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在中国政治稳定评价中的失效分析--兼论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逻辑关系_政治论文

基尼系数对中国政治稳定评测失效分析——兼论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逻辑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数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基尼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4)02-0022-08

      基尼系数是测定收入分配差异和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以收入分配公平度为中介影响着政治稳定。国际上一般将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基尼系数超过0.4，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同时也暗示着政治稳定局面被打破。然而，据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但并没有发生相应的政治动荡，依然保持政治稳定局面。这说明基尼系数对我国政治稳定的评测力存在失效表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基尼系数对政治稳定评测失效的结果？当前我国的政治稳定是否是不受基尼系数影响的恒定的静态稳定还是动态稳定？基尼系数的提高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政治稳定？深入探讨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逻辑关系，对于揭示基尼系数对我国政治稳定评测失效的原因，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的实质、探索建立维护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逻辑关系

      (一)基尼系数影响政治稳定的机制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测定收入分配差异和公平状况的指标，是一个比例数值，浮动范围在0-1之间。根据联合国相关组织规定，当基尼系数低于0.2时，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当基尼系数高于0.2低于0.3时，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当基尼系数高于0.3低于0.4时，收入分配比较合理；当基尼系数高于0.4低于0.5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超过0.5时，收入分配悬殊。一般，我们将0.4(其精确值为0.382)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贫富差距过大，往往会使人们产生相对剥削感，诱使犯罪事件频繁发生，导致社会结构的畸形，削弱政府和执政党的威信和影响力。

      政治稳定是相对于政治动荡和政治动乱而言的，主要指政治系统的有序性、连续性、可控性和合法性。关于政治稳定的探讨，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对最好政体的探讨。对政治稳定的系统研究始于二战后，主要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困境的反思，奥尔森、阿尔蒙德、布林顿、亨廷顿等分别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心理学视角和比较历史学视角分析了政治稳定的影响因素。亨廷顿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归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失调，并据此提出了政治不稳定的著名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败感，社会挫败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即

，[1](P255)可以说政治稳定状况是包括经济利益重组、政治制度完善、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复合互动的结果。

      基尼系数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以收入分配公平度为中介的，即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公平——政治稳定，这即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基尼系数影响政治稳定的机制。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公平度具有直接联动性，而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往往是以经济利益的分化、冲突和社会心理的扭曲进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的。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分配公平度下降，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过度的利益分化、阶层冲突和畸形的财富观、激进的政治心理将直接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执政党的认同危机，破坏政治稳定，引发政治动荡，甚至政治暴动。因此，基尼系数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是以收入分配公平度为中介，通过经济利益重组中利益分化加剧、阶层矛盾和社会文化中激化社会心理扭曲来体现的，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分配公平度的下降、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会下降。根据基尼系数影响政治稳定的机制，一般我们也将0.4的收入分配警戒线作为政治稳定的警戒线，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4时，政治系统比较稳定，基尼系数介于0.4到0.5之间时，便会出现政治动荡，当基尼系数超过0.5甚至达到0.6时，便会出现大的政治暴动，国家政权和政治系统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连续性难以为继。而拉美、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包括我国，其历史发展过程也验证了这一影响机制。拉美各国民众过度的政治参与、政治动荡往往伴随着持续走高的基尼系数；非洲一些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后，社会累积的矛盾也全面爆发；而我国明朝末年，李自成揭竿而起时，基尼系数是0.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是0.58；20世纪初，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基尼系数是0.53。[2](P234)基尼系数的扩大所引致的收入分配不公确实会增加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然而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并不具有直接的关联，两者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因为基尼系数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总会受到政治制度、政治机制、政治改革和政治维稳成本等因素的制约。

      (二)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逻辑关系

      政治稳定与基尼系数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果用s代表政治稳定，w代表国家维稳成本，c代表政治文化传统，m代表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u代表改革的边际效用，d代表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g代表基尼系数，则

