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互动下的双轨并进：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路径再探
张 弛
摘 要 随着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的转圜，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正面临着有利的历史机遇。尽管关于和平机制的构建路径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但只有中国提倡的“双轨并进”才是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其接受度也在日渐增高。因此，半岛南北双方和周边大国应同时推动建立解决停和机制转换的四方会谈和解决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通过两个会谈的“并进”来建设半岛和平机制。另外，为了保证两个会谈的顺利推进，有必要在借鉴制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努力促使两“轨”的同向而行、协同增效，从而妥善平衡各方的利益关切，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构筑起维护地区和平的新制度安排。
关键词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四方会谈 六方会谈 制度互动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地缘屏障，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然而不幸的是，作为大国利益碰撞与交汇的热点地带，朝鲜半岛受复杂地缘政治和冷战历史遗存的影响，至今仍是全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朝核问题的曲折反复、南北双方与周边大国间的复杂矛盾等都迫切要求有关各方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彻底解决核问题，重构地区的安全秩序。2016-2017年短短两年间，朝鲜连续三次进行核试验，并试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新上台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则针锋相对，宣称要对朝鲜采取军事手段，半岛局势一度逼近战争的边缘。然而，自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中朝、韩朝、美朝首脑峰会的次第实现使几近“崩盘”的形势一下子“峰回路转”。这一情势的变化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因此，本文试从分析此次朝鲜半岛局势转圜的背景特征出发，阐释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新路径，并提出为落实这一路径而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朝鲜半岛第三次大缓和的背景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始终陷于“紧张—缓和—再紧张—再缓和”循环往复的怪圈之中。纵览朝核问题演变的历史，半岛局势至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缓和，分别是1990年代末的第一次缓和、2003-2005年间的第二次缓和与2018年至今的第三次缓和。不过，与前两次缓和相比，此次缓和所处的国际和地区背景带有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特征。
一是东亚权力结构变化引发中美关系呈现新的形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权力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实力迅速增长而美国实力则相对衰落。中美在东亚权力对比的迅速接近引发了美国内部的严重焦虑，其对华认知日趋负面。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开称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2017-12-18/2019-07-02. 在这种认知的驱动下，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遏制”逐渐转向“遏制+接触”。虽然字面上只是语序的变化，但反映出美政策偏好的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对抗的一面日益凸显。这一态势不仅反映在贸易战等中美双边关系之中，而且向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区域和全球性议题扩散。
二是朝核问题正从中美两国的合作点变为博弈点。与第一点直接相关，美国政府受对华认知演变的影响，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时代，解决朝核问题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典范之一。特别是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中美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合作，不仅为小布什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正能量，而且促使美国对陈水扁的“台独”活动采取了比较强硬的遏制立场。但特朗普执政以来，他转而以朝核问题为抓手，与中国争夺在东北亚的地缘影响。一方面在对朝制裁上向中国施压，分化中朝关系；另一方面又拉拢朝、韩发表《终战宣言》，试图边缘化中国在半岛的影响力。中美在东北亚的博弈，使和平机制的构建面临核问题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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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改变了区域的战略平衡。朝鲜在历经六次核试验和多次导弹试射之后，不仅对外宣称完成了核武力量建设的历史大业，而且其ICBM的理论射程已经达到美国本土，已经是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全世界尽管不愿意承认，但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朝鲜的核武化不仅令日、韩国内“拥核论”发酵，而且增加了区域核扩散与核污染的风险。即使金正恩一再重申半岛无核化政策，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承诺充满怀疑。而特朗普虽宣称可能对朝采取军事行动，但对朝鲜的核武器投鼠忌器。朝鲜拥核后，区域战略平衡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无核化与和平机制的建设进程将更加艰辛复杂。
