐”观念是更深刻的东西。它虽然直接地体现为某种逆向性的情绪，但这情绪指对人的文化处境，这也就是说，比之乡愁和寻根，放逐是更加普遍的东西，它应该说是“愁”和“根”的统一。
不过，乡愁，寻根和放逐很难说是各自独立的三种观念，它们说的从文化的角度讲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如果不十分挑剔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东西叫做“中国心”。假如我们不对乡愁、寻根和放逐作专题化的理论处理的话，我们可以说，本文谈论的话题之下的任何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所述说的都是中国心。这包括肯定的叙事，也包括否定的叙事，包括个别的艺术处理，也包括一般的以艺术进行的探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的创作、聂华苓的创作以及许多其他的美华作家的创作，其本文就会很容易地被赋予理论形式。另一方面，例如，在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中，我们发现，一方面，“中国心”是人物的基本的价值观，它作为人物经营异域人生的根本支撑表现为心理活动的显著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物虽然在地理主义的意义上生活在异域，而实质上是生活在“中国心”之中，伟成、依萍（《安乐乡的一日》）和玫宝（《上摩天楼去》）是如此，李彤（《谪仙记）》和吴汉魂（《芝加哥之死》）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中国心”又是他们作为“人”的困境。他们的存在便是“中国心”的现实，然而，由于异域文化的反对，“中国心”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意义支持，它因而对现实人格表现为远方的东西、不实际的东西，它
另外，应当注意的是，虽然“乡愁”、“寻根”、“根”、“放逐”等经常出现在人物的言语中，如《自由人》（丛甦）中的情况，但严格说来，那只是末端的东西，它们跟观念形态的大中华情结的变相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