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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近日在香港于美国金融机构雷曼兄弟（The Lehman Brothers ）为配合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大会所设的晚宴上，以《东亚的经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分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前因后果，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同时也畅谈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展望。
以下为李资政的演讲全文：
货币风暴
香港7月1日回归中国后的隔天，世界的焦点转移并集中到东南亚的货币动荡。当泰铢在7月2日自由浮动后，它的币值就下跌了百分之十五。泰国的经济问题是几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疲弱的金融界、一个因为拥有庞大经济项目赤字而无法持久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同美元太紧密挂钩而造成外汇兑换体系缺乏伸缩性。
当美元走势软弱，而泰国的出口还很兴旺时，这些宏观经济的弱点就一直潜伏着，并被人们所忽视。
不过，泰国将借来的款项过分投资在房地产。因此，当美元上场，而出口及房地产价格下跌时，泰国的金融机构就陷入了困境，泰铢也遭受阻击。
泰铢危机蔓延至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零吉、印尼盾及新元。一些中央银行在捍卫本国货币时所蒙受的损失比其他央行大。就是韩元、新台币及港币都没被放过。
这对东南亚及中国意味着什么？更广泛地说，货币的贬值及股市的下跌将如何影响东亚一带的经济展望？
我对东亚将克服这个波折，并在几年内以更稳健的姿态重新站起来感到乐观。不过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有效地处理当前的问题，并正视他们金融机构及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问题。
外汇兑换率大幅度的波动并不是不寻常的。在1995年4 月后的两年里，日元兑美元的币值就贬了33%。 英镑在1992 年9 月的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危机之后，兑美元也贬值了约30%， 不过至今已经回弹了13%。德国马克自1996年8 月兑美元的币值也下降了超过15%。
金融市场是无情的，但也有其宽容的一面。墨西哥在1982年的外债危机之后，花了7年的时间才能重返国际资金市场。但1994年12 月的比索危机，墨西哥却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就于1995年6月回到这个市场了。一旦落实正确的政策，投资者就会回到东南亚。这些国家疲弱的货币将带动出口贸易。
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仍然存在。储蓄率比世界平均高出许多：政府继续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商业；人民愿意用功读书、勤奋工作。他们不可以忘记的教训是，储蓄率不但要高，更要注入具生产性的投资项目。
香港和中国将能顺利渡过货币动荡
香港是一个例子来说明，拥有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顺利渡过东南亚目前经历的风暴。港元至少受到两次阻击。第一次是菲律宾让比索自由浮动后的一个星期；第二次是印尼取消对印尼盾干预范围的隔天。两次都失败。
具伸缩性的货品和劳工市场，让香港能够对挂钩汇率的需求很快地做出反应。香港过去15年在尽量不影响社会稳定下，进行了经济改革。低成本的制造业转移到华南一带，金融和专业服务比重从1980年的24%减至1995年的9%，而服务业从68%增至84%。 香港制造业每年减少六万八千个就业机会，但同期间服务业每年平均制造七万六千个就业机会。
投机客并没有真正地阻击港元或新元。他们知道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健，我们的银行有实力，而且两地都有足够的储备金击退投机客。
至于中国人民币，实际上它在过去两个月稍微增值。中国吸收的资金，都是长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打开国内市场而在那里设厂的外国投资者，不太可能突然撤走它们的投资。
中国的经济在1996年成功软着陆。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1995年间的双倍数减至1996年的百分之六，而增长率则维持在百分之十。
中国的前景
中国在九十年代剩下的几年和迈进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前景如何？中国的情况会影响到香港，因为香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成功的话，香港会成功。如果中国失败，香港也会失败。
副总理朱镕基表示有信心在未来5至10年里达到8%的每年增长和维持5%的通货膨胀率。他不是个爱炫耀的人。 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在改革开始时，中国应该定下在二千年之前取得小康生活水准（指“差不多舒适的生活”）的目标。中国已经为小康水准列出了目标。比如， 每个公民应该有一定的最小住屋空间——市区居民拥有9平方公尺，乡村居民拥有市区居民的两倍——并且达到指定的人口平均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取量。在1997年之前，中国已经达到多数的小康目标，并且在继续发展。
中国在国内的挑战：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
然而，中国的核心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亏损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只是生产中心，它们没有为成本或销售量担心。
虽然他们在减少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所占的比率已取得一些进展，它们仍然是政府财政预算和银行制度的负担。中国银行制度里国有企业所造成的无效益贷款估计介于总贷款的10%至25%。1994年，国有企业获得总共多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预算拨款。
中国领袖是讲求实际的。他们认清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国有企业迟早必须进行改革。领袖们因为在经济发展取得了软着陆而感到安心，他们似乎已准备应付这个问题。国家主席江泽民一个星期前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呼吁全国大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他的演讲显示政治领袖已经同意分散国有企业的拥有权，并且减少国家在他们当中所拥有的股份。江主席警告说，这个过程将会是痛苦的，也会有更多企业裁员和破产。