在中美战略竞争和区域平衡被打破的叠加效应影响下，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这势必要求半岛南北双方以及中美日俄等周边大国应时顺势，重新思考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路径，并设计出可以付诸实践的具体路线图。
二、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路径之争
自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来，如何将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彻底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一直是南北双方以及周边大国面临的重大议题。不过，随着1990年代初以来朝核问题的出现和一再发作，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设越发与解决核问题融合起来，(2) 郭锐, 孙衍彬.“安全困境”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J].社会主义研究, 2013(1):148. 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挂钩、相互建构的关系：不解决核问题，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就无从谈起；而核问题的出现又根植于半岛安全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很大程度上成为同一议题的“一体两面”，难以分离，和平机制的建立必将伴随着弃核的进程。而围绕和平机制实现路径的问题，中、美、朝、韩等国家展开了激烈争论。
美、韩两国主张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应遵循“先弃核、后和平协定”的路径，要求朝鲜先履行弃核承诺，才能开始进行和平协定的谈判。“先弃核”是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即使在历史性的美朝首脑会谈和文在寅访朝之后，美国国务院依然强硬表态称如果朝鲜没有做到弃核这一点，其他事情则无从谈起。(3) Heather Nauert. Department Press Briefing[EB/OL].https://www.state.gov/r/pa/prs/dpb/2018/09/286096.htm, 2018-09-28/2019-07-02. 相较于美国，韩国虽然表示朝鲜只要表现出弃核意愿则可与之对话，但从韩国战略界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规划的路线图来看，弃核仍是和平机制构建的第一步。(4) 
根据“先弃核、再和平协定”的逻辑，所谓的和平协定是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所有不安定因素已经解决的最终标志，意味着和平机制的确立。这不仅对朝鲜来说是无异于先“自废武功”的不可接受之方案，而且与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和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中一再提到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有一定的出入。非但朝鲜对“先弃核、后和平协定”表示坚决反对，而且中、俄等国家也认为此种方案在实践上难以施行。
我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是我没说破，把小徐和他的同事让进了屋里。小徐坐下后，说他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有人从事违法生意，想不到却是马哥。见小徐这么说，我说，是楼下的老陈打的电话吧。
(3)在LISP的封装数据包送达出口隧道路由器后，进行数据包的解封装，并将身份标识EID1和位置标识RLOC1之间的映射关系缓存，然后按照身份标识为EID2的目的地址将解封装后的内层数据包向LISP主机Y发送。
奥兰·扬(Oran R. Young)作为制度互动研究的先驱，不仅把国际制度间的关系归类为嵌入、嵌套、集束、交叠四种形态，并对各种形态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与区分；(20) 奥兰·扬.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M]. 陈玉刚, 薄燕.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6-160. 还阐释了制度间的作用机制。在他看来，制度互动的作用机制包括两种：一是功能性联系，即两种制度因功能上的相似性导致彼此间的影响；二是政治性联系，即带有很大目的性的作用过程，或是为了“增进社会福利”，或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21) Oran R Young.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Fit Interplay and Scale[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112. 奥莱沃·斯拉莫·斯托克(Olav Schram Stokke)则建议通过制度互动间的有效性来判断制度间的互动机制，并将互动机制分为三类：一是功利性的，指一种制度的规则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另一种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二是规范性的，指一种制度可能会强化或抵触另一种制度的规范效果；三是观念性的，指两种制度间的互相学习。(22) Olav Schram Stokke. Governing High Seas Fisheries: The Interplay of Global and Regional Regimes[M]. New York: Oxford Press, 2001: 345-353. 另外，还有一种互动机制可以称之为“制度重构”，指的是一个制度可能会影响另一制度的设计，导致制度设计上的趋同。(23) 张祎. 国际制度间关系研究：理论历程、核心命题与理论价值[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99. 实际上，以上制度互动的作用机制就是制度互动的因果机制，它阐释了一个制度对另一个制度传导和影响的方式。
虽然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的同时推进是落实“双轨并进”思路的可行方案，但需要看到的是，一些因素仍然可能影响两个会谈“并进”的进程。具体而言，既包括两个会谈框架下各自的内部制约，也包括两个会谈之间的关系互动可能出现的问题。
生：我是把左边的三角形转化成与它同底等高的三角形（见图2），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相等，而新转化成的三角形又与原右边三角形拼成了一个底是12厘米、高是8厘米的三角形，所以阴影部分的面积就是12×8÷2=48（平方厘米）。