，即政治稳定取决于基尼系数所代表的贫富差距程度与政治维稳成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改革的边际效用和国家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是负相关的关系，基尼系数削弱政治稳定的机理主要是通过贫富差距对经济利益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来实现的。政治维稳成本、政治文化传统、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改革的边际效用和国家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与政治稳定是正相关的关系，其巩固政治稳定的机理主要是通过政治的制度化来实现的。当分子mdwuc不变时，政治稳定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而不断降低，一般我们认为，当基尼系数提高到0.4时，贫富差距过大，其对政治稳定的破坏作用开始突出，显然这与我们传统对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关系的分析是相符的；当分子mdwuc与分母g同时变化时，若分子的变动速率大于或等于分母，则政治稳定的状况仍能继续维持，若分子的变动速率小于分母，则会削弱政治稳定，引发政治动乱甚至政治暴动，换言之，即使基尼系数持续走高，但政治制度的完善、政治机制的健全、政治改革的推进若能消解基尼系数提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政治稳定还是能够实现的；当分子和分母同时持续走高时，此时基尼系数的无限提高主要是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差异造成的，在利益表达机制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基尼系数的提高也不会破坏政治稳定。

      二、基尼系数对中国政治稳定评测失效的原因探析

      对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关系的传统理解曾得到了非洲、南美的诸多国家的证实，因此很长时期以来，我们都将基尼系数0.4的收入警戒线奉为圭臬，以此来评测中国的社会稳定状况，认为当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时，政治稳定，社会处于良性和谐的状况；当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时，政治轻微动荡，但基本能保持稳定；当基尼系数在0.4～0.5时，利益格局被扭曲，政治动荡明显；当基尼系数高于0.5时，政权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然而，李实等人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8年就首次突破了0.4达到0.403，[3](P12)2010年新华社的两位研究员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4]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5]即使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13年公布的保守数据，2009-2012年我国的基尼系也在0.48左右浮动，2009年基尼系数达到0.490，2012年为0.474。[6]当然，有人质疑基尼系数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反映在我国的适用性，认为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的关系只适用于“均质性”较高的国家，而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东西部的差异也很大，基尼系数无法切实地反映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因而实际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基尼系数反映得如此之大，强调对基尼系数的判断应符合我国的国情。然而，即便我们排除对城乡、东中西部基尼系数的测定，仅就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东部、中部、西部的基尼系数进行考量，其基尼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56、0.60、0.59、0.57、0.55，[7]这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的现状。自然，由于计算方法和统计资料的不同，不同的学者和部门对基尼系数的测定也存在着差异，但对不同的数据进行归总分析后，我们发现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大致在0.5左右浮动，其所反映的收入差距问题也比较突出。超过警戒线的基尼系数，较大的贫富差距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执政党的威信和社会凝聚力，导致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扭曲了人们的财富观，这些都构成了破坏政治稳定的因素。然而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我国并没有发生相应的政治动荡，依然保持政治稳定的局面，基尼系数的评测力在我国失效了。

      基尼系数对政治稳定的评测力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得到了确证，在我国却失效了，其原因何在？就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稳定的缺失往往伴随着基尼系数的持续走高，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普遍出现了政治动荡。然而通过我们对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关系的分析可知，这里忽视了政治稳定关系式中的一组重要变量，即作为分子的政治维稳成本、政治文化传统、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改革的边际效用和国家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只片面地考查了分母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对这些国家而言，当基尼系数提高时，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增速下降所造成的维稳成本降低、改革的边际效用递减、公权力丧失了控制和约束、利益表达和决策机制的不完善，分子的缩小、分母的扩大最终促成了政治动荡的发生。但就我国而言，虽然基尼系数不断提高，俨然已越过了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然而政治制度的完善、政治机制的健全、政治改革的推进始终限制着基尼系数对社会稳定破坏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分子(政治维稳成本、政治文化传统、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改革的边际效用和国家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在分母(基尼系数)上升的过程中也提高了，部分地消解了基尼系数对政治稳定的破坏作用。

