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与多重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0年，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中首先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在该书中仅仅出现一次，但它却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开始萌发。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没有“昙花一现”，相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思想界流传，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73年，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再次提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就是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种图式”来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积累问题。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出版了《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在这部著作中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深入分析和系统论证，并由此成为一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因此，深入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辨析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构成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时绕不过去的课题。
一、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理论解答。无论是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无论是存在主义消极低沉的情绪，还是解构主义高深莫测的个性，离开了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即从现代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现代资本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或历史背景。
从根本上说，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为从组织化生产转向弹性化生产。在70年代以前，以福特主义为基础的组织化生产是西方社会的主体结构，这种福特主义体制在70年代发展到了自身的极限。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暴露出西方社会过量的生产力与资本市场的不匹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使得西方国家生产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以及阿拉伯国家一度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来寻找节约能源的出路，这就导致了资本空间布局的改变，形成了一种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调节系统。这种调节系统依靠的就是“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哈维，第191页)，即所谓的“弹性生产”，并使“灵活积累”成为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机制。同时，随着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的普及化，电子网络成为资本世界市场构成的主要技术构架。复杂的电信系统即时连接全球的金融系统，线上管理令资本得以跨越国界，横跨全世界而运作；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活动促成零件的标准化，使最终产品能够以弹性生产的方式定制，并以国际组装组织起来。“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其特点是新的技术、社会及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凯尔纳、贝斯特，第337-338页)生产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导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进行反省。
生产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知识与技术成为西方社会的主体结构，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财产)而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贝尔，第92页)，这就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概括为：“社会生产力已成为工业的，但这是各种政治制度的共同情况；社会生产关系已成为官僚主义的，所有权在其中的地位缩小了。”(同上)这一方面使企业以至整个社会的官僚科层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新的阶层(特别是技术和白领行业)上升到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阶级的结构和性质，这是其一。其二，全球资本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进入资本市场之中，形成了多重剥削关系；社会物质基础的差异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工人”并不是处于同一社会层面上，什么是工人阶级因此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其三，消费社会的兴起使社会主体不再锁定在阶级这个“普遍主体”上，而是弥散在学生、少数族群、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以至同性恋者、失业者等边缘人群上，这些人反对组织化生产的压抑甚至通过吸毒来对抗现实。从表面上看，消费社会是一种充分体现个性的社会，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以通过被编码的意象来实现对大众全面控制的社会。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产生了许多反抗消费社会的边缘人群。阶级结构和性质的变化、多重剥削关系的形成以及边缘人群的产生，加上种族问题和女性主义的兴起，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
阶级构成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社会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随着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全面化，社会斗争也分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进行了。“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凯尔纳、贝斯特，第64-65页)例如，生态主义运动斗争的对象是生产方式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划问题；学生运动反对的是对个性的压抑和学生地位的边缘化，追求的是“总体的人”；对于黑人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种族隔离；在女性主义看来，资本统治是一种男性统治，反对资本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等等。这样，过去以阶级斗争为唯一目标的策略被分散了，阶级主体也被分散了，即分散为不同领域中的斗争群体。因此，如何将这些斗争联合起来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域。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少数族群的、民族的以及性征上的少数人的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制度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展到更加宽广的范围”。“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像的最后基础”。(Laclau and Mouffe，1985，p.1、2)
历史情境的变化必然导致思想语境的变迁。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思想语境。
资本主义进入组织化生产体系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按照卢卡奇的观点，随着泰勒制的普及化，资本主义的“物化”从社会结构渗透到心理结构，使人从身体到心灵全面“物化”；与这种物化同时发生并以此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这种物化体现为思想领域的“二律背反”，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可能解决这一“二律背反”，只有无产阶级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阶级意识，才能真正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的“二律背反”。(参见卢卡奇，第143-228页)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关系批判理论发展为生产结构批判理论，并把它与主体性、同一性和总体性理论结合起来甚至融为一体。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延伸到文化领域，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既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深层文化根源，又结合大众文化的兴起揭示出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人的存在的所有领域，并通过大众文化使人们自觉地服从于工具理性的统治。在他们看来，这是主体自觉走向理性操控与支配，以主动的态度完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操控的“总体性”。(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成为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批判的对象。
