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紊乱论文,其对论文,绩效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3-0010-11
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和及时征收到足额的赋税，是中国历代王朝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确立统治的基础。建立户籍、户等制度，则是国家控制广土众民的具体形式。宋王朝沿用了北齐以来的户等制度，并有所变革。职役是宋代徭役之一，按照服役地点的不同，又分为州、县役和乡役；征税派役和治安管理、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是乡役的主要职责。乡役差派的根据，主要依据民户户等的高低，户等簿籍又由主要的乡役人负责攒造，二者紧密相关。对于宋代户等制，中外学者均多有研究；对于户等制与乡役制的关系，学者也有所涉及①。但是，立足于历时性的角度，对两宋社会发展过程中户等制与乡役制具体实行、运作和互动，这两项乡村管理制度的最后绩效，还缺乏系统细致的探讨。对此，在学习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习作试做一补阙的努力，以期综合前贤而稍有寸进，藉以观察宋代国家制度在乡间实行的实态，并进而申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些普遍性现象。
一、宋代户等、乡役制度与差充乡役的户等规定
按照居住地的不同，宋王朝将广大民户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对于乡村户，则又依据有无资产，将乡村民户分为主户和客户。② 对于主户的户等划分，除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出现了短暂的细分现象外，一般说来，两宋大致沿用了五等户制。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张方平指出“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③。宋人有时称第一、二等户为上户，第三等为中户，第四、五等为下户；也有时称第一、二、三等户为上户，第四、五等户为下户。“州县上户常少，中下之户常多”④；“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⑤，则大致反映出两宋乡村户等实况。宋代户等制的作用极为广泛，主要涉及差役、夫役、乡兵、两税、役钱、和买、和籴、青苗、义仓、科配、购买和租佃官田、赈贷等，关涉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⑥ 宋政府规定，五等户簿每逢闰年要重新攒造一次，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合作完成。划分户第的主要依据是民户资产和人丁的多少，但以何作为评定资产的标准，各地并不一致。这正如北宋吕陶所说：“天下郡县所定板(版)籍，随其风俗，或以税钱贯佰，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钱，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⑦ 大致说来，北宋时期，北方各州县一般用家业钱，南方则多数州县用税钱。南宋时期，南方大部分州县则改用家业钱作为划分户等的标准⑧。民户资产多少不等，土地转移频繁，致使家产变动不居，户等高下自然也就难以恒定不变。
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食货志·役法上》载：宋初，循唐五代之旧制，在乡村中设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设耆长⑨、壮丁“逐捕盗贼”，都是轮流差派(即所谓差役)上、中等主户承担。开宝七年(974)，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⑩。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四月，诏令废除里正。王安石推出的募役法(或称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在熙丰后期却逐渐与乡役法混同为一了。这主要表现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以大小保长或催税甲头取代户长等负责催纳赋税。由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也相应地转化为乡役人。总体看来，虽然乡役制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来的户长、耆长等(乡书手则于元丰前后上升为县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帖人及催税甲头轮充乡役。虽期间又有元祐改制、绍述之变等反复，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各地多以后者为主，名募实差是元祐之后役制的主要内容。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还有“兼差”制等(11)。
中国历代王朝大都任用家景富裕、人丁众多、富有才干的民户担任乡官里吏，藉以监控、管理乡村，征派赋役。唐代出现了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轮派乡吏的规定。宋朝虽在称谓上改为“乡村职役”，但是对于上述原则，大致未变，并规定各种乡役“以乡户等第差充”(12)，要求按照民户的“物力高下，人丁多寡，歇役久近”，而“参酌定差”(13)，同样延续了前代的制度精神。
对于何等民户差充何种乡役，宋代役制有着具体的规定。我们谨依据史料，对其一一对应的关系，具体加以考察。
先看充差里正、户长的户等规定。据《文献通考·职役一》记载，各种乡役自“国初”即“循旧制”，“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但是，由于史料残缺，自北朝以来的户等制与乡官里吏是如何一种对应关系，宋初是怎样的具体规定，以及所循旧制究竟是哪一时期的制度，已难以一一查考。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994)的诏令：“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14) 《宋史·食货上五》亦载此事，则将《长编》中的“自今”二字改为“始令”。后一资料表明，此后应役里正、户长的具体户等才制度化。至和二年诏废里正，户长一役则主督赋税，以第二等户充役。熙宁推行募役制时，规定应募户长役者须是第四等以上民户“有人丁物力者”；(15) 元丰八年(1085)，经过一番反复更革重行募役时，户长一役仍规定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16) 元祐后重新推行差役制，沿用熙宁前的制度，以第二等乡村民户轮差户长。此后，虽然乡役制屡经演变，但凡以户长催税，大致沿用这一规定。
