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拉图尔对科学知识的人类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潘多拉论文,人类学论文,盒子论文,科学知识论文,拉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3)04-0010-04
黑箱本指无法或不便了解内部结构，仅知道其输入和输出的系统。拉图尔认为，科学知识就是黑箱，其形成过程就是科学家的主张的黑箱化过程。科学家只谈论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合理性、可靠性，而不愿谈论运作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所揭示出的杂乱与无序。科学在外行人看来仿佛一种神秘的外来之物，拉图尔生动地把它比作“潘多拉的盒子”。为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拉图尔运用人类学方法，长时间对美国格列明（注：(R·Guillemin)博士与萨利(A·Shally)博士共同发现了促甲状腺激素释放因子的化学序列，并因此共享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实验室进行实地研究。他几乎寸步不离地跟踪着科学家，观察其工作和生活，取得了丰富的资料。拉图尔着重研究了科学文本的修辞及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建构，并以此作为其科学知识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一、科学文本的修辞
一般认为科学论文是客观、严谨和理性的化身，其论述都必须以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经验事实（即科学事实）为依据；另外，科学论文杜绝修辞和润饰。但拉图尔对科学文本进行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结论。
科学论文往往引文繁多。有否参考资料，参考资料质量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科学论文的质量，判断论文分量轻重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该论文对其他文献的参考。而拉图尔认为，科学家实际上是利用引文将科学文本的陈述变成科学事实。
科学论文引用参考资料不仅仅为了借用别人的声望或权威，更重要的是为了取得数量上的优势。“一篇没有参考资料的论文就象夜色中无人陪同的孩子，穿行在对他来说一无所知的城市里，孤立无援，迷失了道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1](P33)。要攻击一篇引注繁多的论文意味着必须削弱该论文参考的所有论文，然而对付一篇没有引文的论文则容易得多，因为反对者和作者其实是半斤八两：两人面对面。
然而，有经验的作者绝不仅仅堆砌参考资料。面对穷根究底的反对者，堆积起来的参考资料不仅不能强化作者的论点，相反可能会成为阿基里斯的脚后跟（注：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除脚后跟外全身刀枪不入，阿基里斯的脚后跟喻唯一致命的弱点。）。如果读者查找每条参考资料的出处并探究它与作者观点的相关程度，对许多作者来说，结果无疑是颠覆性的。首先，许多参考资料可能是被错误引用或者资料本身就是错误的；其次，科学文本所援引的文章或许与文本作者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将它们罗列在文本之后只是为了炫耀作者的支持者阵容之强大；第三，有些被引用的内容出现在作者的文章中只是因为作者总在引用它们，藉此表明作者与他隶属的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交往，而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观点；更可怕的是那些被作者引用，但却表达着与作者观点恰恰相反的内容的参考资料。一般讲来，作者是不会轻易让读者看到这一点的，在科学文本中，这样的参考资料都被巧妙地进行了改动。
在拉图尔看来，一篇成功的论文，不仅在参考资料的质和量上下工夫，而且要使这些参考资料都指向特定目标（即支持作者的观点）并整齐地排列出来，使读者从中体会出作者背后的支持者阵势的强大。
论文一经发表，便会引起不同争议。对立的观点激烈交锋，论文的作者疲于应对层出不穷的批评，同时也对他人对自己观点的错误引用而倍感头疼。误引的情况经常发生，因为后来的论文总要改造前面的文献以适应其需要。这样，论文就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形(transformation)。更糟糕的情形是论文发表后未引起任何反响，无人喝彩也无人反对，论文的存在被忽视了。缺乏引用的论文好象缺少了翅膀的鸟类，注定要被它的同类所遗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论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吸引足够的目光”，相比较而言，“使他们相信倒在其次”[1](P41)。
为了避免上述种种不利情况，科学论文的作者要劝用更多资源，特别是权威人士的观点，使文本的技术性更强，这样质疑文本的反对者面对文本背后数以千计的文章、参考物、支持者将知难而退；使文本中的图表、插图及其说明分开层次并层层排列，给读者造成一种视野逐渐深入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要精心地谋划，防止读者（特别是持反对意见的人）得出与文本完全不同的结论，要假设“读者是狡猾的，固执的，他们的行为无法预测”，只有设法控制他们的行为，才会使文本中的陈述顺利地变成读者心甘情愿地引用的事实或者黑箱，读者除了跟着作者的思路走外别无选择。
科学与修辞向来被看作是对立的。伽利略曾将科学和修辞进行过对比，认为与讲究形式、强调语句华丽的修辞相比，科学朴实而不张扬，科学的力量在于它求真的本质。“即使是一千个德摩斯梯尼和亚里士多德也会被一个碰巧掌握了真理的普通人置于困境”，（注：德摩斯梯尼和亚里士多德均为古希腊有名的雄辩家，此处借指讲究修辞的科学家。）因为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修辞学之所以遭到鄙弃，是因为辩论者为了在论辩中取胜，往往借助一些外在的激情、风格、情感等来说服对方。这样一来，正常的推理方式容易被充满激情、过分讲究论辩技巧的诡辩家所扭曲或颠倒。