在阿多诺看来，“矛盾是同一性掩盖下的非同一性”，因此，“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否定的辩证法就是通过解释、批判现实来否定、废除现实。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不仅是哲学批判，而且是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种批判极为强调“异质性和独特性”，反对“屈从于世界的抽象同一性”，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这一“物化世界”是被资本同一性逻辑整合起来的“被管理的世界”，意识到在这个“奴役一切的同一性原则之下，任何不进入同一性的东西、任何在手段领域逃避计划的合理性的东西都成为同一性带给非同一物的灾难而进行的可怕的报复”，意识到“同一性，作为总体性，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这是通过将非同一的间接性提升为绝对的存在概念的等级而实现的”。(Adorno，p.120)因此，当阿多诺强调否定的辩证法、强调“松散星丛”的联接作用时，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以主体-客体辩证法为中心的总体性理论，“碎片”的意义被展示出来了。阿多诺从根本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同一性、总体性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法的否定，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并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同时发生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理性所建构的主体性、同一性、总体性，代之以非主体、非中心、碎片，并力图通过对现代性的重新审视来实现对西方文化的重新编码。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或者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不仅“合法化”了，而且被定于一尊，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权威，“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即忘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性。所以，“最稳妥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办法，就是把它看作是在一个已经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时代里去历史性思考现实的一种努力。”(Jameson，1991，p.Ⅸ)正是在这种“历史性思考”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为日渐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一剂药方——“向同一性开战”。后现代主义重在“向同一性开战”、“对总体性发动战争”，它推崇异质成分，拒斥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同时，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王岳川、尚水编，第76页)，而所谓的元叙事，就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大革命式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总体性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解放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就是致力于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批判，致力于对同一性的消解，以增强对差异性的敏感，促成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
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另类”思维方式，并一度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导思潮。如果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主体性、实践活动、阶级斗争、革命策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人的自由解放等重大理论都具有同一性或总体性，都属于“元叙事”或“宏大叙事”，都是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式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控制与支配，体现了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一句话，在后现代主义看来，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
可见，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拉克劳和墨菲指出：“通过把我们定位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我们不仅澄清了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尊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尊严只能来自对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承认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我们的思想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常在常新。”(Laclau and Mouffe，1987，p.106)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理论逻辑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波兰尼的著作《个人知识》中。(波兰尼，第329页)在这部著作中，波兰尼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斯大林逝世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解放过程。所以，波兰尼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后斯大林主义”。只不过在波兰尼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是同一个概念。波兰尼之后，不同的学者赋予“后马克思主义”以不同的含义。杰姆逊断言，伯恩斯坦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齐泽克认定，黑格尔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第7页)；图雷纳力图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Touraine，p.14)；柯亨则力图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层理论”奠定基础(Cohen，p.2)；贝尔自称“后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第58页)，但其主导思路又不同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可见，“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从出现之日起，就是一个使用得较为混乱的概念。
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流派；它没有思想领袖，没有统一主张，甚至没有同一脉络。因此，界定明确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我宁愿把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题、某些观点而展开的争论。因此，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时，应当分清其中不同的理论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后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种不同的主导思路：其一，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用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其二，以后现代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其三，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利奥塔、鲍德里亚是第一种后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主要代表。利奥塔早期是左派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重要成员，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实现革命。但在后期，利奥塔脱离了“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并否定马克思主义。按照利奥塔的观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不再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辩证逻辑的发展方式；马克思的思考仍然是以一种理性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对统一性的追求，属于“元叙事”；正是“元叙事”使得现代科学合法化和社会体制权力合法化了。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利奥塔反对以矛盾的二元对立为动力的总体性理论，强调“对总体性发动战争”，“激活差异性”。(参见利奥塔，第25页)在这样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全面批判。这种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形态。