      具体而言，在政治维稳成本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增多且复杂多样，必要的维稳财政支出有利于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只要维稳成本以降低和消除安全风险为基准，量入为出，符合维稳目的的需要，其适量增加是值得的。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司法机关案件仲裁的民主公平力、人大民意的规范代表力的和权力的民主监督力作为维稳的制度成本，其完善对于维护政治稳定、消解贫富差距对政治系统的破坏作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改革的边际效用方面，改革的边际效应主要取决于改革所引起的人民对生活水平和贫富差距的感知，较高的改革边际效用对于政治稳定的巩固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就全国整体而言，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81元，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8]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绝对收益的提高，就绝对经济利益而言，每一个人都成为改革的切实受惠者，改革是双赢博弈，并没有造成马克思在阐述积累规律时所批判的情形，“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9](P259)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没有发生，改革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城乡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而就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坚力量的年龄结构而言，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改革前的窘境，改革成果极大地增进了人们的满足感，部分消解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情绪。其次，就城乡局部而言，在生活水平方面，2010年，城乡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4元和5919.0元，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35.7%和41.1%，[10](P225)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在贫富差距方面，虽然我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在0.5左右浮动，但城市和农村基尼系数分别超过警戒线也是近期才出现的。1985-2009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维持在0.4以内，2009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33，[10](P228)而农村居民和城市市民的贫富差距比较半径有限，比较视野往往仅局限于农村和城市内部，城乡内部较低的基尼系数，消解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情绪，也使改革的边际效用进一步提高。

      在政治文化传统方面，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对贫富差距进行心理调节的理路有效地减轻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体验和认知，传统政治文化所隐蕴的消极被动型政治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政治系统的压力，两者为削弱基尼系数提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奠定了文化基础。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基的儒道思想，其丰富的理论内蕴提供了众多对贫富差距进行心理调节的方法，主要包括认同式、补偿式和超越式的心理调节。认同式的心理调节，儒家坚持知命、道家的福祸相依，变动不息的思想对于舒缓穷人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失落感和激愤情绪有重要的作用；超越式的心理调节主要是要求人们超越现实物质财富的绑架，实现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目标的追求，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对贫富差距进行心理调节的理路有效地减轻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体验和认知。[11]其次，我国传统“家国同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形成的是一种封建臣属型的政治文化，与这种政治文化相伴而生的是淡薄的公民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当代的政治生活中也渗透着这种政治文化。然而政治参与度较低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国政治民主的缺乏，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并不是充分条件的关系，也不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适度的政治冷漠，有助于保持政治稳定，对于制度建设尚待完善的国家，适度的政治冷漠可以减少政治体制的负荷，避免因政治参与的泛滥和盲从而带来的政治动荡。

      在国家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方面，人大监督制度、信访举报制度、舆论监督制度和包括网络监督、民主评议、监督听证等在内的其他监督形式的逐步完善，对于防治因权力资本化、寻租而产生的腐败有重要作用，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能部分地遏制非法收入和黑色收入的产生，防止因腐败而拉大贫富差距，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腐败影响政治稳定的机理主要是通过拉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心理来实现的，腐败导致的不公平分配最容易引致社会冲突，因为腐败具有连带扩散和被蓄意夸大的心理效应，易使人们产生以偏概全的心理和形成对腐败现象的错误认知，认为富人的财富均是来自于权力寻租。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既能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又能消除不良的社会心理，对于抑制贫富差距破坏作用的发挥，消除其制造的政治不安定因素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巨大进步。2010年3月底，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组织部同步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12]。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遵照执行[13]。在人大制度方面，加强了全国及地方人大、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加强了其工作制度建设并使其法定职权进一步落实。此外，信访制度的逐步完善、信访机制的逐步创新，新闻媒介公信力的提高，以及作为现代文明产物的网络舆论监督形式的兴起和逐步规范，这些无疑都成为巩固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方面，民意表达机制的健全、制度的完善和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效性，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意表达机制的健全、制度的完善，要求社会上的各种有效需求能充分及时地进入政治系统；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效性，要求政权机关能够将进入政治系统的利益表达通过民主的决策程序，及时、有效地转变为科学决策。当前我国的民意表达制度、机制主要包括人大代表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信访制度、政府直接沟通民意机制、民意调查、网络媒体反映制度。民意表达制度的不断完善，充分尊重了公众的表达权和参政权，使人们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态度、意见、建议和要求能够准确地进入政治系统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贫富差距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广纳民意为基础，以民主程序为条件而进行的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政治决策，不仅能有效地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舒缓了人们因贫富差距扩大而产生的激愤情绪。十七大我们首次将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转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政策转变是充分尊重民意、考虑国情的表现。针对民众意见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职业收入差距和垄断高收入现象，2010年，国家分别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国资委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信部关于2010年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10](P3)

