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现场：异域旅行与《欧游心影录》的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域论文,现场论文,旅行论文,欧游心影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游心影录》主要作于1919年冬巴黎郊区的白鲁威(Bellevue)，记录“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①。梁启超一行对巴黎和会、国际同盟进展的关注、参观考察、会晤拜访、评论演说，都融进了这部旅行笔记。作者以“常带情感”之笔，记述了对战后欧洲社会全面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1920年春夏，《欧游心影录》在《晨报》和《时事新报》上分别连载了108期②和107期③。1922年收入商务印书馆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专集23》④。
一、重返现场——还原欧游细节
由于文本主要是年末追忆而非日记，对于旅行的详细经历，《欧游心影录》记述并不十分全面。根据梁启超的书信电报、报纸新闻、同行其他人文章以及在欧人士日记等资料，可以大致还原出梁启超一行的欧游详细活动。
(一)游侣
梁启超一行七人，包括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随行的六人并非同时定下，也不是一道出发，从报纸新闻即可看出。1918年12月1日的报道称：
……拟带随员已定者为张嘉森、徐新六、蒋方震三人。⑤
12月5日人数已有增加：
其同行人员除先约蒋方震、张嘉森、徐新六三氏外，近又添约刘崇杰、丁文江两氏。刘氏现送陆外长赴日，不日仍折回沪，与梁公偕行。⑥
而12月19日的消息最为准确：
其同行人员现分两帮出发，如张嘉森、蒋方震、杨维新等与任公同行，如徐新六、丁文江等则由沪另趁他轮径抵坎拿大，由坎拿大过欧……⑦
其中，杨维新在1919年秋赴英前是这个“考察团”⑧的总务；“添约”加入的刘崇杰并非以私人资格，他奉派为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经徐新六介绍⑨而加入的丁文江，亦受农商部派遣考察⑩，故1919年3月，梁启超一行考察战地时，“丁在君因为要去洛林调查矿业，所以未同行”(11)。丁文江于1919年夏离欧赴美，“刘子楷日内随陆子欣归(12)，鼎甫留英”(13)，都提前离开，欧游后期与梁启超在一起的是徐、张、蒋三人。张君劢1920年留德，故回程时只有徐新六、蒋百里与梁启超同道(14)。六人早年皆留学海外，专业领域不同，故能给这个“考察团”做翻译和各方面专业参考。
六人中，擅法语者为丁文江和徐新六。丁先行赴美，因此在1919年冬，梁启超“本拟再住三月，全书可以脱稿，乃振飞接家电，其夫人病重，归思甚切。此间通法文最得力者，莫如振飞，彼若先行，我辈实大不便，只得一齐提前”(15)。
此外，梁启超很想让大女儿梁思顺和女婿周国贤同行，在路过新加坡时，曾给梁思顺信：“颇欲招汝夫妇游欧，惟汝提携两儿实不便。试与希哲商，若欲来者可电告(电巴黎使馆转)，我当电部调取。汝等则先将两儿安置天津便可行也。”(16)在1918年底致梁思顺(17)、周国贤的信(18)中，也有类似的内容。然而，周国贤当时任中国驻缅甸仰光总领事，梁思顺带着幼子不便出行，这一计划终未实现。
(二)欧游的性质与目的
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把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19)
可见这次私人性质的欧游，旨在增进自身学问和协助本国外交。
1.私人旅行与竭诚外交
在《欧游心影录》和报纸新闻中，梁启超都强调这是一次私人资格的旅行：
梁任公拟以个人资格赴欧……(20)
余此次欧行纯以个人资格，所以然者，为谋考虑各方情形及发言上之便利。(21)
……我们本是私人漫游，这种礼貌，实太过优渥了。(22)
除去丁文江、刘崇杰、徐新六有实际公务外，梁启超设想此次旅行全以私人身份，但鉴于时局，也做好了“化私为公”的思想准备：
此行全以私人资格，(经费殊不充，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不负直接责任，然关系当不小。近数日来陆使在日本闹笑话，舆论哗然，复有将我资格化私为公之议，然吾殊不欲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则惟设法先送汝归耳。(23)
鄙人今有欧行，虽纯属私人汗漫之游，亦诚欲邮达吾国民多数所希望，诉诸彼都舆论，以冀为当局之助。(24)
在欧期间，梁启超以个人身份观察局势，发表意见，力图影响欧洲舆论，对“关系于吾国利害者”之山东问题“竭诚有所贡献”(25)。
梁任公先生以私人资格赴欧，除观察战后各国情形之外，对于世界平和会议将在野有所尽力。(26)
梁任公此次赴欧，抱定以私人资格鼓吹各国舆论，援助我国排除在欧战期间中所受日本之压迫。(27)
因此，梁启超密切关注和会情形，自言：“仆此行虽以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28)并在危急关头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29)。收到来电后，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撰《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发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30)的慷慨之言，并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31)，实际上起到了巴黎和会中国会外顾问的作用。
2.考察文明与谋求正义
梁启超一行此次欧游，目的除“在和会上以私人资格鼓吹国事”(32)外，就是考察战后欧洲文明。出行之前和在欧期间，任公也谈过相关内容：
此次鄙人游欧，非仅欲一饱眼界，实欲亲历战事最烈之地，亲见于斯役任绝大牺牲之民族，藉以吸取此互助之新精神，领略此世界之新文化也。(33)
出游之主要目的，在考察战后世界文明变迁之迹，以归饷国民。(34)
在欧游一年将尽之时，梁启超感慨“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一点没有长进”(35)。外交方面自是出于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感，学问方面则是谦虚之言。事实上，梁启超外交方面的努力，与巴黎和会中国拒绝签字和五四运动的爆发都有关系；一年中先生所见、所闻、所学、所著非常丰富，欧游经历对其后期学术思想也有重要影响。
(三)旅行日志和路线
综合各方面材料，可以还原出梁启超一行欧游期间的具体旅行日志。这些所见、所闻、所述是《欧游心影录》的成书基础，也是重返其游历与写作现场的凭据。行前一个月，梁启超的活动已围绕欧游展开（见表2）。
表2：1918年12月梁启超活动
而从登程到归沪的434天，则是《欧游心影录》的直接记录对象。
1.434天旅行详情
由于“横滨丸”号一再改期，梁启超等人的出发日期也多次变动(55)，最终于1918年12月28日从上海出发，经印度洋、大西洋赴欧，1920年3月5日返回沪上(56)，历时434天，至少经过12国45城市。