三、建构“双轨”：“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的并行
其次，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则应置于中美朝韩日俄六方会谈的框架下来解决。围绕朝核问题战略博弈的本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朝核问题是一场扩散与反核扩散的博弈，包括中美韩日俄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将朝核问题视为核扩散与反扩散之间的博弈来加以分析和应对的，至少表面上如此。核扩散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朝鲜的周边国家来说，核扩散可能引发的污染、军备竞赛以至于核武流入恐怖分子之手等风险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此，除了核问题直接当事方朝美之外，处于核威胁和核扩散直接影响下的中韩日俄四方，均有理由、有权利参加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框架。另一方面，朝核问题除了是扩散与反扩散的问题之外，更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博弈。(15) 林利民. 朝鲜核问题的战略本质：反扩散还是地缘政治博弈？[J]. 现代国际关系, 2018(2):11. 对于朝鲜来说，开发核武器是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地缘政治“豪赌”。(16) Bruce Klingner. North Korea Heading for the Abyss[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4(3):175. 对美国来说，反核是表面上的借口，实际是为了巩固其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上的优势。韩国意在以朝核问题为抓手，实现南北统一。日本谋求以朝核威胁为借口，加强军备，实现“国家正常化”。俄罗斯试图以参加朝核问题的解决来重振其在东北亚的影响，对冲美国在欧洲方向的压力。中国则是要维护周边地缘环境的安全与稳定，为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朝核问题的本质是南北双方及半岛周边大国之间如此复杂的政治博弈，那么它的解决也需要博弈的各方共同参与，而六方会谈囊括了这场地缘政治博弈的各方，应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合适框架。
(4)在最佳挡板高度的前提下，调节风门开度，使得炉排横向配风更均匀，其最佳风门开度(从风室进口到尾部)依次为100%、70%、50%、50%、50%，其配风不均匀系数为7%。
如上文所述，无核化与和平机制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解决的过程应是同步的：即在解决核问题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构建起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然而，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四方会谈还是2003—2007年的六方会谈，虽都谋求实现半岛和平，但由于未能充分意识到无核化与和平机制的合一性，使议题设置出现失衡，导致两个会谈都未能收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四方会谈虽然旨在缓解第一次朝核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但从其谈判的内容来看，主要议题是涉及如何将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协定的问题，(9) 刘鸣. 朝鲜停战协定现状和“四方会谈”面临的问题[J]. 韩国研究论丛, 1999(6):10. 而对核问题的着墨相对较少。六方会谈则相反，无核化问题长期占据了会谈的中心，和平机制的构建却被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10) 成晓河. 六方会谈再议：议程调整与机制建设[J]. 外交评论, 2016(4):64. 这一转变固然有朝鲜核武能力提升的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对核问题与和平机制任何一方关注和应对上的缺失，使两个议题出现割裂与失衡，都可能会给和平进程的推进埋下巨大的隐患。
中国坚持“双轨并进”的思路是因为无核化是国际社会的坚定目标，停和机制转换是朝鲜的合理关切，两者并行谈判，分步推进，统筹解决，既公平合理，又切实可行。(11) 新华社.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提问[EB/OL]. http://news.cctv.com/2016/03/08/ARTIMEpYeA10dgp9CfcVkrvz160308.shtml, 2016-03-08/2019-07-03. 不过，从过去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的经验教训来看，依托单一多边会谈同时解决无核化与和平协定两大问题，既容易导致议题的失衡，又会模糊谈判的焦点，反而难以彰显成效。因此，通过两个并行的多边会谈同时推动无核化与和平协定问题的解决，才是能够落实“双轨并进”思路的有效方案。
首先，就签署和平协定(即停和机制转换)的问题，应在中美朝韩四方会谈的框架下来解决。就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建立半岛的和平体制必须满足三个要件：一是这个体制不仅能从法律上结束战争状态，而且能构筑南北双方稳定、和平、合作的关系；二是确保维持和平体制运转的外部力量；三是防止南北双方再起冲突，防止任何一方以非和平方式寻求统一，防止外国军事介入半岛。(12) 杨希雨. 关于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J]. 国际问题研究, 2009(4):32.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关于签署和平协定的当事国问题一直未能达成较为普遍的共识。朝鲜以韩国未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反对韩国参加和平机制的构建。不过，一些学者指出，为了建立新的安全秩序，和平协定与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并非必须一致，(13) 
且当年美国的克拉克将军是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朝鲜停战协定》，韩国作为联合国军的一方，又是战争受害最多的国家，有充分的资格参与和平协定的签署。(14) 
而朝鲜在后来的“9.19共同声明”和“10.4宣言”中，也在事实上认可了韩国参与和平机制建设的身份。因此，停和机制的转换并非一定要停战协定的当事国来实现，而是应以实际行为者参与为基本原则，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加中美两国的四方框架下加以解决。这一架构既具有比较坚实的法理基础和事实依据，又能有充分的大国力量保障作为支撑，因而能够有力地推动和平协定的签署进程。