      三、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的实质——临界的动态稳定

      政治维稳成本的支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较高的改革边际效用、国家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和政治系统民意消化力的提升，有效地削弱了基尼系数提高的负面影响，基本维持了当前我国政治系统的稳定。但那种认为基尼系数对我国政治稳定的评测力已经完全失效，即便基尼系数无限提高，也不会破坏政治稳定的想法是错误的。探讨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并不意在找出适合我国的收入分配警戒线，而旨在通过探讨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复杂互动关系，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的原因和实质，探寻降低基尼系数、实现政治稳定的对策。通过对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关系的分析可知，分子mdwuc和分母g共同决定了一国政治系统的稳定化程度。当前我国基尼系数不断提高，虽然政治改革、制度和机制的完善部分消解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遏制了政治动荡的出现，基本保持了政治系统的稳定，但当前我国的政治稳定只是一种临界的动态稳定。尚待完善和提高的国家民主监督制度和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逐渐削弱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力、过高的维稳成本支出代价以及逐步下降的改革边际效用，使影响政治稳定的分子变量出现下降的走向和趋势，如若任基尼系数持续走高，维护政治稳定的力量不断削弱，那必将破坏政治系统的稳定。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如亨廷顿所深刻指出的，现代性带来稳定性，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南非、拉美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由于没有认清政治稳定的实质，准确把握政治稳定影响因素的变化，使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最终导致了政治的动荡、经济的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的实质是一种临界的动态稳定，之所以说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是因为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之所以说是一种临界的稳定，是因为伴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存在着负向变动的趋势。

      就政治维稳成本而言，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维稳方法失当，过多地强调行政打压和强制的办法，并没有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而仅是使社会矛盾积聚下来。当作为社会安全阀排气孔的沟通渠道不畅时，社会安全阀机制可能失灵，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政府不得不支出过多的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进行维稳。

      就改革的边际效用而言，在全国和农村、城市内部，改革的边际效用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首先，就全国整体而言，虽然人们的收入随着改革的推进不断增加，但受通货膨胀和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改革的边际效应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同时，随着我国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改革的边际效应也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其次，就农村、城市局部而言，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基尼系数的扩大趋势，会成为影响改革边际效应的重要因素，而随着城乡流动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贫富差距比较半径也会由农村拓展和延伸到城市，其对自身生活水平和贫富差距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

