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撼动世界工厂？——“第三次工业革命”曙光初露——“第三次工业革命”终结中国崛起？——“回流潮”冲击中国制造——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能走多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曙光论文,多远论文,发达国家论文,中国制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曾经有过多次错觉。
在集成电路大规模应用之后不久，人们曾认为它代表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当互联网连接了数十亿人口之后，又有人宣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而在近期一个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封面专题中，《经济学人》杂志重又抛出这个重磅名词。
《经济学人》认为，碳纤维、纳米等新材料的运用以及诸如3D打印机、易用机器人和网络协作生产服务等全新工序，将对制造业形态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即将来临的变革将在很大程度上令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家如鱼得水，类似于Facebook的“社交制造业”(social manufactoring)正在生产领域兴起。
《经济学人》乐观地看到，所有这些变革都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导火索，而其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发达国家解决当前困境显露出了一道曙光。前两次工业革命通过将复杂劳动分化，导致劳动力的贬值与可替代性，于是“外包”成为全球化的时尚，也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大量工作机会流失的根源。但今时不同往日，历史开始了新的轮回，数字化使得制造业不再注重于大机器生产的规模效应，而是向更加个性化的生产模式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很久以前被新兴市场“夺走”的生产岗位将重新回到发达国家手中。
那么，昔日的“世界工厂”会优势尽丧吗？目前所出现的这些新变革，是否将减少乃至消灭劳动密集型产业，终结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呢？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会在个性化、自动化生产方式面前不堪一击吗？中国经济今后的支撑点在哪里？
对传统制造业大国中国来说，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及其对产业形态、劳动方式的改变，无疑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冲击。长期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外包”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唯有依靠自主创新、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才能摆脱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处境，而发展内需市场则是转型破题的重要途径。若继续满足于做“世界工厂”，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工厂都消失了，“世界工厂”还有存在的可能和价值吗？
新的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此时若不主动突围、提前布局，便必然意味着被淘汰。
“第三次工业革命”曙光初露
叶猛犸
叶猛犸，科技专栏作者，著有《未来在现实的 第几层》。
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是用机床逐渐削除不想要的部分，就像是雕刻；而3D打印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它会逐渐添加，就像是泥塑那样。但是，只有当3D打印机可以打印金属和线路板的时候，才会动摇传统工业的根基，建立起工业界梦寐以求的小批量大批次柔性生产方式。
我的桌子上正摆着一个小哨子。黄色的，就像那种可以在杂货店买到的便宜塑料哨子。不过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更像来自早期的八位机游戏：有着粗糙阶梯状的、不光滑的边缘。看起来就像是由许多薄片叠在一起而成——事实上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在家用3D打印机做出来的塑料制品。虽然不起眼，不过业界许多人对它抱以巨大希望，认为制造这只哨子所需要的技术，将会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为驱动力，以煤铁钢为主要原料，以机器取代手工工具，让工厂成为生产组织的新方式。从英国的纺织业开始，这场革命之火慢慢延烧到其他国家，最终促进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让工业取代农业成为最主要的产业。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电力的大规模使用、更高效的钢铁冶炼法和合金、流水线生产方式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批次的生产方式成为主流，“热门”这个词也几乎成为一切行业的魔力词汇。人们开始使用同样的工具、穿差不多质料的衣服、开着同样款式的车，甚至住宅和内部装修也差不多。虽然有千人一面的单调乏味，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曙光已经出现了吗？也许，作为一次工业革命的必备条件：革命性的驱动力、革命性新材料的广泛应用，以及革命性生产方式的诞生，这些要素现在似乎都已经出现了。
信息技术催生个性化生产需求
互联网信息技术从1969年发轫于几个大学实验室的军事科研项目，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成为席卷整个世界的燎原之火。今天我们在网上工作、购物、沟通、约会、娱乐，把它当成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由字节而非原子构成，但是我们已经逐渐无法分辨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界。
现在，认为互联网导致新的工业革命的人们已经开始失望了。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的确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影响到社会组织、人际交往、科学教育甚至国家政权的更迭，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工业革命。它只是带来了几个全新的产业，塑造出诸多的“数字英雄”，使得少数人可以以前辈们望尘莫及的速度聚拢财富——不久前，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上市，让28岁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一跃成为身家191亿美元的科技新贵，他所创立的这家企业也在短短的八年之内，从一无所有成为了市值上千亿美元的巨头。这样的发展速度，是所有传统产业所无法想象的。
正如Google提供了获得信息的全新方式一样，Facebook开创了让人们在网络上与其他人交互的新途径，把人们联系得更加紧密，也让每个人的个性更加凸显出来——虽然不一定总是好的那方面。
当人们意识到每个人是多么独特的时候，传统工业生产的大热门将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人们对个性化生产的需求空前高涨。当每个人都有了互联网这个扩音器，当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为世界上其他人听到的时候，所带来的将会是全然不同的“长尾”世界。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中，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找到志趣相投的人，兴趣爱好将成为唯一的门槛，人类的交际圈将无限延展。
塑造，而非雕刻
去年8月初，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一个研发团队打印出了一架无人机，而且还真的能飞。他们使用的工具是3D打印机，一种在二十年前便已用于工业试生产的快速成型技术。现在，这种技术正在走进家庭。