此外，《欧游心影录》述及见美国记者赛蒙氏(Frank Simond(116))(117)、在巴黎见哲学家蒲陀罗(émile Boutroux)(118);《与仲弟书》述及见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外交家笛尔加莎(Théophile Delcassé)，和会美国代表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兰莘(Robert Lansing)、豪斯大佐(Edward Mandell House)、槐德(Henry White)(119)，张君劢述及见倭伊铿(Rudolf Eucken)、德国社会党首领柯慈基(Karl Kautsky)、前总理夏特曼(Philipp Scheidemann)、陆军总长诺司开(Gustav Noske)、右党首领海尔佛立希(Karl Theodor Helfferich)、战时参谋长罗顿道夫(Erich Ludendorff)，未记述之名人亦应不少(120)。
另有些参观和旅行未记载具体时间，例如《与仲弟书》提及参观克鲁苏(Creusot)大铁厂、游隧道(les Catacombes)、游卢骚(Jean-Jacques Rousseau)故居等(121)；有些活动未记载，例如巴斯蒂根据巴黎外交部档案馆、巴黎国家档案馆的文件，补出参观铸币厂(la Monnaie)、下水道、卡尔纳瓦雷(Carnavalet)巴黎史博物馆、巴黎宫医院(Hotel-Dieu)、巴黎劳工联合会(Bourse du Travail)、巴黎艺术院校、巴黎市政厅(Hotel deVille)、消防队营地、索邦大学(La Sorbonne)、巴黎大学实验室、巴黎高勃兰(les Gobelins)花毯编织厂(122)、默洞(Meudon)天文观象台、赛夫尔(Sèvres)瓷器制作等(123)。另外，由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文，可知他们共同听了“法人白黎许氏(Amédée Britsch)讲演”(124)。由此可见，梁启超欧游不是单纯的私人旅行，而是包括了政治会议、经济文化考察的多样化内容。
2.旅行路线
从梁启超一行的日程，可以还原出他们的路线图(125)：
二、文化旅行与现实关注
在梁启超范围不断扩大的旅行中，他完成了从“乡人”、“国人”、“世界人”的自我定位转变(126)，被李欧梵评为“中国进入世界历程的开始”(127)。而自《新大陆游记》始，梁启超在旅行中写作的动机，就告别了早期“昔贤旅行，皆有日记。因效其体，每日所见所闻所行所感，夕则记之”(128)的日记式记录，而转为重点关注西方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表现出深度的现实意识：
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的，惟历史上有关系之地特详焉。(129)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翻译了《欧洲地理大势论》(130)、《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131)等文，从地理文明、政治思想诸方面关注欧洲。欧战爆发后，任公先后撰写了《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1914)、《欧洲战役史论》(1914)、《欧战蠡测》(1915)等，对这场“有史以来所未尝睹闻”(132)的战争的原因、战况做了详尽分析。在战争伊始，作为非参战国的中国正忙于内战，对欧战隔岸观火，梁启超由“德人政治组织之美，国民品格能力训练发育之得宜，学术进步之速，制作改良之勤，军队之整肃而忠勇，交通机关之敏捷，全国人之共为国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等“举世界各国无一能逮德者”，“终信德之决不能败”(133)，“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134)。而随着战事时局的转变，梁启超的战局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力陈宣战之必要，并亲拟《大总统布告·对德对奥宣战文》(135)。中国成为一战的参战国，也是日后参与巴黎和会的前提。而参加巴黎和会，也曾是梁启超等人在战争甫歇之时，希望借助国际力量要求公平正义的美好愿望。此次梁启超亲赴关注20年之久的欧洲，自会产生更多思考。
(一)“西方的没落”——时代凄惶中的思考
梁启超一行抵欧时，一战刚刚过去，这场历时4年、33国参战、造成千万余人死亡的浩劫，成为一时代的剧痛和梦魇。1918年7月，4年大战的转折点之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出版。它不啻为一战时期欧洲思想界的一颗炸弹，因为它“想去预断历史，想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去追踪尚未被人涉足过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星球上那唯一实际上已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的各个阶段，那就是西欧及美洲文化”(136)，并直言“西方的没落”。“大战给许多人留下的是绵绵不断的痛苦——西方文明已失去了它的活力，陷入了一个崩溃瓦解的低谷”(137)，19世纪的欧洲神话解构，人们不免陷入时代的悲观主义之中。
梁启超一行所见，正是经历了浩劫的欧洲。他们看到战争破坏的道路、房屋，成片的墓地，凄风苦雨中，更是对战后的物质匮乏有着切肤之感：
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
面包是要量腹而食，糖和奶油，看见了便变色而作。因为缺煤，交通机关停摆的过半，甚至电灯机器也商量隔日一开。(138)
……一根之火柴，一片之薄纸，得之如宝，用之如金。(139)
在这种背景下，昔日“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已然被“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头来”的现实所冲破，加上欧洲冬季固有的大雾，对伦敦“时不辨朝夕，地不识南北，离离火焰青，漫漫劫灰黑”(140)的第一印象，凄惶失望中，实地的见证引发出时代的思考。《欧游心影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141)
为了避免误解，梁启超加了一个“自注”：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142)
但“科学破产”的提法，还是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
自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认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143)
《欧游心影录》“世界末日，文明灭绝”(144)的笔调，让一些人认为梁启超见了战后欧洲的凋败之象，而对欧洲文明、科学产生了怀疑与菲薄之心。其实，《欧游心影录》中同时还有完全相反的态度，如对“欧洲不是整个完了吗”这一问题的决然回答：