这是朝鲜与美韩的立场相反，主张和平机制的实现路径应是“先和平协定，后弃核”。朝鲜认为核问题之所以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朝美之间的互不信任，在停战状态下，两国仍是交战方，要求任何一方解除武装都不合理。因此，朝鲜认为朝美只有首先签署和平协定，实现事实上的双方建交，才能讨论弃核的问题。而且，对朝鲜来说，和平协定是美国对其承诺“互不侵犯”的保证书，没有这一保证，朝鲜难以将去核列为政策选项。同时，朝鲜主张，和平协定的签署是交战当事国之间的事情，应通过朝美直接协商来解决，排斥其他有关国家特别是韩国的参与。但从2005年开始，朝鲜开始非正式地谈及了签署朝韩美三方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上，朝鲜也表示不反对韩国参与和平协定，(5) 
反映出朝鲜立场的一些变化。而对中国，朝鲜尚未像对韩国一样公开反对过中方参与和平协定。不过，对于朝鲜构建和平机制的路径主张，美国坚决反对，外界也普遍担心“先和平协定，后弃核”将会重蹈巴以和平机制构建失败的覆辙。(6) 
因此，近年来朝鲜的立场也有所调整，特别是在金正恩访华之后，朝鲜的立场正逐渐从“先和平协定，后弃核”向“分阶段、同步走”的方向转移。
尽管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但未来的变数不可小觑。尤其是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二次“特金会”无果而终，反映出美朝在弃核方式、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朝鲜副外相崔善姬在河内会晤后公开表示朝鲜正在考虑暂停与美国就无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决定，更预示着美朝重返对立状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朝鲜半岛问题的相关各方需要防止半岛局势的再次“脱轨”，维护好对话谈判的氛围。从以二次“特金会”的结果来看，美朝在无核化与和平协定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很大，仅靠两国双边谈判恐难以化解，下一步中、韩等重要相关国家的参与和斡旋是应有之义。另外，无论是核问题还是和平机制问题，都涉及朝鲜半岛及周边国家的切身利益，各利益攸关方都不应消极应对。所以，重启多边对话，促进朝鲜半岛问题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应是各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基于以上两点，要在下一阶段落实“双轨并进”倡议，须同时启动两个多边会谈：一是致力于签署和平协定、实现停和机制转换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二是专注于解决朝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中美朝韩日俄六方会谈。“新四方会谈”和“新六方会谈”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各利益相关国家应依托两个会谈的“并进”，来最终建立起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机制。
分别对1号、3号和6号试样的拉伸断口进行SEM扫描，分析断裂形式，验证以上结果．用JSM-6490LV型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断口扫描分析，并对某些区域进行能谱分析，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
四、“双轨”互动：“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并进的方式
在确立了建构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两“轨”来同时推进停和机制和无核化问题的基本路线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双轨”的并行来建立起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综合来看，在“双轨并进”的过程中，存在着影响其落实的阻碍性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应借鉴制度互动理论，努力促成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两“轨”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使两个会谈能够相互促进、正向反馈，共同向建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大方向迈进。
(一)影响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并进的因素
纵览以上提到的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三种路径，前两种在弃核与签署和平协定的先后次序上持完全相反的立场，这意味着除非美朝任何一方完全屈服，无论是“先弃核、后和平协定”还是“先和平协定、后弃核”都难以成为构筑半岛和平的可行之路。而“双轨并进”所提倡的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的思路是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其接受度也在日渐增加；但“双轨并进”目前仍只停留在一种思路和倡议的层面。如何将“双轨并进”具体化，设计出可供操作的路线图，不仅对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意义重大，而且考验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智慧。
第一，四方会谈框架内的制约因素包括南北军事对立与互信问题、驻韩美军的去留问题等。一方面，尽管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朝韩关系较以往大幅缓和；但不能否认南北互信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特别是两国军队内部受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相互间敌意颇深，短时间很难弥合这种互信的缺失。另一方面，朝鲜一直主张在实现停和机制转换之后，驻韩美军应撤出半岛；但美韩则持不同立场，拒绝撤军。虽然美韩两国自21世纪初开始启动了调整驻韩美军部署的进程，但延宕至今十余年，效果不甚明显。不仅韩国的战时指挥权至今仍迟迟未收回，而且驻韩美军“撤出”的本质只是将固定驻扎的形式转换为一种更加灵活且快速的部署，(17) Tae-Hwan Kwak. The Korean Peninsula Peace Regime: How to Build It[J]. Pacific Focus, 2009(1):55. 并未能在实质上减轻对朝鲜的威胁，驻韩美军问题依然是半岛走向和平过程中的难解之结。