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是用机床逐渐削除不想要的部分，就像是雕刻；而3D打印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它会逐渐添加，就像是泥塑那样。它的原理和喷墨打印机有点像，不过把工作范围扩展到立体空间而已。它的喷头会在程序指定的位置喷出粉末或者黏稠液体，以激光或者高温固化，然后再喷下一层。如此往复，立体结构就可以成型。在工厂和设计室中，这种技术正在用在手机壳、汽车零件以及其他那些需要验证设计的小批量制品上。
显然，如果家中有一台3D打印机，将会把生活的方便程度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虽然过去十年中人们都一直在尝试开发适用于家庭的小型3D打印机，但是从去年开始，3D打印机似乎突然进入了井喷阶段。Cube和Replicator这样的打印机已经进入到商业化阶段，售价不到2000美元，用户可以在网站上购买其他人设计的产品图样，也可以把自己的设计上传上去赚点小钱。虽然这类3D打印机依然只能以塑料为主要原料，但是人们还在探索中。能够打印自定形状巧克力的3D打印机已经发布，医生们也在尝试使用3D打印机打印人体活细胞，进而实现自体器官移植，还有人已经在开发能够打印特定药品的打印技术，这可能会给医疗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
但是，只有当3D打印机可以打印金属和线路板的时候，才会真正大放异彩。当工厂可以放在桌面上，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产独一无二的小产品时，它将会动摇传统工业的根基。这是真正的按需生产模式，之前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梦想。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个性化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工业界一直梦寐以求的小批量大批次柔性生产方式，终于可以达到极致。
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新的材料和新的特征。钢铁、玻璃和塑料我们已经用了太久，也许现在是时候开始做出一些改变。新的材料将会更轻、更坚固，以及还带有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好特性。
物质的底层：原材料的革命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曾经说过，如果能够给世界毁灭之后重新发展科学的人类留一句话，他希望那句话是“一切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1959年，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会年会上作了一次演讲，他认为，在物质的底层还大有空间。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操纵原子，那么就可以制造出难以想象的新产品。它们可能会很小，但是会把人们带到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去。
上世纪90年代，在新设备的帮助下，IBM公司的工程师们用原子排列出IBM几个字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力以这种方式构造出商业化的产品。不过我们已经可以制造比传统产品更小的东西，让物质的微观结构更加复杂，从而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特性。例如，仿造荷叶表面的细微结构制造出的纳米涂料，可以让墙壁不会被水沾湿，也无需日常清洁。一场大雨之后，一切都会干干净净。
纳米是指十亿分之一米，这大概是十个原子并排放置的宽度，也是一根头发直径的五万到十万分之一。在几个到几百个纳米之间的结构，被称为纳米结构，而单颗尺寸在这个范围内的材料，就被称为纳米材料。今天的许多日常用品已经应用了纳米技术，我们甚至都不会意识到：防晒霜、防臭防污衣物，乃至番茄酱，都在使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性能。
纳米级别的碳元素构成物拥有远超其他物质的强度和导电性，也许会成为新一代集成电路的关键部分，甚至可能帮助人们制造踏入空间轨道的太空电梯。数十个纳米大小的空心球中放上一些原子，就可以制造拥有特殊光学性能的量子点，甚至可能让普通手机摄像头的拍摄效果媲美高端单反相机。
虽然对于纳米材料的安全性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可靠性验证——这也是人们主要担心的问题之一—但是纳米领域已经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发展速度堪比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产业。实验室正在开发大批量制造特定纳米结构的方法，厂商则迫不及待地投资，以求在新材料的发展上比别人更快一步。
与此同时，其他新型材料正在逐渐取代传统钢铁和合金的地位。微小的发光二极管正在取代白炽灯和荧光灯，它不发热、更安全、更省电，寿命也更长。工程塑料更轻、强度足够，甚至可以用来制造军事武器。碳纤维复合材料已经从军方的高科技材料发展到高档赛车的外壳，直到变成我们休闲时手中的鱼竿。眼镜店里已经买不到真正的玻璃镜片，树脂镜片有更好的透光度、更耐用也更轻。合成材料和聚合物正在取代钢铁曾经拥有的垄断性地位，阳极氧化铝和磨光不锈钢制品往往只是为了表现出特定的质感和怀旧的沧桑。
就在不知不觉间，新材料已经包围了我们的生活，而原材料的革命性突破对于工业革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更高的金字塔
也许再过二十年之后，我们会看到这种全新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变革，然后认定它的确引发了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发展的趋势，引爆点尚未到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人们自行生产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不但不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工厂依然会存在，而工厂也将会改变。
未来工厂对操作者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对工作群体受教育程度和脑力要求更高。在过去的工厂中，人们直接操作机器，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为机器人编程，而让机器人来完成过去人才能完成的工作。更安全，更精确，也会更廉价。
这次变革，也和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的积淀。就目前而言，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拥有新变革的先发优势，这也是《经济学人》等西方主流媒体认为生产活动将回归发达国家的原因——新的方式将会导致诸如越南、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逐渐丧失人口红利，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在个性化生产和自动化生产方式面前不堪一击。而人类商业阶级的金字塔将会更加陡峭，甚至就连踏入其中也需要多年的教育和实践。
在严格训练下的创造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成为了新的变革中所需要的特质，而这可能正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三次工业革命”终结中国崛起？
贾根良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专利、新技术产业化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得天独厚的条件，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可以互为市场，有利于培育新兴的、高端的产业，自己做大做强以后，再参与国际竞争。唯有如此，才能突破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这也是美国崛起的基本经验。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目前将要进入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拓展期和整个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拓展期将逐步地逆转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的发展趋势，开启高工资国家打败低工资国家的新历程，并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达到高潮。在这时，直接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将基本上实行数字化自动生产，以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在这一即将开启重大技术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作为 “世界工厂”的战略选择非常重要。