他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摇动的。
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145)
诚然，《欧游心影录》在论述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一方面自言“科学到底有多少进步，却成疑问”(146)。造成矛盾的原因，既与《欧游心影录》成于多人合作的基础有关(详下文)，也与梁启超一行在欧期间的思想变动有着密切联系。
(二)梁启超对巴黎和会的非正式参与
如前所述，梁启超一行此次欧游，目的之一就是以非正式资格在巴黎和会鼓吹国事。梁启超1919年4月间的一封电报，间接地引发了五四运动；而梁启超的言论与活动，对于和会进行本身和各全权代表的决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顾维钧日记》、《王正廷回顾录》(147)、《颜惠庆日记》、《War Memoris of Robert Lansing》(148)等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巴黎和会历史资料，美国外交档案，当时报纸的报道等材料，可以对这些关系复杂的事件做一归纳（见表4）。
由于名次和列席问题，和会中国全权代表之间素有矛盾，《顾维钧回忆录》、《颜惠庆日记》都显示了这一点。例如：
会上提出了名字排列顺序问题，在王、陆、施之间引起争吵，施毫不留情逼陆拿出密电来，指责他说假话。陆最后眼泪汪汪被迫拿出最后一份电报了事。施发泄了他一肚子的怨气。顾以健康不佳为由退出。
王说：“可以肯定顾在幕后操纵，想名列第二。”(162)
全权代表之间争地位。(163)
四位全权代表未到，无法开会。(164)
自然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在政治生活中，是会有像王正廷那样全然不顾事实的人的。(165)
梁启超以私人资格赴欧，而在其动身之前，就有“化私为公”的准备。梁启超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代表团的疑虑与猜忌。
顾说梁启超的到来意味着代表团人员有变动。(166)
顾认为梁是来取代陆的，陆时运不济，他是位“笨伯”。(167)
这时巴黎有谣传说，梁启超先生已离京前来，将代陆任代表团团长。(168)
1919年2月21日，在抵达巴黎的第四天，梁启超参加了代表团会议。梁启超带有整套案卷，并与公使、全权代表一同参会，难免使人疑虑。与此同时，梁启超以私人资格而受政府优待遭到了全权代表、在法官员的妒忌，与北京政府频繁的电报联系，更是让代表团成员感到不快：
适梁任公赴法大受法人欢迎，当时王以梁仅以私人资格而受法优待，出专使上，尤为不平。(169)
梁启超发了很多份电报去北京，大肆标榜自己！(170)
在这种背景下，巴黎传出了“梁启超袒日卖国”的谣言。在1919年6月9日《与仲弟书》中，梁启超谈到了这些内容。他认为虽“平情论之，失败之责任，什之七八在政府，而全权殊不足深责”，但“据吾所见，事前事后，因应失当者亦不少，坐视而不能补救，付诸浩叹而已”(171)。
不能否认，代表团的内耗极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但代表们也并非没有尽力。根据《秘笈录存》、《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r Memoris of Robert Lansing》和时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副秘书的金问泗所著《China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172)，情况确如《顾维钧回忆录》所言，直到签字的6月28日中午，代表们还在努力寻求交涉保留。最后，“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173)。“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174)，王正廷还发回一旦签字则“气馁势孤，永劫不复”，故将“誓死必争”的慷慨之言(175)。拒绝签字，一方面是外交失败，国人寄予和会的公平之梦破碎；而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中国外交听命于列强时代的终结。
对于和会结果，梁启超态度是消极的。其中也许有“袒日”谣言的原因，而更多的当出于“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之破碎。梁启超作为主张对德宣战之一员，“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176)，却终免不了被误解甚至诽谤。国家外交的失败、个人观点的被误解，都给《欧游心影录》的写作增添了灰色心情。
(三)旅行中的讲演与写作
《欧游心影录》作于欧游将结束之时，而400余日的旅行，所感所述并非一书能囊括。一路上的诗作、信札、电报、演说、论文、随笔，都是此行点滴的记录，最后也成为《欧游心影录》的写作素材。
根据可考材料，梁启超一行在欧游期间所撰有：
由此，结合他们的旅行日程和路线，可以把梁启超一行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联系起来。其中政论游记、演说电报自是特定时期的观点，而书信则记录了较私人化的随感。《欧游心影录》的写作，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四)“须磨旧状”中的异域书写
《欧游心影录》写于战火甫熄、穷冬闭藏之时的白鲁威，当时梁启超重感冒刚刚病愈(277)，故行文间也带有一种“沉忧凄断之色”(278)。
白鲁威(Bellevue)位于巴黎西南，巴黎和凡尔赛之间，靠近著名的游憩地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是巴黎人避暑之处。由于煤炭缺乏，梁、蒋、张、徐几个人点着半干不湿的木柴，把白鲁威当作深山道院，开始了各自的读书与写作：
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279)
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
吾现在又晏睡晏起，二十年恶习全然归复了。……(280)
两月来生活完全恢复须磨旧状，读书著述固多，然昼夜又已易位矣。(281)
由上可知，《欧游心影录》并非纯然出自梁任公之手，故在行文的内容、观点上也会受到蒋、张、徐的影响，这在《欧游心影录》与欧游期间张、蒋的文章对比中可以见出。有些是所写内容的相似(282)，而更多的则当为思想观点的融合。数人分工的结果，一方面会出现《欧游心影录》中前后抵牾之处，一方面也会将张、蒋的思想带入其中，包括蒋百里的军事理念、张君劢的科学观等等。《欧游心影录》正式动笔时丁文江已赴美，如果他也参与了写作，“科玄论战”的发生也许就会提前，而《欧游心影录》的面貌也将有所不同。
梁启超在写作中自称“生活完全恢复须磨旧状”，并且相隔一个月的两封信都提到“晏睡晏起”、“昼夜易位”，描述了《欧游心影录》的书写状态。“须磨”是梁启超流寓日本期间的住处，“须磨旧状”不仅是昼夜颠倒的作息状态，更有对一年来经历沉静的回味。
