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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左右美国外交
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有人给出两个解释。第一个理由是石油。伊拉克的石油，据说是世界第一，打了伊拉克，控制了中东，对全球战略的影响巨大。第二个理由是安全，“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人的安全观改变为要先发制人，消灭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这些解释都不充分。美国志在高远。1998年2月，就有一群著名人士给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写信，要求克林顿出兵攻打伊拉克。当时他们提出打伊拉克的理由，一是要解放伊拉克，使伊拉克人民摆脱独裁控制；二是认为伊拉克仍然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而“9·11”事件却是发生在2001年。所以，夸大“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整个大战略的转变始于1994年。但“9·11”确实给右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尽快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它下一步将会怎么做？
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研究现在美国掌握权力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何种全球战略。
对目前美国外交大权影响最大的势力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在共和党里面，也包括里根民主党派一些人。二战后，美国共和党经历了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
构成这种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有三股势力，第一股势力是所谓经济新自由主义，第二股势力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股势力非常庞大；但这两股势力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主导共和党外交政策的第三股势力是新保守主义者。
谁是新保守主义者？有一篇文章对新保守主义做了描述：新保守主义是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
新保守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理查德·珀尔，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在里根时期任国防部副部长，现任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主要战略制定者。
保罗·沃尔福维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里根时期任国防部次长。布什政府上台前，他在华盛顿大学战略研究所当所长。他由康乃尔大学毕业。当时，列奥·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在康乃尔教西方政治思想史，沃尔福维茨非常爱听西方思想史的课。他是一个特别强硬的人，鹰派代表人物。布什主义的蓝本就是沃尔福维茨主义。
威廉姆·克里斯托，通常被称为共和党智囊、理论家。他原是副总统丹奎尔的助手、办公室主任，丹奎尔卸任后，克里斯托在哈佛教书。他是现在美国最红火的右派杂志《旗帜周刊》主编，“美国世纪”协会主席。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师从曼斯费尔德。曼斯费尔德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东岸的大弟子。
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杂志是《新共和党》、《旗帜周刊》，这是专门杂志。同时，他们又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纸任专栏作家，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这几年完全被他们控制了。
现在美国重要的智囊机构，除极个别外，全部是由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其中有“美国企业研究会”、“胡佛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布鲁津斯研究所”。大概只有两三个机构是明确持反新保守主义立场的。其他大部分机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是主流。
有一个说法是，美国大学里面的经济学系是新自由主义者控制的，社会学系是马克思主义者控制的，政治学系是列奥·施特劳斯学派即新保守主义控制的。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要想知道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就要了解他们的政治哲学。
1994年美国共和党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老布什总统竞选落败后，共和党右翼发起了一个运动，要和美国人民签订一个“新契约”，这是共和党政治转变的里程碑。“新契约”刚一出来，《纽约时报》就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说，如果人们要理解这些新契约，一定要了解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文章把施特劳斯称作新保守主义“教父”。
施特劳斯是犹太人，生于德国，1930年代因怕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教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不仅写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更重要的是他带出了一大批学生，现在在美国政坛上最活跃的那些人都是他的徒孙。
应该说，施特劳斯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话语。仅从批判自由主义的角度言，所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和施特劳斯比较起来，都显得肤浅。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或某种价值相对主义。它把解决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不同的宗教。
以这种哲学为前提，洛克发展出了宗教宽容理论：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政治不需要卷入其中。政治的任务就是提供秩序，这里，政治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就国内政治说，秩序就是主权国家；就国际政治说，就是国际法。
近代国际法的创立者都是广义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构成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秩序的基本框架。在国内，它要求政教分离，政府只关心秩序，个人有信仰自由、舆论自由，美好生活的问题由个人选择在国际上，它主张不同的主权国家都有寻求不同美好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同的主权国家为了保证有一种秩序，就发展出了国际法。国际法目标就是秩序、和平，而不是保证所有国家都追求一种美好生活。
对于主权国家内部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统治方式，国际法无能为力。
这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始自1646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一战后有进一步发展，二战后仍沿袭这一制度，直至最近，一直是这个秩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前提就是承认政教分离。
后来，德国法学家史密特激烈批评自由主义，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政治的概念》。在史密特看来，自由派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弄不清楚什么是政治，头脑里有很多规矩：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秩序。什么是政治？史密特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解释：政治的前提是区分敌人和朋友，政治就是保护朋友、杀戮敌人。
自由派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具备“正当性”的政治，而史密特则认为政治本质上讲是关于敌我冲突的。当然，有许多冲突是用非政治的方式解决的，像经济、文化方面的冲突完全可用非政治的方式解决。但有一类问题涉及到根本的“身份”问题，涉及到你是谁、我是谁的问题，就是朋友和敌人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杀人，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施特劳斯认为史密特讲得非常好，但问题在于，史密特还没有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毒素”。在施特劳斯看来，史密特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是在政治神学的基础上区分敌友的。在史密特那里，朋友和敌人是平等的，基于政治神学，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敌人和朋友本质上并无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劣之别。在施特劳斯眼里，这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仍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论，因此史密特并未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
