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界论文,孤岛论文,上海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西撤，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由于外交原因上海两租界得以幸存（除虹口、杨树浦两区），处于日本占领区的包围之中，与外界形成隔绝状态，被时人称为“孤岛”。
战争中上海遭到日军轰炸，教育事业损失惨重，一切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全被摧毁。“上海教育界遭遇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苦难时期。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战区的学校是大部分被摧毁了，而学生又因家庭之东西迁徙，住址不定，大部分也就辍了学，因此即便租界上的学校也因房租高涨和学生稀少而不能维持，三分之二以上的学校都在停顿的状态之中。”[1](p.7)但事变后不久，上海教育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是日本占领下的华界教育，各届伪政府企图在毁损的华界教育上建立一个新的奴化教育体系，华界教育遭到严重侵蚀，呈现衰败景象。至1940年上半年，华界仅有市立中学4所，小学101所，备案私立学校有区立小学189所，私立学校315所，与战前相比相差甚远。[2](p.866)与之相反的是孤岛教育的迅速发展。
一、孤岛教育异常“繁荣”
由于英、法两租界暂存，为300万失去了祖国荫庇的上海人民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唯上海租界，因庇外人势力，得保安全，各地难民集于沪上，此一角孤岛，乃逞空前繁荣之景象。”[3](p.977)随着战火的蔓延，周边地区的难民也避难上海租界。一边是租界外炮火连天，一边是租界内人口直线上升，1938年下半年两租界聚集人口400万，1940年初“达到500万以上，较战前增加一倍有余”。[4]集中于孤岛的人口有富商大贾，特别是江、浙一带的资本家，他们认为孤岛是避难投资的理想场所，于是冷清的租屋、旅馆重新兴隆。沦陷区的难民大量流落租界街头，他们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又吸引着官僚、外国商人和冒险家来到这里冒险淘金。这一切迅速造成市场需求的扩大，随着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的相继沦陷，孤岛经济转向繁荣。
人口的繁盛、经济的复苏和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孤岛迅速成为各级学校的聚集区。这里聚集的主要是三类学校：一是原设于租界之上的各类学校；二是原设于上海华界的各类学校，三是原东南各省的各类学校。
原来设于租界之上的各类学校，在事变后大多经历了由衰败到“繁荣”的发展阶段。以局设学校为例。局设学校（租界当局办理的学校）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坐落于沦为战区的虹口与杨树浦两区的局设学校就有9所，其中华童公学几乎全部被炸毁，其余几所虽在建筑上毁损较轻，但家具及设备则损坏严重，在战后皆无从使用。在苏州河以南免于炮火的各个学校，在紧急状态下均因战争被征作他用。所有学校无法正常开学，学生也因战事减少了近一半。但待租界局势稍有好转，教育状况就迅速回升。一方面，部分迁往异地的旧生返沪，重新入学；另一方面，大量华界难民涌入租界，不断扩大的战区中的富有阶层携家小纷纷来沪避难，造成大量新生申请入学，学生人数急剧回升，并且这种回升的势头一直维持到1941年底租界被日军进占前。（参见表1）但由于校舍缺乏，学生人数的增加给局设学校的收容带来困难，“若干学校其教室之拥挤远过于定章所评之限度，虽按照现实之地方情况，此项定章经认为应从宽执行，然拥挤之日见其甚，然至本局主管各部出面干涉，并设法取缔。”[5](p.634)学费较为昂贵的局设学校尚且呈现出如此“繁荣”景象，其他各类学校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表1 学生人数统计表
学校 1937年 1938年1939年1940年1941年
6月 12月
西童中学 1469808
1232 1284 1287 1166
华童中学 27801841 2567 2568 2675 2618
华童小学 45091343 3822 3755 4343 4552
总数 87583992 7621 7607 8305 8336
（据1937-1941年公部局年报制）
