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灵武论文,宁夏论文,文献论文,西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3；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6)01-0092-08
我国于20世纪初发现的西夏文献，以黑水城遗书最为丰富，但绝大多数已流失国外；其次是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虽大部辗转于1929年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但同样也遭到了散失的厄运，入藏的也仅仅是劫余之物。对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今，有关收藏单位或个人，大体都作过不同程度的编目、整理或报道，但仍存在许多未得解决的问题。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收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甘肃学者张思温先生以古稀高龄于病榻上撰文呼吁调查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物文献情况：“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内有西夏文经卷多部。我家所藏木刻活字本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十五一函，即是其中之一。……但据闻原来出的不限于佛经。又出土地点，说法不一。有说因拆城墙时发现；有说农人在城外僧寺荒地垦种掘得，并有明人王骥(所书)墓志伴出；有说在某寺中发现。这些问题，当时并不难查明。即解放初期，如留心考证，也还有知情人可问。现在却难以详知。这批西夏文物数量较多，久经流散，希望宁夏的同志再加访问，看还有知情的人没有。”[1] 当时参与或目睹灵武出土文献的人，大概全已作古。可幸，曾经收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张思温先生和宁夏罗雪樵先生都留下了他们的回忆文章，提供了许多有关灵武出土文献及其散佚的真实情况。应该说，迄今关于灵武出土地点、出土文献种类、数量及其散佚情况仍然是不十分清楚的。近年来，关注西夏学的人士，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国内收藏的西夏文献，国图的藏品理当成为焦点，争相举巨资付梓刊行。笔者于欣然之余，借当今全民重视国家出土文物的大好契机，对灵武发现的西夏文献的出土、散佚及收藏，以及涉及的有关人事的一些记述进行梳理，以望引起注意，并提供研究者参考。
一、灵武西夏文佛经文献出土的时间与地点问题
最早公开报道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是1932年1月出刊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首页《启事》，云：“民国十八年秋，本馆购入宁夏发见之西夏文佛经百余册，皆属宋元旧椠，蔚然成为大观。”但“馆刊”未详述出土时间、地点以及购入过程。1936年，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九民国六年丁巳条载：“九月，宁夏灵武县发现西夏写经。”注云：“至是，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2] 时隔40多年之后，20世纪70～80年代，与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有关系的两位老先生——甘肃的张思温先生和宁夏的罗雪樵先生曾先后撰文介绍灵武的发现简况。
张思温(1913～1996年)，甘肃临夏人，生前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等职。其父张质生，民国时曾任宁夏护军使署副官长，为护军使马福祥之幕僚。张思温于1975年2月撰《西夏文〈华严经〉摹本题后》一文记载：“原书于1919年出土灵武。先大人质生公得之宁夏。惜余曩年粗疏，未问厥详。冯记略谓，闻之质生先生：安康人余鼎铭字介彝，民八知灵武县事，于近郊番寺旁农人犁地得明布政使王骥墓志及五瓦坛，坛内藏夏文经甚多。介彝获此坛藏，以此五册赠张，遂得保存至今，云云。”[1] 此后，1979年张思温在《文物》第10期上发表《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一文，关于此经的发现在注文中记述：“此经函袱内有近人冯国瑞跋记略云：‘闻之临夏张思温史尊人质先生：安康人余鼎铭字介彝，民八(？)知灵武县事，于近郊蕃寺旁农人耕地得明布政使王骥墓志及五瓦坛，内藏夏文经甚多。介彝获此坛藏，以多帙赠马，以此五册赠张，遂得保存至今。马所藏早已分散无考。’”张思温先生为陇上文史名家，一生致力于金石碑传、西北民族史以及西夏学术的搜集与研究，著作颇丰。他的两次记述，前文认可冯国瑞所记余鼎铭“民八知灵武事”，即“原书于1919年出土灵武”；后文则在“民八”之后打上了问号，并在注文中作了考证——援引1925年王之臣纂《朔方道志·民国职官表》记载：“余鼎铭于民国五年至六年任灵武县知事，民国六年至七年任宁朔县知事，民国七年至十年任宁夏县知事。”可见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是“余鼎铭于民国五年至六年任灵武县知事”时发生的事，因此认为此经出土时间应以《甘宁青史略》所载为是。