再看关于耆长、壮丁的户等规定。据《嘉定赤城志》卷17和《淳熙三山志》卷14，耆长“以第一、第二等户差”，壮丁从属耆长“于第四、第五等差”。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乞伏矩奏云“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17) 易言之，宋初以来一直以第一或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耆长，以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按规定，只有在狭乡户少的地区，耆长方可轮差至第三等户。(18) 熙宁募役法关于充募耆长的户等规定，也可从元丰八年(1085)朝廷再次下诏恢复耆壮之法中找到依据，即允许募第三等以下民户充应。(19) 元祐之后，复更为差役制，耆长、壮丁的应役户等则一如熙宁前旧制，此后也大致沿用下来。
熙丰后期，保甲制混同于乡役制，宋政府对于充担保正、保长、甲头、承帖人等乡役的民户，亦有具体规定。熙宁三年(1070)初行保甲制时，朝廷对保正、保长的户等规定较为含混，即充任小保长须是主户中“有才干、心力者”，充任大保长须是主户中“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充任保正副者须是主户中的“最有行止、心力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20)，并未言及具体的户等。倘若依五等户制下的民户而言，充任大保长和都副保正须是第一等户，因为只有第一等户才是“物力最高”。由此还可看出，初设保甲时，对于充任保正长者不但有资产的要求，还有对其能力的要求。保甲制应用于乡役制后，政府规定充役的户等，并非与乡役那样明确，但仍就贯穿着“以物力高下定差”(21) 的原则，并强调“在法：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22)；或说“在法：差募保正长，通选物力最高人充应”(23)。南宋林季仲引述绍兴二年(1132)和四年(1134)的臣僚上奏，称他们要求轮派差役，“欲不拘甲分，总以一乡物力次第选差，非第一等[户]不得为都[保]正，非第二等不得为保长……”(24) 另据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知忠州张德远反映：川峡四路“差至第三等末人户充保正”(25)。于是，有臣僚上奏反映，如此差派，“物力不均，望依绍兴免役令，选差物力最高之人”(26)。朝廷允奏。从上引两则记载可以看出，以第三等户充任保正长是与国家制度不符的，那么，所谓的“物力最高之人”，也就只能指五等户制中的第一、第二等户。承帖人则一直以下等民户充任。
甲头之役，早在熙宁三年(1070)二月，从判大名府韩琦的奏疏中即可发现，政府强调负责散敛青苗钱的甲头，须是乡村“有物力”(27) 的第三等以上民户。熙宁七年(1074)十月，司农寺奏请以甲头主催赋税，取代户长，元祐时又改回熙宁以前旧制，复经崇宁之变，南宋时期或以甲头代户长，或以户长兼任甲头，但凡轮差甲头催税，每甲三十户(或稍少于三十户)，只要家有三丁，则一般是“自高至下，依次而差”(28)。在两浙路，绍兴初规定，将资产相近的人户三十家归为一甲，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淳熙十六年(1189)，又改行“流水甲首制”(29)，即不分户等高下，依次轮差。然而，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朝廷又同意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魏安行的奏章，以“甲内税高者为[甲]头催理”赋税(30)。“税高”之家，当然是指上中等户。
综上所述，大致而言，两宋政府一直贯彻着以乡村中较富裕(一般指第三等以上的主户)的民户充任里正、户长、耆长、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乡役的制度，并凭藉这些较富裕的乡役人，来实现中央政府“以民治民”职役模式下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有效管理。
二、两宋户等制的混乱与实际充差乡役的民户
宋朝五等户制在实行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南宋时期还出现了形式化的趋势，使得户等簿籍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户家产变动的实况，而五等户制是摊差派役的主要依据，户等制出现弊病，也自然就影响到职役的轮差，并直接导致了乡役制的紊乱。结合已有研究，我们对此再稍加考述。
(一)两宋户等制中的弊病及其原因
两宋户等制的混乱，主要原因在于诡名挟户现象的出现，其次也与户等制自身制定的繁难以及缺乏有效的地方行政监督有关。
首先，豪强形势户的欺瞒隐漏，以及他们与当职官吏违法舞弊，致使户等制滋生弊病，一直是两宋社会中一大不能根除的痼瘤。宋朝役法规定：形势户中的官户，女户、单丁户、寺观户，与得解举人、太学生都可以免除部分赋役。宋仁宗朝后，由于国家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赋税征收中存在名目翻新，不断增益的趋势。户等高下是政府征税派役的依据，为了逃避日益沉重的赋役负担，许多豪强形势户想尽千方百计，或伪冒官户等特殊户，或隐瞒家产，降低户等，甚至改为客户，以规避赋役。史载“命官、形势户占田无限，皆得复役”，故许多“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也有民户“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以避差役，北宋时赵州一地就有这样的诡名者一千馀人。(31) 按照国家法制，官户也承担部分赋役，但是，显而易知，占有大量土地，拥有丰厚资产的官户是不会自愿按政府规定承担全部赋役的，他们更会凭其各种资源和优势，逃避、转嫁部分负担。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权尚书礼部侍郎辛次膺言：“有官户多立户名，编民冒作官户，及祖父母、父母在而私立别户者。”(32) 道出了一些官户以多立户头，降低户等来逃避赋役现象的存在。由于豪强形势户的干扰，导致户等簿混乱，对社会带来诸多危害，直接的危害到乡役不能公平摊派。
宋代不法民户避身于“官户”名下，逃避赋役负担的史例很多。如，北宋时期，长安有一“大姓”范伟，以其祖母冒为某官户“继室”的欺诈手段，竟“不徭役者五十年”(33)。宋神宗时期，由于“宗室租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的规定，所以一些地方出现了“民争市婚为官户”的现象。对此，杜纯指出：“人赀得承务郎以上犹不为官户，盖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34)《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记载了南宋中后期一些有关乡役案例的判决情况，其中多有官户限田免役和不法民户伪冒官户的事例。(35)
