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零售业区域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零售业论文,含义论文,因素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产业集聚已经成为经济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工业化社会中，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属性很强，集聚特征很突出，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而服务业受交通工具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运输成本制约着其集聚发展。但是，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服务业的集聚现象也越来越明显，阎小培和姚一民（1997）[1]通过对波士顿和广州市服务业空间分布考察，证明了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现象的存在。但是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不同的行业的集聚程度可能有所差别，李文秀和胡继明（2008）[2]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对美国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不同服务行业具有不同的集聚特征。就零售业而言，其作为传统服务业，微观上零售企业间的集聚现象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我国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西安的骡马市等商业区都产生了以零售企业为主的商业集聚现象。但是现实中我国零售业在中观产业的层次，却没有像某些制造业那样区域集聚现象十分明显，能够在某一或几个地区集聚发展，零售业仅仅是在不同的省份地区发展有所差异罢了。那么我国零售业区域集聚的趋势是什么？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什么？零售业在不同的省份区域发展表现有所差异，那么哪些因素对其区域集聚产生了影响？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从产业角度有利于我国零售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从区域角度有利于各地区发展其零售业，最终促进我国零售业的发展，促进我国居民消费。
零售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其集聚作用自然激发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但从已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微观上零售企业之间的集聚研究甚多。Hotelling（1929）[3]提出了最小差别化原理，认为在一个有限的线性均质市场，当消费者需求完全相同且完全无弹性，假定两个业主销售同质的产品，且运输成本不变，如果让两个业主自由选址，那么他们都将跳跃到较长的那一部分市场上，最大化他们各自的市场领地，其结果是两个业主会在这一市场的中心位置形成集聚。Ingene和Ghosh（1990）[4]指出，多目标的购物行为会减少出行成本的同时也会减少保管存货成本，因此顾客会选择多目标购物，这样会刺激低级店铺向高级店铺集中，对零售企业间的集聚做了解释。蒋三庚（2005）[5]在用中心企业发展理论解释零售企业间的集聚形成机理时，认为有时集聚的形成更多地发端于一两家中心企业。日本石原武政教授（2002）[6]认为，同业种集聚内客流的增加量，要超过竞争激化引起的顾客减少量；解决消费者所需要购买商品的相关种类大大超过了供给方力所能及的范围的矛盾，最佳方法就是零售业形成集聚。魏剑锋（2006）[7]通过建立信息传导模型，分析各种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认为商业集聚体内的特殊的信息传递机制，决定了零售企业间集聚效应和竞争优势。夏春玉（2005）[8]指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批发商业或零售商业向特定空间的集聚是通过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获得“规模效益”和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外部条件“接触”的扩大所产生的“接触效益”所决定的，从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解释了零售企业间的集聚所带来的效应。武云亮（2004）[9]认为零售企业间的集聚有商业街、专业交易市场、购物中心、专业化商城等模式。樊秀峰（2010）[10]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考察了外资进入下中国零售产业区域集聚的变动趋势，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外资零售企业国际化行为是影响零售业区域集聚趋低的重要因素。
纵观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从纯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微观上零售企业之间的集聚，对零售企业间集聚的动因、集聚形成机理、集聚效应、集聚发展模式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在实证研究方面唯有樊秀峰从外资进入视角涉及产业层次的区域集聚的研究。因此，已有文献很少有从中观产业的角度对零售业区域集聚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对影响零售业区域集聚因素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基于此，本文将从零售产业的角度，利用省级区域数据定量地从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商的角度对我国零售产业空间上的集聚趋势做一研究，并利用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零售产业在各区域集聚发展的各因素做一实证分析。
二、我国零售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趋势分析
（一）区域集聚度的综合测算
在测算某产业空间区域综合集聚度时，最常用的两个指标是空间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其中空间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表示产业在第i地区的产值占全国该产业产值的比重，
表示第i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Q表示产业分布在全国Q个区域，H是该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两个指标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理集中指数综合考虑了产业集中度以及区域集聚的影响，而空间基尼系数仅考虑了区域集聚的影响。在制造业集聚研究中地理集中指数更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如罗勇等（2005）[11]利用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行业1993年、1997年、2002年、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得到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分布依次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结论。但李文秀等（2008）[12]认为服务业在集聚中与制造业有所不同，制造业集聚追求的是成本剩余而服务业集聚追求的是收益剩余，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具有时空上的一致性，因此在评价服务业集聚时，不能将区域集聚与产业集中度的影响综合起来评价，只能从这两个维度分别评价。