罗雪樵(1903～1986年)，甘肃会宁人，早年就职于宁夏民国日报社，曾任民国日报社社长；1953年后任宁夏银川一中教师，曾任银川市政协委员；1984年被聘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特邀馆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工作。他于1986年所撰《我所知道的在宁夏境内出土发现的西夏文物》，该文关于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时间，仍沿用“民国八年(1919)”的旧说，但在记述出土地点与出土文献时称：灵武县长余鼎铭“以县长的身份发掘了县城内西南隅一座佛寺遗址院内的一座教炉，从中挖出了：原版夏汉对音对义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一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若干部和手写作品一本”。关于“佛寺遗址”，他记述了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天，他去灵武找到了他的朋友，曾经目睹出土佛经的王桂先生陪他到该寺遗址看过。这里现在已新建了房舍，该寺建于何时不得而知，《灵城县志》亦无记载。
综上可知，关于出土地点有以下几种说法。1.冯国瑞跋记：灵武县“近郊蕃寺旁农人耕地得明布政使王骥墓志及五瓦坛，内藏夏文经甚多”。2.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九：“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3.罗雪樵记载：灵武县长余鼎铭“以县长的身份发掘了县城内西南隅一座佛寺遗址院内的一座教炉，从中挖出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若干部”。
关于出土于寺庙遗址问题前引，张思温1975年所撰文章中，曾记“据清嘉庆三年《灵州志》，城北门外有永宁寺，城东门外有东塔镇海寺，出土地点亦难知”，而未涉及冯记之“近郊蕃寺”与罗雪樵文记之“县城西南隅一座佛寺遗址”。他在1979年的文章中引证“近郊蕃寺”与“城墙内”两说，虽声称“对灵武出土具体地点，尚有其他传闻，姑存此两说，以待考证”外，实际上已撰文考证：“又按史志记载，王骥字尚德，明束鹿人，永乐四年进士，正统二年以兵部尚书经理甘肃边务。正统九年与都御史陈镒巡延绥、宁夏、甘肃诸边。死葬不在灵武，亦未尝为布政使(《明史》本传)。宣统《甘肃新通志·职官表》载：‘明巡抚都御史王骥，北直束鹿人，正统间任’。又同书‘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条有王姓五人，单名者四人，皆与此不合。明代灵州人亦无王姓为布政使者。恐听记者有误，意墓志或为王骥撰书，抑另有王骥其人。先人逝矣，未见实物，不敢妄测。原书或为早先寺僧所瘗而与志石同出，或实为明墓殉物，亦无从定论。又昔家藏古钱数十，多已锈蚀残碎，先大人言亦与同出。靖远张子先喜藏古泉，曾为磨砚数枚，皆为宋钱，今已不存，莫可参考。然原书为明以前物则无疑也(余介彝后寓天津以殁，未知其子孙有知是事者否？)。”
看来，以上三说——王骥墓、城墙内和佛寺遗址，王骥墓似不存在。此次出土物似都与“蕃寺”或“佛寺遗址”有关，且似都与靠近城墙附近之寺庙遗址有关①，与灵武县修整城墙有关。
二、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的数量、种类及散佚情况
灵武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据前引诸家记述大体而言，如《甘宁青史略》记载之“写经两木箱”；张思温引冯国瑞记之“五瓦坛，坛内藏夏文经甚多”；罗雪樵则记有夏汉对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一本、《华严经》若干部和“手写作品”一本，他还补充说“这部佛经，数量较大”，并引用曾亲见出土文献的友人王桂的话说，“装了四大箱，余县长运来上海卖了”，罗认为王桂之说系猜测之词。根据诸家记述与回忆文字可以推断：当时在灵武某遗址中挖出了五个瓦坛，发现坛中装有西夏文佛经等文献，所谓“写经”云云，乃其中因有写本文献，未得辨识而概称为写经。
根据以上诸家记载及已找到的著录，灵武出土西夏文献从出土之日起就遭到散佚的命运，从挖掘文献的“官方”到民间到收藏家以至流失海外，最后，幸有半数以上能入藏北京图书馆，成就了今日国家图书馆在国内收藏西夏文献的首富地位。兹分述如下。
(一)出土之初的“官方”散佚
据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注文：“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按此记载显然为官方文章，因挖掘文献起码是明代以前遗物(见后文)，如用(木)箱，谅已朽烂，不可能是“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的，应是出自瓦坛中之物，只装了两大箱送去，而非全部。甘肃著名文人收藏家冯国瑞所记：灵武县长余鼎铭以“多帙”赠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以“五册”赠其幕僚张质生，都不知是否包括在“两大箱”之内。按罗雪樵的回忆，从护军使马福祥手中散失的“马福祥曾以此经送给过其亲近和幕友”，张思温之父张质生之五册亦得自马福祥，“据有人说，马福祥还送给韩复榘一部分”，据冯国瑞所记“马所藏早已分散无考”，可见余鼎铭送往宁夏镇守使署的“两大箱”或是“多帙”都逐渐散佚了。
张思温之父张质生得自余鼎铭(或马福祥)的《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一函五册，一直保存其家。1958年张质生病逝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任所，遗命以生平所藏献于国家，此五册西夏文《华严经》遂归甘肃省图书馆。后又为甘肃省博物馆借用。1973年张思温因欲学习研究西夏文为由而索还。1975年发动全家用百年前旧纸，按原式书写装潢复摹一函五册，并书《西夏文华严经摹本题后》记其善事。张思温更于《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该经的外貌、特征等。
(二)散佚于民间
据罗雪樵上引文章记述：“这部佛经散落在灵武居民手里的也不少。民国三十六年(1947)我买到的三本——二十六、五十七和七十六卷，就是从一个灵武人手里买的。其中的七十七本(卷)为别人买去转卖给了北平图书馆。我买到的三本，曾四次借给宁夏博物馆拿到北京展览。往返几次，二十六和五十七卷共丢失了二十几页，七十六卷存在宁夏博物馆至今未还给我。”按，罗雪樵买到的三本佛经，1972年由宁夏博物馆带到北京时曾经王静如先生过目，并著文介绍。他在《文物》1972年第11期上发表的题为《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一文中记载：“最近宁夏带来了两包梵夹本西夏文佛经，都是从汉文译成西夏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一包是《华严经》第26卷和57卷残页。页的次序已错乱”，“第二包是《华严经》76卷全文”。可见其时罗雪樵之两卷藏经已残失了。