其次是原设于上海华界的各级学校大部分转移到租界。如中等学校就有公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不下150余所，除34所停办外，余下的全部迁入租界。[6]这些学校“遵照部定开学日期，先后在两特区内原有的或租赁的房屋开学，到校学生平均约合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六十”。[7]
自从国民党军队退出京沪、沪杭两路以后，东南各省的学校及文化机关，遭日寇炮火摧残，损失难以计算，有些学校迁往内地，有些学校则迁往上海租界。如外地教会学校迁入上海公共租界成立联中，组建了华东联中、浸会联中、监会联中、东吴联中等几所学校。[8](p.63)这些学校一方面收容来沪避难的旧生，一方面也招收新生，同时有不少外埠学校登报召集旧生，借读于其他学校内，而不再单独设置校区。一时间，孤岛内的学校变得异常拥挤。时人记载道：“当时南京路的国货大楼，因为国货公司停歇了，改名慈淑大楼，这座五层而面积有限的大楼里大概就容纳了大学、中学、补习学校不下十余所，门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而且“每所学校几乎人满为患，广大江南沦陷区的青年们，只有设法跑到孤岛来，才能找到求学的机会”。[9](p.53)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新的私立学校设于租界，“窃自事变以来，租界人口繁盛，因之学童特别增多，学校骤然兴旺，原有各校固然拥挤异常，而新设者如雨后春笋”。[10]经统计，在汪伪政府建立前，租界内专科以上的学校由战前的31所增至75所，中等学校由135所增至259所，集中在租界内不被日伪控制的初等学校也达到640所。
二、“繁荣”背后的教育困境
租界教育的“繁荣”仅是相对广大的沦陷区而言的，于教育本身毋庸置疑是衰退了。在孤岛教育“繁荣”的表象下是剧烈的教育动荡。
首先，对于迁入租界的战区学校而言，战前稳定的教育格局被打乱，教育行政权的归属变得模糊不清，各校最终陷入无人监管的境地。1938年8月13日事变发生后，上海市教育局就处于停顿状态，11月奉令撤退，于是“将市立各学校，分别拟改为私立，且将在租界中者，拟托由租界之教育行政当局兼管之”。[11](p.583)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时在租界设立驻沪专员办事处，并于经费方面给予资助。当时公立改为私立在办事处呈准备案的学校达到50余所。备案各校必须遵守规定：(1)各级学校今后仍照常进行，无论精神上、形式上或内容方面不得有丝毫的变更，以保持国家教育之精神；(2)各校不得与任何伪组织来往，或发生任何关系；(3)万一特区当局，因敌方压迫干涉各校行政，或强迫各校改换课程或教本时，可先与说明不得更改之原因，如无效当全体解散，决不委曲求全。[7]1938年后，由于“维新政府”接管原国民政府在租界内的一切行政机关，办事处被迫撤消。涌进租界的各级私立学校及外埠学校，大多脱离了原来的行政系统，各级学校成了搁浅在孤岛上的一叶叶小舟，在风浪中难以维持。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租界内学校自发地组织起来，“遂由大学联合会、中校协进会和小学联合会等合法团体，各推代表二人组织大中小学联合会，并请两特区华人教育处长出席，共商维持此孤岛上之教育”。[7]同时租界当局保留了补助金制度（补助租界内华人私立学校的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学校的办学困难。但工部局每年可补助的华人学校仅为100多所，[12]远远满足不了大部分学校的需要。虽然这一时期孤岛教育大多在艰难中挣扎，但他们仍宣称从属于原国民政府，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等方面保持不变，坚持民族气节。
同时，各级学校的教学条件受孤岛政治与经济变化的影响，无法与战前相比。由于校舍被毁，各类学校均无法提供稳定的教育环境。仍旧以条件较好的局设学校为例，虽然事变后局设各校相继觅到临时校舍，但往往二、三所学校合用，或一所学校被分割在不同地点上课。各校只好改授半日课予以协调，教学内容被迫削减。而且由于军队驻扎等各种不同的原因，学校不得不经常迁徙，有的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都未能安定下来。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参见表2）。事变中大量的教学设施被毁、被弃，各校无法提供充分完备的教学条件。华童公学的图书馆几乎全部被毁，其中包括一些珍贵的孤本，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各校的物理、化学、生物等需要实验的课程，由于缺乏基本器材而无法正常进行。有的学校通过增加理论教学维持学生兴趣，有的学校则干脆撤消此类课程。体育课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场地而大多停课。
表2 华童中学迁移情况表
（据1937-1940年工部局年报制）