利用基层胥吏，豪强形势户在户等簿攒造过程中违法舞弊，也是导致户等制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宝元初，婺州浦江县“俗有幸民以赀自豪，市奸吏为期谩以避徭役”(36)。杜范曾经反映乡村的情况说：“贵家豪户所纳常赋，重赂乡吏，或指为坍江逃阁，或诡寄外县名籍，虽田连阡陌，输纳既少，役且不及。”(37) 换言之，许多形势户都是通过与基层公吏的私下交易，才得以逃避某些赋役。绍兴三年(1133)二月二十六日，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郭揖奏：“差役之法，比年以来，吏缘为奸，并不依法[以]五家相比者为一小保，却以五上户为一小保，于法数内选一名充小保长，其馀四上户尽挟在保丁内。若大保长阙，合于小保长内选差；保正副阙，合于大保长内选差。其上户挟在保丁内者，皆不著差役。”(38) 南宋陈耆卿也曾指出，户等制“—岁遇攒造，不过以往年陈籍沿袭抄转而已，升降出没既莫能详，乡胥、里豪始得株连奸伪，以为牢不可破之计。故有一户化为数十户者，有本无寸产而为富室承抱立户者，有虚为名籍以避敷敛”(39)。参与户等簿编造的保正副“私受人户钱物”，导致户等“升排不公”的现象是较普遍的。(40) 由于“隅保吏胥”的“飞走卖弄，听其自为需求”，以致出现了胥吏们“如志，则以上等之户降而为下等；贿赂不至，则以十金之产增而为百金，牒诉纷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今日聚众围保正之家，明日聚众撤户长之屋”(41)，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依据人丁和资产划定户等，就资产而言，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是难以准确评定的。如所周知，中唐以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42)，或说“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43) 的新税制的出现，即由税丁到税产的变化，对国家基层管理方式影响很大。我们知道，相比而言，税丁的方式简单而易行；履产而税，这就需要乡村税收人员在履定税额时，既要走遍所辖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边边角角，勘验田亩多少、贫腴成色，又要到农户家中逐一检察各种各样的家产，以便最后计算乡户的资产总数，评定户等，征税派役。有形而易于估算的资产尚好以为凭据，但是，无形的或轻便小巧的贵重资产则不易被外人发现而列入评估对象，资产的增值部分也不易被评估。(44) 中唐入宋后，乡村赋役摊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乡村主户的户等、按家业钱和税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这四种方式往往重叠，又派生出多种摊派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45) 乡役人的工作日趋繁难和复杂化了，工作量也明显增加了。
另一方面，战争的破坏也是造成户等簿混乱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北宋时期宋辽、宋夏、宋金邻接地区，南宋时期的两淮、湖北等宋金接壤地区，蒙(元)宋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一些地区，以及北方大量移民南迁给社会造成的混乱。自北宋徽宗时始，南宋绍兴、嘉定、开禧等各个时段，金军不断南侵，宋民少有宁日。端平之后，蒙古铁骑大批南下，给南宋政府以毁灭性打击。兵火所过，人民死伤逃移，城乡萧条冷落。历经丧乱之后，不但政府的许多簿籍文引丢失散落，而且，乡村户等簿籍也同样遭到破坏。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直秘阁、湖北转运判官罗孝芬言：“湖北州县比岁残破，亡失版籍，乃有以丁增税者，每一丁受种七斗，或丁多田少，或有丁无田，概责其人，甚为民患。况奸猾之民，以隐匿而获轻免，贫懦之家，以无赀而受实害”(47)，诸如此类议论，指的就是战争给户等制度带来的混乱。
州县政府的行政不作为，未能督促乡役人按时攒造、修订簿书，也是五等户簿出现混乱的原因之一。我们先看南宋庆元六年(1200)六月时一位官员的论说：
国家立法，三岁一推排，盖欲均贫富也。使占籍于乡者，富而进产则在所升，｛穷｝而退产则在所降，截然不紊，皆合公议，则州县之间，差役自然公平，输纳自然均一，此国家之良法也。(47)
在国家设定的理念中，户等制每隔三年攒造一次，既可以及时反映民户的家产变动，也有利于差役的公平轮派。然而，两宋都有未按时攒造户等簿的现象。王安石变法时，就有官员为多征收免役钱，而随意升降民户户等的现象，致使户等制趋于混乱。乾道元年(1165)正月，朝廷赦书云：“州县差役，自有条法指挥，往往当职官吏不躬亲检照簿籍户口，物力高下，致轮差不均。有力者夤缘幸免，下户复致频并，互有纠论，更不纠实，枝蔓追呼，淹延不决。公吏恣行诛求。”(48) 此后，这种现象还时常发生，如南宋时期“江东州县因循不举者十六年，版籍浑肴(淆)，贫富易位”(49)。淳熙五年(1178)二月四日，有臣僚言及有些地方户等簿甚至“兼有十数年不曾推排处”。两年后，吏部尚书王希吕反映“远方县邑有一二十年未尝推排者”(50)。南宋晚期的王柏也指出“婺都二十年不过割矣”(51)。由此可见，因为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职官吏的行政不作为，导致户等簿不能按时攒造，乡村民户的资产变动，也就不能及时准确地得到反映，由此给户等簿的攒造带来诸多弊病，从而也就影响到乡役公平的差派。
(二)两宋实际充任乡役的民户户等
在任何时代，当乡官里吏之役有油水可捞，能享受到较多的特权时，不但乡村富户，而且连一些退闲乡居、无阙甚或在职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部分形势户)，也想方设法承担；而一旦所谓的“职役”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享受特权极少，尤其是负担较重时，那些乡村上户和官绅阶层等便避之惟恐不及。即便政府明令规定去充任“职役”，他们也会设法逃避或转嫁给其他民户。趋利避害，人之常情。两宋时期，也不例外。史载“乡户之役于州县者，优则久留，劳则欲速去，赂吏辄不以时代”(52)。国家的相关制度，则如北宋张方平所说，“至于五等版籍，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此旧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旧制不任差役者也”(53)。然而，由于诡名挟户等诸因素，实际充任乡役的乡户与宋国家制度的规定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文献中所见“下户半曾差作役”(54)，“差徭例及于贫民”(55)，“官吏贪浊，差募之际，富者以贿赂幸免，贫者以诛求受害”(56) 的现象，虽难免有夸饰的成分，但也恐非一时一地偶尔有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分别从各个色役入手，逐一考察，再作阐述。