特别重要的是罗文提到的“从中发现夏汉对照词语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一本……为曾任《宁夏民国日报》总编的灵武人石生琦所得。石于民国十八年任《宁夏民国日报》总编时，我认识，我曾几次向他借看，他只答应，但始终没拿出来。解放后不久，石即去世，可惜这本著作，也随之而遗失了”。由此想到了，1976年夏我和史金波去黑水城考察之前，于8月间在兰州听说有一本从黑水城流出的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保存在甘肃著名学者、收藏家冯国瑞后人手中。我们千方百计找到这位某中学教师时，他坚决否认有此事。后来我们得知冯老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遭到批判时，便不再追寻下去了。据我所知，除俄藏黑水城遗书中发现《掌中珠》全本和残本外，国内至今还未发现该书全本。此书后来由罗振玉向俄国学者伊凤阁借得全书照片，命其子罗福成校勘抄正，1924年由贻安堂经籍铺作为《绝城方言集》第一种刊行于世。此书即是能解读西夏文字音义的一把钥匙。冯国瑞应知此书的学术价值，如果石生琦手中有《掌中珠》全本，据张思温文中记，灵武出土佛经函袱内有冯国瑞跋，则可设想石生琦得到《掌中珠》之后有可能转入冯国瑞手中，后来误传此书是从黑水城流出的。如果不被毁掉，此书仍应存世。另，罗文记载，灵武出土文献中有“手写作品一本”，据亲眼看到这本作品的王桂说：因只看到书皮，不知是否是西夏文的。同时看到过发掘的几位灵武老人猜测：“作品可能是这位住持的历史。”
(三)流入学者或藏书家手中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载，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云：“上虞罗氏，仁和邵氏并藏西夏字经折本，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首行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次行题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又次行题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天子神校。”该跋文下有王氏注字云：“原本皆西夏字，据上虞罗君楚译。”罗君楚，名福苌，罗振玉之子，最早治西夏语文学者，因病年二十六而夭，时民国辛酉年(1914)九月。王国维为其作《罗君楚传》中称：“君楚所释华严经刻本，余于其殁后数月始得考定为元初杭州所刊河西字大藏经之一。”[3] 由此可知，王国维之跋文写成于民国壬戌十一年(1922)，则知上虞罗氏、仁和邵氏并藏之西夏文《华严经》在灵武西夏文佛经出土之后，那么它与灵武出土之佛经有何关系呢？
现在根据王国维跋文中介绍的罗、邵二氏《华严经》藏卷，与同出于灵武入藏国图的西夏文《华严经》、收藏灵武出土《华严经》5卷的张思温藏品、罗雪樵藏品等对照，其版本、行、次、题款、雕印年代等完全一致。据1932年出版之《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刊载之罗福成撰《附各家藏西夏文书籍略记》记载：“大方广佛华严经。杭县邵氏藏，首尾完全无缺。存第一卷至第十卷，共十册……”“大方广佛华严经。上虞罗氏藏，首尾完全无缺。存第十六卷至二十卷五册。”“大方广佛华严经。上虞罗氏藏残本。存第二十一卷，首缺一页半，尾全。……按此卷与馆藏(三十二号)同，馆藏存首卷一页中，此卷所缺亦为一页半。两者当能含搂，且必为白绵纸印本。稍后以上板心行款悉与馆藏同，即不详记。”
由此可见，1917年灵武出土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绝大部分至1923年辗转入藏北平图书馆。此前，至迟在1922年散佚出来的灵武经卷即《华严经》卷一至卷十共10册全卷，为杭县邵氏收藏；卷十六至卷二十册全卷，卷二十一残一页半为上虞罗振玉收藏。这些部分正是北图馆刊周叔迦目录中所缺或所残存的部分，更加可以证明北图灵武藏品中所缺此前已被外人收去的是上虞罗氏藏残本《不空
索神变真言经》，罗氏存十八卷第十九板一页十二行。任字头。周叔迦《馆藏目录》第二十一号正缺此一页，且二者“行款板心无一不同”。说明罗氏此经残页亦出自灵武之散佚。
(四)入藏北京图书馆
国内今日收藏西夏文文献以国家图书馆为首富。据最新公布的数字：“总计20多种，有100余卷，均有数千页面。”以尚存经名或可考的完本或残卷计，主要有《慈悲道场忏罪法》(卷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共9卷，此经10卷本，缺卷二；《地藏菩萨本愿意经》中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一至十二、十四至十六、二十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三、三十四至三十五、三十七、三十九至四十六、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三至五十四、五十七、五十九至七十五、七十九至八十，其中三十三、三十五、四十五、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九、七十、七十一、八十有复本)共61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三至六、八至十，其中一、四、五、六、十卷有复本，5卷4册。