然而拉图尔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新修辞”，科学家为了说服别人动用了越采越多的外部力量，在这方面科学与修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科学事实的实验室建构
除了科学文本，拉图尔认为还必须研究文本的最终来源——实验室。在他看来，实验室是拥有工具、仪器和其他资源的制造知识的黑箱，工具、仪器和资源的存在服务于科学事实的建构。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和被如实描述，而是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科学事实的实验室建构同样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踏进实验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科学仪器：试管架上的瓶瓶罐罐，各种试剂、试纸，绘图仪，温度计，动植物的切片、血液取样等。所谓科学仪器，是指“那些为科学文本中的观点提供直观演示的一切设施，无论其大小、性质或者费用如何”[1](P69)。拉图尔认为，科学仪器作为生产科学知识的重要工具，必须为科学文本提供某种作为最终结果的文字标记(literary inscription)。
拉图尔从一篇关于新化学物质恩多芬的论文入手，分析文字标记的产生及其对于科学论文乃至科学事实形成的作用。论文根据一组曲线得出结论：从数据上来看，恩多芬与吗啡（一种麻醉剂）作用相似。论文的结论是冗长的实验过程的最终结果。在科学家的指引下，参观者的注意力被集中到一台仪器上，仪器的针尖有规律地震动，在纸上留下墨迹，记录着含义隐晦的内容。当参观者饶有兴趣地被它所吸引时，科学家又将他们的视线引向一台不断记录、校准、放大和调整着来自其他仪器的信号的大电子仪器，以及装有不断地冒着气泡的豚鼠内脏的玻璃室。活的内脏具有规律性收缩的特性，这种规律性震动极易被化学物质所干扰。将内脏与某种仪器连接起来，内脏收缩发出的电子脉冲使针尖在纸上移动，于是得到了前面所说的曲线。往玻璃室中加入化学物质，曲线的改变就会明显地体现在纸上，科学家认为这是加入的化学物质给出的形状，据他们说这种形状可以“说明一些东西”。
这时科学家不再要求参观者去相信他的文本，而是要求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恩多芬与吗啡的作用效果相同”能站得住脚是因为它被一些曲线所支持，而这些曲线完全是由仪器描绘出来的。文本中的数字、表格、柱状图等也都是由类似方法得到的。这是参观者的亲眼所见，如果对它们产生怀疑，就是对自己的眼睛产生怀疑，难道不是眼见为实吗？
可参观者又会提出一些新问题：加大化学物质的剂量，例如变成原采的两倍甚至三倍，结果会怎样呢？加入第一种化学物质后，再加入另外一种作用相反的化学物质，结果又会怎样？如果两种化学物质，一种是已知的，另外一种是未知的，通过实验，在纸上留下了相同的痕迹，是否可以说，这两种物质属于同一种物质？
仪器无法回答参观者，由仪器作出的标记也无法回答他们。唯一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的，只能是那些在实验室中走来走去，在仪器旁边忙忙碌碌，进行着测量、记录、分析、说明等琐碎工作的科学家。
科学家是科学事实的代言人。拉图尔认为，化学物质恩多芬本身不会讲话，但科学家通过仪器使得它在纸上给出了某种形状。并且，科学家代表着不会讲话的化学物质发言，解释这种化学物质是什么，为何是这种化学物质而不是其他物质，如何能证明它是新化学物质等等。在科学家的解释中，充斥着大量的技术术语，必要时，科学家会在纸上或黑板上写下一些参观者一知半解的公式和曲线，以及只有科学家才心知肚明的符号，借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参观者还有疑问，科学家就将他们引向大大小小的科学仪器，“瞧，这不是主观臆想，这是从仪器中得到的数据”，参观者仍然可以对“从仪器中得到的数据”产生怀疑，但这一次，他所面对的就不再是科学家单个人，而是许多站在科学家背后的无形的支持者、科学家的同盟，以及众多的已经成为“默会知识”的黑箱了。
三、述评及结论
综上，拉图尔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知识，社会因素对科学而言，绝非一种外在影响，相反，它们恰恰是科学知识的构成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对此，笔者认为，拉图尔的研究成果具有如下的新颖性和独特性。
(1)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拉图尔对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研究，借鉴了人类学研究中的实地考察方法来论证他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观念[2]，为人们展示了一种从人类学角度研究科学知识社会相关性的全新视野。实地考察是人类学经验研究方法的起点。拉图尔的训练背景虽然不同于人类学家，但他长时间实地观察科学家做实验和拟定论文，详细研究实验室中的原始记录资料，目的是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方法来证明认识论的结论，也就是用经验资料来证明哲学结论。拉图尔开创的这种研究方法被后来的诺尔等人所借鉴和运用[3]，并引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
(2)研究对象及其内容方面。与其他科学社会学家一样，拉图尔也在研究“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一问题，所不同的是，拉图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静态的理论分析上。在拉图尔看来，既然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那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就必须以科学知识生产者的当下活动为出发点，或者说要跟踪科学家构造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如果说科学家的活动是连接生产者（科学家）和生产成果（科学知识）之间的桥梁，那么拉图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凸显了这种桥梁的地位和作用，避免了将其黑箱化，拉图尔对科学知识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就在这里。在拉图尔之前，无论是默顿科学社会学抑或爱丁堡学派，都忽视了这种对科学活动细节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研究是成功的，因为它消解了以前人们对于科学的片面认识。在此之前，人们固执地认为，科学的力量来自它的特殊方法、特殊精神、甚至智力上的特殊品质，从事这项事业的人被冠之以“科学精英”的美誉。拉图尔通过自己的实地工作为我们展示了科学的另一方面：当研究者走近科学论文和实验室时，并未发现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科学家们也没有表现出多少过人的品质。科学这个潘多拉的盒子终于被打开了。应该讲，拉图尔的工作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拉图尔思想中不可逾越的困境。