再者，所谓孤岛教育的“繁荣”，从表一可知，学生总数并没有超过战前，只是在狭窄的空间内显得格外拥挤，给人们造成繁荣的假象。事实上，在大致持平的数字下隐藏的是学生频繁变动的真相。当时各校人数不断上升，但接受完整教育的学生并不多，一面是中途入学者蜂拥而至，一面是退学学生在不断增加。如局设聂中丞公学，1939年租界经济开始复苏时，“学生离校者共一二六名，其中毕业者仅二六名”，[13](p.533)其余均为中途退学。全校新生占了25%有余，大部分为插班生。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即使同一年级的教学也难以整齐划一。1940年，租界经济达到顶峰，各华童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大多创1937年战争爆发以来最高记录，达到校舍所能容纳之最高限额。但此间不断有学生退学，聂中丞在“春秋有四七0名学生，秋季减少为四四二名，原因是一部分离校学生特别多，一部分为有异常众多之新生，虽业已报名，但开学时并未到校”。[14](p.577)学生变动先是由于时局动荡，一部分学生随父母迁往内地，一部分沦陷区的学生进来补充。其后大多因为经济原因退学，特别是1940年以后，由于孤岛内经济恶化，通货膨胀严重，一些工商业者相继破产，家庭的变故使得部分学生无法继续学业。同时，孤岛遭遇经济封锁，物资异常短缺，书本、纸张价格上涨，教育成本增加，一些学校被迫停办，工部局学校也不得不增加学费以维持生计，造成部分学生流失（参见表3）。由此可知，孤岛教育的“繁荣”仅是数字的虚涨，事实是教育本身正在经历巨大灾难，教育环境狭窄，教学条件简陋，教育经费短缺，学生流失严重，这一切都说明了战争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失。
三、孤岛教育成为抗日思想的宣传阵地
在孤岛四年多的时间里，孤岛教育虽遭遇种种困境，但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它的存在则体现出更多的积极意义。孤岛教育不但为避难租界的国人提供了教育机会，为沦陷区的教育机构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所，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抗日爱国思想宣传的最前沿，有效地抵制了各届伪政府的奴化教育侵袭。
表3 上海公共租界部分学校学费上涨表
校名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上涨幅度(%)
华童中学48 65 82
170
聂中丞中学 40 55 70
175
新闸路小学 9
18 36
400
克能海路小学8
16 24
300
荆州路小学 9
14 21
233
（据1939-1941工部局年报制）
在抗日的大旗下，留在孤岛的文化人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文化力量。他们用联谊会、俱乐部、读书会、同学会等不同方式开展抗日活动，许多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都走上了抗战、团结、进步的道路。当时很活跃的一支力量是胡愈之组织的星期一聚餐会。它包括了各界爱国人士，文化界有刘湛恩、韦悫、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已生、孙瑞璜、肖宗俊；海关有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银行界有徐新六、胡宗淇；宗教界有吴耀宗、沈华兰；妇女界有王国秀。在工部局工作的陈鹤琴和严景耀，国难教育社的张宗麟，也是聚餐会的成员。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上海地方情况，研究如何开展地方工作，如何维持士气增强抗战信心等问题。座谈会最初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主持，刘遇难后由胡愈之主持。他们宣传进步爱国思想的主要阵地有两个：一是借报纸、刊物对一般市民进行宣传，二是以学校为根据地，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比如聚餐会解决了沦陷后的上海一部分青年学习问题，把原来李公朴在上海办的量才补习学校，改名为上海业余补习学校，推卢广绵为校长，招收中学程度的青年，还办了一些社会科学的夜大学，由梁士纯、郑振铎负责。一方面可以帮助流亡学生继续学业，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以抵制日伪奴化思想的侵扰。