全经10卷，缺二、七卷)共15卷；《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五；《悲华经》卷九；《经律异相》卷十五；《添品妙法莲华经》卷二；《不空索神变真言经》卷十八；《大悲经》残卷；《大智度论》卷四；《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两卷；《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一卷；《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十五；《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下卷；《菩萨地持经》残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四、七十一、九十三至九十七、一○三、一○四、一一二、一一三、二八一、二八三、二九三、二九四、三五○)共21卷，该经于20世纪50年代由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转赠北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页。国图所藏西夏文佛经，除最后两项外，粗略估计99卷，均出自宁夏灵武。②
北京图书馆入藏之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详细经过、数量，我们无法去查对当时的入藏记录，而已发表的各种著录也都语焉不详。如上引1932年出刊的《馆刊》称：“民国十八年秋，本馆购入宁夏发见之西夏文佛经百余册，皆属宋元旧椠，蔚然成为大观。”同年，王静如出版之《西夏研究》第一辑《引论》中记：“1929年春季，有人归自宁夏，携有夏文经籍，共有九十余卷之多，后由北京图书馆重价购得，本所遂嘱余任研究之责。”1943年，朱希祖在《说文月刊》3卷11期上发表的《西夏史籍考》中，对北图购经事记述道：“又有蒙古友人言：‘甘肃宁夏农人掘得的夏书甚夥，进与绥远某师长，某师长装存十余巨箱，运至北平，将售与欧美人，议价不成，又运归绥远。’余闻之，报告于古物保管委员张继、马衡二君，张马二君乃托绥远政治长官向某师长宛尚，售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时越数月，始得购成。然其书均系佛经，约百册左右。”此为灵武出土佛经入藏北图之较详记述。前人著文称：1929年，灵武出土佛经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或即指此。以上所谓百册云云当然都是概数，但作为国家收藏的珍贵文献应当准确。如以灵武入藏品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为例：周叔迦的《馆刊》目录编入该经的第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诸卷，其中一、四、五、六、九、十卷有复本，第五卷三本，共16本。王静如在《西夏研究》第二、三辑中对该经的第一和第三至十卷作了译释，他在第二辑的《引言》中记载：“其次我更应声明一下，本辑中未能刊印《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二卷，因为中国所获西夏译本此卷缺如，以后知道俄国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也藏有此经，但不知是否有此卷。我很希望能够得到光本来把他补译上。”到1985年，史金波、黄润华在《文献》第4期上发表的《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谈到：“周目中有，目前馆藏中不复存在的佛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卷(四、七、九、十。其中除卷第七外，另3卷有复本)。”即是说其时《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七、九、十共4卷已不存在，总数为12本。2002年，由史金波、王菡、全桂花、林世田编的《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载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馆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有卷一、三、四、五、六、八、九、十，其中卷一、四、六、十各两卷，卷五共4卷。以上共计15本，即是说比1985年编目又多出3卷。③ 王静如所译释过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从1985年整理时就不见了。这里我想到上引罗雪樵先生的回忆中记述，1947年他从灵武人手里购到3卷《华严经》时说：“其中的七十七本(卷)为别人买去转卖给了北平图书馆。”查从周叔迦目录到新编目录都未见《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七，此是罗雪樵记忆之误，传闻之误？下文将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西夏文《华严经》2册，其中1册为卷七十七。可见此卷后流入美国。
(五)流失海外
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流失海外的尚难作出明确的统计和记述。现在根据已见著录可以推定日本的收藏品出自灵武。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于1975年出版西田龙雄著《西夏文华严经》第1、2、3册，收录《大方广佛严经》卷一至卷十、卷三十六共11卷。其中来源和收藏情况在本书的《序》中叙述含混，但他说明了日本所藏80卷本华严之卷一至卷十、卷三十六正是北京图书馆所藏《大方广佛华严经》所缺部分。西田龙雄在其所著《西夏语的研究》中称：昭和5年(1931)7月7日，京都大学得到邵氏旧藏10卷，前5卷入东洋史研究室，后5卷入人文科学研究所。又1980年，西田龙雄撰《关于西夏文佛经》一文中介绍日本收藏的西夏文佛经时记载：“在京都大学文学部收藏着《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到卷五，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着卷六到卷十和三十六。正如前所述是昭和初期购进的，都是用木活字印刷的折本。”