首先，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过分地强调了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地点的研究，过分注重了对实验室中经验材料的研究，对它们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进行了过分的夸大。这既是拉图尔研究科学知识方法论上的特点，也是导致其困境的缺陷之一。如前所述，拉图尔的目的是要运用人类学中的经验方法得出认识论的结论，用经验资料证明哲学结论，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的。以色列科学社会学者本－戴维曾就该问题提出批评。他认为，将经验方法与哲学理论直接联系起来是危险的，因为这将意味着把研究归结为纯粹的证明工具，因而阻碍了走向经验研究的道路[4]。不可否认，拉图尔对实验室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微观行为，但是，这种微观研究应当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研究结合起来，科学知识的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不应被对立起来。
其次，按照拉图尔的观点，“制造中的科学”（运作中的科学）完全不同于“已制造出的科学”，他特意为前者杜撰了“技术性科学”(technoscience)一词以示与后者的区别。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包含着一种“黑箱化”的过程：科学家结合了大量的、异质性的联盟而使得自己的主张不断被坚定、强化，这就使任何针对它的批评或反对都因困难重重或代价昂贵而不得不放弃。实在就是在力量的考验中所坚持下来的东西，并且每一次考验只定义一种实在关系和实在，另一次考验将定义另一种实在关系和实在。拉图尔用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联盟来解释一致性的形成，然而这种多样性和异质性却无法说明科学知识的相对稳定性和继承性。
再次，拉图尔坚持科学知识本身依赖于一种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并根据这一点将科学划分为“制造中的科学”和“已制造好的科学”，认为科学和社会都是制造科学知识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竭力避免使用原因来解释科学知识，以表明他的观点与布劳尔等人的“过时”（拉图尔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截然不同。但是，我们从拉图尔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诸如区分不同群体、定位这些群体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等社会因素仍然大量充斥其中。也就是说，一方面拉图尔反对将社会因素作为形成科学知识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承认在导致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因素，这不免有些自相矛盾。
最后，拉图尔的思想明显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他对自然因素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上。拉图尔对实在(reality)进行词源学分析，认为“实在不过是能经受住力量的考验的东西”，甚至认为科学家们不在意是否掌握了真理，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能否说服别人，哪怕是采取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策略。尽管拉图尔声明他并非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者，但他在《实验室生活》和《运作中的科学》等著作中的立场说明，拉图尔最终未能摆脱相对主义的窠臼。最近科尔在其新著《科学的制造》一书中对拉图尔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立场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实际上阻碍了社会学家去理解科学家的行为”[5]。
拉图尔的人类学研究能否取得他所预想的效果，恐怕连他本人都难以预料。他曾在《实验室生活》第二章中写到：“参观实验室的人类学家抵制住了被事实说服的诱惑。相反，他有能力将实验室活动描绘成通过文字标记来说服别人的组织。人类学家本人有说服力吗？他不是也在用足够的照片，图表和数宇来说服他的读者，以免对他的陈述造成冲击吗？”[6]但无论如何，拉图尔所极力体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文’（或与境）模型。它让科学行动者回到原来的社会文化与境中来：行动者不再象过去那样作为抽象分析的单元或作为实证主义研究的机器人，而是作为一个有情感、有斗争、常陷入矛盾状态的人；他不是生活于文化真空中，而是处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由之产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相互作用之中”[7]。
收稿日期：2003-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