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职业化与古代奥运会转型分析
袁玮蔓
摘要 古代奥运会是古希腊历史中极为璀璨的一笔,也是古希腊社会文化较为完整的缩影。作为古希腊人日常健身与宗教活动密切结合的产物,古代奥运会在其发展初期,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宗教特征和业余倾向。竞技职业化是伴随着古希腊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公元前5 世纪,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其逐渐成为了古代奥运会中的普遍现象。尽管竞技职业化有悖于奥林匹克的传统精神,加剧了竞技的商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竞技者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但是其有助于古希腊体育训练机制的完善、竞技理论的进步以及竞技者实际水平的提升,并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希腊社会的生活、思想和文化。因此,关于它的褒贬,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奥运会中的竞技职业化是一种体育现象,但它更是古希腊人在面对社会发展,尤其是城邦制度式微和世俗文化兴盛时,自身心理状态和竞技观念发生转变的体现。由于竞技职业化的盛行几乎与古代奥运会的衰落在时间上同步,导致有些研究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原因,这类说法存在可商榷之处。认为,竞技职业化应被视为古代奥运会转型的表现。
关键词 竞技职业化;古希腊;古代奥运会
古代奥运会作为古希腊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对后世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古代奥运会发端于公元前776 年,从一个仅由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城邦参加的祭祀赛会,逐步发展成为古希腊各城邦参加的盛会,并在希波战争(Persian Wars,公元前499—449 年)之后进入了鼎盛时期[1]。竞技职业化是伴随着古希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但是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一直以来,竞技职业化都受到古代奥林匹克研究者的关注,常被认为是导致古代奥运会衰落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是,职业化现象也存在于现代奥运会之中,并推动着现代奥运会的发展。这样看来,把竞技职业化归为古代奥运会衰落原因的论断,是缺乏全面性的[2-3]。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在梳理、论述古代奥运会竞技职业化起因和表现的基础上,就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父亲看着我们刚刚入住的新房,墙壁雪白,地板光洁,说:“这辈子当你的爹,我不及格,没有为你们垫个家底,你们家里,连一块砖我都没有为你们添过,也没有操一点心,也没帮过一文钱,我真的不好意思。只要你们安然、安分,我就心宽了。”我不住地说:“爹你老人家还说这话,我们长这么大就是你的恩情,你身体不错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福分,别的,你就别想多了。”
1 竞技职业化产生于古代奥运会中的原因
具体来说,竞技职业化就是以竞技为职业,以体育作为赚钱的工具。那么,从表面上看,其来源于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古代奥运会本是祭祀宙斯的仪式,奖品是由橄榄枝编织的花冠,代表着崇高的荣誉,并无实际的物质利益。竞技者们只是为荣誉而竞争;但由于他们的胜利象征着城邦的胜利,为了表彰竞技者的贡献,许多城邦开始对获胜者给予物质奖励,于是物质利益与奥运会便直接联系起来。
首先将物质利益引入奥运会的是公元前6 世纪的雅典(Athens)执政官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8—559),他规定:“奥林匹克竞技会上的优胜者所得奖金五百德拉克马。”[4](一德拉克马在当时约相当于一只羊)。其他各城邦的奖励方式也相继出台,比如斯巴达(Sparta)的优胜者终身由国家供养,同时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5];还有的城邦为优胜者在剧场中留下最好的位置,发放津贴,免除赋税等[6]。古希腊的著名诗人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18—438)写道:“胜利者由于自己的功绩而终身享有愉快的安宁,这种无边的幸福是每个凡人最高的企望。”[7]这些奖励措施提升了竞技者的积极性,也促使了职业选手的产生,直接推动了竞技体育向职业化方向的发展。
同时,人们对竞技优胜者的极度崇拜,也为竞技职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奥运会的优胜者是宙斯最喜爱的人,是城邦的英雄;所以,奥运冠军的称号不仅给优胜者本人及其亲属,也给其所在城邦带来荣誉。古希腊人不仅热切地关注比赛的胜负,而且以洞开城墙的方式欢迎优胜者荣归故里,并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诗人为他们创作赞美诗,雄辩家为他们发表演说,艺术家为他们树立雕像”[8];他们的功绩被广为传颂,甚至犯罪入狱都可以因冠军的荣誉被赦免[8]。奥运冠军的崇高荣誉使更多的人为之从事专门的体育训练,竞技职业化之风随着丰厚的利益和崇高的荣誉悄然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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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件方差方程和DCC方程的结果及分析。波动信息传递和吸收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收益率波动性参数ω、α、β分别表示条件方差方程中的常数项、ARCH参数和GARCH参数,分别捕捉两地股市收益率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度。