也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介绍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时，他还讲过：“这些文献通过什么途经进入北京图书馆的，现在还不甚清楚。昭和初期，京都大学购进《大方广佛华严经》，可能北京图书馆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购进的，实际上详细情况不明。”在此，西田龙雄注释引用日本石滨纯太郎于1943年发表的《西夏语研究的话》一文：“一说在肃州收集的”。按“昭和初期”为公元1926年之后，肃州是今甘肃酒泉市，从时间与地域上都符合于灵武出土文献散佚的时空。以下所要探考的是仁和邵氏收藏与日本收藏的关系，两处都有同一木活字印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至卷十，日本多卷三十六。邵氏收藏至今不见传世，想来此10卷即邵氏藏品流入日本。[4]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西田龙雄于1957年至1958年所撰《关于天理图书馆收藏的西夏语文书》中提到日本从张大千手中购入的西夏文佛经残片有《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本的卷九、二十二、四十的残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三的残片，《慈悲道场忏法》卷十的残片。这些都是国家图书馆灵武藏品中已有的佛经，疑张大千手中也收藏过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残片。有待查证。
对灵武出土佛经流入日本，牛达生于1996年撰《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一文中对此作过论述。在一条注文中谈及“上虞罗氏、仁和邵氏藏有西夏文《华严经》第一至第十卷10册”云云，他认为：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在1913～1932年期间，在众多任职中还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因而跻身于上层社会，与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罗振玉等官僚政客、收藏家过从。故认为：“罗氏、邵氏所得，极可能来自马处。”[5] 但牛达生所谓“罗氏、邵氏所藏西夏文《华严经》第一至第十卷”是不确的，应全为邵氏所藏。
1992年，曹淑文、何义壮发表《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藏木活字〈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文，报道了：“1990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Gest)东方图书馆参考馆员何义壮(Martin Heijara)，在善本室内发现了未经著录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七。”报道又称：葛思德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书，主要是义理寿(C.I.V.Cillis)自20至40年代从中国购入的。在1936年义理寿寄给葛思德图书馆的书单中，提到西夏佛经两册，其中之一，当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七。据作者考证，美国所藏《华严经》与上述诸家所藏《华严经》在封面装裱、题签、版式规格、用纸、函号及毁损特征等完全一致，故其来源是一致的。文中写道：“仁和邵氏，即邵章，号倬庵(按：邵章生于1872，卒于1953)，邵懿辰之孙。藏第一至第十卷，上虞罗氏，即罗振玉，藏卷十六至二十一，卷二十一首缺1页半。邵氏与罗氏所藏，卷数恰好与张质生所藏相连，《观堂集林》于1921至1923年印成，因此，邵罗两家所获，很可能是在1917至1921年之间，由马福祥手中流散出来的。罗氏藏卷二十一所缺的1页半，与北京图书馆从宁夏所购经第32号刚好相补，说明他们的书源是相同的。”该文中又提到：“北京图书馆藏卷七十五、七十八两册有水渍，此卷七十七也有水渍，或许这几卷曾藏于一处。”按此说不够全面，经查北图馆刊周叔迦目录中注明《大方广佛华严经》受“水渍”者有编号58号之卷七十五、59号之卷七十八，66号之卷四十一并注明“自此以下凡十五卷皆受水渍”，即67号至70号之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71号至80号之卷六十一至卷七十、87号之卷三十五(？)、88号之卷五十三等，此特点亦可用以作为辨识灵武出土西夏文《华严经》之标记之一。
三、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概况
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最早见于著录的是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云：“上虞罗氏，仁和邵氏并藏西夏字经折本，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首行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并定此经为元刊本，所谓“元初自有重刊西夏字大藏，此华严经残卷即元刊大藏中物，非西夏原刊也”。王国维，一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史学家，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观堂集林》为王氏晚年著作，写此跋文当在1917～1927年之间。按上虞罗氏即罗振玉，他收藏的《华严经》曾为其子罗福苌所译释。罗福苌字君楚，生于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卒于民国辛酉十年(1921)九月。王国维撰《罗君楚传》称“于其殁后数月始得考定为元初杭州所刊河西字大藏之一”，王氏跋文当写成于民国壬戌十一年(1922)初。