      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对贫富差距进行心理调节的理路逐步被当代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对财富的肯定和追求所替代，传统政治文化所隐蕴的消极被动型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现代政治文化所包含的积极主动型政治参与意识所替代。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价值逐步形成。市场经济伦理价值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观念和价值理念，主要包括个体意识、法制意识、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对财富追求、财富享受的肯定。追求财富不仅具有了经济上的合理性，还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经济生活的世俗化，使儒家、道家“知命”、“重义轻利”、“无为”财富观的影响力不断削弱，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对贫富差距进行心理调节的理路，其作用范围不断窄狭，作用力量逐步弱化。其次，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开始向现代转型，现代政治文化是适应现代民主建设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旨在培塑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民主政治的逐步增强，使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步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我国也逐步经历着由群众时代向公民时代的转变，民众自主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进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为了激励和引导公民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包括群众监督制度、党代表选举制度等在内的政治参与制度，构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并通过培养公民的政治能力、提升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效能感培养了自主型参与文化形成所需的公民行为能力。[13](P56-66)传统政治文化所隐蕴的消极被动型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现代政治文化所包含的积极主动型政治参与意识所替代。同传统冷漠型的政治参与文化相比，现代自主型的政治参与文化确实会增加政治不稳定因素，但传统政治文化冷漠参与下的单项强制维稳机制并没有真正地化解社会矛盾，其所实现的稳定也只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稳定，而现代政治文化积极自主参与下的双向互动维稳机制才能最终实现政治系统的稳定。

      就国家的民主监督制度而言，虽然人大监督制度、信访举报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但由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时代背景，加之反腐的体制、机制仍不健全，腐败问题仍比较严重，因腐败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严重影响着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力，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和执政党的威信，腐败已成为威胁政治系统稳定的因素。首先，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旧的制度、体制需要改革和调整，而新的制度、体制尚未建立或尚待完善，我国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策略，使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体制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漏洞，体制内部的漏洞易催生权力资本、诱发寻租现象，[14]导致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引起贫富差距的扩大。缩小贫富差距，抑制腐败，就需要不断地推进财政体制、设计要素、资本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其次，民主监督体制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民主监督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对腐败行为的明晰界定；民主监督机构分工不明确。而就监督制度本身而言，人大监督存在着监督弱化、监督权虚置的问题，党内监督往往不够科学、健全，且存在着监督不足的问题，信访监督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信访渠道不畅，信访机关责重权轻，效率、效能较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诱使社会上的腐败事件大量滋生。最近一段时间，“房妹”、“房叔”、“房姐”、“房爷”、“房神”事件相继被网络曝光，使腐败现象的心理连带扩散和被蓄意夸大的效应，极易诱使人们产生以偏概全的心理，诱发政治不稳定。

      就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而言，当前我国的民意表达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政治决策的两效性，即实效性和时效性有待加强。我国的民意表达制度主要包括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信访制度、政府直接沟通民意机制。人大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大代表脱离群众、与群众的联系不密切，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不足，影响其对社情民意的搜集，人大代表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有待提升。政协制度存在着委员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界别建设滞后、对民意的实地调查缺乏的问题。对信访工作而言，信访整合民意的难度主要表现在部分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缺少责任心，以及信访政策制定本身的欠科学化。民意表达制度存在问题，将直接影响民众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利益表达，一旦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法定的程序进入政治系统，以制度化的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就丧失了可能性，而且民主性和科学性欠缺的政治决策本身也极易引起民众的不满，造成政治不稳定。[15](P14-19)就政治决策的两效性而言，政治决策的实效性要求政治决策的制定能切实地破解现行体制的困境；政治决策的时效性要求政治决策的制定要顺应民意，不宜拖沓滞后。近几年来，我国虽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但对于民意集中反映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包括垄断高收入现象，限于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原因，在解决对策上有实质突破的政治决策较少，政治决策实效性的渐失将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政治决策的时效性而言，2004年我国开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才正式出台，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实施细则还有待进一步商定。政治决策只有具有时效性，才能真正地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疏解不满情绪、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

      根据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逻辑联动公式s=md/g×wuc，过高的维稳成本支出代价、逐步下降的改革边际效用、逐渐削弱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力、不完善的国家民主监督制度以及不断弱化的政治系统民意消化力使作为分子的mdwuc呈负向变动的趋势，其对基尼系数提高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抵消力也逐步减弱。这种情况下即使作为分母的基尼系数不变，政治稳定的局面也会被打破，而基尼系数的提高，将直接致使政治不稳定的状况恶化。因此当前我国的政治稳定只是一种临界的动态稳定，随着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的负向变动，基尼系数的提高将打破政治稳定的局面，衍生出严重的社会动荡。