三、结语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一行写在家国之外的观察与思考。它虽终未完篇，但作为一战后游欧知识分子的异域“心影”，从中可见出一时代的中西文化、社会政治和思想变迁。191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个重要的年份，而赴欧一举，对于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等人，也都具有转折意义(283)。通过游踪考释、资料对比，还原历史现场，回到梁启超一行欧游的时代场景，看旅行一年的经历和《欧游心影录》的成书过程，对于文本的解读、梁启超欧游前后思想观念的变化的理解以及1920年代丁张“科玄论战”的认识，都会有所裨益。
注释：
①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3页。
②1920年3月6日-1920年8月17日，第7版，栏目为“欧游通信”。按标号共106期，但因序号9和101重出，故为108期。
③1920年3月2日-1920年7月18日，第1张第1-2版，栏目为“欧游通信”。按标号共95期，但因序号38、73、80-88重出，且3月2日没有标号，故累加为107期。
④与报纸版相比，《梁任公近著第一辑》、《饮冰室合集》所收内容有所改动，因《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系1922年10月由梁启超编定，也是《饮冰室合集》版的底本，故本文引文依据《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
⑤《梁任公赴欧所闻》，《晨报》1918年12月1日，第6版。
⑥《梁任公出京有期》，《国民公报》1918年12月5日，第2版。
⑦《梁任公赴欧之行程》，《晨报》1918年12月19日，第3版。
⑧“考察团”这一提法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⑨丁文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2页。
⑩《农商部派员赴欧考察》，《申报》1918年12月19日，第6版。
(11)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97页。
(12)刘崇杰实际不是和陆徵祥一同归国，陆离法是12月11日，据《晨报》1919年12月17日第2版《专使出发之官电》：“本日陆专使等偕同随员乘Porihes号轮船启碇回国。特闻。维钧十一日。”而张元济日记1919年10月13日记“刘子楷来访”(《张元济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62页)，故刘应是先行归国。
(1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14)回程时还有徐巽言同船，见《梁任公先生到沪》，《时事新报》1920年3月6日，第3张第1版。
(1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3页。
(16)梁启超：《致梁思顺》(1919年1月6日)，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1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2页。
(18)郭双林：《跋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2日，第12版。
(19)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73页。
(20)《梁任公赴欧所闻》，《晨报》1918年12月1日，第6版。
(21)《昨日颐和园茶会情形》，《晨报》1918年12月3日，第6版。
(22)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97页。
(23)梁启超：《与思顺书》(1918年12月10日)，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2页。
(24)梁启超：《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国民公报》1918年12月17日，第2版。
(25)《宪法研究会之梁任公饯别会》，《晨报》1918年12月21日，第3版。
(26)《梁任公二月二日抵巴黎》，《晨报》1919年1月27日，第3版。
(27)《梁任公与我国讲和问题》，《晨报》1919年4月6日，第2版。
(28)《梁任公最近来电》，《晨报》1919年4月20日，第2版。
(29)《山东竟如是断送耶》，《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
(30)《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
(3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3页。
(32)同上，第566页。
(33)《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国民公报》1918年12月24-25日，第2版。
(34)《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演说词》，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2页。
(35)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73-74页。
(36)《昨日颐和园茶话会情形》，《晨报》1918年12月3日，第6版。
(37)《梁叶赴府辞行》，《晨报》1918年12月6日，第6版。
(38)《梁任公欧行定期》，《晨报》1918年12月7日，第2版。
(39)《梁任公赴欧之行程》，《晨报》1918年12月19日，第3版。
(40)同上。
(41)《宪法研究会之梁任公饯别会》，《晨报》1918年12月21日，第3版。
(42)《湖广会馆之外交讲演会》，《晨报》1918年12月23日，第2版。
(43)《梁任公昨日出京》，《晨报》1918年12月24日，第3版。
(44)《梁任公南下后之行程》，《晨报》1918年12月27日，第3版。
(45)《关于梁任公行程之两电》，《晨报》1918年12月28日，第3版。
(46)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06页。
(47)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75页。
(48)同上。
(49)协约国民协会成立于1918年12月9日。《梁任公在协约会之演说词》刊发于12月24-25日《晨报》和《时事新报》，根据梁启超在京时间，推论应在20-23日之间。
(50)《农工商报》1919年1月15日第5卷第6册“政事门”第2页《农工商部第171号命令》。转引自宋广波：《丁文江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51)《梁任公赴欧之行程》，《晨报》1918年12月19日，第3版。
(52)《刘参事昨日回京》，《晨报》1918年12月22日，第3版。
(53)《刘崇杰昨日出京》，《晨报》1918年12月25日，第3版。
(54)《梁任公南下后之行程》，《晨报》1918年12月27日，第3版。