相比于“工业革命”，我更倾向于“技术革命浪潮”这种提法。从18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都有相当长的酝酿发酵期。比如，1945年计算机就诞生了，但真正突破性的进展是1971年Intel微处理器的出现。但微处理器的出现也没有立即带来技术革命，而是等到1990年代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才真正形成了信息技术革命。
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五次浪潮的拓展期，同时也是新一轮技术大爆炸的萌芽期。新材料、新能源、纳米技术和生物电子等最尖端的技术，目前大多处在实验室阶段，没有能够大规模投入生产。“大爆炸”什么时候到来，谁也不能准确预测，但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已经在酝酿之中。
高工资国家将再次打败低工资国家？
从工业化历史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使用机械生产替代人力劳动，降低生产成本。比如，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纺纱机代替手工织布，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下降。19世纪下半叶美国追赶并超过英国，提出“高工资经济学说”，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劳动力成本的竞争，而表现为资本设备与劳动的竞争。比如，甲国使用机器生产，乙国使用手工生产，甲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乙国的几十倍，那么，即便甲国工资比乙国高十几倍，实际上单位成本比乙国还要低。工业化国家和落后国家竞争，靠的是资本，使用资本的生产效率比劳动密集的生产效率要高很多。这也就是美国之所以提出高工资国家可以打败廉价劳动力国家的道理所在。
197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处于绝对优势，靠着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机械化生产，配合高福利制度、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发达国家大部分工人都成为中产阶级，造就了战后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致富有个基本原则，直到1980年代日韩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即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当时全球产业价值链还没有形成，所有生产都在一国之内，抓住工业就抓住了高附加值部分。
这种贸易模式到了1980年代以后就不完全成立了。全球产业价值链分解，发达国家将低端、重复劳动环节转移到中国，它们依然控制着价值链高端，这种情况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模式。GDP高速增长，但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就在于这种价值链分解的模式。
那么，今时今日，高工资国家还有没有可能再度打败低工资国家呢？
目前出现的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说明发达国家开始从某种程度上回归1970年代以前的趋势，即靠提高劳动者收入来推动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重新把经济关注点转向实体经济，并努力改变国内收入两极分化的情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更加资本密集化的生产。按照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构成的理论，当生产过程中自动化程度很高时，V(人力成本即可变资本)下降很快，C(不变资本)大量增加，价值链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可以更多地用机器替代，使其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单位产品成本将越来越低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成本。现在这种变革已经开始出现，不过可能要再过二三十年，才能完全确立美国这种“全自动化”对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大量劳动力将转移到纳米、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的资本品工业，并更多地转移到服务业，特别是知识生产、交易部门等生产性服务业。
因此，外包减少、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很可能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也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相当长时间内处于胶着状态。
中国需要发展战略的革命
近些年，我国一直在试图改变身处产业链低端的位置，倡导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靠以往盛行的“市场换技术”策略，是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更值得警醒的是，资本品工业的发展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部分是消费品工业，而机器设备70％—80％是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方面如果没能实现自主研发生产，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实上是没办法完成的。任何生产都必须使用机器设备，因此资本品工业也是构成未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基础。
最新的研究说明，美国模式远不是“自由竞争”的模式，目前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战后日本和韩国的处于隐蔽状态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例如，几乎所有突破性的创新都是由国家出资、主持研发并监督其商业化过程的，风险资本经常是只有在政府投资并承担主要风险后才进入。但美国总是希望别人“按照我说的去做，而不是按照我做的去做”，老是拿所谓“自由竞争”理论来忽悠别人，以维护其在未来技术革命浪潮中的绝对领先地位。
从目前我国产业状况看，跨国公司通过布局中国市场，要把中国全面压制在低端环节，升级寸步难行。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印刷美元换取中国廉价消费品，另一方面用其国内低利率的廉价货币推动未来的技术革命，这导致了人民币在国内不断贬值，在国际上不断升值，国内企业融资非常困难，资金成本相当高，无力进行技术研发。结果是未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或许经过一二十年，中国就会转变成一个资金非常紧缺的国家，出现大面积的贸易逆差，反过来欠发达国家的债，美元霸权将继续维持下去，美元支配世界经济的局面没办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崛起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
