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尺度旅游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尺度论文,目的地论文,框架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005～8141.2016.01.018 1 引言 随着旅游业在国际范围内产业地位的提升、国际旅游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国家形象在吸引国际旅游者方面的作用受到关注。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其公共意象是国际旅游者对该国环境信息的共同记忆，它建立在该国历史、文化与主客交往的基础上。本文将地域尺度扩展至国家，将国家尺度的目的地意象定义为国际旅游者对某国作为旅游目的地时的印象，它是由无数地方旅游目的地构成的。研究国际旅游者意象图示内容，洞悉国际游客空间认知的特殊性，有助于指导与优化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规划，同时体现出旅游规划倡导“以人为本”和“公众参与”的趋势。 受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早期的空间意象研究多以城市居民为对象，忽视了对旅游者群体的研究[1，2]。城市意象从早期的意象类型、构成要素等基础性研究[3～5]逐步深入到意象内部差异性的研究[6，7]。国内学者顾朝林[8]、冯健[9]、申思[10]分别对北京城市意象地图类型、构成要素、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并根据社会人口学等特征进行了城市意象空间差异性研究[11，12]。自从Lynch的城市意象理论和方法被证明适用于城市旅游地空间意象研究后[1，13]，以旅游者为调查对象，探讨旅游者空间感知视角下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形成过程与空间结构[2]的研究不断出现。如Walmsley、Jenkins[14]，Young[15]、Pearce[16]研究了意象的类型、构成要素和认知过程。国内学者张春晖[17]、田逢军[18]、蒋志杰[1]分别探讨了旅游地空间意象的发展过程、旅游地意象空间的结构特点、目的地意象地图的演变过程、旅游者感知环境的空间构成要素等问题。聚焦国内外旅游地空间意象相关研究(表1)，研究成果丰硕，反映的主要问题是：①研究对象上，从早前的注重居民感知发展到以居民和旅游者并重[1]。②研究方法上，多用意象草图和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随着科技的进步，GIS、GPS定位技术和手机智能导航技术被当做获取旅游者空间数据的新方法[19～22]。③研究地域范围上，现行实证研究都以城市、景区为研究案例地，有关国家尺度上目的地空间意象的相关研究鲜有涉及。④研究视角上，在为数不多的以国家为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中，多从传播学的学科视角，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探析国家形象的相关问题，很少注意到国家空间意象与城市空间意象之间的区别，缺乏从旅游者空间感知角度的案例研究。 国际旅游者对目的地国家空间意象的感知有助于形成丰富切实的国家旅游形象，而国家尺度空间意象的研究为解释目的地国家中国际游客与旅游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研究视角，对目的地国家空间管理与环境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基于研究地域范围的空缺，本研究提出以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分析框架，从旅游者感知环境的构成要素、旅游者获取旅游地信息的内容等方面着手，探讨国家尺度目的地空间意象与城市、景区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异同点，目的是探讨如何将目的地空间意象感知研究扩展到国家层面，以期促进多学科的融合，扩大传统旅游目的地的空间概念，为目的地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2 文献回顾及概念梳理 Boulding最早提出意象是指人们的主观价值和知识的凝结，是主客体沟通的工具，对主体的行为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23]。Lynch早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指出意象的三个构成部分——特性、结构、意义：特性代表场所具有的特质，结构是地物间的关联特征，意义是帮助个体深入联接特质[24]。后续学者，如Crompton、Dicher、吴佩芬等都对意象的概念进行过总结[25～29]。基于前人的研究，白凯指出意象是由个体对知觉、认知、情感的评价而产生，定义为个体心目中对某一事物所持的信念、意见与态度，这种意象同时受到主观经验、社会文化、外界讯息的影响[30]。 旅游目的地意象概念被普遍接受，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几乎都下过该类定义：如传播学领域以目的地形象称呼[31]；地理学和心理学背景下的研究者多以旅游意象[32]、旅游目的地意象[33]、旅游地意象[34]称呼。