可是,利益和荣誉的诱惑只是竞技职业化产生的外部动力,竞技职业化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古代奥运会初期,即公元前8 至6 世纪,是一个需要身体强壮、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时代;因为在这时的希腊世界,先后形成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它们之间战事频繁。全民体质的好坏关系着城邦的存亡,体育训练主要是为战争做准备的;每个公民都是保卫城邦的战士,“在雅典是到60岁,斯巴达人则终身都是战士”[9]。而且,拥有强健的体魄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否则就被降为做手艺和出身低微的人”[10]。所以,“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可以在全希腊发现尚武的理想”[6]。运动是公民生活中的首要事情,竞技比赛是展示城邦综合实力的重要方式。于是,从事竞技和参与奥运会成为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乐趣,古希腊的体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不过在这一时期,奥运会的参赛选手基本来自贵族阶层,因为奥运会要求运动员必须经过10个月以上的训练,并在奥运会前1个月在伊利斯(Elis)进行集中的训练,而只有贵族才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准备比赛。至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他们有权参加,可是为了生活,他们只能被排斥于奥运会之外,但是作为公民,他们还是必须要进行身体训练的。所以,这个时期的奥运会是“业余主义倾向的荣誉至上的赛会,因为这些出身优越的胜利者满意于以橄榄冠作为奖励”[11]。
可以看出,荣誉、利益的刺激,使竞技业余性显得“不合时宜”,奴隶制的发展破坏了竞技广泛性的存在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竞技职业化的发展;奥运会作为公民广泛参与的竞技活动的社会背景已经不存在了。
战后的希腊为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各主要城邦的奴隶制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手工业种类迅速增多,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也发展起来。由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13],所以这些经济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的剥削基础上的。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奴隶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奴隶被大量地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由民的生活压力得以减轻,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他们锻炼身体、欣赏音乐、参与政治,积极地投入到城邦生活当中。一些竞技项目也随之普及开来,如之前仅对贵族阶层开放的田径运动逐渐地走向了平民阶层。
从国有粮食企业效率角度来看,大多数文献认为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效率更低。顾海等[19]比较了私营粮食企业和国有粮食企业,发现私营粮食企业可以有更多的利润,原因在于私营粮食企业的经营成本往往低于国有粮食企业。姚洋等[20-21]分别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和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Zheng Song等[22]研究了1994-1998年63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得出国有控股比重越高,企业运行效率越低。
由于战后雅典在希腊的重大影响,民主政治得到了广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公民具有更高的文化素质,以便可以在政治参与中做出正确的决定,于是“教育的目的由培养‘协调发展的人’转向培养智慧的人”[8]。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开始动摇,人们更倾向于文化学习,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亲自参与体育竞技[8]。体育的群众性发生了动摇,职业竞技者开始越来越多地走进奥林匹克赛场。
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贸易的繁荣,使商业成为了许多城邦的主要财政来源,以农为本、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制度开始遭到破坏。由于经济利益等原因造成的城邦间的对立,导致了公元前431— 404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战争几乎波及了整个希腊世界,成为了希腊文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后爆发的“城邦危机”在沉重打击希腊城邦制度的同时,也加速了奥运会竞技职业化的进程。