第二，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制约因素则包括无核化方式分歧、国际制裁解除问题以及日本人质问题干扰等。首先，在无核化方式上，美国始终坚持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去核方式(CVID)，而朝鲜则主张分阶段去核，双方的巨大差异导致美朝围绕无核化的谈判陷入僵局，二次“特金会”也因此惨淡收尾，美朝双方在短期内就无核化的方式达成妥协的几率较低。其次，在解除对朝国际制裁上，朝鲜方面在河内会晤时提出美国应解除涉及民生领域的几项制裁，中韩两国也在通过各种途径讨论解除部分制裁的可能性。但目前美国对此态度僵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坚称若朝鲜不放弃核武器，美国不仅不会解除制裁，还会加强制裁措施。(18) 新华网. 美高官称朝鲜若不弃核美国将加强制裁[EB/OL].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3/06/c_1210074740.htm, 2019-03-06/2019-07-03. 最后，在六方框架下，日本的参与势必将重提人质绑架的议题，并使之与朝日关系正常化相挂钩。从过去的经验看，日本纠缠于人质问题曾给六方会谈的进展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受到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各方的一致反对。此次若重开六方会谈，人质问题很可能再次被日本摆上台面，导致无核化议题的失焦。
第三，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两“轨”可能因一“轨”遇到阻碍而受到牵连。由于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两大议题紧密相连，所以四方会谈、六方会谈两个机制之间会产生“传导”的效应，任意一“轨”进程的曲折或停滞都可能对另一轨产生消极影响。例如，美朝可能会因无核化方式上的巨大分歧而导致停和机制推进的进程陷入僵局；抑或是美韩拒绝撤出驻韩美军致使朝鲜抵制这样的和平机制；再或是朝鲜因无法通过建立和平机制获得安全保障而拒绝在无核化的核心议题上做出让步。以上种种，皆是两“轨”互动不顺而可能导致相互间的负向反馈，最终造成“双轨并进”沦为“双轨皆停”。
以已知K、Ca和Mg含量的样品为本底，在样品中准确加入一定浓度的标准溶液进行回收率试验。然后根据样品原含量、加标量和加标后样品含量计算回收率。结果表明，K、Ca和Mg的加标回收率分别为97.84%、95.43%、89.80%，能够满足分析要求。
(二)制度互动理论与“双轨”互动的基本逻辑
既然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双轨并进”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制约性因素，可能导致一“轨”甚至两“轨”停滞；所以为“双轨并进”创造有利的条件，避免两者间相互掣肘、恶性牵连是推动“双轨并进”的应有之义。无论是四方会谈还是六方会谈，本质都是一种国际制度，且这两个制度之间彼此联系紧密，成员也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二者之间势必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即所谓的“制度互动”。诚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的确都基于一个假设：即特定的国际机制被视为可以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19) 奥兰·扬.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M]. 陈玉刚, 薄燕，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5. 然而，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在数量上的剧增，组织或制度之间交叉重叠的现象也愈发凸显，制度互动的相关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他们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国际制度互动理论的内容。而制度互动理论中关于如何促进制度间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一些观点建议，恰恰为推动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这两个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双轨并进”是由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毅在2016年2月17日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时首次提出的，这是中方关于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新思路。该建议主张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谋求朝鲜核导活动与美韩军演的“双暂停”以及无核化会谈与和平协定会谈的同时进行。“双轨并进”思路提出之初，除俄罗斯之外，并未得到美、韩、朝等相关国家的接纳。(7) 涂波，聂娇，任明哲，涂华忠.“双轨并进”和“双暂停”思路对朝鲜半岛“双推迟”局势的影响[J].当代韩国, 2018(2):50. 但随着2018年之后朝鲜半岛局势的由乱趋缓，“双轨并进”作为“先无核化、后和平机制”与“先和平机制、后无核化”两条截然对立路径的“中间道路”，越发受到相关国家的关注与认可：金正恩在2018年3月访华期间提出为和平采取“阶段性、同步的”措施，文在寅在4月也提出了“一揽子、分阶段妥善解决朝核问题”的大方向。(8) 韩联社. 韩青瓦台：分阶段一揽子方式是实现无核化的大方向[EB/OL].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403004400881?section=search, 2018-04-03/2019-07-02. 可见，除美日外，不仅中俄成为“双轨并进”的重要支持者，而且朝韩两国的立场也在向“双轨并进”靠拢。“双轨并进”所强调的“同步对等”原则为弥合美朝分歧，防止半岛局势再次“脱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以中美协作为轴心，确保双轨的“同向并进”。尽管四方、六方两个会谈各自独立，但两者之间的协调不可或缺，否则可能会导致方向乖离的结果。从成员构成来看，六方会谈和四方会谈存在较大的重叠，中美朝韩四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成员国恰是能够发挥机制间桥梁作用的行为体。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协调本身就是“新环境中维护亚洲和平新秩序”的最佳模式。(26) Hugh White. The Limits to Optimism: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China[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5(4):469. 因此，中美两大国不仅应在两个机制中充当驾驶员，而且要成为机制间的联络员。一方面，四方会谈要承认中、美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负有“特殊的责任”，(27) Amitav Acharya. A Concert of Asia[J]. Survival, 1999(3):95. 在停和机制转换的过程中发挥引领角色。另一方面，在六方会谈中，朝鲜弃核的过程固然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但弃核后朝鲜的安全应由中美共同予以保证。中美在两个机制的框架下加强协调，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可以说是确保两个会谈“同向并进”的方向盘，并且对规范两个会谈不“脱轨”有着较强的约束力量。