在历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最后都没能够发展起来。比如，阿根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排名世界第五位的国家，非常富裕，非常有希望。但它靠出口自然资源，进口资本品、奢侈品和其他工业制成品。虽然看上去很繁荣，但最后这种繁荣都成为泡影。相对照的是，澳大利亚最初也是大量出口资源，但普通劳动者收入不断在提高，另外澳大利亚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发展了自主技术的民族资本品工业，使得澳大利亚到现在仍然保持了高收入国家的地位。
布局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
基于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今后的发展战略，要有布局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主动意识。要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定基础了，关键性的问题是专利、新技术转化为产业的问题。
在专利、新技术产业化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得天独厚的条件，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可以互为市场，有利于培育新兴的、高端的产业，自己做大做强以后，再参与国际竞争。唯有如此，才能突破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这也是美国崛起的基本经验。19世纪末的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不是靠传统产业，也不是靠国外市场，而是靠当时的战略性新兴技术(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靠严格保护国内市场和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发展起来的。基于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世界工厂”模式曾经为我们解决就业、发展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在逐渐走向终结。长期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定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这样的产业对于解决就业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有更全面的理解。表面上看，我国过去通过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解决了很多就业，但如果发展高端产业，那么，按照迂回生产原理，其产业价值链将越拉越长，可以插入很多部门，包括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科学教育、庞大的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服务业的大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吸纳的就业将远多于加工组装的“世界工厂”。所以中国发展资本密集的、高端的产业，反而要比过去的“世界工厂”模式吸收更多的就业。
“回流潮”冲击中国制造
黄国祥/王启洋
黄国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启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无论是资源、政策还是劳动力，留给低端制造业的空间都不多，不突围，便意味着被淘汰。中国制造业想要在全球继续保持优势，除了要提高制造业自身技术，还要关注设计、物流、渠道、品牌、服务等环节。
▲2011年，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迂回美国。图/CFP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宴会上问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为什么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据说乔布斯的答复非常明确：“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苹果2011年售出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以及5900万台其他产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生产的。也许乔布斯的回答让奥巴马很失望，但奥巴马的期望正反映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趋势的存在。最近两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话题颇受关注，之所以该问题引起众多关注，主要原因是担心该现象会对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制造业回流何以发生？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美国资本布局全球的制造业近年来有很明显的态势向美国回流。
2011年，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汽车配套产品供应商德国大陆集团宣布，将在美国投资大约5亿美元兴建一座工厂，为美国市场生产轿车和卡车轮胎汽车配套产品，波音公司开始削减其他地方岗位，并在美国本土招募人手，通用电气亦是如此。甚至Master Lock这样的造锁公司，也在逐渐削减在华的生产能力，将就业岗位搬回美国。
对于该现象，美国波士顿企业管理顾问公司2011年5月发布了《美国制造业归来》的报道，该报道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中国内地沿海城市略高5％到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率更是超过中国内地，因此，部分美资企业已从中国内地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已经变身为“美国制造”。2011年6月19日《时代》周刊刊登“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的文章，报道了由于中美之间成本差距缩小，一些美国企业开始从中国回流。
我们认为，制造业回流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进行资本全球化的再次布局，其核心是跨国公司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一直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从而为自身谋取更多的利润，这种配置并不是一种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行为，而是一种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行为。
随着经济以及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布局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当在母国进行生产要素配置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时，跨国公司便会对原有的资本布局进行调整，从而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可以说，制造业回流是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发展的结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生产要素状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优惠的政策以及广阔的市场，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到中国进行投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额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在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中国的生产要素的情况。