从个体的心理活动视角来看，则表示旅游者对目的地各类信息加工的一种“意象图式”的凝结[30]。本研究主要是从国际旅游者空间感知视角着眼，探讨国际旅游者对目的地空间认知的“意象图示”，因此译为旅游目的地意象可以说更为合适。 近年来，随着认知地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旅游地空间意象研究受到重视，逐渐与旅游者地理空间认知模式相融合。已有研究关注更多的是目的地公共意象图示的空间结构性分析，而目的地空间认知过程研究成果少；马耀峰、吴小根等结合旅游者空间认知模式，解释了不同阶段旅游者的空间认知规律[35，36]；马耀峰等基于空间认知阶段和认知方式不同，阐述了旅游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形成过程，从空间认知规律视角不仅解释了各类信息的作用，更多的是在信息提示下，旅游者对各类信息的认知效果与操作，以顺利完成旅游活动，获得丰富体验与回忆[35]；吴小根等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各类讯息作用于旅游者，致使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直至旅游行为的发生，这一系列过程在旅游者的大脑中形成意象，并点明意象的形成过程包括原生意象、诱发意象和复合意象三类[36]。 以上研究的区域范围多是特定的城市或景区，国家尺度上旅游目的地空间意象研究虽少但已有涉及。有学者[37]在初步研究中指出，国际游客作为跨国游客，有自己独特的空间认知特征：旅游活动空间尺度大、文化跨度大、认知过程的完整性、空间对象的选择性、认知时间的有限性，提出国际游客空间认知模式。由于该模式是建立在马耀峰研究的基础之上，缺少对国家尺度目的地意象特殊性的讨论。如从认知方式、认知要素构成对空间信息的依赖程度上探索国家尺度目的地的空间意象与城市，景区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异同，同时也缺少由城市、景区过渡到国家空间尺度转向上的探讨。有研究指出，跨文化旅游者的目的地意象认知要素因旅游的主题性超越一般居民城市意象的物质形态，空间认知的符号化特征显著，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尺度差异[38]，点明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与一般目的地有其特殊之处。
总体看，目的地空间意象的研究案例地主要集中在城市、景区(表1)[39]，国家尺度上的空间意象研究很少，但呈现逐步发展趋势。如郑荣娟、白凯等采用客流跟踪方式获取我国八个入境旅游城市中美国团队游客的手绘认知地图，以空间认知元素和认知结构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旅游目的地意象[38]；郑荣娟、白凯等运用扎根理论，以来华的美国游客为对象，探究美国游客对中国旅游目的地的意象[40]。在国际旅游业发展的今天，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亟待提升，对国家旅游地空间意象的研究有助于重构国家旅游目的地在国际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有助于对目的地国家空间管理与环境规划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3 城市、景区空间意象研究的国家尺度转向 3.1 个性与共性的辩证 结合以往研究，将国家尺度旅游目的地意象定义为国际旅游者对某个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时的印象，是由该国无数地方旅游目的地构成，由单个目的地城市扩展至国家目的地层面的多个旅游城市，由城市内扩展为城市间，这里就涉及到尺度的转换问题。以城市整体为对象的城市空间意象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可随意抽取城市居民样本作为受访对象，具有共性特征，即搜集的样本可叠加分析。国家尺度的空间意象研究则不同，在国家目的地空间范围内只能选取国际旅游者作为受访对象，且不同客源国旅游者由于地方文化差异，其空间意象具有独特性特征，不同客源国的意象地图无法叠加比较，因此调查样本具有个性特征。另一方面，相对于城市空间意象受访者来说，受访对象必须来自该城市，而国际旅游者可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除东道主以外的任何国家，即客源国是多样的。若未指定某个特定的客源国作为研究对象，对东道主国家来说，每个客源国的旅游者均可作为受访对象，因此国家空间意象的调查样本又具有共性特征，即其调查样本可叠加。 3.2 社会与空间互构 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由此产生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形成的城市空间意象也不相同，是城市空间意象研究者的逻辑思路[39]。该过程存在一个单向的作用机制，即认知主体属性差异决定空间意象差异[39]。根据社会—空间辩证法，社会与空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人们在创造和改变生活环境的同时也被他们所创造的空间环境所影响[41]，是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 在国际旅游情境中，国际旅游者来自不同国家，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他们所创造和改变的社会空间及这种空间对创造者自身的影响与目的地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国家的旅游者对目的地国家的空间意象感知方式需要考虑到旅游者生活空间差异带来的影响。