1931年，周叔迦在《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北平图书馆藏西夏佛经小记》，对当时馆藏西夏文佛经“凡经论十三种，为册一百”作了概括的介绍。其后，1932年刊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载：罗福成撰《各家藏西夏文书籍略记》中，著录杭县邵氏、上虞罗氏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至卷十、卷十六至卷二十、卷二十一残卷及罗氏藏《不空索神宝真言经》卷十八残卷。《馆刊》还首次刊载周叔迦编《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共100号，著录购入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13种近百卷。1937年《待时轩丛刊》本罗福苌撰《西夏国书略说》书末附：《北平图书馆藏河西字藏经略目》著录北图藏经13种共100册。《待时轩丛刊》附目可贵之处在于有的佛经区分了版本，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残，二部，十六册，梵帙”，注云：“甲种缺卷二共九册，乙种缺卷二、卷三、卷七、卷八，重卷五，共七册。馆目自第一至第十六号。”又《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本残，二部，注云：“甲种自卷十一至卷八十，中间缺三十四册。馆目第二十六至六十一号，存三十六册。乙种竹纸，自卷三十三至卷八十，中间缺二十二册。重卷三十五，水湿一册。馆目自第六十二至八十八，存二十七册。”“共六十三册，梵帙。”但该目载《佛说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密多经》为卷十八，与诸家目录为卷十五不同，疑罗福成误。
在《馆刊》西夏文专号中，有关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的著录，译释除周叔迦编《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和罗福成撰《附各家藏西夏文书籍略记》中所涉杭县邵氏和上虞罗氏藏经外，还有罗福成译释之《不空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残卷。罗福成对馆藏灵武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三、四，《妙法莲华经》卷二，《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十五，《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佛母大孔雀名王经》卷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一、卷一至卷八十经号，《阿昆达磨顺正理论》卷五，《经律异相》卷十五，《慈悲道场忏罪法》等经的卷次、经名、序文、题跋、译校者作了简要的译释和考证。罗氏文末跋文云：“右据馆藏，月余移写，讹误仍不能免。管窥所及略加按语，以供参考。仍烦于加入正文之后，再烦陈援庵、寅恪两先生教正，以匡不逮。罗福成识于东江。”
又《馆刊》载罗福苌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首三页，为其兄罗福成手写对译。文末罗福成注明说：“右刊本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为河西字大藏经。雕于元大德年中。自第一卷至第十卷完全无缺。现藏仁和邵氏。节录其首页原文与释典比较读之如左。附活字印本一页。”对此，王静如于1972年在《文物》第11期上发表的《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一文中注云：罗氏“另附手摹西夏文十八行，无边栏，行款严整。一望而知为摹本，非活字原样。但与所见《华严》卷一首页影片对照，并无误字，只是字样决非雕刻无疑。王文所跋之上虞罗氏与仁和邵氏所藏《华严》，即罗福成所称有活字印本之仁和邵氏。王国维定二氏所藏为元刻本，且援管主八大德十年发愿文强证之。但邵、罗二人明知为‘活字印本’而又不愿影出真品，故意藏头露尾，当另有所图。事隔四十年，应为揭露”。
其实40年前，由俄国学者聂历山和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共著的《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就提出：“王静安先生又断定罗氏、邵氏所有之西夏文《华严经》亦为此元刊本之一，而吾人亦仅见罗氏刻本之样本，实为遗憾。如有仿佛原本之书影出世，以知原本之体裁，则吾人所至盼者也。”[6] 至于邵、罗二氏其时明知为活字印本，而又不愿影出真品之用意何在，笔者难以推断，留此备考。
与《北京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刊出同年至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二十二年，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刊行王静如著《西夏研究》第一、二、三辑。该书除王静如有关西夏佛经版本、官印、国名、语文的考证外，在第一辑中，对国图所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下残卷、《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进行考释；在第二、三辑中分别对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进行考释。在第一辑陈寅恪还写出著名的《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