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条著名的理论，即斯托珀－萨缪尔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根据该理论可以推论：国际贸易会提高该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最终实现两国同一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现实中，除了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的全球化流动，加快了上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进程，同时，之前中国为了吸引外资而一直忽略的自然环境因素正随着国内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而得到重视，因此与之前相比，中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价格优势正在不断地削弱。
根据波士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报告，中国不少商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其投资条件较好的宁波、南京、上海、深圳等地城市每平方英尺工业用地的价格，分别达到11.15美元、14.49美元、17.29美元、21美元。美国阿拉巴马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价格却只有1.86－7.43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加利福尼亚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则在1.3－4.65美元之间。同时根据该公司的相关资料，中国目前劳动力成本处在不断上升的通道之中，2005年中国内地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上升到31％；2010年，中国内地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8.62美元，美国南部是21.21美元；到2015年，预计中国长三角地区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将上升到15.03美元，而美国南部则为24.81美元。抛开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不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确实正在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使得人工智能对廉价工人进行替代。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可以以不同形式进行组合。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那么跨国企业可以将资本密集度降低，将技术水平稍低的生产线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从而形成最优的经济安排，这种结合方式便是：较低资本量＋较高劳动量。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之前以较高劳动量的组合模式将会被打破。在科技高度发展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可以用更多的资本来弥补劳动力，通过投资高科技的生产线，从而形成技术效率提升下的新经济合理安排：较高资本量＋较低劳动量。中国目前吸收的很多外商直接投资其主要结合方式是“低资本和低技术＋劳动量”，这种组合在现有的态势下，非常容易发生转变。
除了生产要素情况的变化，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欧美自身经济的发展情况也对制造业回流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两年来，欧美经济都接连遭遇危机，经济增长乏力，为增强经济增长活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制造业回归。为此，美国政府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帮助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在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后，欧洲各国也普遍把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提上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将其作为拉动经济复苏、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在发达国家给出的众多优惠政策面前，中国政府给出的优惠政策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要素价格上涨、政策吸引力降低，部分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回到母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上述的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大陆集团、Master Lock这三家企业，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重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比勒、ATM机器生产商NCR、发光二极体生产商Seesmart LED等等都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某些零件的制造生产。
中国制造如何应对回流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开始担心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制造业开始遭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挑战了。有些人认为，制造业回流的确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将会给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我们认为，短期内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便是东中西部地区存在重大的差距。中国劳动力价格总体在不断地上升，但是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决，和发达国家相比，该地区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同时，中西部地区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在这两大条件下，跨国企业不会很快从中国撤离。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加便是很好的例子。通过将投资中西部化，仍然能够帮助跨国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优势、政策优势消失之前，制造业跨国企业不会轻易地离开中国。
第二，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来划分，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划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创新资产寻求型。按照该分类标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主要属于前两种类型。那么即使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使得效率寻求型的制造业撤离中国，但是市场寻求型的制造业不会在短期从中国撤离。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众多跨国公司的销售增长、利润增长都是在中国这个市场获得的。因此，该种类型的跨国公司将占领和扩张中国市场作为其重大的公司战略，在短期内大规模撤出中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第三，部分商品制造流程中工人部分的机器不可替代性。从现有的回流跨国制造企业可以看出，其共同点便是该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人工部分通过机器替代实现。但是也存在某些类别的产品，其生产过程中人工部分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类似于服装、鞋帽、柳条家具、编织类户外用品等。在生产技术发生重大革新之前，由于无法实现上述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的重新组合，这样的制造业将仍会留在中国，而不会回流到美国。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担心制造业回流的威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这已得到了众多人的认可。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消失。以低廉劳动力来作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