(55)原定12月29日出发，见《晨报》1918年12月7日第2版《梁任公欧行定期》；后改为26日出发，见《晨报》1918年12月19日第3版《梁任公赴欧之行程》；终定于28日出发，见《晨报》1918年12月24日第3版《梁任公昨日出京》。
(56)《梁任公安抵沪上》，《晨报》1920年3月8日，第3版。
(57)《梁任公之行程》，《国民公报》1919年1月5日，第2版。
(58)梁启超：《致梁思顺》(1919年1月6日)，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第264页。
(5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3页。
(60)《梁任公安抵哥伦布》，《晨报》1919年1月17日，第3版。
(6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3页。
(62)同上。
(63)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83页。
(64)《大总统令》，《国民公报》1919年1月22日，第3版。
(6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3页。
(66)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88页。
(67)梁启超1919年2月11日《与娴儿书》述：“海行恰四十五日，舟今在伦敦港外三十里，顷刻登陆矣”；2月15日《与周夫人片》亦云：“二月十一日抵伦敦，徐、丁二君相迎于舟中”(分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4、565页)。但《欧游心影录》则记：“正月十二日(按：阳历2月12日)，居然到伦敦了”(第88页)；“正月十二日正午，船将拢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馆各官员乘小轮来迎”(第89页)；蒋百里《抵英杂感》亦称：“二月十日，一时舟至伦敦，徐、丁二君绕美洲来接……三时上陆，即乘火车，越一小时而至伦敦”(《晨报》1919年4月8日，第2版)。由于《颜惠庆日记(第一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823页)记载1919年2月13日“徐新六与丁文江来访”，若梁启超一行12日下午抵伦敦市区，限于当时交通，徐、丁二人不太可能13日抵达巴黎并拜访颜惠庆，故《欧游心影录》所载日期当误。由于梁、蒋均记“海行恰四十五日”“海行四十五日”(梁启超2月11日《致梁思顺》，蒋百里《抵英杂感》)，从12月28日算起，45天正好是11日，故按11日抵达说。
(68)《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2月13日：“徐新六与丁文江来访，徐是财政部的，丁是地质勘测局的，他们说梁启超不久就要来此。”(第823页)
(69)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91-119页。
(70)《梁任公先生之言动》，《晨报》1919年2月21日，第3版。
(71)抵达巴黎的日期，有17、18、19三种说法。17日说：1919年2月15日《与周夫人片》：“巴黎舍馆已定，十七日渡海适彼”(《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5页)；《晨报》1919年2月21日第3版《梁任公先生之言动》：“梁任公及其同行诸人确于本月十七日由伦敦前赴巴黎，大约十七晚便可抵法，但法之电报尚未到京。”18日说：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先生十八日至巴黎”(第563页)。《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2月19日：“梁启超带7名随员昨夜到此”(第826页)。19日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补)》：“十九日就起程前往大陆”(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4页)。据《晨报》和《欧游心影录》，自伦敦至巴黎一天内可达。《晨报》和《致梁思顺》都写在赴法国前，不足为确证。而颜惠庆日记侧面记述了梁启超一行18日夜抵巴黎，与《欧游心影录》所记“晚十时抵巴黎”(《欧游心影录(补)》)相吻合。《颜惠庆日记》为每日一记，当比梁启超日后所忆可靠，故从18日说。
(7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54页。
(73)《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2月21日，第827页。
(74)同上，1919年2月28日，第831页。
(75)同上，1919年3月2日，第832页。
(76)《欧游心影录》作3月6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98页)；此处据梁启超1919年3月7日《与思顺片》“三月七日晨七时乘汽车发巴黎”(《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5页)，《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3月7日“梁启超动身去视察遭到破坏的地区”(第834页)，以及蒋百里《巡视欧洲西战场记》“梅滋第三日是日适为日曜日”(《晨报》1919年6月24日，第7版)，作3月7日。
(77)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97页。
(78)同上，第198-202页；蒋百里：《巡视欧洲西战场记》，《晨报》1919年6月19日-26日。
(79)同上，第203-214页，其中《欧游心影录》所记“七日午前，我们穿过阿冈林”日期有误。
(80)同上，第216-219页；蒋百里《巡视欧洲西战场记》，《晨报》1919年6月24、26日，第7版。
(81)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219-223页。
(82)同上，第227-237页。
(83)《蒋方震张嘉森由法京来电》，《晨报》1919年4月19日，第2版。
(84)《梁任公在法之近况》，《晨报》1919年3月31日，第2版。
(85)《伦敦之国际联盟大会》，《国民公报》1919年3月30日，第2版。
(86)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97页。
(87)1919年4-5月的活动缺乏具体日期材料。蒋百里《重游战地续记》(《国民公报》1919年8月6-7日，第2版)有部分日程，述及去了兰士(兰斯Reims)、Nogent-l'Abbesse、阿冈林(克莱蒙昂纳尔戈纳Clermont-en-Argonne)、凡尔登(Verdun)、麦司拉(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梅滋(梅斯Metz)、柴桥(塞梅库尔Semécourt)，但其日期自相抵牾，故不列。
(8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5页。