1947年，罗雪樵买到的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五十七和七十六。据罗雪樵于20世纪80年代初回忆：“曾四次借给宁夏博物馆拿到北京展览。往返几次，二十六和五十七卷共丢失了二十几页，七十六卷存在宁夏博物馆。”据王静如于1972年发表在《文物》上的文章《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记述：“最近宁夏带来了两包梵夹本西夏文佛经，都是从汉文译成西夏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并且是木刻活字版的印本。”“第一包是《华严经》第26卷和57卷残页。页的次序已错乱”、“第二包是《华严经》76卷全文”，可见70年代初罗雪樵收藏的三卷中两卷已残乱。王静如在该文中简单介绍了宁夏两包《华严经》的情况如题款、格式、活字版特征等，以及卷七十六即第八函的西夏文签号之误贴。文中提到“十年前宁夏曾托译此卷全文。译草尚在，记忆犹新”。王静如是确认灵武出土的《华严经》是活字版，他在注文中写道：“前文所译活字版《华严》卷76，十年前曾请当时北京图书馆熟悉版本工作者细加审订。定为元刊。”可见更推十年即1962年王静如已对罗雪樵的《华严经》进行译释过。
1998年8月，牛达生、刘建安为宁夏银川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考察记》④ 及1996年牛达生撰写的《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5] 后两文都是对罗雪樵藏卷及灵武出土《华严经》版本的考察与研究。
关于张思温收藏的灵武出土西夏文《华严经》5卷，1958年其父张质生病逝后，遵遗命献于国家，归藏甘肃省图书馆，后为甘肃省博物馆借去。张思温因读王静如之文，遂索还研究，并悉依原式复摹一本，以存本来面目，并于1975年2月撰《西夏文〈华严经〉摹本题后》[1]。1999年，张思温撰《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对他的藏卷装帧、版本、版式及其收藏来源作了介绍。
流失日本，现分别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灵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至卷五，和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卷六至卷十、卷三十六，由日本西田龙雄对译注释为《西夏文华严经》第1、2、3册，分别于1975、1976、1977年，由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在第1、2两册中全文收录了11卷的《华严经》全文。西田龙雄于1980年撰写的《关于西夏文佛经》一文中和上引著作中也都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的佛经藏卷，同时也提到1973年格林斯坦德编辑的《西夏文大藏经》影印本中也收录有这些经卷的照片。
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西夏文佛经，于1973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应琳和北图善本部黄涧华着手进行整理，后因故未果。此后，史金波于1979年在《文献》第1期上发表了《西夏译经图解》，1981年在《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从1982年起，史、黄二人又集中几个月时间，初步完成了整理工作并于《文献》1985年第4期发表了《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随后，1983年史金波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又发表《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以上都是对馆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经图、愿文、序跋的译释与研究。1988年，史金波把前人整理的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目录(西夏文和汉译文)加以整理收入其所著《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2002年，由史金波、王函、全桂花、林世田编辑的《国内现存出土西夏简明目录》中，首要收录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在所列131种文献中，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为99种；2003年，史金波又在此基础上在《文献》第1期上发表了《文苑瑰宝：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介绍了馆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一如已发表的文章和目录。
2005年4月，中国国家图书馆林世田、全桂花、李际宁、郑贤兰为2005年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提供的《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中所见汉文文献》论文提要，介绍了国图在修复馆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工作中的新发现：“工作人员将层层裱糊而成的封皮一张张地揭开，发现裱糊封皮使用的并不全是素纸，其中一些书写或刻印着西夏文字和汉文文字。这部分汉文文献残片中佛教文献96张，道教文献7张，残损严重者12张，无法辨别其文献类型，总计115张。”据《提要》提供的内容来看揭出的汉文佛经系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四、二十一、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四十五、四十六、五十一、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七、六十九、七十四、七十九、八十，《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慈悲道场忏罪法》卷四、五、六、七、八、十，《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五、十等佛经中析出的裱纸。这些佛经裱纸有汉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与四十卷)、《妙法莲华经》、《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慈悲道场忏法》、《佛祖历代通载》和道教经典《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等。