零售业作为服务业具有服务业的一般特征，因此本文在测算我国零售产业区域集聚度时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指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零售业的产值。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纂的《数字中国三十年》①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②上我国及31个省市区的生产总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了1995～2010年我国零售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得到了如图1所示的趋势图。
从趋势图1可以看出，我国零售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在1995～2010年间虽然有震荡的现象，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0.001115下降到2010年的0.000352，16年间下降超过70%，这表明我国零售业的区域集聚度在不断下降，零售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趋于发散，而这样的结论也与刘春济（2008）[13]针对同是消费性服务业的旅游业所做的产业集聚研究结论相似。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零售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越来越均衡，零售业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越来越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协调。这种趋势与制造业表现出来的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零售业提供的产品是与消费者接触紧密型的服务，服务提供点需尽可能地靠近服务对象，服务提供者必须面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因此只要有消费者的区域便会有零售业，零售业在空间区域上的集聚只存在微观上企业间的集聚形成商业网点或者在区域的中心、次中心形成一定范围商业区的现象，但这些商业网点和商业区的分布也是受居民区分布的影响，因此从整个产业省级数据来看，不可能产生明显的集聚现象。
（二）零售业在各地区的集聚发展
区位商（LQ）是衡量产业地区集聚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LQ=（g1/g2）/（G1/G2）（3）
其中g1、g2分别表示某地区该产业的产值和地区生产总值；G1、G2分别表示全国的上述指标。该指标可以判别产业集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LQ大于1意味着该产业在该地区可能存在集聚现象。本文根据我国1995～2010年全国和31个省市区的生产总值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出了历年我国零售业在各地区的区位商指标，表1整理了这十六年来我国零售业区位商排名前10名的地区；下页图2是这十六年来我国零售业分区域的区位商的平均值。
分析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16年来湖北、北京、重庆、吉林四省每年都榜上有名，辽宁上榜14次，四川、广东上榜13次。其他上榜地区也都集中在湖南、福建、内蒙古、陕西、山东、黑龙江、天津、浙江、山西等地区。从上榜地区所属的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上榜的地区居多，说明我国零售业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大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从这个相对的排序来看，每年都上榜的4个地区和辽宁、广东、四川在零售业的发展上，处于一个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层次，我国零售业在这些地区可能存在区域集聚现象；但从绝对数来看，1995年区位商最高的北京市是1.688239，2010年区位商最高的北京市是1.228655，可以看出该值比较小，且下降趋势明显，由此可知这些零售业发展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在零售业上的发展优势其实并不明显，也即是我国零售业在这些地区的集聚现象不明显。
分析图2的趋势，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零售业的区位商均值，在1999年以前东部略大于中部，而2000年及以后出现中部略大于东部的现象，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区位商均值比西部地区的区位商均值大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这也说明我国西部地区的零售业发展是落后于其经济发展的。
三、我国零售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与检验
（一）待检验理论假说
从我国的零售业发展现状以及经济集聚理论看，零售业的区域集聚发展要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首先是要素禀赋与零售业集聚。自然禀赋理论[14]认为，各地区由于要素禀赋不同，在产业间产生比较优势，从而出现专业化生产。陈建军等（2009）[15]在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通过实证得到了人力资本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呈正相关的关系的结论。对零售业来说，其作为服务业呈现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使得一个地区劳动力供给以及人力资本的状况对服务业集聚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零售企业越容易获得合适的人才，这样可以通过其创新、技术等降低零售业的交易成本。因此，本文针对这方面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人力资本与零售业集聚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是消费者购买力与零售业集聚。集聚的产生与规模经济有很大的关系，陈立泰、张祖妞（2010）[16]在我国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消费者购买力与服务业空间集聚度呈正相关的关系的结论。零售业作为消费性服务行业，呈现出本地市场消费性。所以本地市场消费者购买力的强弱决定了对零售业销售产品的需求规模。因此，本文针对这一因素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区域消费者购买力与零售业集聚呈正相关关系。
第三是对外开放水平与零售业集聚。陈建军等（2009）[15]根据国外的经验认为地区人均FDI比上全国人均FDI的值越大，则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度越高。零售业虽说是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但其对资金等要素的需求量很大，流动资金对零售业的发展相当重要。一般来说地方的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吸引外商的投资，并因此带来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办法，有利于零售业的集聚。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3：对外开放水平与零售业区域集聚呈正相关关系。
第四是政府政策与零售业集聚。政府政策对于某产业的发展的作用一般是较大的，对零售业而言政府产业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都会对其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近几年来，各地政府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本地的商区建设，为零售业的集聚创造条件。但杨洪焦等（2008）[17]通过实证研究得到我国政府政策很多都具有地方保护主义性质，不利于产业集聚的结论。因此综合各种因素，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假说4：政府政策与零售业集聚呈负相关关系。