北宋前期，里正、户长和乡书手一起督催赋税，享有较多的职权，故应役民户都乐于承担。里正先是主催赋税，并参与县司中的差派徭役，“号为脂膏”(57)。天禧前后，里正则只是用来准备应差重难衙前，充差民户不胜其苦。宋代役制规定，里正“用第一等户”，而在陕西路“乡狭户少者至差第三等充”(58)。在河东路“却差下等义勇人户充州县重难里正或衙前等差役”，甚至“往往将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少)处，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当”(59)。在朝臣的纷纷反对下，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朝廷终于下诏废里正衙前之役，作为乡役之一的里正也随之废除。
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主管乡村治安，北宋时也曾被视为“轻役”(60)。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开封畿县试行的募役法规定：“耆长于第一、第二等户轮充，一年一替……如本村上等人户数少，即更于第三等内以上轮充。”(61) 元丰八年(1085)，诏令耆长以第三等以上户应募，同时又有“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的规定。李焘在此条记事下注云：“按此时保甲固在，保正长亦未尝废。”(62) 换言之，在保甲正长等与户长、耆长等并存的情况下，朝廷允许原来充差保正者应募耆长。然而这种所谓的应募，其中弊端很多。王岩叟在元祐元年(1086)正月时的一份奏疏中指出：“近日指挥许雇募户长，其耆长须得雇第三等以上人户，则朝廷知浮浪之人实不愿于受雇也；不愿则必阳为雇名而阴用差法，此郡县必然之理也。谓之为差则与雇钱，谓之为雇则用差法，臣以谓不若明为差法之为便也。况三等以下自当为耆长，耆长又无所陪(赔)费，枉于下户敛钱以与之。”(63) 随后又恢复为轮差法。(64)
南宋大体沿用元丰八年和元祐元年的差役制，应差充任保正者，按规定依然是通选乡民中家赀丰厚、人丁较多且有一定能力者，然在实际推行中却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其一“州县差募之际，不体照法意，致上户百端规避，却令中下户差役频并”(65)。究竟是哪些人从中违法舞弊呢？是“当职官不切究心，乡司与役案人吏通同作弊，故意越等先差不合着役之人，致令纠论，乘时乞觅，百端搔扰，方始改差实合着役之人”(66)，“致保正之役多及下户”(67)。其二，两宋之际的士大夫杨时认为，即使朝廷役法规定耆长要募雇民户承担，但“岂有上户肯利若干钱而愿役于官乎？上户不愿，则其势须至强使为之，是名募而实差也”(68)。豪强上户便转嫁差役给中下民户，实际充差服役的却是乡村贫乏下户。王曾瑜先生曾对宋代官户与乡村上户的诡名挟户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中就包括这些逃避、转嫁赋役负担的方式，此不赘述。(69)
再看户长、保长和甲头的轮差与户等的对应。宋初役制规定，户长以第二等民户充任，严禁“冒名应役”(70)。北宋前期户长主督赋税，还负责编造户等簿等，有一些职权。熙宁二年(1069)推行募役法，则规定户长募民户充任，至元丰八年(1085)时则明令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71)。此后，户长或募或废，或以保长、甲头代之。南宋庆元五年(1199)二月，时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的张奎言：由于诡名挟户之弊，致使“为户长者，率是五等贫乏小民”，这些充役的贫民下户“卖产陪(赔)偿，卖产不足，则有逃徙而去尔”(72)，显现出户等不实导致了户长轮差不公。
关于承担保正长等乡役者的户等规定，如绍兴五年(1135)金安节所说：都保正副“若依法选差，自不及下户”(73)。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二月，朝廷诏书再次重申：“诸县保正长并将上户斟酌定差，下户止轮充太(大)保长。”(74) 但此后乃至南宋，却出现了许多诸如“诸县纵容案吏、乡司受上户计嘱，抑勒贫乏之家充催税保长”(75) 的现象。这些“贫乏之家”，“率是四等、五等下户”，由于乡村“多有豪右、官户倚势不输”赋税。面对县司紧迫催逼，充任催税保长的贫下民户被迫代替缴纳，长此以往，保长的困苦可想而知，乃至有“鞭笞责挞，至有缘此鬻产陪(赔)纳破家”(76) 者。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知忠州张德远言：在川峡四路，差派逐都保正不仅未曾遵行绍圣、绍兴的免役令，而且“妄引未行免役之前”的皇祐敕条，“次第轮流，差至第三等末人户充保正”，“致保正之役多及下户”。他还指出，“都保内家业物力有及一万贯者，歇役或致二十年不差，却差至第三等家业三百贯文人户”。对于这种种与朝廷役法大段背离的现象，他感叹：“贫富相远，力役何由均平？”(77) 宋宁宗时的一道南郊赦书称：“诸县所差保长催税，率是四等五等下户。往往乡村多有豪右、官户倚势不输”(78)，使得充任保长的乡村下户代其赔纳，甚至于因此倾家荡产。上面已述，根据宋代役法规定，都副保正、大保长“二者必以物力之高，人丁之多者为之”。然而“法久而弊，人伪日滋”，以致出现了——
富而与贫为伍，预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赂乡佐，求于富者为伍焉！于是，富与富为伍，物力虽钜万而幸免；贫与贫为伍，物力虽数千而必差，盖由猾胥造弊于排甲之初，致使下户受弊，于被差之后，征求之频，追呼之扰，以身则鞭捶而无全肤，以家则破荡而无馀产，思所以脱此者，而不可得时，则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阙，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为他人之子者，寄本户之产为他户之产者，或尽室逃移，或全户典卖，或强逼子弟出为僧道，或毁伤肢体规为废疾。习俗至此，何止可为恸哭而已哉！(79)
乾道八年(1172)八月，有臣僚奏陈：充任保正等差役者“率中下之户”(80)。绍熙二年(1191)八月，太常少卿张叔椿指出：“差役之法，以物力高下定为流水通差立法……保正副之数少，则上中户为之而有馀，保长之数多，则中下户为之而不足，州县之间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长，不理役次，固有朝解保长之役，而暮受保正之帖者，而上中户俱受其困矣。”(81) 屡有臣僚的奏疏，朝廷也多有敕书行下，那么，这样看来，南宋统治者明确知道，在乡役的差派过程中因户等不实出现了诸多弊病。