(89)1919年5月18日法国全国社会政治学邀请函，AE，EC，2/47。转引[法]巴斯蒂：《梁启超1919年的旅居法国与晚年社会文化思想上对欧洲的贬低》，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90)宋广波：《丁文江年谱》，第138页。
(9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6页。
(92)同上，第569页。
(9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页。
(94)《梁任公在英之行动》，《晨报》1919年7月7日，第3版。
(95)马思中、陈星灿：《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东方博物馆，2004年版，第20页。
(9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0页。
(97)张君劢：《学术上方法之管见》，《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184页。
(98)《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7月29日，第891页。
(99)同上。
(100)《徐新六派为欧战损失赔偿专员》，《国民公报》1919年8月1日，第3版。
(101)以上两条据冯武越：《记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5页。
(10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2页。
(103)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页。
(10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3页。
(105)《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10月31日，第933页。
(10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3页。
(107)同上，第572-573页。
(108)同上，第571-574页。
(109)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义理学十讲纲要》，第184页。
(110)同上。
(11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6-578页；《梁任公先生到沪》，《时事新报》1920年3月6日，第3张第1版。
(11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0页。
(113)《梁任公先生到沪》，《时事新报》1920年3月6日，第3张第1版。
(114)《欧游抵沪与记者之谈话》，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830页。
(115)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18页。
(116)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附录，《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1919年11月15日。
(117)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28页。
(118)同上，第68页。原文拼写有误，已径改。下同，不再注。
(11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7页。
(120)例如《欧游心影录》提及夏元瑮等(《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73页)。夏当时正在德国从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即梁启超一行当有机会拜访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多次记录梁一行活动的颜惠庆，在梁一行人的文章中亦未见提及。
(12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7页。
(122)1919年5月4日法国政务司文，AE，EC，2/42；1919年5月7日亚洲局分致财政部、塞纳省警察局、巴黎市议会主席、警察局局长、巴黎大学副校长、高勃兰花毯编织厂总经理函，AE，EC，2/46。转引[法]巴斯蒂：《梁启超1919年的旅居法国与晚年社会文化思想上对欧洲的贬低》，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第226页。
(123)1919年5月29日法国外交部致公共教育部艺术局函，AE，EC，2/54。同上。
(124)梁启超：《〈欧洲文艺复兴史〉序》，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125)丁文江、徐新六1918年12月19日从北京出发赴上海乘船，过太平洋，经加拿大，过大西洋到伦敦。此图未标注二人路线。1919年4-5月的活动缺乏具体日期材料，故未标注。
(126)梁启超《汗漫录》：“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127)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这个(中国进入世界的)历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梁启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特别说他要做一个世界人，他在心目中所画的地图，就是将自己的足迹从广东画到中国，画到日本，画到夏威夷，画到美国，最后画到整个世界。”
(128)梁启超：《汗漫录》，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集)》，第384页。
(12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凡例》，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130)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6月20日第10号。
(131)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出版。
(132)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0页。
(133)同上，第2719页。
(134)同上，第2722页。
(135)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07页。
(136)[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137)[美]马文·佩里主编，胡万里等译：《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68页。