一般来说，不同文化群体以不同的日常生活轨迹体验和创造不同的空间环境，使国际旅游者对周围生存环境形成一种惯常的思维和感知模式，目的地国家空间意象随着不同的感知方式和记忆模式被记忆，结果形成有差别的空间意象地图。Davies、Pederson的研究表明，不同民族集团的意象地图由于生活城市结构的不同而易[42，43]。因此，基于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在原有研究的逻辑框架上，建构社会—空间辩证视角下的国家尺度空间意象研究逻辑框架(图1)。图1中的关系A到B经过检验已得到公认[39]。在这种单向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从形成意象的固有思路中将文化因素、空间作用因素剥离出来，在主体差异决定意象差异的逻辑思路中引入文化、空间差异因素的讨论，就得到关系一至八的双向作用机制。关系一中，认知主体的属性差异主要包括文化差异和惯常空间环境差异两方面；关系二解释了关系一所导致的结果，即不仅文化差异影响社交，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在社会—空间辩证视角下，人们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社交和行为方式。关系三中，由于社交，行为方式差异将会导致认知主体空间行为存在差异。关系四表明，由于不同的空间行为方式使所感知的目的地国家空间意象存在差异。关系五至八是关系一至四的验证，即由结果推论原因。关系一至八是根据国际旅游者这个特殊认知群体而假定设立的，主要参照城市意象相关研究和跨文化旅游相关知识，根据单向社会决定论下的城市空间意象研究逻辑模型，引入中间变量(文化、空间环境差异)，建立国家尺度空间意象的研究逻辑链。这样的研究逻辑链加入文化差异要素和居住空间作用要素后形成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其中国际认知主体的属性(包括文化)差异和惯常空间差异是这个双向过程的推动因素。
图1 社会—空间辩证视角下国家尺度空间意象研究逻辑 4 国家目的地空间意象的特殊之处 根据城市空间意象研究的基本范式，本研究从旅游者空间认知过程、空间认知要素、对空间信息的依赖程度三个基础理论方面探讨了国家尺度目的地空间意象与城市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异同。 4.1 空间认知要素 Lynch指出，人类之所以能识别和记忆环境，与环境的形象性(image ability)和易读性(legibility)有着密切的关系，归纳大量实证研究之后建立五种意象要素(道路、标志物、区域、节点、边界)，它们在城市中的分布、可识别程度、空间组合结构等形成城市空间意象特点[2，44]，为城市空间意象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旅游目的地研究中把这五种要素归纳为标志物、路径、区域、节点、边界，服务于旅游者对旅游地意象感知的研究中[45，46]。由于这五种意象要素都属于城市空间范围，是构成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单位，而国家是由不同城市组成，若将城市范围扩展至国家层面，组成国家空间架构的是各个大小不等的城市，即国家尺度上的空间意象组成要素是以城市和景区为单位。 道路(Path)是居民或旅游者习惯、偶然或是潜在的移动通道[44]。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可称为路径(旅游线路)、通道[46]。由于国际旅游者具有空间行为的多目的性(即国际旅游者在目的地国家偏向于游览多个城市型目的地)[47]，说明国家旅游目的地上的道路要素是各旅游城市或景区间的线路组合，在空间跨度和空间位移上大于城市旅游者，体现出国际游客旅游活动空间尺度大的特征。标志物是具有明显特征又充分可见的定向参照物[48]。它是居民或游客观察城市的定向参考点，具有单体性质，不与空间范围相联系，不论国家尺度上还是城市范围内，两者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国家目的地标志物不仅具有空间方位参考功能，还具有代表功能(即将国家目的地抽象为某种符号)；节点即可进入的战略性焦点[45]，具体表现为连接点或线性上突出的地物点。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把节点具体概括为交通站点、道路交叉点、广场、桥梁等[49]。在国家空间意象研究中，由于国际旅游者活动空间尺度较大，空间行为具有多目的地性，由一个目的地位移到另一个目的地时，会以中心城市、口岸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出入境城市、特大交通站点(飞机场、高铁站)等这种大范围的概念视作为节点。区域是具有共同特征的较大空间范围，可理解为节点的放大[46]，对旅游者而言即旅游景观区，它是旅游意象的基本元素，也是意象形成的高级阶段，旅游者不易表达出来[1]。在旅游领域中，节点与区域的概念无严格划分标准，一座旅游城市往往是游客关注的战略性节点，也是承载旅游行为的空间载体。