而且,从公元前2 世纪起,罗马逐渐开始了在希腊地区的统治。崇尚实用主义的罗马人反感希腊人不务实际的、赤身裸体的竞技运动,失去了群众基础的奥运会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同时,基督教的国教化也遏制了奥运会的发展。一方面,因祭祀宙斯而产生的奥运会与敬奉耶稣为上帝的基督教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奥运会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竞争”也与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厌世”“驯服”等思想有所抵触[12]。所以,奥运会不久便被视为异教活动,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约346—395年)在公元394年废止。
(2)公民兵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竞技职业化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希腊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14]。但是城邦的安危却需要依靠公民的保护,公民兵制使城邦在满足日常生产的同时,不需要再为保卫城邦而单独招募训练士兵。所以,公民兵制有效地限制了人口数量,维持了城邦制度。可是,贫富分化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的直接后果便是公民兵制的瓦解。因为公民兵制要求每一公民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以自备武器,而大量自由民的破产,使公民兵制的兵源日渐枯竭。如斯巴达在公元前480 年还可以提供8 000 重装步兵,而到公元前371年已减至700重装步兵了[15]。公民兵制最终被雇佣兵制取代。公民不再将保卫城邦作为自己的责任,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将自己作为雇佣兵卖给任意城邦;为了生计,他们无暇关注和参与城邦事务。随着公民城邦责任感的减弱,他们锻炼身体的必要性也消失了;有的公民忙于赚钱而忽视体育活动,有的公民则完全献身于竞技。
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数学课对不同层次学生进行分层走班,是行之有效的,学习单也是提高学习效率的有力武器。这种学习形式有利于学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激发其内在的潜力,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尤其对“后进生”的帮助更大。混班教学时,教师更注重前面学的好的学生,总为自己几个“得意门生”沾沾自喜;分层走班后,教师必须全都关注到,“一个都不能少”。分层教学保证“学霸”吃得饱,“后进生”吃得好,人人都能得到他们渴望的成功。
(3)社会风气的转变促进了职业竞技者的产生。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奴隶制的大规模发展,破坏了城邦中的平等,激化了自由民之间的矛盾,贫民和奴隶主对立起来,起义不断。希腊社会动荡不安,城邦难以保障公民的安全,公民也不再以城邦而自豪。希腊民族的气质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态度在希腊人中产生了。破产公民对城邦的失望,使他们无资产、也不愿去关注城邦的发展和荣誉,而是“将城邦视为其谋取利益的源泉”[16];富人们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自己的事务上”[16],利用权力来满足私欲,他们也漠视城邦的安危。这样的社会风气使以城邦荣誉为首位的奥运理念一去不返。
第一部分“总体说明”共两章。第一章专门列出常用术语和缩写的定义,对项目管理中涉及的数百个常见术语均给出具体定义,以免产生歧义;第二章阐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下属其他机构的关系、明确基金获得者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工作人员的权责、简要说明课题申请和评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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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希波战争的结束,古希腊跨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战争时期的联合,增进了城邦间的友谊。各城邦间的争夺由战场逐渐转到了竞技场[12],古代奥运会的发展也因而达到了顶峰。但随着城邦间竞争方式的转变,体育的军事需求减弱了。
2 竞技职业化在古代奥运会中的表现
竞技职业化萌芽于希波战争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古代奥运会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逐渐普遍的竞技模式,职业化主要表现为竞技体育的进步,竞技者技能水平的提高和身心发展的失衡,以及竞技精神的功利化。
2.1 竞技体育的进步
同“业余运动”相比,专业系统的训练机制和体育理论不仅是竞技职业化的保障,也是其成果的重要体现。“最早的竞技者是‘天生的’或是自我锻炼的,他们仅仅依靠实践中的经验,但是随着公元前6 世纪竞技的盛行,从前的竞技者开始训练其他人,最早的教练员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末5世纪初,常常来自于拳击运动员或是摔跤运动员,他们分享他们的技艺,并促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到公元前5 世纪,拥有一个教练员对每个有追求的竞技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18]竞技学堂和竞技馆纷纷建立;一些家境较好的竞技者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教练,例如修昔底德(THUNCYDIDES,约公元前460—400 年)“除给予他的两个儿子很好的综合教育外,还使他们成为了雅典最优秀的摔跤运动员:一个跟随桑替亚学习,一个跟随欧多鲁学习”[19]。教练员在竞技比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品达的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多次将竞技者的成功归因于教练员的出色劳动[7]。