根据制度互动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之间既存在功能性联系，也存在政治性联系：从功能上说，两个会谈不仅在成员上有较大的交叠，而且讨论的议题都与朝鲜半岛和平息息相关；从政治上说，两个会谈有着共同的目标，即都是致力于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另一方面，密切联系的两个会谈之间可能会发生功利性、规范性、观念性甚至是趋同性的互动，而这些互动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双轨并进”之路能否构建起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因此，为了促成两个会谈共同目标的实现，“双轨”互动的基本逻辑应是促使两个会谈通过积极的互动，努力使两个制度间产生一种“协同增效”的作用，使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共同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的“双轨并进”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积极的能量。
(三)“双轨”互动的方式
首先，不论是四方会谈还是六方会谈，都应遵循分阶段推进的思路，将各自的进程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并促进两“轨”的阶段性成果对等交换。前期阶段是和平机制的准备阶段，要以六方会谈推动朝鲜“冻”核与四方会谈发表终战宣言相交换。中期阶段是和平机制的落实阶段，要以六方会谈监督朝鲜实质化弃核与四方会谈签署和平协定相交换。后期阶段是和平机制的确认阶段，要以六方会谈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化机制与四方会谈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相交换。根据这一“三步走、三换三”的推进模式，不仅在纵向上，每一“轨”下的三阶段成果具有递进关系，前一阶段性成果的取得能够为后一阶段性成果的实现奠定基础；而且在横向上，每一阶段两“轨”中任意一“轨”的外溢性效应都可向另一“轨”扩散，使“双轨并进”每一阶段的收益能够在两“轨”间相互传导，在两个会谈间形成一种“协同增益”的反馈模式，从而实现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的相互促进。
鉴于制度之间存在互动且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学者们进一步分析了互动可能出现的结果。塞巴斯蒂·奥波斯赫(Sebastian Oberthür)与汤姆斯·格林(Thomas Gehring)指出制度互动的结果或是有利的，或是有害的，还有可能是中立或不确定的。具体到源制度对目标制度的影响效果来看，有利的结果会带来源制度与目标制度“协同增效”的效应，有害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两个制度各自的规则或政策的损害，而中立/不确定的结果则是两个制度互动的效果是中性或是难以预测的。(24) Sebastian Oberthür and Thomas Gehring.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nergy and Conflict among International and EU Policies[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6:23-4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源制度和目标制度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存在一个只扮演源制度而另一个只扮演目标制度的情况。(25) 王明国. 国际制度互动与制度有效性关系研究[J]. 国际论坛, 2014(1):54. 因此，互动的结果将是对两个制度都发挥作用，即双向传导。
再次，增强两个会谈的约束性规则，并推动两“轨”围绕机制建设的相互学习。缺乏约束性机制是过去六方会谈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的根源之一，以至于在六方会谈停摆多年后，时任中国外长的王毅依然指出要完善六方会谈机制建设，增强会谈的约束力和有效性。(28) Wang Yi. Stay Committed to the Six-Party Talks for Lasting Peace[J].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3(42):10. 因此，在“双轨并进”的过程中，两个会谈的机制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通常参与互动的行为体越多，找到共同点就越困难。(29) 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第四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47. 所以，四方会谈较六方会谈更容易实现机制化建设的任务。在下一步推动“双轨并进”时，应将四方会谈的机制化建设摆在优先地位，特别是要提高朝鲜和美国违约的成本，并付诸具体的规则文本和执行机构，使四方会谈的决议更具约束性。而后，六方会谈可参照四方会谈的模式，制定相应的规则，明确任何一方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和承诺，其他各方将采取的惩罚措施。而且，在六方会谈向四方会谈进行规则学习的过程中，两个会谈也会发生制度重构的效应，提升二者在目标方向、议程安排、规则设置等方面的一致性，使相互间的配合更密切。
最后，在两“轨”之间搭建双边或多边平台，使关于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之间的沟通协调更加灵活多样。推动四方、六方两个会谈的并进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形式对话的开展，某种程度上说，积极的双边或小多边对话反而能起到规范性效果，反过来巩固或增强四方或六方会谈的成效。不过，构建其他形式的对话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应遵循“双轨并进”的思路，既不刻意排斥任何一方，又不能在双“轨”之外另起对抗的炉灶，致使各个对话之间相互对撞，反而削弱双“轨”的效果。特别要注意规避的倾向一是排斥朝鲜，加深朝鲜的孤立感，导致其采取激进措施，以至于脱“轨”；二是美日韩在四方和六方会谈的框架下仍以三国协调一致而不是四方、六方的决议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以至于干扰四方和六方会谈的有序推进。只有确保各种双边、多边对话与两“轨”在推进方向和原则上的一致性，才能使“小”对话为“大”会谈注入正能量。