鲍德里亚也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鲍德里亚早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符号学理论的融合。但在这种理论运演过程中，鲍德里亚的思路与马克思的逻辑产生了背离。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主义以生产理论作为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在幻象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证明。通过劳动概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的自然观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原始社会分析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析批判，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在关联批判这五个批判，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能够真正取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是以消费模式为中心的象征交换理论，只有它才能超越现代理性和形而上学。(Baudrillard，1975；1993)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批判，对阶级主体的解构，使鲍德里亚将各种“边缘人”作为斗争的主体，并认为对这个世界的最终反抗只能是病毒、癌变等方式，从而逐渐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最终告别了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是第二种后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主要代表。德里达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力图建立一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的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德里达，1999年，第122、124页)在德里达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同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而且“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同上，第129页)这就是说，解构、批判、激进化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具有同样的功能。德里达之所以想建立这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并“结出硕果”。(同上，第122页)另一方面，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所要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区别开来的，因为后者被纳入到本体论、形而上学体系之中，被固定在劳动、阶级这些基本概念中，是必须抛弃的。(同上，第98页)问题在于，任何一种主义的根本精神或本质特征都是在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的演绎中呈现出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论体系都被抛弃了，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批判精神就难免虚无缥缈了，只能成为德里达所说的“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声明”，成为“某种允诺”。对德里达来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喻示着一种乌托邦精神、一种理论意象。在这里，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批判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解构。
拉克劳和墨菲则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后结论都作了阐述和总结，并由此获得了一种招牌式的效应。他们也因此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和典型代表，而《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则被视为最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
拉克劳认为，“为了按照当代的问题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它的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通过减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负与有效性范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深层的东西，即通过它的范畴来把握宏大历史的本质和根本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倾向，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决裂”。“只有抛弃了任何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优先地位为基础的认识论特权，我们才能深入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很清晰地申明：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所阐述的阶级和主体性概念，也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当然也不再可能坚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的透明性社会的看法。”(Laclau and Mouffe，1985，p.4)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主体理论、阶级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成为拉克劳和墨菲重新审视的对象，都受到了他们的理论改造。拉克劳和墨菲将自己的理论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但这种归属又是通过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而完成的。
以“链接”的方式将不同的主体和不同领域的斗争“缝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的激进批判力量，这是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是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抗形式已经多元化，各种边缘人群、各种社会领域、各种“新社会运动”，如绿色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少数族群运动以至同性恋运动等等，都成为反抗不平等、抵制压迫、建立新的权利关系的斗争主体和斗争场所；在这样一个主体多样化、对抗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坚持本来就成问题的阶级斗争观念已毫无意义”(Laclau and Mouffe，1985，p.159)，通过一个作为“普遍主体”的特定阶级来解放全人类已绝不可能；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建构激进民主，而激进民主就是承认社会主体的多样性，确认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凌驾于其他主体之上的普遍主体、永恒中心；哪一个主体能够把社会的多重主体链接成一个“联邦体”，哪一个主体就获得了政治认同的主导权，即获得了“霸权”。为此，拉克劳和墨菲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力图改造和超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走向一种新的霸权概念。首先，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话语理论将霸权改造为一种具有话语链接特征的概念；其次，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对霸权进行一种多中心化的解释，认为霸权是由各种不同质的内在要素构成的链接体，而各种要素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再次，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反对任何来自中心的解释，强调对经济决定作用、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解构。这样一来，霸权概念就具有了后现代意蕴。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当下的社会是由话语链接而成的，经过改造后的“霸权”构成了链接不同主体并构造激进批判主体的重要方案，成为建构激进民主的重要策略。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试图在20世纪晚期从作为全球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中挽救马克思主义，并对之进行调整、重新定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新的意义”。(Sim，p.1)西姆的这一评价具有合理性。拉克劳和墨菲的确想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呈现出新的意义”，并认为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才能“阐发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他们坚信其理论探索“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甚至“根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Laclau and Mouffe，1985，pp.3-4；Laclau，p.171)可是问题在于，拉克劳和墨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最具独特性也最具内在矛盾性的地方就在于，它以同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方式来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重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悖论。