体育竞技本是古希腊人为保卫城邦而提高身体素质的手段,表现着他们对身心和谐和人体健美的追求。而古代奥运会作为“一种激发和展示人类‘阿瑞忒’的手段”则是“对神的有价值的供奉”[16],是追求和平、友谊和争夺城邦荣誉的竞技场。然而在竞技职业化的背景下,公民们的竞技观念发生了改变,奥运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为了获得优异的成绩,竞技者自身也创造新的方法理论,改进训练的规则方式。比如根据自身需求,遵循特殊的膳食原则——克罗顿(Croton)的奥运冠军阿斯提洛斯(ASTYLUS)主张清淡的饮食,而斯坦伐利亚(Stymphalian)的奥运冠军德洛麦(DROMEUS)则为补充营养,发明了肉食食谱[6]。
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兵制、自治自给制度以及立法制度是古代奥运会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动力[28]。它们保障了公民从事体育锻炼,为竞技者提供了参赛的经济基础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这些制度本身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时代局限性。伴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农民阶层与后兴起的商业阶层在利益,更准确地说是在性质上的分歧,破坏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城邦经济,这些制度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公民兵制因农本经济的不稳定逐渐被雇佣兵制代替;自治自给制度带来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得城邦难以团结起来抵御外族的入侵;立法制度虽然强调直接民主和主权在民,但是却一直限制公民权的普及。这些弊端使得城邦制度在走向瓦解的同时,古代奥运会也丧失了发展的土壤。
2.2 竞技者的得失
在职业化的氛围内,专业的训练使竞技者在奥运会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能水平,增强了奥运比赛的观赏性,但是过分单一的训练方式却阻碍了职业竞技者的全面发展。
如何正确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药物研究中的统计学(二)……………………… 《药学与临床研究》编辑部(2·159)
竞技职业化为竞技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竞技者以此为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为了获取更多的奖金,他们常常周游各地,参加多种比赛。如撒森(THASIAN)的运动员塞甘尼斯(THEAGENES)在一次周游比赛中获得了1 400多项物质奖励[1]。在大量的比赛中,竞技者积累了比赛经验,提升了竞技水平。同时,完善的训练机制和专业的竞技指导,也调节了他们生活的节奏,促使了他们技术的精湛,使他们可以在比赛中达到最好的状态。在奥运赛场上,竞技者之间为了金钱和荣誉顽强的拼搏,有时还会出现超水平的发挥和高难度的动作,使得竞技比赛更加精彩。观众的欣赏品位也得到了提高,人们更倾向于激烈刺激的项目。于是,在公元前408年,古代奥运会中增加了二马(两岁马龄)双轮战车赛,在公元前384年增加了四马驹战车赛,在公元前268年增加了二马驹双轮战车赛[21]。这些都是危险性和技术性很强的比赛,它们要求参赛者必须拥有专业的技能。
同时,由于希腊民主政治要求公民人人参政,不仅要投票,还要发表演说,所以口才成为了衡量人才的标准,诡辩术盛行起来。对诡辩术的重视,使人们认为在雄辩中获胜尊贵于靠体育竞技获得的胜利。社会的需求使城邦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变化。文化课的难度开始增加,体育和文化两门学科之间的鸿沟由此愈来愈深,二者难以互相补充[6]。于是,追求身心的和谐发展,被认为“是不识时务在自寻烦恼”[17]。随着体育在教育中地位的下降,人们自觉从事体育的意识也随之减弱了,正如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 年)所提到的:“每个城市里,有极少士兵在竞技馆中锻炼。”[6]体育不再是公民生活中的必需,人们不必在身体锻炼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而是尝试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仍在持续锻炼的公民,多数已是选择用辛苦换来丰厚利益的职业竞技者,竞技职业化趋势得到增强。
通过系统训练培养出来的竞技职业者,虽然技艺高超,但是他们完全沦为了竞技的奴隶。“竞技的职业化带来了训练中的现实主义”[22],片面的训练方式导致了竞技者身心发展的不平衡:赛跑者只是具有发达的下肢,拳击手只注重手臂的锻炼,即使奥运会少年组的冠军也并不具有健全的体格[2]。面对这一发展,古典时代的许多先哲们都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 年)指出专门的训练有损竞技者的健康:“你没有发现他们会这样睡掉一生,而且,如果他们一旦离开固定的强化训练规则,这些竞技者的身体将易于崩溃吗?”[23]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 年)认为:“运动员的体格对公民的正常品性以及健康和生育都没有什么好处。”[24]
2.3 竞技精神的功利化