要而言之，由于各种原因，两宋以户等高下而轮差乡役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制度内外的漏洞所带来的苦难，无疑大都由中下民户，甚而部分客户承担。由于户等簿的混乱，依据五等户簿所差派的役法，也就不能以实定差，宋政府依靠富足上户控制乡村的制度，其实际推行的效果，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在所差派的民户中，以中下等户充任上等户应担差役的情况为多，即“中下之产，役次频并”(82)。此外，还有许多士大夫都指出了差役推行过程中的不均现象。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又有臣僚在奏疏中说：“近因宣州一乡上户绝少，下户极多，守臣奏请，本欲不候歇役六年即再差上户。有司看详，误将歇役六年旨挥便行冲改，遂致上户却称朝廷改法，是以鼠尾流水差役，必欲差遍白脚，始肯再充；当差之际，纷纭争讼，下户畏避，多致流徙。盖上户税钱有与下户相去百十倍者，必俟差遍下户，则富家经隔数十年方再执役”(83)。
上面引述不同时间段的史料都说明了同一问题，那就是，在实际的乡役差派过程中，许多上户并不充役，中下等民户频并在役的现象在两宋时期是普遍存在的。乡村社会的诸多事务必须按时完成，以保证整个政府的财政开支和乡村社会的稳定，然而，贫乏下户又实在无力完成，执政者无可奈何，只好“更改”(新酒旧瓶)役制，再重新以另一种役名轮差乡户充任乡役。绍兴十三年(1143)十月，广西路提刑兼提举常平司言：轮差甲头“自高至下，依次而差，至今已经七年。每甲共差过一十四户，今已轮至下户。如一甲内不下三五户系逃移，壹半系贫乏，设若轮差甲头尽是上户之家，壮丁佃客委是催科不行，若再差上户，即又不免词诉。今来若复用户长，实为利便”。朝廷允之(84)。就是说的这一情况。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国家的乡役制度在乡村实际执行中，虽然多有中下等民户充当乡役的史料，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但是，相当多的资料也显示出上、中等民户在充差职役，还有豪强形势户隐身其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实际上充当着这样或那样的职役，抑或其他社会精英，在乡村中起着中下等民户所不能起到的社会控制作用。历史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或非现有文献所能一一毕现；依据现有资料，下户、上中户哪个群体充役者较多，也是无法准确判断的。以此而言，前人所论，宋朝职役究竟是否能够一言以蔽之，是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职权，是富豪民户侵剥贫民的制度的说法，是值得再行斟酌的。
由上述可见，户等制需要里正等主要乡役人负责攒造，而乡役的轮差又是依据户等的高下，二者紧密相关。乡役制本身前后变革不一，乡役人和县司公吏的营私舞弊，导致了户等的不实；随着户等制的紊乱，乡役就难以依据民户资产的实际而据实轮差。这两者的互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相关思考
近年来，有关中国历史上基层社会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而对于古代国家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与制度本身的差距，以及如何正确审视历史上的制度运作等问题，均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致，并已取得可喜的成果(85)。那么，如何审视传统社会中国家制度在基层乡村中的实行，考察距离中央政府较遥远的乡村是怎样执行国家制度的，制度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实际绩效如何；国家借助于怎样的一个管理体系，从而达到既节省管理广土众民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治理成本)，又能对于编户齐民相对有效控制；承担着向国家完税纳粮义务的民户，在上述制度的约束和管辖之下，有无能力、会不会、又是怎样与政府互动等等，并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似可更加深入地透视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普遍性特点，抑或可为今日乡村治理的借鉴。
进而言之，国家制定户等制和乡役制的目的在于，掌控民户的贫富变化情况，征收赋税，并藉以维护社会秩序。这是国家制度制订者的理念所在。但是，由于国家过于强调赋税征收和治安管理的重要性，对已经推出的制度缺乏有效地约束机制；社会变化之后，一些制度本应因时制宜作相应改动，而国家却一味强调制度产生的最后绩效(民户按时足额地完税纳粮，以应对中央和地方日渐困窘的财政收支；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势，强化地方治安管理，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安定)，而忽视了顺时应变，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有关乡村治理的制度在实行之中，不但制度自身紊乱(并有国家制度地域化的现象)，而且，随着一种制度的紊乱及其效用的减弱，另一种制度也相应受到影响，也随而变动和紊乱，甚至难以继续推行下去，更难以达到制度制定者最初的治理理念和效果。再者，由于传统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根深蒂固，基层社会根本不具有与国家平等对话的资格和能力，地方乡族势力在实行国家制度时，发现问题却不能得到国家的认可而适时应变。为了一地或一己私利，就只好采取各种方法，将国家的制度加以变通。久而久之，即便原本良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空文。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宋中央政府对于基层乡村的管理、控制是松弛的，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力度虽较前代或有所加强，但还是有限的。原因何在？浅陋认知有以下内容：
一、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太高。特别是两宋国家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中央政府根本不具备直接管理广土众民的能力。甚至为了应对国家财政，还不断剥夺作为其“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既得利益——王安石变法时，原用于支付役人报酬的免役钱，北宋末到南宋一直照征不误。然而，募役其名，差役其实的役制下，却并不支付乡役人任何薪水。国家为了控制乡村，不得不采取以民治民的办法，以地方胥吏、部分形势户、家族、宗族等乡族势力、乡村能人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的中间层，利用他们在乡间的社会网络和各种资源，起到填补县乡之间“权力空隙”的目的。但是，乡族势力是融合有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权(公)的“神经末梢”而出现在普通民众面前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同时还是地方上“私”的利益的代表者，为了自己的私利和乡土亲邻的利益，而与官方做着这样或那样融通的事情(86)。魏晋以来的世卿世禄传承，隋唐时逐渐被打破，而以科举取代；中唐以降，土地转移频仍，贫富、贵贱转化也较之前代更显迅猛。读书应举者多，中举入仕兼有实阙者少，所以，许多士人乡族既感受到社会中向上发展的空间，又有向下流动的强烈压力。社会流动的加速，也就使得这一社会群体更加自觉地关注自身命运，关注与自家发展密切相连的地方社会事务。(87) 在乡民心目中，兼有豪横和长者两者或更多的立体形象，是他们在社会中实有的常态。(88)