      四、基尼系数之于政治稳定维护的长效机制

      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并没有影响我国政治系统的有序性和连续性，但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知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的实质是一种临界的动态稳定，政治稳定既存在着保持并巩固的倾向，也存在着削弱甚至丧失的可能性。根据政治稳定与基尼系数的关系

可知，

，要想建立维护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就必须不断缩小分母g，并扩大分子mdwuc。就分母而言，就是要努力降低基尼系数，就分子而言，就是要提升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不断地完善国家的民主监督制度，增加国家的维稳成本，扩大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增进改革的边际效用。而扩大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增进改革的边际效用的不可行性和增加国家维稳成本的高昂代价，要求我们通过采取转换维稳的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提高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的对策来保持政治稳定。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分子的变动情况。(1)就传统政治文化而言，传统政治文化维护政治稳定的机理主要是通过提供对贫富差距进行心理调节的理路和塑造消极被动型的政治参与意识来实现的，传统政治文化减轻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体验和认知，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政治系统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起到了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但传统政治文化是与传统封建专制相适应的臣属型政治文化，随着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传统政治文化也必然会向现代转型。现代政治文化是适应现代民主建设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发展使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对贫富差距进行心理调节的理路必然被当代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对财富的肯定和追求所替代。而随着民主法治的完善，传统政治文化冷漠参与下的单项强制维稳机制也必然会被现代政治文化积极自主参与下的双向互动维稳机制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靠扩大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来保持稳定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作为分子的传统政治文化c是呈自然下降的趋势的。(2)就改革的边际效用而言，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会使改革的边际效用呈自然下降的趋势。我国经济建设中坚力量引用贫富差距比较起点的巨大差异，也会自然地降低人们对改革效用的感知，而我国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则会使这种效用感进一步降低。事实上，改革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适用的，一个国家在完成基本的政治、经济转轨，进入经济的平稳发展期后，一般都会出现改革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这是一个客观的、不可人为避免和克服的过程。因此，靠增进改革的边际效用来巩固政治稳定的做法也是不可行的。(3)就增加国家的维稳成本而言，维稳成本的增加虽然能暂时地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但却减少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并造成社会矛盾的积聚，极易衍生出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因此通过维稳来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转换维稳机制，其根本措施是加大政府的民生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健全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增进政治系统的稳定，而且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基尼系数，实现政治系统的长效稳定。(4)对于民主监督制度和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而言，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政治系统民意消化力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扩大分子，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而且能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是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分母的重要举措，分子的扩大，分母的缩小，能有效地保持和巩固我国政治系统的稳定。

      通过上述对分子变动状况的分析可知，分子c(政治文化传统)、u(改革的边际效用)是自然下降且不可逆转的，w(国家的维稳成本)维稳机制的转换、d(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m(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的提高，不仅能扩大分子，有效地增进政治稳定，而且能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分母，有效地巩固政治稳定。因此，建立维护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应从变量wmd入手，就w而言，主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方式来实现降低基尼系数、确立维护政治稳定长效机制的目标；就m而言，主要通过健全民主监督制度的方式来实现降低基尼系数、确立维护政治稳定长效机制的目标；就d而言，主要通过提高政治系统民意消化力的方式来实现降低基尼系数、确立维护政治稳定长效机制的目标。