抗战初期，中共也利用孤岛教育这一特殊环境坚持孤岛抗战斗争。江苏省委明确指示要在孤岛特殊环境里充分利用矛盾，有效组织群众，以争取抗战胜利。他们争取各界人士兴办职工夜校来传播爱国思想，宣传持久斗争。如鲁迅遗孀许广平开办夜校，会计师潘序伦办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长陈鹤琴在中共的支持下，以原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成人教育的专门机构“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的名义，在沪西工人聚居地开办10所夜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又进入社会公共教育机关扩大宣传，致使上海教育团体大多活跃起来。[15](p.381)中共地下党还派党员到各校组织抗日运动，如1939年前后，党派李琦涛同志以学协（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身份联络格致中学，格致学生吴庆德（吴学谦，解放后担任外交部长），钟信超（钟沛璋，曾担任中宣部新闻局长）等同学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学生组织银影社，出版《合群》等刊物，编印抗日文章和漫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6](p.168)
大多爱国教师自觉地广泛传播抗日爱国思想，帮助青年学生澄清思想，为中国坚持抗战输送有用人才。据当时的教师回忆，“八·一三”事变后，华界的教师大多进入租界，先是成立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又成立小教同仁进修会，开办政治形势讲座，召开讨论抗日问题座谈会，组织读书会。1939年后，由于日伪特务暗杀频繁，抗日活动转入地下，但仍坚持通过教育业务团结群众，进行持久战的教育，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保持民族气节，抵制奴化思想，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17](p.64)所以推行奴化教育者叫嚷着“欲推进本市和运，应先整顿教育”，“沪市租界，因环境特殊，因法莫及，以至共党分子，捣乱之徒，或籍外报为护符，或以学校为据点，发表危言谬论，策动主战反汪，淆乱观听，颠倒黑白，肆无忌惮，无法无天，长此以往，将使全沪市民人人惶悚，和平信念个个动摇”，[18]这正从反面显示出孤岛教育在思想宣传战线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于是，夺取租界教育权，消除抗日思想的传播成为日伪势力的首要任务。
四、汪伪政府对孤岛教育的渗透
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后，先后扶持过大道市政府、督办上海市政公署、维新政府上海市政府和汪伪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等几届伪政府。各届伪政府为了推行日本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原则，都在教育上给予积极的配合。汪伪政府也把教育看得至关重要，因此，政权建立之初，汪伪政府就仿照原国民政府的教育组织结构，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奴化教育体系，在伪国民政府行政院设教育部，在伪上海特别市设教育局，对所辖地区的教育统一管理，教育的宗旨则定为“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并提倡科学教育，扫除浮嚣空泛之学风”。[3](p.941)
汪伪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建立后，首先占领华界教育，威胁利诱各校向伪教育部立案，强迫各校更改教学内容，命令教师向伪教育局登记注册，激起了全沪师生的反汪斗争。一些有爱国心的教师不愿屈奸就教，纷纷逃往租界，一些学生宁肯牺牲学业，也不接受奴化教育。各校学生开展离校运动，离校学生则大多避往租界，租界成为华界教育的“避难所”，成为汪伪政府推行奴化教育的最大障碍，于是渗透租界教育就成为这一时期伪教育局的工作重点。
汪伪政府对租界教育的攫取是随着日伪势力在租界的扩张开展并逐渐深入的。抗战初期，租界虽然得以保全，为孤岛难民提供暂时的生存空间，但这把保护伞是非常脆弱的，他们本身就受着日本强大武装的包围和威胁，形势岌岌可危。1938年维新政府开始向租界渗透，它接管了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里的一切机构，在日本的支持下向租界行政权步步进逼。欧战爆发后，日寇日益猖獗，借口虹口为日侨密集地区，闸北与虹口毗连，同在苏州河以北，强迫租界让出两地警权，使苏州河以北地区脱离租界，随后又夺走租界在沪西越界筑路所占地区警权，借口当局取缔抗日不力，强迫工部局增加日人冈崎为副总董，渡边为副总裁，逐渐控制租界行政，使之失去中立地位。