二、国家之于控制乡村的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兼而国家大政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却在许多方面矫枉过正(89)，导致地方行政管理机能的不足——行政官员相对有限，难以处理辖区内广土众民的诸多事务；避籍制和迁转法又往往使得他们多不熟悉地方实情，一旦稍微熟悉后，却面临着调转岗位甚至无阙休闲。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对于乡村的管理，也不得不主要依靠乡族势力。故而，宋代乡族势力在乡间的影响力呈现出上升趋势，在诸多事务上左右着地方行政和基层社会，其上下交融的实际状况，又使得他们更多为自家和地方利益着想(90)。
中唐以降至于两宋，国家权力下移乡村的努力一直不减，特别是保甲法的推行及其与乡役制的混同为一，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家权威渗透乡村的力度。我们认为，在宋代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极端窘困的情况下，国家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为数众多的乡役人的报酬。财力不足，也是天水一朝极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的动因所在——加大赋税征收的力度，将乡民牢固控制起来。但是，这一渗透也是有限度的。我们认为，在宋代，处于县、乡衔接点上的乡村职役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用，一如投石于静水后产生的涟漪，距离投石落水点越远，涟漪也就越加微弱。由于乡村距离中央政府过于遥远，国家政权的权威在此产生的力量也就越是微弱，基层也就越是容易改变国家的法令和制度。(91) 帝制政权凭藉乡族势力等将国家权威完全渗透乡间的治理理念，并不能达到其理想的控制效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中国学者的研究回顾，请参见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原载《汉学研究通讯》总第87期，增订后转载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宋晞先生《宋代役法与户等的关系》(原载《华冈文科学报》第12期，1980年，今据台湾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3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承蒙黄教授惠赠大作，谨此鸣谢)，日本学者柳田节子教授《宋元乡村制的研究》(尤其是第一、第三编诸文，东京：创文社1986年)等论著，也都涉及到这一问题。但统观上述诸作，户等与乡役一一对应的研究，尚显薄弱；其间的社会内涵，亦鲜有论及。
②《嘉靖惠安县志》卷6《户口》：“宋太平兴国初立县时，版籍仍伪闽及留陈之旧。至道元年，始造户口版籍，至元丰八年，又分主、客户，以丁力多寡科差，兼论资产，遂为一代之制。”(《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初编，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本)。直至元丰时期，主、客始得两分，究竟是惠安一地之事，抑或是全境如此，我们倾向于后者。前人或过于坚信这则史料，恐非。
③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并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本文首次标注版本，如无特殊标注，后出同于首次列出者)。
④刘挚：《忠肃集》卷5《论役法疏》，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新版)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载宋神宗语，又见卷313，元丰四年六月己巳。梁太济先生认为，五等下户在宋代主户中所占比例，一般为60—70％，局部地区高达80％以上，见其《五等下户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例》，载《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⑥参见王曾瑜先生《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⑦《宋会要辑稿》(下简称《宋会要》)食货13之24，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
⑧参见王曾瑜先生《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并梁太济先生《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
⑨《五代会要》卷25《团貌》条载：“周显德五年十月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今按：当时及宋初三大户确实是由乡村中资产较多的民户三家承担，参见《程子遗书》卷21上：“程子过成都，时转运判官韩宗道议减役，至三大户亦减一人焉，子曰：‘只闻有三大户，不闻两也。’宗道曰：‘三亦可，两亦可。三之名不从天降地出也。’子曰：‘乃从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国有三老。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三人行则必得我师焉。若止二大户，则一人以为是，一人以为非，何从而决？三则从二人之言矣。虽然近年诸县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由此可知，三大户即由乡户中较富有的三家承担耆长之职。
⑩《宋会要》职官48之25。