随着亚洲周边国家，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其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显现。在过去的三年里，部分跨国企业虽然没有将资本布局放回国内，但却将资本布局从中国转移到了上述周边国家。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如果没有升级、改变，那么便会形成低端产业流向价格低地，高端产业又被发达国家截留的格局，中国制造业将会陷入困局。这正是目前中国本土汽车企业所面临的形势，长时间在低端市场徘徊，在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上升的打压下，在跨国品牌自上而下的围剿下，继续做一些低端市场不仅无利可图，更深刻感受到向上突围的迫切。无论是资源、政策还是劳动力，留给低端制造业的空间都不多，不突围，便意味着被淘汰。
中国制造业想要在全球继续保持优势，除了要提高制造业自身技术，还要关注设计、物流、渠道、品牌、服务等环节。我国制造业长期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其关键因素是缺乏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创业创新。要保持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必须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培育一批新兴高技术产业，带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跃升。同时，制造业竞争力还需要全面发展和完善设计、物流、渠道、品牌、服务等配套技术，在向外走、全球市场扩张、全产业链扩张的过程中，实现“软实力”的提升。只有这样，中国制造业才能坦然面对长期的制造业回流趋势。
▲2008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政府同时遭遇到来自左、右翼的强大压力，图为美国加州2012年五一大游行，抗议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腐败，要求增加就业，保障福利。图/CFP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能走多远？
杨建文
杨建文，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现阶段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等手段，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带动就业率提高。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这个政策已初见成效，但如果没有出现大的技术变革，其“再工业化”不具有可持续性。
目前部分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引起业界关注，认为发达国家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历程，对“世界工厂”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目前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短期适应性调整，还是长期的、趋势性的战略调整？或许，把这个现象置于整个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会比较清楚。
技术革命与经济周期
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后，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与西方对抗，因此1980年代处于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期，经济在低谷盘整，不死不活。那个时候资本市场游资充斥，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与现在的基本经济特征很相似。
发达国家要寻求出路，都耗费巨资做研发，希望在新技术领域寻找突破口。当时一些未来学家比较敏锐地感受到一些领域可能有突破性变革，于是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影响未来的十大趋势》这样的作品风行。最后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
美国迅速抓住了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先机，迅速将其与产业结合起来。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实质上是产业化计划。克林顿总统的连任，经济上持续了9年半时间的高速增长。新经济比重大幅上升，超过钢铁、汽车等。用我们的话来讲，当时美国完成了经济结构调整，奠定了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美国也带动了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信息化改造，引发了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新经济产业发展起来以后，传统制造业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拥有相当诱人的四大要素条件：土地成本便宜、劳动力成本便宜、税收成本便宜、环境成本便宜。两者相结合，“世界工厂”的产业基础就出现了。
对于当时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模式是双赢的，发达国家转移了低端制造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赢得了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借力奠定了自己的产业基础，支撑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
但21世纪之初，IT产业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这说明原来对信息革命及新经济产业估计太高，以为那是一次产业革命，但从历史上看，一次真正的产业革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不可能只持续10年的时间。
当时美国迫不得已，采取救市措施，搞次贷，搞金融衍生品，防止经济严重下滑。但矛盾积攒越来越严重，终于到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危机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警醒，长期“外包”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减少，老百姓收入上不去，尽管通过高新技术，对全球经济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但这个能力“不实惠”，因此发达国家要把控制能力与经济实际收益两块都拿在手上。尤其是经历了IT产业泡沫破灭后，发达国家意识到要重新评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过程，光搞高精尖撑不起整个国民经济。因为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也逐渐显示出其不那么美好和光彩的一面。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经济总量的繁华，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这就是近些年连续出现“民工荒”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
