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国际论文,地位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套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可言。抗日战争开始扭转这种局面，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确立，不平等条约基本废除，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较大的提高。
关键词 大国地位 不平等条约 全民抗战 民族精神 国民党政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中华大地爆发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八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瞬间，但八年抗战对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格局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之表现及原因作一评析，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一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古老帝国的大门，开始肆无忌惮地将侵略触角伸向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疯狂地剥削和掠夺，他们与中国的反动势力相勾结，造成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此后百多年中国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可言，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中国人被诬蔑为“东亚病夫”。国际性会议中国无权参加，即使勉强参加，如“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也是任人摆布，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伟大的抗日战争不仅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较大提高。
第一，大国地位的确立。所谓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并不是依据该国人口的多寡和领土的大小来划分的，而是按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实力来确定的。踏入近代之前的中国，在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居世界前列，而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被世人称之为中华大帝国。鸦片战争后中国陷于令国人痛心疾首的内忧外患的境地，中国的大国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仰人鼻息的弱小国家。抗日战争开始改变中国这种在国际上无地位的状况，大国地位重新得到确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引起美英各国的高度重视。他们认识到没有中国在东方牵制住日军，西方国家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是不可能的，迫于形势，美英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以示尊重，同盟国方面开始全面调整对华政策。军事上，开始比较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与中国结盟。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东亚军事会议”，就抗击日军侵入缅甸作了部署安排；1942年1月，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了五亿美元和五十万英镑的财政贷款，供其作战及稳定货币之用；①罗斯福在征得英、澳、荷等国政府同意后，于1941年12月3日致电蒋介石，建议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1942年1月3日，同盟国正式确定成立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和泰国），蒋介石的国际地位提高，在他亲自指挥下，国民政府派出军队，编为远征军，与盟军协同在中印缅战区对日作战。美英对中国政府物质上的支持和中国战区的成立，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随着军事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政治地位也得到相应的提高。1942年1月，全世界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宣言——《联合国家宣言》，该宣言保证缔约各国互相合作，竭尽人力物力，打败德意日及其附庸国，不得单独停战媾和。签署这个宣言时，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居于领衔地位；1943年8月在有中国代表参加的魁北克会议上，通过了《四强宣言》草案，该草案正式确立了中国为四大强国之一；在德黑兰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讨论了成立联合国组织的问题，认为美英苏中四国应成为战后和平的四大支柱；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署的会议公报确定了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间，并邀请中国和法国（当时还是临时政府）同三大国一起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1945年4月25日，反法西斯各国应四大国（美英苏中）之邀请，在美国旧金山开会，共商建立“联合国家组织会议”。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代表一起被邀请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汉语被列为大会的官方语言之一。旧金山会议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该宪章明文规定美苏英中法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通过国际组织的根本大法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中国不仅作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之一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开始对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承担主要责任。
此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五国外长会议，负责进行对德意等国和约的准备工作，中国是其中之一；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发表对日最后通牒即波茨坦公告，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请中立国政府向中美英转交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接着日本天皇正式向全国广播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上，日本代表签署了投降书，在盟国代表签字的顺序中，中国代表排在盟军最高司令和美国代表的后面，位居第三，然后才是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这个签字排名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大国地位和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二，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除。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等，中国受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和奴役，其危害至深且巨，就像一条罪恶的绳索紧紧套住中国，使其窒息乃至灭亡，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和耻辱。因此，从《南京条约》签订之日起，中国各族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就不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人民取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胜利是大革命时期收回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6月打着“外交自主”的旗号，发起了一场同帝国主义列强“修改新约”运动，希望通过“修约”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成效甚微，中国关税只是形式上的自主，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列强连形式上的让步也没有。弱国无外交。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宣布停止撤销领事裁判权的交涉。