(11)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有关“兼差制”，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35《与闽帅梁丞相论耆长壮丁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9《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有明确揭示。并参Brian E.Mcknight(马伯良)所著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之第4章。另外，如刘克庄所说：“今天下皆行熙丰条贯，独海外四州犹用元祐之旧，民亦便之。”(《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100《安溪县义役规约》，四部丛刊初编本。海外四州为琼州、万安、昌化、朱崖军，又见《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24)。勾勒上述役法变化的论著，主要有前揭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1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3)《宋会要》食货66之75。
(14)《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其实早在建隆初年，程能奏疏中已经显现出富者当役，贫者免役的役法精神，见《宋史》卷177《食货上五》，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长编》卷21也载有此事。梁太济先生认为，两宋史籍中明确记载按五等户制科派差役，是在乾兴元年十二月，参其《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另《宋史》卷177《食货上五》载耆户长等须募三等以上户。
(16)《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
(17)《长编》卷73。
(18)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
(19)《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申，又见卷364，元祐元年正月王岩叟言。
(20)《长编》卷218；《宋会要》兵2之5引司农寺《畿县保甲条制》。
(21)《宋会要》食货65之86载绍兴十六年十一月南郊赦。
(22)《宋会要》食货66之82。
(2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89，绍兴三十年三月庚子户部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简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
(24)林季仲：《竹轩杂著》卷3《论役法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会要》食货66之84。
(26)《系年要录》卷192，绍兴三一年九月癸巳。
(27)《宋会要》食货4之19。
(28)《宋会要》食货65之85。
(29)《宋会要》食货65之82至83，66之76，14之37；《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
(30)《宋会要》食货65之92，66之83。
(31)《宋史》卷177《食货上五》。
(32)《宋会要》食货66之81。
(33)《三朝名臣言行录》4之4《集贤学士刘公(刘敞)》，四部丛刊本。
(34)晁补之：《鸡肋集》卷62《朝散郎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杜公(杜纯)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3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中华书局1987年版2002年新印本；请参阅黄繁光先生《南宋中晚期的役法实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并前揭梁太济先生《两宋的户等划分》。
(36)邹浩：《道乡集》卷34《杨都曹(处厚)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杜范：《杜清献集》卷8《便民五事奏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宋会要》食货14之20，65之78至79同。
(39)陈耆卿：《簧窗集》卷4《奏请正簿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宋会要》食货11之21。
(41)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2《申将前知建康府溧阳县尉王棠镌降事》(嘉定八年九月)，四部丛刊本。
(42)刘昫：《旧唐书》卷118《杨炎传》；同书卷48《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21、2093页。
(43)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四部丛刊初编本。
(44)参看陈明光先生《汉唐之际的国家权力、乡族势力与“据资定税”》，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今据师著《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2页。
(45)《陆宣公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已大致反映出两税法之后计算民户资产、评定户等的繁难。类似论说，宋人尤多。参前揭梁太济先生《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另参阅前揭王曾瑜先生《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并《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
(46)《系年要录》卷179。这类记载很多，恕不一一。
(47)《宋会要》食货70之100。
(48)《宋会要》食货14之40。
(49)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2《申将前知建康府溧阳县尉王棠镌降事》。
(50)《宋会要》食货70之73，69之31。
(51)王柏：《王鲁斋集》卷17《答季伯韶》，四部丛刊本。
(52)《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一月辛未。
(53)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
(54)《李觏集》卷37《往山舍道中作》，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55)李光：《庄简集》卷12《应诏论盗贼事宜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朝廷诏书。