与上述两种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逻辑的是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贝尔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与“后工业社会”密切相关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贝尔，第58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就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同上，第66页)，已经蕴含着能够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思路，蕴含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素。具体地说，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两种社会变革的图式：一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图式，这是一种纯理论的图式，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图式，最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来临。二是《资本论》第三卷的图式，这一图式的核心在于，银行体系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开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一是银行体系的出现使一切可用的社会财富被交给资本家使用，资本积累开始以社会的方式完成；二是股份公司的产生使所有权与管理权发生分离，指挥生产的不再是资本家而是经理；三是白领工人不断增多，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并不断扩大。(同上，第58-90页)
按照贝尔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第一种图式是显性的、主导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按照第一种图式运转；第二种图式是隐性的、微弱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它蕴含着能够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思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是在与第二种图式“对话”。在这样一种思考的基础上，贝尔把自己依据《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同上，第73页)在我看来，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并指责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又开启了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先河。
贝尔坚持从马克思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杰姆逊、贝斯特和凯尔纳等人身上得到延伸和体现。与贝尔相同，杰姆逊等人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坚守马克思主义，并认定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的“恰当立场”，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超越的视界”(Jameson，1981，p.10)；与贝尔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不同，杰姆逊等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力图吸取后现代主义的成果来更新马克思主义。尽管杰姆逊否定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力图建构的能够说明“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工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贝斯特和凯尔纳则一方面结合后现代主义，想建立一种多视角的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又针对后现代主义缺乏一种受社会制度中介的自我理论，强调在制度、话语及实践中建构新的主体，并重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成份。他们指出：“在分析后现代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消费社会、媒体、信息、计算机等现象时，马克思的范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和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提到了知识和信息的至关重要性，并将之视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但是，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它完全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决定着什么样的媒体、信息、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和商品将被生产和分配”。(贝斯特、凯尔纳，第338页)
三、结语：意义与困境
后马克思主义自觉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力图揭示这种变化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贝尔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基础的新变化(参见贝尔，第47页)；卡斯特从技术水平、生产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到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再到自我的心理结构、社会认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变化，较全面地分析了随着网络兴起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参见卡斯特，第1卷)。对于我们来说，不管他们的分析是否正确，这种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做出的新的思考及其对理论的历史意识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后马克思主义自觉吸收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并把许多马克思主义过去没有关注或较少关注的问题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展示出广阔的问题域。例如，在鲍德里亚的思想建构中，不仅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果，而且还吸收了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以及媒介文化批评理论等思潮，论述的问题涉及哲学、社会学、符号学、媒介文化学等多种领域。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中，不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有效性，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批评态度，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这一批判精神融化到特定的理论分析中。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是想在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中保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呈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但是，正是在这里，后马克思主义陷入根本性的理论困境中。后马克思主义想在后工业社会与后现代语境中重建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策略，把不同的主体和不同领域的斗争结合为带有“统一化”的斗争，并坚信“解构可以通过新的方式激发进步、解放和革命”(德里达，2003年，第102页)。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激进的姿态是真的面对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仅仅是一种话语革命？正是基于这种反思，西方许多学者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质疑与批评。按照格拉斯的观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拒绝：与其说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一种修正主义。这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否定了阶级观点；二是否定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解放作用的社会主义；三是把社会与历史置于一种话语与理论框架中，而这正是传统修正主义的方法。(cf.Geras)在雷诺兹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的确，这个标签出现在极其多样的语境中，遮蔽了它所采取的各种论断的异质性。也许把它看作是一出有关斗争的戏剧，或者看作是某种理论运动更好”。(雷诺兹)
概而言之，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看到了后工业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体的多样化，特别是看到了一些“边缘人”对资本主义的多元抵抗运动，但它并没有解决如何使这些多元抵抗运动形成具有集体意志的斗争主体、构成具有明确目标的批判运动这一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把一切具有社会规定性的内容都化解为一种话语逻辑，并认为只有话语逻辑才是社会的真实存在，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转换为一种话语革命理论，并使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可望而不可即。在我看来，这种转换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与悲凉的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思想博物馆的陈列标本，而不再兴盛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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