图 1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双轨互动”模式图
五、制度互动下“双轨并进”的对策
随着2018年以来地区局势的峰回路转，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可谓迈出了实打实的一大步。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尽力弥合美朝双方在弃核模式、国际制裁、体制保障、经济补偿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重启相关国家间的多边谈判。在这一背景下，推动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良性互动下的“双轨并进”将成为通往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重要路径。从目前的形势和各方的立场来看，中俄朝韩四方在接受“双轨并进”的路径上聚合共同意愿存在较大的可能，而日本作为相对边缘的角色，其政策带有较大的追随性。所以，能否实现四方、六方会谈互动下的“双轨并进”，关键在于美国。不过，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方面过度强调无核化问题，对和平机制构建较为冷淡；另一方面，在“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思潮的助推下，美国对开启有关半岛问题的多边谈判显得意兴阑珊，特朗普更倾向于与金正恩一对一对话并压服朝鲜。因此，为了推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在“制度互动、双轨并进”的路径下得以构建，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应努力以具体的议题为抓手，吸引美国加入多边谈判，从而建构起新的四方和六方会谈。而中国更要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美的沟通协调，促使中美双方共同为“双轨并进”保驾护航。
第一，启动“三步走”的无核化路线图，并将和平体制的构建进程与之对应。当前，美朝在无核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美国要求朝鲜必须率先实现彻底的、不可逆的和可核查的无核化，但朝鲜在自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可能接受此种方案。因此，可行的方案应是坚持“分阶段、同步走”的原则，将无核化与和平机制的实现都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都实现两者间的“对等交换”。在第一阶段，朝鲜应实现“冻”核，即暂时停止生产核裂变材料，并宣布这些生产基地的位置，以备国际核查。(30) 卡洛琳·科尔尼. 抓住朝鲜半岛和平机会之窗：新动力和新机遇[EB/OL]. http://www.charhar.org.cn/uploads/file/20190226/20190226113122_5907.pdf, 2019-02-26/2019-07-04. 美国在确定朝鲜冻结了核能力和导弹发展能力之后，应与朝、中、韩三方共同发表终战宣言，确认朝鲜战争结束。在第二阶段，朝鲜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CVID，但与此同时美国要同意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内容包括彻底解除制裁、签署和平协定、美朝建交和给予朝鲜安全保证。(31) Suzanne Dimaggio. One Year after the Singapore Summit: A Breakthrough in Search of a Strategy[EB/OL]. https://www.38north.org/2019/06/sdimaggio061319/, 2019-06-13/2019-07-04. 在第三阶段，朝鲜半岛要建立起无核化的机制，这一机制不仅要约束朝鲜不能再拥核，而且也要防止韩国拥核以及美国向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中美朝韩日俄在内的六方要建立起东北亚新的安全机制，减少军事同盟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使域内国家都能享有普遍的安全保证。另外，涉及对朝经济补偿和驻韩美军撤出要根据无核化的三阶段分批实现：对朝鲜的经济补偿，可由美、韩、日等国协商后将数十亿美元的现金存入第三国账户中，按无核化的三阶段目标，在每当朝鲜达到一个目标后便从账户中取出一部分现金作为补偿。(32) 赵通. 半岛无核需要美朝谈判，更需国际社会共同达成近中远三层目标[EB/OL].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42267, 2019-02-27/2019-07-04. 至于驻韩美军的撤出问题，鉴于特朗普对驻韩美军的角色存疑，又不愿承担过多的驻军成本，(33) Victor Cha & Andy Lim. Donald Trump’s Skepticism of U.S. Troops in Korea Since 1990[EB/OL]. https://beyondparallel.csis.org/database-donald-trumps-skepticism-u-s-troops-korea-since-1990/,2019-02-25/2019-07-04. 驻韩美军的撤出问题也须跟无核化的三阶段挂钩：在无核化的第一阶段实现韩美之间军事指挥权的转移，在第二阶段制定撤出平泽基地的具体时间表，在第三阶段则要达到完全撤出朝鲜半岛的最终目的。
白花前胡资源的研究中，资源调查、仿野生栽培、保证前胡品质是重点。但白花前胡为异花授粉植物，其后代存在较大的变异幅度，而生产中普遍采用种子留种的方法，因此不当的留种技术会导致较为严重的早期抽薹现象，同时生产过程中不合理的栽培管理等措施也会加剧早期抽薹现象的发生，从而严重影响白花前胡的产量、质量和种植产业的经济效益。
第二，推进六方会谈重启，调整议题内容，加强机制建设。随着朝鲜国策路线的调整和与中美韩等国对话的重启，其在退出六方会谈10年之后重返六方会谈的可能性已大大提升。不过，如上文所述，此次重启六方会谈，必须重新整合议题对象，并且增加会谈的约束性机制。一方面，新六方会谈的议题要聚焦于核问题，将和平机制、朝美建交等问题交予四方会谈解决，至于朝日关系正常化、日本人质绑架等问题，可在六方会谈之外再建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另行解决，不能过度干扰无核化的主要议程，以求六方能够集中精力在无核化方式、经济补偿和安全保障等核心分歧上达成普遍能够接受的方案。另一方面，设置约束性机制并制定违约的惩罚性措施是新六方会谈机制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不过，这种约束机制应是内生性的，而不是“外包”给联合国安理会或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其他组织。六方应确立一个监督无核化过程的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权限，保证六方共识的落实。在无核化的各个阶段，六方之中任何一方违背其履行义务的承诺，其他各方将通过监督机构施以惩罚。同时，由于过去六方会谈中主要约束的对象只是朝鲜，某种程度上激化了朝鲜对这种约束的逆反心理，导致其“脱轨”。在新六方会谈的架构下，除了朝鲜之外，中俄日韩四方更要认识到特朗普“反复无常”“不循常理”的执政风格可能会使美国对承诺和义务的履行带来较大的变数。所以，在新的六方框架下，其他五国要敢于给美国的“脱轨”行为制定“规矩”，制止特朗普随意违约的行为。