      1.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为基点，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是降低基尼系数、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举措。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重点从三个方面着手：(1)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并监督实行。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平均工资的30%左右，大部分企业的劳动报酬仅略高于最低工资，从市场经济国家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40%～60%的情况来看，我们以低线40%为目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可以考虑将两年调整一次的最低工资制度改为一年调整一次，并由人大立法对最低工资制度予以规定，同时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落实情况的监察，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最低工资标准的贯彻落实。(2)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要重塑工会体制，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工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使工会协商不再仅流于形式，而成为劳工利益的真正维护者和保障者。(3)完善收入再分配体制。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应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入手。首先，完善个人所得税及相关法律，使税基的调整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起征点应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率和物价上涨指数进行动态调整。其次，开征遗产税，遗产税的功能是对遗产和赠与财产进行调节，目前世界上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开征此税，遗产税对于鼓励勤劳致富、限制非公有制企业主通过剩余价值的积累世代累积财富具有重要的作用。最后，提高高档商品的消费税，在目前居民个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大量的高档商品和奢侈品主要由高收入群体消费，提高高档商品的消费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2.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起着平衡分配、安全屏障和维护稳定的作用，是社会的平衡器、安全障和稳定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对于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经费分布不合理、制度不完善和基金管理混乱等问题。完善社保体系就要加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社保财政支出力度，扩大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的保障范围；统筹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重点搞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同时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在农村，不断探索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和保值增值机制，使社会保值基金的收缴和支付公开、透明，推动政府、个人、企业等多方供款责任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扩大落实个人账户试点，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16](P129)

      3.不断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健全民主监督制度，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缩小因黑、灰色收入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健全民主监督制度，要不断地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工程招标、竞标等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建设，加快廉政法案的出台，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透明的公民收入申报和严格财产监管体系。[14健全民主监督制度，还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正如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约束权力、监督权力才是防治腐败的有效之策，约束和制约权力要加强党内监督，包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要加强人大监督，明确人大、党委、政府的职责和职权，切实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要加强舆论监督，提高新闻媒介的公信力；要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法律法规、培养法治理念、维护司法公正。

      4.不断提高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首先要健全民意利益表达机制，政治决策只有以民意为基础，才能真正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保持政治的稳定、推动社会的进步。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应从完善人大代表制度、政协制度、信访制度、政府民意表达通道入手，就人大代表制度而言，要不断拓展人大代表与人民的沟通渠道、完善沟通机制，增强人大代表的责任心、提高人大代表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加大人大对舆情收集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就政协制度而言，充分调动政协委员收集舆情和实地调查的积极性，改善政协的界别设置、提高政协的代表性，保障政协代表作用和监督作用的发挥；就信访制度而言，提高民众对信访工作的认识、增进民众对权利救济渠道的了解、增强民众的法律观念，增强信访工作接待者的责任心、改进工作方法，严格办理程序、努力做好回访，健全基层信访工作的网络建设；就政府民意表达通道而言，要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增强政府的服务理念，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性、公开性，健全对政府民意表达的责任追究机制，民意表达机制的健全可以使民众有关收入分配的利益诉求快速进入政治系统，既提高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有助于降低基尼系数，又释放了不满情绪，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提高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还要保障政治决策的实效性和时效性，这就要求有关收入分配的决策制定要适时、及时，而政治决策本身又要具有相应的实效性，能切实的解决民众关注的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和垄断高收入问题，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效性取决于对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联动机制的充分考量，尊重民意是基础，科学程序是保障，决策魄力是条件。

      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存在着的复杂互动关系，基尼系数对我国政治稳定的评测力失效是因为包括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较高的改革边际效用等影响政治稳定的变量因素部分地削弱了基尼系数提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当前我国的政治稳定，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临界的动态稳定，随着影响政治稳定的变量因素负向变动趋势的显现，政治稳定存在着削弱甚至丧失的可能性。要想保持并巩固政治稳定，就要更加关注基尼系数提高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以政治系统民意消化力的提高为条件、以民主监督制度的健全为保障、以社保体系的完善为基础，抑制并消解基尼系数提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探索建立长效的政治稳定维护机制。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和政治稳定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没有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没有长期的政治稳定维护机制，中国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深入探索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联动机制，为维护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长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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