据国家图书馆林世田等的文章提要称：“国家图书馆所藏灵武出土西夏文献的刊刻年代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灵武出土西夏文献护封中所出汉文文献均是明代刊写，与‘馆中所购西夏文藏经复与明代万历后写本同束’(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王静如所撰《引论》)在年代上不谋而合，这既为确认这部分西夏文献的刊刻年代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即：这部分汉文文献是明代修补西夏文献时放入进去的，还是明代印制西夏文佛经时放入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有待于我们对每一部文献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与此相类的，张思温先生曾对其收藏的灵武出土西夏文《华严经》汉文裱纸进行过分析，著文如下：“原来封夹用纸裱背，外糊黄绫，年久间有绽开，于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五，各夹内见有汉文印经残纸大小十张共六种(余未拆看)。其中《妙法莲华经》残页二纸，可辨为梵夹本，每半面六行，行十七字，框高19厘米，上下单线，半面宽8厘米，楷书精工，有‘妙法莲华经卷五(六)’及‘姚秦三藏法师’等字。余为书册本：一种宋体字，共三纸，内边双线，上下单线，框高17.5厘米；它皆楷书，一种版心有‘金刚·六十三’字之右半边。书名均待考。观其纸皆未经整装者，当与原卷同时所印，今亦摹写附于卷末，以作版本断代参证。”总之，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刊印年代，特别是其中已被前人多家论定的元刊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应该说至今未有定论。如聂鸿音先生于1996年所撰《西夏活字本研究述评》一文称：“很明显，由于活字本西夏文《华严经》的现存部分中没有保留下来只言片字的排印题记，所以我们还根本没有掌握关于这部佛经印制年代的铁证，甚至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用于令人信服的推理。”[7] 他列举的几种假说有：西夏晚期说、元代早期说、元代晚期说、明代早期说。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可能性。此外，据张思温介绍当时他收藏的《华严经》函袱内有近人天水人冯国瑞之题跋中记“疑为南宋临安活字本”，但此说无考。正如聂鸿音文章指出的“直至20世纪90年代，活字本《华严经》的印刷时间仍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最终确定，所幸此时关于西夏活字本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俄国西夏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克恰诺夫等人对俄藏黑水城遗书中西夏时期西夏文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克恰诺夫在北京访问期间，曾约我陪他到北京图书馆调看馆藏的所谓元刊西夏文活字《华严经》。1994年夏，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专门向我们出示他发现和认定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中的活字印本实物。1992年以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牛达生在拜寺沟方塔遗址发现和认定的西夏文本活字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考证和研究，1994年以后史金波对俄藏黑水城遗书中西夏时期木活字印本文献的研究，都对我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把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印刷品的版式与印刷时代必将有一个科学的结论。
注释：
①2003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在修复馆藏灵武出土西夏佛经护封中析出汉文佛道二教文献残片，佛教文献占绝大多数，特别是佛教仪式文书。他们认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断定其为某个寺院的藏书，因残缺而成为‘废弃物’，后被寺院或经坊用来制作或修补西夏文佛经的护封”(载：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流觞》特刊，2005年4月总第十四期)。
②基本参照史金波《文苑瑰宝：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载《文献》2003年第1期，略作修正。
③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附录三《西夏文佛经目录·北京图书馆馆藏西夏文佛经》记载《金光明最胜王经》有卷一、三、四、五、六、八、九、十，其中卷一、六、十各两卷，卷五共三卷，共13本。与该目录册数不同。
④后发表于《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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