教练员的出现促进了竞技体育训练体系的完善。他们擅长竞技人才的选拔,可以“从一个十二岁的孩童身上识别出未来冠军的品质”[6];还“归纳出适合大部分竞技者身体的方法和准则进行训练”[20]。他们控制训练的进程,将全身训练和专业训练相结合,形成系统的训练体系,为不同的竞技者设计不同的准备体操[8]。不仅负责竞技者的练习和实践,教练员还为竞技者剖析每个动作,教授他们竞技理论。比如在角力教学中,为他们讲解各种姿势和图解[6]。同时,教练员还从事有关竞技者的研究工作,如竞技技术、身体保健、饮食营养、心理素质等等。他们将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 年)的医学理论运用于训练中,禁止竞技者在训练和比赛时饮酒或从事其他分散精力的事情;曾在第76届(公元前476年)和78届(公元前468年)奥运会上获5项竞技冠军的伊卡斯(ECKAUS),在担任教练后,还把自己关于饮食与运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写成了著作,成为了古希腊著名的体育理论家[8]。
人们认为竞技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为了竞技比赛的观赏者。在奥运赛场上,竞技者们已不再怀有宗教的虔诚和城邦的荣誉,而是成为了为了私利可将自己卖与任何城邦的比赛机器。“因为他们不是在国家而是在财产上看到自己的国家的”[25],对金钱的欲望取代了为城邦荣誉而赛的理想。如克里特(Crete)的索塔贷斯(SOTADES)曾获第99 届奥运会(公元前384 年)的赛跑冠军,但他却同意以以弗所(Ephesus)公民的身份来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6]。
公民参与奥运会的目的在于金钱,崇高的奥运理念难以抵制金钱的诱惑,“对我们唯一有用的神乃是黄金和白银”[25]。于是,竞技职业化还带来了奥运赛场中的商业行为。贵族和奴隶主出钱雇佣奴隶代替比赛,比如在战车和赛马的比赛中用金钱雇佣驾手[21]。竞技者之间也相互贿赂,买通对手。在公元前388 年的第98 届奥运会上,“色萨利城邦的名叫欧波洛斯的拳击手,贿赂包括以前的冠军在内的3 个对手,让他赢得比赛。”[26]这样的贿赂在第112 届奥运会(公元前332 年)上又被雅典的卡利普斯(CALLIPPUS)重新上演[26]。竞技者以功利之心对待比赛,为了胜利,他们不惜违反比赛规定,破坏体育道德,有时甚至采用残忍的手段[27],以致奥运会中充满了腐败、欺诈与蛮力。
3 竞技职业化与古代奥运会的关系
3.1 竞技职业化不是古代奥运会衰落的直接原因
每当谈起古代奥运会,人们常会对竞技职业化的出现感到惋惜,认为它是导致古代奥运会衰落的直接原因。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竞技职业化也存在于现代奥运会中,但是它似乎为现代奥运会注入了蓬勃发展的动力。现代奥运会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体育运动走入了人们的生活,更多的人开始热爱运动;勇于拼搏、乐于进取的奥运精神也激励着人们不断奋斗。这样来看,竞技职业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奥运会的衰落。虽然它有悖于传统的奥林匹克精神,加剧了竞技的商业性,但是这些并不是导致古代奥运会衰落的必然原因;其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背景。
竞技职业化的发展,使古希腊人在运动训练方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初步的运动训练体系和运动理论。
(1)贫富分化的加剧带来了竞技者身份的改变。希腊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城邦公民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发达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是公民广泛从事竞技、参与奥运会的前提条件。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了大量战俘,使奴隶数量显著增加,廉价劳动力在生产领域的使用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自由劳动力被奴隶所替代,手工业者大批破产。战争使大量田地荒芜,大奴隶主和大土地所有者借机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土地集中。农业中使用奴隶的情况也逐渐增多,出现了奴隶制大农庄,小农无法同农庄竞争,纷纷破产。土地和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城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贫民队伍日益扩大。竞技体育群众性的基础也随之发生了动摇,越来越多的职业选手走进了奥运赛场。他们不再是争夺橄榄冠的贵族选手,而多为依靠物质奖励来生存的下层民众。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使竞技成为了人们谋生的职业,奥运会成为了人们获取财富的手段。
这样,古代奥运会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从鼎盛走向了衰落,结束了1 000 多年的旅程。但是由于竞技职业化的盛行与古代奥运会的衰落近似同步,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难以平衡竞技职业化与商业行为的关系,也难以处理好竞技职业化与体育群众性的关系,使我们误以为竞技职业化是古代奥运会衰落的直接原因。
其实,古代奥运会竞技职业化不仅是一种体育现象,更是当时希腊人心理的一种反映,即人们开始倾向于关注私人事务而非城邦事务。公元前5 世纪的那几代希腊人,经历了希腊的鼎盛和衰落。他们目睹了城邦在公民危难时的无助,看到了他们所自豪的民主制在奴隶主专制攻击下的脆弱。于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城邦,认为要为自己而不是为城邦而奋斗。
5)考虑到海洋环境条件,控制系统及其设备在设计时应适应倾斜、摇摆、冲击、颠震等海况条件(具体的数值应根据不同海域情况加以考虑).同时还应该考虑盐雾、霉菌等的影响.