可是无论有多痛苦，中国必须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以维持发展。支持它们的银行制度也必须改革，以便让银行只按照商业原则营业，尤其是在贷款给国有企业的时候，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法令（Central Bankand Commercial Bank laws）的制定，以及为减轻中央银行向国有企业的保单贷款（policy lending）而设立的三间保单银行（policy banks），使他们大步向前迈进。中国也已经成立了股市， 并鼓励管理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如果它们能够在股市上筹得资金，它们将为遭受打击的国家银行减轻负担。国有企业也将学会遵循股市的运作。
政府也必须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它们的员工将需要抵押贷款、保健保险计划和退休金计划。它们的制度必须发展新的产品来响应这个需求。
除了在金融业采取市场政策，中国最终必须决定如何开放这个行业和开放资本帐户。经过最近的货币风暴之后，中国会小心。封闭的资本帐户已帮助中国跟受影响的较开放的邻国的金融波动隔绝开来。只有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足够进展以及加强了银行业之后，中国才会开放资本帐户。
可是国内金融开放和资本帐户的可兑换性，自然而然由开放转移到贸易、服务和投资等领域。中国从香港的金融开放受益，它们自然要自己享有这个好处。香港的金融市场更大、更深，也更有效率，并且为中国的庞大基础设施工程和国有企业重组提供了资金。超过90%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已经选择在香港上市，而香港的银行已包销了中国多数的国外贷款。香港也有效地成为外来投资者进军中国股份的门路。自称是“中国”基金的互助基金例常拥有一大部分的资产是在香港企业，如长江实业和新世界集团等在中国大量投资的企业。
中国在国际间的挑战：处理香港和台湾问题
中国引起国际注意的另一个里程碑是在1999年收回澳门。在过后的几年，它可能会和台湾进行认真的会谈。
目前，大中国经济圈内的经济结合——中国、香港和台湾以未减弱的速度进行着，大中国经济圈内的贸易量在世界上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转口占香港目前出口的85%，大多以来往中国的转口为主，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台湾和中国通过香港进行的间接贸易，香港和台湾分别是中国的第一与第二大外来投资者，占了总投资的2/3。如果不包括证券与银行的资金流动，中国是香港的第三大外来投资者。
只要没有不利的情况出现。大中国经济圈通力合作所组成的经济规模是庞大的，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香港具有在金融业和服务业方面的专长，而台湾则掌握利于出口的科技。
促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只是香港和台湾，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已在中国投资，东南亚的企业集团是在中国于1979年开放后率先到中国投资的投资者之一。
比如说，泰国的卜蜂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领到第一号的外来投资证明书，以和一家美国公司联合发展饲料厂和养鸡场，现在它已经在中国拥有多元化的业务，这包括制造电单车以及餐馆特许经营。另一个好例子是菲律宾的生力啤，它在北京以外的保定、广东的顺德和肇庆都设有酿酒厂。
截至1995年底，新加坡在香港的投资额达到45亿美元（约63亿新元），在中国则是22亿美元（约30亿新元）。新加坡在香港的投资较多，那是它在香港投资时间较长的结果。新加坡政府投资机构以及跟政府有关的公司已在香港通往机场的新地铁线的两旁投资房地产，它们也在中国的经济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这包括苏州工业园、大连货运站以及上海外围的三林住宅小区。
中国——日本关系
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资金已经促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不过，影响中期的关键投资因素将是日本的资金，日本公司曾对在中国投资保持谨慎的态度，但现在都已经到中国市场投资。和香港把直接投资集中在中国南部不同，基于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日本的投资是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辽宁和大连市。日本出入口银行在199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不论是以3年的中期或以10年的长期来看， 中国都是外来投资的最理想地点。
在未来三十年，中国和日本将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吸收东亚出口的主要国家，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而日本已经在亚洲进行广泛的投资，并把这些在外的跨国公司的产品进口到日本。这种反向进口在去年已占日本总入口的14%。
东亚国家在本地区进行的贸易已经增加。在1995年，区内贸易（包括日本）占东亚总贸易量的50%；在1980年，它只占35%。大部分投入东亚逐渐扩大的贸易与投资网将对金融市场带来刺激的作用，东亚的金融中心迟早会在汇集本身的储蓄或世界的储蓄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结论
几乎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泰铢便是这种情况，在过去五年，泰国首相和内阁不断替换，因此没有人能够有足够的在位时间来观察和解决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以及因房地产发展导致美元外债增加的问题。金融公司和银行的命运关系到许多泰国执政党与反对党领袖的个人利益，很自然地他们就不想加以严厉管制，所以他们无视警告的讯号，并将改革挪后。当泰铢遭到阻击时，他们动用数十亿元来拯救泰铢，这不但没有带来好处，还使最终付出的代价增加。
东南亚国家已经成长，它们的经济已经和世界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并受到市场严厉纪律的约束，最近发生的货币危机将迫使所有的政府加强他们的金融机构并实行可以赢得国际投资家信心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些具有政治实力以尽快和彻底实行艰难政策的政府将获得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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