乘英美势力衰落之机，汪伪政府于1940年提出“收回租界教育权”，以推行民族主义为借口向租界教育渗透。自该年6月起伪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屡次向伪教育部提交逐渐整顿租界教育的意见书，“现在国府已经还都，所有教育行政自应遵照现行法令办理，拟定办法，先收回越界筑路各公私立小学校，其次则渐及两租界范围”。[19]1941年，待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租界当局不得不事事仰承日寇鼻息时，汪伪政府开始利用各种渠道，大造舆论，扩大整顿租界教育的宣传。
1941年6月由伪市教育局首先提交《收回整顿租界教育权意见书》。整顿租界教育的步骤包括统一教材，核查租界教育现行状况，收回租界教育款产，令饬各私立学校备案，基本上恢复到战前国民政府对租界教育监督的状况。[20]同月伪上海市教育局还向公共租界领事团领事李德尔发出公函，要求调查整顿租界学校。
8月，伪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理事长戴英夫呈请促进整顿上海租界教育一案中，更加赤裸裸地指出整顿租界教育的原因就在于租界内抗日思想的宣传对反共和平建国运动的危害。“窃自和平运动发仞以后，全国民众群起参加，唯共产党及盲目抗战分子犹图负隅挣扎，以上海租界为特殊势力存在之地，凭籍外人势力，作种种破坏和平之阴谋，教育事业亦其一端。”[21]所以应从速采取有效办法，整顿租界教育，对公立学校予以接受，私立学校令其备案，严密监督辅导各迁沪教会学校，令其迁回原址，对反动学校严厉取缔。与此同时，一些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教育界人士也纷纷出台亮相，为所谓的“整顿租界教育”摇旗呐喊。在各种舆论的大肆渲染之下，11月伪市教育局拿出了收回租界教育权的具体办法：“一，组织租界教育接管委员会，有教育部、市政府、市教育局、工务局、上海特务机关及其他有关各委员会，分别指派人员组织之负责交涉，以达到接管为目的。二，根据工部局前移交档案，以接收特区法院为例，交涉接收前社会局第五科（教育部分）于事变前寄存之档案。三，调查统计两租界官产，请现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人教育处负责人移交各级学校地址，总数调查表及教育官产册籍。四，划分各级学校管辖权，凡大学及专科学校前为国立者，仍归进一步管辖，凡市立各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仍收归市办，私立学校、短期补助学校，饬令重新办理登记立案手续，俾便督导以期教育符合法令。五，调查国定课本以期肃治背谬教材，取缔反动学校。六，疏散内地迁沪学校，各教会学校前因事变时暂迁两租界者，仍饬迁回原址。”[22]
虽然汪伪政府把魔爪伸向租界教育，但由于租界当局并没有承认汪伪政府的合法性，拒绝与之交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汪伪政府没能达到目的，只是用暗杀等恐怖手段制造混乱，威胁租界教育中的进步人士。据当时持志中学的教师回忆：当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从上海撤退后，学校教育是没人来管的，汪伪方面想要来接管，但遭到拒绝未能成功，见接管不成，就派76号特务来学校砸毁教具及其他设施，学校被迫宣布停办。[23]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占租界，孤岛时期结束。租界教育权也逐渐被汪伪势力占据。
孤岛时期租界教育的生存状态，充分展示了这一非常时期上海两租界的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民众的普遍心理。在战时大环境中，孤岛教育在夹缝中顽强生存，它首先肯定了租界的特殊地位，在客观上为保存民族教育提供了积极有效的帮助。同时也说明了教育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当国家民族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教育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主权的丧失、时局的剧变、经济的动荡无一不对教育造成强烈的冲击，它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独立强大的国家才会有蓬勃兴旺的教育。值得庆幸的是，虽然租界教育面临重重困境，但却从未迷失方向，而是成为凝聚租界华人抗战热情、生成抗战动力的战斗前沿。孤岛教育的存在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瞬间显示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它的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