抗日战争时期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与美英西方国家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一个是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中国成为英美在亚洲的主要盟国以后，反映老殖民主义对华侵略和旧的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条约与大战的新形势格格不入，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美英各国同意废除其百多年来在中国享有的不平等条约。早在1940年7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即表示保证将来废除不平等条约。1941年5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利声明愿于和平重现之日，将美国及其他各国在中国仍享有的若干特殊性质权利予以放弃。同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奉英外相艾登之命，照会中国政府，声明英国政府准备于远东和平恢复之后，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拉拢中国，不等战争结束，美英两国政府采取同一步调，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并提出平等互惠草约，和中国政府正式谈判。经过三个月的磋商，于1943年1月11日完成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订。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5月间，中国先后又与在华享有特权的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等国签订了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在华特权的条约。条约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下列特权：（一）领事裁判权（这是废约的主要内容）；（二）上海及厦门的公共租界及其特权；（三）天津及广州的英国租界及其特权；（四）取消各国不平等条约中关于通商口岸与商埠的规定；（五）取消外籍领港人；（六）取消海关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担任的规定；（七）取消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八）取消1901年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驻军权及使馆权；（九）其他关于有影响中国主权而为此次新约所未涉及的各问题，亦可依照国际公法及现代国际惯例，随时会商解决之。③
至于日本近百年来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全部无条件废除。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郑重宣告：日本必须把它所窃取的中国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它对于恢复中国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自从日本夺取我国台湾、澎湖列岛及东北四省以来，中国人民一直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于今昭告于世界并第一次获得庄严的国际保证。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1945年10月25日，驻台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至此，包括台湾在内的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取得了中国近百年来进行反帝斗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捍卫了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
应当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标志着中国真正获得完全的独立、自由和平等，这些权利仍有很大的局限性。美英各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并取消部分不平等条约，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鼓舞中国士气，坚持对日作战，在亚太地区牵制日军。当时美英的战略是先欧洲后亚洲，其资源主要按这个原则分配使用。美国在财政和战略物质上不能较充分地满足中国战场需要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在政治上放宽以减轻蒋介石的埋怨。正如赫尔利所言：“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有益于彰明‘联合国家’所持之正义，这将是对中国的具体援助，并将因此增强中国抗战之决心”。④由此可见，美英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是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综观新约内容，列强只是取消了一些最露骨的侵害中国主权的条文，并没有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如英国拒不交还香港，况且美英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绝大部分还为日本侵略者所占有；作为盟国联合作战而成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被排斥在外；该机构召开的重大对敌战略会议，除“三叉戟”会议外，中国代表不得一闻；尤其是不让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中国不能像英国那样取得租借物资的支配权。在主要反法西斯受援国中，中国从盟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国际援助是最少的。在经济上，美国以租借形式援助盟国的物资，累计总值大约有460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302.64亿美元，苏联获得98亿美元，法国为14.03亿美元，而中国只获得6.31亿美元，仅占英国所得的2.08%；⑤在军事上虽然设置了中国战区，但这只是字面上的事，蒋介石从来没有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的资格指挥过泰国、越南和缅甸地区其他盟国军队作战，在二战全过程中，盟国也始终没有派遣过地面部队来华作战。中国战区设立前后，中国战场并无实质性的变化，而盟国却以此为据，当其需要时，要求中国出兵缅甸；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政府以牺牲中国权益为条件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减轻自己的损失。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它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颇不相称的。
尽管如此，这对于近百年来饱受欺凌和屈辱的中国来说，它的国际地位，毕竟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高。例如一系列新约的签订，无疑是打碎了旧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沉重枷锁，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中国的独立和自主，承认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应该占有的地位。所以，当废除旧约的喜讯传来，全国各地都普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军心民心立即为之振奋。正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从而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促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振兴的新起点，这确实值得全体中国人民自豪和骄傲。
二
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民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全国各阶层都强烈感到亡国亡种的威胁，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内各种矛盾暂时得到缓解，退于次要地位，出现了全民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也是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抗战开始后，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基本掌握国家权力的国民党政府在民族矛盾上升之时，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共产党的主张，1937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掀起了全民抗战热潮。合作后的中国抗战包括以国民政府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为依存、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各地方实力派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百刀大军驰骋在抗战前线，作为主力军之一几乎参与了正面战场所有的重要战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中国人民以大气磅礴凛冽万古的爱国之心和效国之行，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动人寰、转乾坤的伟大业绩。以下几个战争之“最”足以显示中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1931年“九一八”，中国开始局部抗战，在东方最早举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最早开辟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战持续时间最长，全面抗战八年，东北则是十四年，而美日太平洋战争只有四年，苏联与日本实际作战只有十几天；中国是最后结束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歼灭日军最多，达130多万人。中国人民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人，有930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⑥以上事实表明全民抗战是中国取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定力量。正如罗斯福所言：“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赏。”⑦