(57)韩琦：《安阳集》卷13《家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58)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7《奏里正衙前事》(至和二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5《河东奉使奏草》卷上《义勇指挥使代贫民差役奏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60)《宋会要》食货65之6，杨绘奏称。而沈括根据他在两浙路的见闻，却认为耆长是“州县重役”，见《宋会要》食货65之17。
(61)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
(62)《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戌。
(63)《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64)《宋会要》食货13之24载元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吕陶疏论成都府路之时，曾说：“天下郡县所定板籍，随其风俗……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亦为第一等中差耆长，则税钱一贯与十贯者并须二年一替。是贫者常迫急，富者常侥幸。”事又见《长编》卷376。
(65)《宋会要》食货66之79，李若谷言。
(66)《宋会要》食货65之86，南郊赦。
(67)《宋会要》食货66之83至84，张德忠言。
(68)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3，四部丛刊续编本。
(69)参见王曾瑜先生《宋朝的诡名挟户》，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4—5期。
(70)《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
(71)《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申。
(72)《宋会要》食货66之28。
(73)《系年要录》卷179。
(74)《系年要录》卷175。
(75)《宋会要》食货66之24。
(76)《宋会要》食货66之31。
(77)《宋会要》食货65之93。
(78)《宋会要》食货70之106。
(79)林季仲：《竹轩杂著》卷3《论役法状》，此绍兴五年四月间事；又见《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己未记事。
(8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1《孝宗皇帝十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宋会要》食货65之95至96大致同。
(81)《宋会要》食货66之26。
(82)《宋会要》食货66之83。
(83)洪适：《盘洲文集》卷41《论人户差役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会要》食货65之93。
(84)《宋会要》食货65之85。
(85)近年宋史研究中，以包伟民先生《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和邓小南师《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及其相关的研究为代表。杨宇勋博士《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一，2003年。承蒙作者惠赠大作，谨此鸣谢)，陈雯怡博士《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等，都是富有创新意义的论著。
(86)参见傅衣凌先生《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87)参阅李弘祺先生《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中译本，第234-263页；其中，和下文中的韩明诗一样，他也有这些乡族势力地方化的论断。邓小南师《“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参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8页，第261-263页。
(88)参阅梁庚尧先生《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载《新史学》第四卷第四期，1993年12月。刁培俊《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节略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89)参阅邓广铭先生《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贫积弱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90)学者研究认为，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时期，士大夫已开始越来越多地经营与自己利益密切联系的地方事务了。参见[美]Robert P.Hymes(韩明诗).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官宦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的地方精英》，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但是，是否南宋较之北宋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尚难令人认同。当考虑文献存世状况等诸多综合性因素。近年来，两岸宋史学界对于地方家族的研究中，也多有乡族势力经营地方事务的事例。可见梁庚尧先生《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载《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版；《南宋的社仓》，原载《史学评论》第四期，1982年7月，今见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黄宽重先生《科举、经济与家族兴衰：以宋代德兴张氏家族为例》，载《第二届宋史学术探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版，等等。
(91)参见周振鹤先生《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载《复旦学报》1993年第3—4期)。王家范先生《中国历史通论》(前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也有类似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