第五是地理位置与零售业集聚。通过上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东部和中部的零售业区位商高于西部地区，而且产业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地理特性的产业发展现象，而这一地理位置的因素包括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多种地理特性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假说5：地理位置对零售业集聚有影响，东中部地区零售业集聚发展要好于西部地区。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基于上面的理论假设，鉴于检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对《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④上全国31个省市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区位商是各地区零售业集聚发展程度在全国的一个相对性指标，所以为了计量上的一致，均采用各地区的指标与全国相应指标的比值来测度各解释变量。
各地区零售业集聚度测度指标，用区位商表示，即各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比上全国的该比值，记为：Y。
人力资本的测度，用各地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与各地人口数之比（万人人口高等学校教职工数）表示，当然，也有学者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金煜，2006）[18]，但采用高等学校教师指标更能说明问题（李金滟、宋德勇，2008）[19]。将各地该指标比上全国该指标来表示各地享有的人力资本，记为：X1。
消费者购买力理论上应该用各地区人均居民收入测度，但由于只能获得各地区部分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居民收入数据，故本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代替，因为二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将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上全国人均生产总值得到的比值，记为：X2。
对外开放水平一般用FDI表示，其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越高，本研究以各地人均FDI的数值表示，2003年及以前该值为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2004年及以后该值为各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统计口径有所区别，但本研究利用的是相对数，故影响不大。用地区人均FDI比上全国人均FDI表示，记为：X3。
政府政策一般表现在财政支出上面，支出越多表明政府干预越多，而且财政支出测度的政府政策可以包括政府干预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因此用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比上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测度得到的比值，记为：X4。
地理位置的测量，采取设定人工变量的方式，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得到每个省市区文化传统、习惯等因素对零售业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况影响的大小，即每个省市区都设立一个人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三）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前文的分析，利用前文所述指标，对1995～2010年这16年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的建模有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模型，本文要做的研究是对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进行研究分析，而不需要用样本去推断总体，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固定效应模型而言，又有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本文根据研究的目的，需要对我国31个省市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因此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这样可以利用该模型，计算出只随个体（地区）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难以观测的因素的影响。综上，我们建立如下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
利用统计年鉴上搜集到的数据，用Eviews 5对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表2的回归结果。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X3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即假设3不成立。根据假设，X3代表的是对外开放水平与零售业区域集聚发展关系的一个指标，从国内外对制造业集聚的研究来看，对外开放水平应该是影响零售业区域集聚发展的一个因素，本文得到不显著的回归结果，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国零售业对外开放比较晚，虽然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外资零售业进入国内市场，但我国零售业全面开放则是在2004年之后，而且外资零售业进入我国市场的区域也仅仅只是一些主要商业城市，因此只有一部分地区的零售业发展受到了对外开放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指标的选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公开的数据，本研究没能搜集到各个地区零售业直接受到外商投资影响的指标，由于我国接受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因此用各地FDI表示的对外开放水平，更多的只能代表着制造业受外资的影响。以上这些都会对本文的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影响，接下来将不显著的变量X3剔除后，重新对面板数据模型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下页表3的回归结果。
从上式（4）剔除X3后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整个方程的Ad-R值为0.862093，方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从各个变量本身的显著性来看，回归结果都很显著，所有的变量都接受5%的显著性检验。整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可表示为：