正所谓体育是与人性息息相关的,古希腊人的这种心理倾向也反映在了体育活动中。所以,在古代奥运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商业行为,体育的群众性也根本无法实现。竞技职业化本是竞技技能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产物,可它带来的进步系统的体育理论和专业高超的体育技能,在失去了拥有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民众的古希腊社会,无法绽放出绚丽的奥运之花。反而本可以通过有效措施而达到的竞技商业性的削弱和公民体育热情的提高,在每况愈下的希腊社会也难以实现。城邦的危机使古代奥运会走向了衰落,新文明的入侵使古代奥运会走到了终点。所以,不应该认为是竞技职业化直接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衰落。
3.2 竞技职业化是古代奥运会转型的表现
既然竞技职业化不是古代奥运会衰落的直接原因,那它与古代奥运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本文认为,竞技职业化是古代奥运会转型的表现。
古代奥运会是古希腊社会的产物,它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迹。在古代奥运会的初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对世界的解释仅局限于宗教层面。古希腊人信仰多神教,每逢重大的祭奠节日,各城邦都要举行隆重的宗教庆典,以唱歌、诗歌和竞技等形式来表达对诸神的敬意。“神人同形同性”是希腊宗教的特点,希腊人酷爱竞技,于是认为神同他们一样,也爱好竞技。作为祭祀宙斯的宗教盛会,古代奥运会的竞技比赛最为神圣,人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向宙斯神展示着自己的健美身体和良好教养。
随着当时希腊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民族认同感的“泛希腊主义”与代表城邦利益的“各别主义”之间的积极融合,[29]和平的竞技赛会代替流血的战争,逐渐成为了城邦间的真正竞赛。奥运会作为竞技赛会中的明珠,与城邦的声誉密切相关,于是,城邦成为奥运会的真正赞助者。它们创办培养竞技者的学堂,用大量资金完成选派选手的工作,还为优胜者举行庆典、颁发酬金。竞技者们为城邦荣誉而拼搏,奥运会从神圣的宗教仪式转向了崇高的城邦竞赛。竞技的项目增多起来,持续的时间也增长了。精彩的赛事超过了庆典的礼仪,人们更期待奥运会上的竞技比赛,奥运会也开始转变为城邦之间的竞技赛会,世俗化倾向不断增强。
自公元前5 世纪中叶以来,古希腊的文化事业因公民业余生活的丰富而繁荣起来。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概念,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程度;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风气云涌,也激发了人们对许多问题进行系统地追问。对许多人来说,传统的宗教体系已经发生动摇,人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理性。宙斯的神圣色彩暗淡了,来到奥运赛场的人们,不愿再做供物的奉献者;即便偶尔有人带来礼物,也并非出于昔日的信念,而只是因循古老的习俗[2]。奥运会完全变成了竞技会,激烈惊险的竞技比赛也使得当时的民众接受和认可奥运会的这种转变。
同时,社会的进步也使得人们的个体生活更加复杂,人们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公民的个体独立性增强,个人事务需要人们耗费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因此,他们虽未与城邦公共事务脱离联系,“然亦不能十分关心了;结果,要想以国家目的为先简直是不可能的。”[30]各司其职成为了古希腊人在公元前4世纪的心理倾向,柏拉图的“理想国”理念——将“整体社会分裂为个体,每一个个体仅在一种职业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并且其工作范围应该限定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16]——即可视为这一发展的重要表现。于是,公民应该尝试城邦一切事务的观念被淡化,人们对自己的关心也超过了对城邦的关心。现实功利的人们逐渐认为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金钱中,赚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首要任务。
在这个背景下,奥运赛场上的竞技者们失去了对宙斯的虔诚,也失去了对城邦的责任,奥运会成为了他们获得金钱的手段,成为了他们为私利而一决高下的天地。古代奥运会由城邦荣誉至上的赛会转向了个人名利至上的赛会。
可见,古代奥运会由宗教仪式,到城邦竞赛,再到利益角逐,不断地体现着希腊人观念的变化。所以说,古代奥运会的转型,即是人们奥运观的转型。随着竞技比赛在古代奥运会中地位的增强,人们的奥运观从宗教观与竞技观的合一,转向了二者的分离,成为了单纯的竞技观。竞技职业化作为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31],在古代奥运会的转型中,确切的说,是在当时人们思想的转型中,得到了发展。人们更加现实,他们从事竞技体育的目的更为世俗。竞技职业化正是人们竞技观转型的表现;而同时,人们的奥运观逐渐地趋向于竞技观,使竞技职业化成为了古代奥运会转型的表现。
4 结 语
当今社会,竞技职业化已被现代奥运会纳入其中,如何处理好竞技职业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奥运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奥运会归根到底是人的比赛,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是奥运会发展的基础,将体育生活化、将健身日常化是奥运会发展的目标。虽然,竞技职业化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流的竞技比赛,但是奥运会却深深地进入了商业化轨道。如何在观众欣赏竞技的同时,带动大家的体育积极性;如何在取得金钱支持的同时,抵制金钱对竞技的腐蚀,成为了关系奥运会发展前途的大事。通过对古代奥运会竞技职业化的分析,我们发现,竞技职业化是古希腊当时社会生活在体育活动上的表现,是为满足社会对奥运会的需求所产生的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虽然它不是导致古代奥运会衰落的直接原因,但其负面效应的出现依然令人感到遗憾。现代奥运会仍然带有着职业化的特点,以史为鉴,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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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thletic Professional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YUAN Weiman
