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笔者从宏观语言学角度对语言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过某些研究，尤其对语言学与民族学的关系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宗教信仰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堃、马学良、严学宭、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的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言。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宗教信仰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阴茎；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睾丸”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