(138)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2、10页。
(139)蒋百里：《抵英杂感》，《晨报》1919年4月8日，第2版。
(140)黄遵宪：《伦敦大雾行》，《人境庐诗草》，文化学社，1933年版，第138页。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曾引该诗首句“苍天已死黄天立”，但误将诗题引作《伦敦苦雾行》。
(141)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22-23页。
(142)同上。
(143)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9-11页。
(144)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28页。
(145)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30-31页，第36页。
(146)同上，第84页。
(147)[日]服部龙二编：《王正廷回顾录》，中央大学出版部，2008年版。
(148)War Memoris of Robert Lansing,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Publishers,1935。
(149)《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150)《大总统令》，《国民公报》1919年1月22日，第3版。
(151)《秘笈录存》，第72-73页。
(152)同上，第78-79页。
(153)见下文详表。
(154)同上，第93页。
(155)同上，第115页。
(156)同上，第145-146页。
(157)同上，第146-152页。
(158)同上，第153-198页。
(159)同上，第223页。
(160)罗光：《陆徵祥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115页。
(161)《国民公报》1919年9月16日，第3版。
(162)《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2月20日，第826-827页。
(163)同上，1919年2月26日，第830页。
(164)同上，1919年3月6日，第834页。
(165)《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页。
(166)《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2月13日，第823页。
(167)《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2月17日，第825页。
(168)《顾维钧回忆录(1)》，第191页。
(169)《巴黎传出谣言之真相》，《国民公报》1919年4月8日，第2版。
(170)《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6月2日，第869页。
(17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8页。
(172)Wunsz King,China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St.John's University Press,1961。
(173)《顾维钧回忆录(1)》，第208页。
(174)同上，第202页。
(175)《国民大会阻止签约之通电》，《申报》1919年6月16日，第11版。
(17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3页。
(177)《昨日颐和园茶话会情形》，《晨报》1918年12月3日，第6版。
(17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2页。
(179)郭双林：《跋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2日，第12版。
(180)《国民公报》1918年12月17日，第2版。
(181)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第263页。
(182)《宪法研究会之粱任公饯别会》，《晨报》1918年12月21日，第3版。
(183)《湖广会馆之外交讲演会》，《晨报》1918年12月23日，第2版。
(184)《梁任公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晨报》1918年12月24-25日，第2版。
(185)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803-806页。
(186)同上，第806页。
(187)《晨报》1918年12月27日，第2版。
(188)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第264页。
(18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4页。
(190)《国民公报》1919年2月25日，第5版。
(19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4页。
(192)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9页。
(193)《晨报》1919年2月12日第2版。
(19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5页。
(195)英国伦敦《日日电报》1919年2月17日，《晨报》1919年4月13日第2版译载。
(196)《梁任公先生来电原文》，《晨报》1919年2月28日，第3版。
(197)《梁任公覆国际联盟同志会电》，《晨报》1919年3月7日，第2版。
(198)报纸原刊为11日，据薛刚《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考证，电报为6日发出、11日收到。
(199)《梁任公自法京来电》，《晨报》1919年3月13日，第2版。
(200)《梁任公之重要来电》，《晨报》1919年3月22日，第2版。
(201)《梁任公在巴黎时报之言论》，《晨报》1919年3月30日，第2版。
(202)《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梁任公先生详情》，《晨报》1919年5月24-25日，第3版。
(203)《梁任公在法之近况》，《晨报》1919年3月31日，第2版。
(204)《梁任公与巴黎经济学会》，《晨报》1919年4月16日，第2版：“梁任公有关税论文登会报”。
(205)《晨报》1919年6月10-15日，第7版。
(206)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816页。
(207)《梁任公最近来电》，《晨报》1919年4月20日，第2版。
(208)《梁任公主张先废高徐济顺条约》，《国民公报》1919年4月23日，第2版。