具体来看，X1的系数为正，即假设1成立，因为零售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其集聚发展受地区人力资本这个要素的影响很大，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地区万人高等学校教职工比上全国该指标得到的比值每提高1，则可带动该地区零售业的区位商增长0.080607。X2的系数为负，这与理论假设不相符，即假设2不成立，究其原因，可以从恩格尔系数的经济意义上得到一定的解释，消费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用于购买衣食住行等物品上的支出比例相应的会减少，从而导致零售业在该地区的发展相对其他产业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具体来看，地区人均GDP比上全国人均GDP的比每提高1，则会使得该地区的零售业区位商降低0.164493。X4的系数为负，即假设4成立，地区的政府政策与零售业在该地区的集聚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地区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对零售业集聚发展的负效应大于因政策支持而带来的对地区零售业集聚发展的正效应，这一结果与白重恩等（2004）[20]、杨洪焦等（2008）[17]得到的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结果一致。具体来看，当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比上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增加1时，该地区的零售业区位商会下降0.045012。从各个地区来看，各地的零售业集聚发展都会受到除以上三个因素之外的本地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地理位置因素正向影响较大的地区有北京（0.201421）、天津（0.135278）、上海（0.356122）、湖北（0.233223）、浙江（0.195830）、广东（0.205348）等，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增强了本地区零售业的集聚发展；受地理位置因素负向影响较大的地区有河北（-0.144669）、江西（-0.145767）、海南（-0.141616）、贵州（-0.187203）、云南（-0.204563）、宁夏（-0.171080）、新疆（-0.249411）等地，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所代表的因素的作用，减弱了它们的零售业集聚发展程度。综合可以看出，地理位置所代表的地理特性因素对我国零售业在各地的集聚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且从东中西部来看，东中部地区受到该因素正向影响较多，而西部地区受到该因素负向影响较多，假设5成立。
四、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从零售产业的角度，利用省级零售产业的相关数据对零售业的区域集聚做了一定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整体上来说，我国零售业的空间基尼系数越来越小，表明我国零售业区域集聚度在不断变小，这与零售业作为消费性服务业的产业属性是分不开。
结论2：从零售业在各省市区的省级区域数据来看，我国零售业在各地区的发展越来越趋向均衡；从分析东中西三大区域零售业集聚发展程度的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零售业集聚发展要整体要好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零售业发展相对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
结论3：影响零售业在各区域集聚发展的因素中，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的投入与零售业区域集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政府政策以及地区居民购买力与地区零售业的集聚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从地理位置来看，各地区零售业的集聚发展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所代表的消费习惯等因素有关，且东中部地区受该因素正向影响较多，而西部地区受其负向影响较多。
（二）建议
根据这些研究发现，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零售业的集聚效果，促进零售产业的发展，笔者建议要在以下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零售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人力资本对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上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有所体现。当前我国零售企业规模扩张明显，而相应的人力资本投入却没有跟上去，从整体上来讲，最主要还是企业快速扩张以后引发的管理体系和信息系统的制约。高素质的管理团队、稳健的发展战略、严格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与资本市场的尽快接轨，是中国零售企业参与未来竞争的核心竞争力。零售企业在扩大规模后管理体系势必会随之变化，此时人力资本便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一个高素质的经营团队，管理能力势必下降，这样会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的规模扩张宣告失败。同时信息系统在零售业发展中的地位也不可忽视，这些都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可分割。因此，零售企业的规模扩大必须以人力资本的支撑为前提，企业要加大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
第二，地方政府开放零售业，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措施（如：打造商业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为该地零售业集聚发展带来正的效应，但是地区政府往往因保护主义而排斥外来零售企业的发展，使得本地区的零售业集聚发展不太理想，因此地区政府应该对外来企业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使之与本土的企业共同发展，促进本地零售业的发展。
第三，重视落后地区零售业的发展。零售业作为消费性服务业，其发展最终要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同步协调，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零售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各区域内部也出现了落后地区的发展不如发达地区、农村发展不如城市的状况。这一方面不利于我国零售业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落后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从区域来看，各级政府应该通过政策为农村等落后地区的零售业发展提供支持。具体来说，可以加大那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尤其是发展与零售业相关的道路交通、零售交易市场、农贸市场的建设。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既有利于地区内部的商品流通，也有利于本地与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这将拓展整个市场；交易市场、农贸市场条件的改善将会为地区的零售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吸引新的企业进入，同时也为本地零售业规范发展提供了基础。
（三）展望
本文受数据来源的限制，探讨的零售产业区域集聚只停留在省级区域数据的层面上，且代表所有零售业态，对于更小区域内零售业集聚发展规律是否仍符合上述结论；或者随着区域划分的趋小，零售业在某些小区域内是否会出现显著的集聚的现象；零售业不同的业态在各个地区的集聚发展是否不一样；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
注释：
①原始资料来源：《数字中国三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②原始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④原始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
⑤因有变量回归结果不显著，故为简便起见未将个体的固定效应回归部分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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