要想彻底批判自由主义，必须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这一点构成了施特劳斯毕生著作所关怀的重大主题。
怎么跳出自由主义视野？施特劳斯写过《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其中right应翻作“正当”，即《自然正当与历史》。他研究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只有一种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这就是古希腊智慧的告诫。
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罪魁祸首就是实证主义，把美好生活忘掉了。所以施特劳斯提出伟大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美好生活）。
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当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当的。史密特的核心是把政治化为敌我的冲突，取消了加在政治之上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束缚在施特劳斯这里，道德和法律束缚并没有回来，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
美国国际战略的政治哲学分析
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主义寻求国际法、国际秩序，寻求一种更高的道德。就国际政治而言，它寻求一种国际的治理和国际的组织，寻求一种集体安全，尊重现存国际法的基本秩序。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史密特的理论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最好阐释。从史密特理论看，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防御性”理论。它提出要给德国开辟生存空间。法西斯主义从来不奢望改造、拯救整个世界。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譬如摩根索、基辛格等人的观点。现实主义追求的是各国在一个秩序里面的权力平衡，主张用权力制约权力，它并不追求一个远大理想或目标。
新保守主义目标是新帝国。新保守主义者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罗马帝国激起新保守主义的无限向往。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罗马共和国从建立到解体，前后近千年。罗马共和国时期恰是罗马军事力量最强、领土最多、帝国事业最鼎盛的时期。今天，在新保守主义看来，罗马人把人类追求共和的理念与个人美德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共和国。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觉得，美国完全可以超过罗马，超过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既能体现人类美德，又能让全世界人都过一种美好生活。
追求新帝国的目标，具体要干什么呢？这里要讲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是自由派，他看到世界上秩序没办法统一，提出文明的冲突。对文明冲突的研究却为新保守主义提供了大致的图景。在他们看来，有两块地方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块是中东，一块是亚洲。几千年以来，那里传承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中东与亚洲不仅挑战西方文明，而且它们本身具有文明。如果完全没有文明，像非洲那样，则无所谓，因为没有文明就没有凝聚力。在新保守主义看来，中东与亚洲人们所过的可能是一种邪恶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
为了实现新帝国的理想，为了能让这些在邪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过上“美好生活”，新保守主义者大致勾勒出他们的全球战略目标。作为该目标的第一步，伊拉克必须打！打任何国家都不如打伊拉克对阿拉伯文明震动大，“擒贼先擒王”。伊朗虽然也被列为“轴心”之一，但它是一个波斯国家，与阿拉伯文明不是一回事。伊拉克则是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天然的领袖。不要忘记，这些新保守派中很多人都有犹太人背景，攻打伊拉克既可实现美国的愿望，同时也能实现他们的理念。所以伊拉克非打不可。
打下伊拉克后，下一步目标会是谁呢？克里斯托曾在国会作证，认为沙特表现很不好，“9·11”事件与沙特的恐怖分子联系很多。如果在伊拉克能够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对沙特起到示范作用。如果美国再帮助沙特进行民主化，就可能在两个重要阿拉伯国家建立起美国可以信赖的政府，且最大的两个石油国家就被控制了。伊朗、叙利亚、利比亚都属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轴心”国家，将逐步一个一个地被解决。新保守派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下一个是谁？》，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作了描述，讲得十分直白。
新保守主义的困境：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悖论
道德帝国是美国人的自我感觉。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认为自己是道德帝国。布什的宣战声明里有一些话值得分析。他说，美国要“解放”中东饱受苦难的人们、经受很多折磨的人们，给他们带来更文明的社会。即是说，发动这次战争不需要考虑世俗的法律、道德，而要追求自然的正当。这里的自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古希腊的自然。自然理性告诉人们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正当的就去做。所有世俗的法律、人间的道德，在史密特看来，都是自由主义懦夫们创造出来的。自由主义非常懦弱，它在国家利益之上加上了更高的人道的东西。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同的大文明在世界不同地方生存、延续。几大文明共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其核心就是人道的观念，对生命的尊重。
在新保守主义价值观里，这些抽象的、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具有意义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由于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是独裁的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具有神圣性。一些美国人可以在充满爱心地谈论人权的同时，心安理得地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丝毫不含愧疚之心。对帝国的追求、爱国的信念在逐步蚕食这个民族的道德良知，美国民族在蜕变为一个道德上破产的民族。
但是，新保守主义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西方以外的文明恐怕不会轻易接受“美好生活”的诱导。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留下今天几个大的文明。这些文明，如阿拉伯文明，有其自身的智慧与凝聚力，决不是可以轻易被消灭的。
第二是老欧洲跟不上美国的脚步，从而导致西方的分裂。欧洲人不喜欢战争，他们受自由主义“毒害”太深，满足于近代文化多元主义秩序。法国、德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法国和德国也有战略的考虑，它们对美国的抵制实际上重申了他们在欧盟的领导权。法国和德国站出来，就在危难之中为欧盟重新确立了方向。
第三是美国两大传统之间的张力。美国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共和主义传统强调美国是一个大的共同体，强调为共同体而战，为国家利益而战。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强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道主义的追求。
施特劳斯把人们带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自然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作为至高的东西，把美国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带到区分敌我的政治上来。但是，美国还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宗教的传统，有追求人道主义的传统。这样必将造成美国人内心的深深张力，这种张力会折磨美国好几代人。在布什发表最后通牒之后，美国一位最老的自由派参议员的讲话表达了这种张力，他讲道：“今天，我为美国哭泣。美国再也不是那个强大、仁慈又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个受到国际尊重的国家。”他警告，美国将会为帝国梦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也就是不少美国学者所标榜的“软权力”的丧失，美国在世界上可能会相当孤立。美国可能低估了世界各国追求和平的愿望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张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今后若干年国际战略的走向。美国战略的天平向哪边摆，伊拉克战争至关重要。
如果战争顺利，新保守主义就会更进一步得势，进一步追求新帝国的梦想。反之，如果战争损失较大，或在战后问题很多，追求新帝国的势头就会有所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