(Faculty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are a quite brilliant one in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y,and also a nearly complete microcosm of the social 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As a product of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ancient Greek’s daily exercise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showed very obvious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amateur tendenci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Athletic professionalism was bor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lavery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and gradually beca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after the 5th century BC,especially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Although athletic professionalism went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the Olympics,aggravated the commercial nature of competi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led to the imbalance of the athletes'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but it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ports training system in ancient Greece,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mpetitive theor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actual level of the athletes,while also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life,thoughts and culture of Greek society at the time.Therefore,the comments on it are always controversial in the academic world.The athle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Olympic Games was a sport phenomenon,but it wa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change of the mental stat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cept of the Greeks in the face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especially the decline of the city-state system and the prosperity of secular culture.Because the prevalence of the athletic professionalism is similar in time to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some studies believe that the former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latter,but such claim is debatable.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athletic professionalism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Key words athletic professionalism;the ancient Greece;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中图分类号: G 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0000(2019)05-547-06
DOI: 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19.06.014
收稿日期: 2019-03-24;
修回日期: 2019-06-24;录用日期: 2019-06-25
作者简介:
袁玮蔓(1986-),女,吉林松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欧洲史,欧洲体育史。
其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制度是一种既定的力量,规制和限定着人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的发展的基础框架和前提条件,能否体现、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成了衡量制度好坏或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立足于激发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努力解决体制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消除束缚人的发展的制度弊端,使制度本身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氛围与舆论上的强有力支持。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天津300350。
当代雕塑对当下人类发展和人性意识过程的记录、描述、猜测或无解于昔日既定俗的语言观念,而在这个生因和死亡过程中,看到更多的是自然生存法则下生存状态;而忽视了以人的视角看这些意识。因比,对于渐己死去的形象符号,似乎对当代生活和意识来讲都没有那么有意义。而相反的线路对于我们而言或许会想起开垦的话语和思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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