第三，建立中美两国在两个会谈框架下的协作机制，构建东北亚安全治理的双领导体制。近些年来，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安全困境之所以迟迟得不到缓解，归根到底在于中美缺乏必要的互信以及实质性的合作。当前，东北亚权力结构正逐渐呈现中美均衡化的趋势，中美在地区的双领导体制也愈发符合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34) 王俊生. 中美双领导体制与东北亚安全：结构失衡与秩序重建[J]. 国际政治研究, 2013(4):99. 因此，在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中，中美的协调一致对会谈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重大。在两个会谈的框架下，中美可以考虑另行成立双边对话机制，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等问题进行深度协商，甚至可以把双边协商的方案作为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讨论的脚本。中美两国可将此次朝核问题的解决作为突破口，树立朝核问题既是朝美之间的问题、更是中美之间问题的新意识，在六方会谈下垂范中美协作。之后，中美再进一步将六方会谈的合作经验推广至四方会谈，争取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设上率先实现一种大国协调下的多边合作模式，并共同为和平机制的维持提供承诺和保障。
(二)PPP项目融资模式的运用，会使企业与政府能够共同承担相应的风险，有效的减小了风险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了项目的生产成本。
第四，在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的框架下，推动诸如中朝韩、中日韩、中美俄、中美日、中美韩等小多边对话的建设，进一步打通两个会谈联系的经脉。对于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的良性互动，中美协调固然最为重要，但其他国家间的双边或三边协调亦会促进“双轨并进”方案。学界早年间提出的建立中美日三国外长与防长的“2+2+2”形式的对话、(35) 赵全胜.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J]. 美国研究, 2012(1):25. 以及构建中美俄三边机制(36) S.诺普. 中美俄三边关系需要新的机制[J]. 俄罗斯研究, 2008(5):61-62. 等建议在近些年间正愈发受到政府层面的关注。小多边机制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四方、六方会谈之下具体的某个子议题的解决，而且小多边机制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外溢效应能够助推四方会谈、六方会谈的进程。而中国特别应在小多边机制下发挥积极的作用，并通过小多边对话增进与其他东北亚国家，尤其是日、韩等美国盟邦之间的战略互信，并可以依托小多边机制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减轻区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反过来提升中国在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经调研发现，国内各省市区的标准化技术机构名称纷繁不一，有的称“标准化研究院（所）”或“标准研究院（所）”，有的称“标准技术研究院”，有的仍然与“质量技术监督”紧密结合，而地市级的标准化研究机构的名称就更不尽一致了。过去，有研究人员认为，标准研究机构名称的不统一，不利于宣传，也制约了自身的优势，认为标准化研究机构应当统一名称，统一宣传，统一技术服务流程，甚至统一服务品牌[2]。然而，品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为了使拥有者的产品或服务区别于竞争对手，并以此来提升竞争力的。
六、结 语
二次“特金会”的无果而终说明美朝之间仍横亘着很大的分歧，在双边框架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既不现实，也不牢靠，多边合作仍是最重要的解决途径。由于美朝在无核化与和平协定的实现顺序上持完全相反的立场，所以现阶段能够发挥最大公约数功能的路径只有中国提倡的分阶段、同步走的“双轨并进”。根据这一思路，下一阶段的可行模式应是同时推动解决停和机制转换的新四方会谈以及解决无核化问题的新六方会谈，并努力使两个会谈形成良性互动，达到“协同增效”之果。因此，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周边国家应通过建立新四方会谈、重塑老六方会谈、加强中美协作和构建小多边对话等方式，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努力在“双轨并进”的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关切，积累互信共识，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建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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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政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
通讯作者 及地址：张弛，上海市外青松公路7989号明文苑A4办公楼214；邮编：201701；E-mail：zhangchi-kangta@163.com.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文在寅时代美韩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并立’的展望研究”(2017EGJ001)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政法学院高原学科的资助。
(责任编辑： 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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