(209)《山东竟如是断送耶》，《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
(210)《梁任公呈大总统电》，《晨报》1919年5月23日，第2版。
(211)《梁任公先生之家书》，《晨报》1919年8月23-24日，第2版。
(212)《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6月14日，第873页。
(21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570页。
(214)同上，第569页。
(21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页。
(216)同上。
(217)《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6月28日，第879页。
(218)《合约拒签后梁任公来电》，《晨报》1919年7月14日，第2版。
(21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页。
(220)《国民公报》1919年7月6-8日，第2版。
(22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0页。
(222)同上，第570-571页。
(223)同上，第571页。
(224)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8月9日经济增刊，《国民公报》1919年10月17-18日第2版刊中译(《银行周报》社译)。
(22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1页。
(226)同上。
(227)同上。
(228)同上。
(229)同上。
(230)同上。
(231)同上，第572-573页。
(232)同上，第573页。
(233)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第150页。
(23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3页。
(235)同上，第573-574页。
(236)同上，第574页。
(237)同上。
(238)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页。
(23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4页。
(240)同上，第576页。
(241)《梁任公在沪上之谈话》，《晨报》1920年3月9日，第2版。
(242)《晨报》1919年2月12日，第2版。
(243)《晨报》1919年3月19-21日，第2版。3月19日未署名，20、21日署“君劢寄稿”。又名《香港行政记略》，《国民公报》1919年3月20-21日，第5版。
(244)《晨报》1919年3月28-29日，第2版。
(245)《晨报》1919年4月4-5日，第2版。
(246)《晨报》1919年4月10日，第2版。
(247)《蒋方震张嘉森由法京来电》，《晨报》1919年4月19日，第2版。
(248)《晨报》1919年4月17日，第2版。
(249)《晨报》1919年7月6日，第2版。
(250)《晨报》1919年6月6日-8日，第2版。
(251)《晨报》1919年6月29日-7月1日，第2版。
(252)《国民公报》1919年7月5日，第5版。
(253)《晨报》1919年7月9-12日，第2版。
(254)《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5号，1919年11月1日出版；《晨报》1919年11月4-7日，第2版。
(255)《时事新报》1920年7月26-29日，第1张第1版。
(256)《国民公报》1919年7月21、23日，第2版。
(257)《国民公报》1919年7月31、8月5日，第5版。
(258)《晨报》1919年8月1-5日，第2版。
(259)《晨报》1919年8月10-14日，第2版。
(260)《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1919年11月15日出版。附有张君劢致张东荪信函。
(261)《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4号，1919年10月15日出版。
(262)《国民公报》1919年10月21日，第5版。
(26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6-578页。
(264)《国民公报》1919年1月11日，第5版。因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均缺1919年1月19日第5-6版和1月26日第5-6版，《欧游通信(二)》可能在其中。
(265)《国民公报》1919年2月25日，第5版。
(266)《国民公报》1919年3月18日，第5版。
(267)《国民公报》1919年4月10日，第5版。
(268)《晨报》1919年4月8日，第2版。
(269)《国民公报》1919年4月29日，第5版。
(270)《晨报》1919年6月19-27日，其中6月19日标题作《巡游西欧战场记》，因《国民公报》6月20-27日均作《巡视欧洲西战场记》，故据此统一。
(271)《晨报》1919年7月20日，第7版。
(272)《国民公报》1919年8月6-7日，第2版。其中7日标题作《重游战地记》
(273)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186-194页。
(274)《国民公报》1919年9月6日，第2版。
(275)宋广波：《丁文江年谱》，第138页。
(276)《颜惠庆日记(第一卷)》，1919年7月28日，第891页。
(27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3页。
(278)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2页。
(279)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3页。
(280)梁启超：《与娴儿书》(1919年11月5日)，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3页。
(281)梁启超：《与梁启勋书》(1919年12月6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第150页。
(282)例如写亚洛二州之人心归属，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226页与蒋百里《巡视欧洲西战场记(六)》(《晨报》1919年6月26日，第7版)便有相似段落。
(283)梁启超发生了关注点从政治到学术的转移和中西文化观的变化，张君劢从社会科学转到哲学，蒋百里则成熟了军事新见地。参见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第177页；曹聚仁：《蒋百里评传》，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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