从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危机逐步减缓，进入萧条时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危机时期政府要投入大量资金，撑住经济，而转入萧条期后，政府投入开始减少，但由于长期的高福利政策，支出也不可能一下子减下来，于是陷入两难处境。左派与右派都有不满，左翼要求社会公平，保持福利，右翼要求增加政府对企业的补贴，降低税收，提振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将矛盾向外转移是必然的。于是，“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这样的叫嚣此起彼伏，似乎只要把这些工作机会抢回来，政府就能有效平衡左右翼的情绪。
但转移回来之后，由于发达国家人力成本很高，导致它们的很多工业品没有竞争力，于是美国率先启动了贸易战，大量增加出口，抢占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它们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的这个政策已初见成效，问题关键在于其可持续性。随后经济可能复苏，甚至迎来下一轮繁荣，到时美国绝无可能再沿用现在的政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危机、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抬头，国家干预力度增加，“国进民退”，很正常，国有经济要发挥托底的支撑作用，防止经济崩溃；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自由主义占主导，要求“国退民进”，防止经济过热。对经济政策的评估要从经济周期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一旦到了新的繁荣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可能又会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目前为了推进“再工业化”而采取的种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达国家出现了重大技术性突破，从而使产业本身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发生大的变化，这时可以发挥先发优势，在竞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工业可能迅速领先，发展出新型的、高端的制造业。但如果没有出现大的技术变革，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肯定是不行的。
▲随着美国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政策刺激，2012年5月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4年来最高水平，平均上升了66点。图/CFP
“转型”还未破题
应该说，我们国家近年来也看到了“世界工厂”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可持续性，因此呼唤自主创新、转变增长方式，等等。但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经济转型还未破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往往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每次换届之前经济上也会有大的动作。邓小平同志主政期间，基本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当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还没有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直到南巡讲话，才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江泽民总书记执政期间，开始真正推进市场经济，通过引进外资来发展国内产能基础。2002年换届后，胡锦涛总书记力推中国经济国际化，加入WTO，开始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于是我们在国际上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今年，中国又即将迎来换届，可能在经济政策上会有大的调整，正式启动经济转型的历程。
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也使得转型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但向何处转？如何转？还远未形成共识。现有的一些主要提法包括：科技导向型转型；内需导向型转型；消费导向型转型；民生导向型转型；低碳导向型转型，等等。上海还专门提出服务导向型转型。这些内容都是必要的，但事情有轻重缓急和主次之分，要根据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情况来决定次序。
在我看来，内需是根本性的，也是当前首先要做的。现在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主要靠成本低，要素价格低，而这个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供求关系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成本有很大影响，加之我们不可能长期保持劳动力低工资的状况，原先的路走不下去了，不足以支撑我们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反过来，我们十几亿人口的需求是巨大的，不过大多是潜在的市场需求，要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
那么，如何启动内需导向型转型？以往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接下来则应该是城市化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会导致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需求增加。我们现在城市化率50％多一点，要到70％—80％，意味着要再增加4亿城市人口。这块需求市场是巨大的。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城市化的质量问题。如果农民进城有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带动消费需求增加，再以需求带动产业和就业，那么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与之相对应的是恶性循环：农民进城，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增加，形成不了现实需求，无法带动产业和就业，那就变成拉美、印度的城市化模式。如何打破恶性循环，进入良性循环？政府在哪个环节上，采取什么措施？这是中国今后一二十年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
上一轮信息革命，美国人抓住了先发优势，于是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比如金砖四国，没有一个国家是掌握先发优势的，而是把握了后发优势(成本优势)。接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情况同样如此。能掌握到先发优势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后发优势能不能抓住？在未来全球工业格局中，中国占据什么地位？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大潮中，如何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许我们更应该学习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工业生产方式、产业组织以及对于社会、一般人的影响来进行系统性思考，把握全局和主动权，而不是反过来，碰到具体问题后再来找所谓的“体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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