第二，中国抗日战争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本法西斯的国策是征服全世界，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超越中国一国之范围而具有世界意义。其一，粉碎了日寇北进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一直视苏联为“绝对的敌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妄图征服中国，解除其北进犯苏的后顾之忧。日本全面侵华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因此，在抗战期间苏联采取了积极援华抗日方针，从外交、道义、物质和军事诸方面给予中国大力援助，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同盟者。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有力地支援了苏联。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按照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达成的反苏军事协议，强烈要求日本配合作战，东西两线夹攻苏联。苏联为对付德寇在西线的大举进攻，东部防务减弱，这是多年来日本求之不得的北进苏联的大好时机，但日军牢牢陷于中国战场，力不从心，1941年7月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暂不介入德苏关系。得到这个情报，苏联政府立即从远东方面军调出精锐部队救莫斯科之急。历史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对阻止日本北进，保卫苏联，特别是对苏联的卫国战争给予了重大支持。其二，延缓日寇南进，支持和配合了盟军对日作战。与北进战略相对应，日寇向南洋扩张，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5月希特勒德国不宣而战，发动了对英法的闪电战。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德国侵占荷兰、卢森堡，打败了法国，英军遭到惨重损失后，退守英伦三岛。德国囊括西欧的侵略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日本陆相畑俊六召集陆军省人员训话，发誓要利用欧洲战局在远东造成的有利形势，向南洋地区扩张。当时美英皆因各自利益，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尽量避免与日本冲突的政策，南洋地区一片混乱，这对日本侵略者南进是一个极好时机，但日本并没有立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根本原因是中国战场的顽强抵抗，使日本法西斯失去了侵略的“行动的自由”，不得不暂时推迟太平洋战争的发动。日本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并企图东进印度洋与德军会师，南攻澳大利亚以夺取美国的反攻基地，如果日寇的野心得逞，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将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日军陆军主力深陷中国，南进兵力严重不足。1941年底，日本陆军兵力达210万，在本土的约40万，用于南进的约40万，在中国的130余万。⑧陆军以如此薄弱的兵力不可能配合海军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区作战，面对美军的凌厉攻势，日本南方军已无还手之力，无论在哪里，日军都处于明显的劣势，从而决定了日军最后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此，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认为只有中国坚持抗战，才能在大陆上箝制100万日军，使其无法腾出手反击横渡太平洋的美军攻势。⑨
此外，中国军队组成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经过几年流血牺牲，终于打通了中印公路，恢复了滇西国土，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收复缅甸作出了贡献，也有力地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屈服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震撼了世界。中华民族是具有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有句古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⑩中国遇到的压力越大，凝聚力越强，反抗也愈激烈。这种民族精神和传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得到发扬和光大，产生了巨大力量。抗战前夕，在古城苏州曾掀起了一场由吴中耆绅张一发起组织、九八高龄的马湘伯老人为统领的“老子军”波澜，参加者要求六十岁以上，宗旨是尽量保护青年，自愿为国捐躯，这支奇特的军队轰动了全国。而在祖国东南战场上则活跃着一支由居留大陆的台湾少年儿童组成的抗日队伍——台湾少年团。台湾少年团1939年成立时只有6人，1943年发展到117人，这支年龄最大15岁，最小仅9岁的少年团忍饥挨饿，或深入前线劳军慰伤，或在后方鼓动宣传，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壮大，仅以老子军和台湾少年团为事例，便充分反映出当年全体中国人民，不分老幼，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在那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年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抵御外敌的坚强意志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勇气、力量和创造力发挥得很充分。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法国这样一个拥有5000多万人口、300万军队的“欧洲头号陆军强国”，在六个星期就被德国法西斯灭亡，贝当政府投降，以戴高乐为首的“自由法国”流落异国他乡，而被外国列强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却以微弱的力量抵挡住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进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骄傲的英国军队在缅甸遭到日军重创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在劣势情况下，竟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取得仁安羌大捷，七千名英军被解围，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人、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被解救出险，并把日军夺去的英方辎重汽车一百多辆和一千多匹战马交还英军。(11)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在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出面充当日本傀儡的封建余孽、有国民党高层中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一伙，以及国民党几十名喊着“曲线救国”率部降日的将领，然而那些汉奸败类的出现，终究不过是伟大抗日洪流中一刹间就消散的泡沫，抗日军民的光荣和竖起自己脊梁的民族精神是永存的。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凝聚着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业绩和民族英雄，他们表现出的不畏强暴、勇于献身、宁死不屈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体现，他们将永远被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
第四，国民党政府也曾作出了一定努力。在同英美结盟过程中，蒋介石政府逐渐看透英美利用中国人力物力和地形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本质，认识到“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12)因而在对外关系上并未完全像清王朝后期和北洋军阀那样卑躬屈膝、唯洋人是尊而敢以有限的权力和尊严与列强相抗衡，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废除旧约和签订新约方面，当时美国曾提出战后废除旧约，蒋介石坚持这个问题在战时解决；1942年2月蒋氏出访印度，在调解中印矛盾和与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的会晤等活动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对废除旧约起了促进作用；谈判过程中有关国家主权的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赫尔利给驻英大使威南特电报中的解释有一条指出“中国舆论自不待言，且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对外关系中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13)在以后的滇缅战场、西藏主权以及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国民党政府从中国利益出发，与英美强权进行了有效斗争，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家主权。虽然这一斗争是以不与美国闹翻分手为限，甚至所争权益有限，但在客观上中国要求进步和独立的国际形象逐步树立起来，因此国民党政府所作的努力应实事求是予以肯定。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是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良知发现和突发慈悲的施舍，也不是国内某一集团、某一个人的作用，而是以上四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合力所致。
注释：
①(11)《新编中国现代史》中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8月版 第96页
②③李光一：《抗日战争时期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及意义》《抗日战争史论文集》 春秋出版社 1989年8月版 第132页、第133-134页
④⑧(13)王淇：《一九四三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意义评析》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第14、12、14页
⑤王振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1年10月版 第300页
⑥《中国革命史》统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6月版第264页
⑦《罗斯福选集》 商务印书馆 1982年7月版 第345页
⑨［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第3页
(12)梁敬：《史迪威事件》 台湾商务馆 1973年版 第65页
⑩转自胡绳：《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抗日战争研究》 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