城市区域要素的概念嵌套在国家尺度空间意象中，体现为多个城市的风景名胜区、不同城市不同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等；边界即不同区域的分界线，具有划定区域范围的作用，因此常与区域要素相伴而生[46]，主要表现为旅游地的区域分界线、景区景点分界线等[47]。国家层面的边界要素可以是目的地国家中各个旅游城市的行政边界线，也可以是景区景点的分界线等，与城市边界要素既有重叠又有不同。 4.2 对空间信息的依赖程度 空间信息能反映出地理实体间空间分布的特征。这些空间特征可以是地物点的位置、地物点的形状、地物点间的空间联系等。把目的地扩大到国家尺度上，由于国际旅游者对目的地国家较陌生，尤其是语言上的交流障碍，为了能顺利完成旅游活动，获得最大旅游体验，他们在游览之前加大了对目的地国家相关信息的搜集。在相关信息的搜集过程中，有关方位、位置的空间信息(如交通线路、交通枢纽城市、港口等)对国际游客来说比一般游客更重要，或者说国际游客比一般游客更依赖目的地国家的空间信息。这些问题从国际游客的认知特征中或许可找到答案。首先，有实证证明国际游客的旅游活动空间尺度较大，空间位移一般在1000米左右甚至更长距离[37]，这种空间行为特征就决定了国际旅游者更加注重和依赖目的地国家的空间方位信息。其次，国际游客的旅游时间相对有限，需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旅游活动，这就促使他们的空间认知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在信息筛选过程中，只重点选择那些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重要的信息。第三，国际旅游者对空间对象的认知是有选择性的，空间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游客的旅游活动，在大尺度空间位移中国际游客对空间信息的依赖程度比国内游客或其他人群高。 5 总结和讨论 本研究主要综述了前人研究成果，根据现状提出问题，着重分析了如何将研究尺度扩展至国家以及扩展后的研究与城市空间意象研究相比可能出现的异同：①在本特征上，分析城市目的地与国家目的地样本的特征，指出国家目的地研究对象(即国际旅游者)不仅具有个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共性特征。由于文化差异、行为、社交方式的差别，导致不同客源国旅游者对目的地国家空间感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用“意象图示”表现出来，因此国家目的地研究样本不可叠加，具有个性特征。同时指出，在对国家目的地空间意象研究样本的选择中，若为指定某个特定的客源国，即每个客源国的旅游者均可作为受访对象，因此国家目的地研究样本可叠加，具有共性特征。②在逻辑上，打破以往单向作用机制下的思路局限，根据社会—空间辩证法，结合国际游客跨文化旅游这一特殊因素，在原有的城市空间意象研究思路上建构社会—空间辩证视角下的国家尺度空间意象研究逻辑框架。新的逻辑框架是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其中认知主体的文化差异和居住空间差异是双向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③在间认知过程中，杨敏在马耀峰提出的旅游者空间认知模式基础上探讨了国际旅游者的认知特征与认知过程，对比二人研究，得出从认知过程上国际旅游者与一般旅游者无异，即地理空间认知贯穿于旅游动机产生、旅游信息收集、旅游决策、空间行为等一系列过程中，构成完整的认知链。④空间意象要素上，目的地空间意象要素可用图示方式表现，支撑意象地图的要素如何取决于旅游者与目的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Lynch的城市意象五要素已成为后续学者进行意象研究的基础工具。 由于尺度不同，国家尺度上的空间意象要素与城市意象要素有所区别：国家旅游目的地上的道路要素可能是各旅游城市间的线路组合，在空间跨度和空间位移上大于城市意象道路要素的范围，这印证了国际游客多目的地的空间行为特征。由于标志物要素具有单体性质，与环境的意象性和可读性有关，不与空间范围相联系，所以两者无本质区别，旅游目的地上的标志物可能是国际游客到访的各城市标志物的总和。节点要素与道路要素相联系，由于国际游客空间尺度变化大，空间行为具有多目的地性，可能以中心城市、港口城市或特大交通站点等这种大范围的概念视作节点。边界与区域要素相伴而生，两者有重叠部分(如城市边界线、风景名胜区等)。在旅游活动实施前，国际游客对目的地国家的感知要素多为标志物、节点、道路，区域和边界要素感知不强，随着旅游活动实施，对目的熟悉程度增强，较多关注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即区域和边界要素的记忆逐渐明显，它们是空间意象形成的高级阶段。 由于目的地存在不同的尺度，可能是城市、区域、国家[50]，而目的地意象研究中很少有专门针对以国家作尺度的目的地进行讨论，很少考虑国家目的地与其他尺度目的地意象感知的区别，两者少有交叉和互引。基于这种研究考虑，本文重新界定了旅游领域中的国家目的地意象，并探讨了如何将空间范围扩展至国家层面。以上多是对以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可行性探讨，在今后的实证研究中应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国家目的地意象，以便深入探讨国家作为目的地与一般目的地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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