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在沿循既往学理路径的基础上，体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在理论与方法上，研究者关注学科对话语境下的史学研究，思考现代史史料的特殊性对治史方法的影响。民国政治史领域，随着新近重要史料的公布，研究者开始重新认识既往似有定谳的某些史实，重视考察时代变迁中政权与社会的互动。中共革命史与现代史研究者的对话领域不断扩大，双方研究理路逐渐趋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则充分注意到民国时期外交与内政的纠结互动。经济政策和体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而社会史学者则更多关注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研究。社会思潮和学术史则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此需要说明：首先，“中国现代史”不是一个严格限定的概念，本文所指就时段而言主要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发展趋势、演进逻辑和时代特征上有着相当的共同性。其次，本文在选取研究成果时以期刊、集刊论文为主，并以论文发表日期为择取时间依据。虽然部分学术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但由于图书在出版周期和撰写体例上的特点，难以说明某一年份的研究趋势。再次，本文是针对内地学术界中国现代史研究状况的分析和思考，限于资料获取的难度，未将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纳入选取范畴。由于笔者水平和认识的局限，难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不确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一 史学理论与方法
针对部分现代史学研究者质疑唯物史观和理论预设的问题，2008年的史学理论研究延续之前对唯物史观的讨论，并延伸思考历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研究者是否应当具有终极关怀等问题。《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组笔谈，相关学者围绕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俞吾金批评了某些史学研究者“只尊重历史事实，绝不会轻易地接受任何一种史学理论，更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倾向，指出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史学研究者无法脱离理论视角来谈论并探讨历史事实。①于沛认为，历史认识不是体验性的感性知识，而是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认识，没有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是不完整的。而唯物史观既是历史认识的指导思想，也是历史认识的方法论基础。②张异宾认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对社会存在及其历史过程的绝对复现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历史是社会存在及其方式的结构性延伸。③庞卓恒、吴英和刘方现认为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在“可证伪性”检验过程中会不断地升华。④
对于中国史研究应当“国际化”还是“中国化”的问题，包伟民认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方面是盲目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将根据其经验归纳出来的一些概念与范式不加甄别，机械地套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学者疏于理论归纳，尤其是拙于从学术史的理路来发掘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论题。⑤针对国内史学界对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误读，罗志田认为，“在中国发现历史” 口号的流行，已产生不可忽视的误会，不少人开始较为封闭地考察近代中国。然而“在近代中国，不仅政治，多数文化、思想、学术、生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也都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一句话，如果外来‘冲击’退隐或淡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⑥
由于现代史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扩张，有学者注意到这个特殊因素对研究方法的重要影响。桑兵指出在晚近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轸域自囿，后者隔意附会，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扩大”。并提出当务之急在于解开制约史料利用的连环套，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探究进一步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从而化弊为利，改善和提升研究的格局与水准。⑦
对于近年来现代史学界出现“眼光向下”的趋向，即由以前关注上层社会、社会精英及政治经济等领域转而热衷于探讨社会下层民众的状态、心理及属性，胡成认为，虽然新的叙述转向与旧的现代性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歧异，但进入这一取向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另一取向，学术的发展需要新旧间的碰撞、对话、沟通和整合。⑧章开沅认为“眼光向下”过程中，社会中间层也应该纳入视野，诸如教师、律师等新式专业群体，因为这些专业人士的职业活动与近代社会的国家制度、市场制度、专业知识体系甚至与每一个社会中人的生活密不可分。⑨罗志田认为：“在‘国家’意识和‘国家’力量日益增强的近代，‘社会’受政治的影响实在很大，若言社会就排斥政治，难免也会误入歧途”。⑩
二 民国政治史研究
中国现代史是以政治发展为主轴展开呈现的，2008年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充分注重对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对重大历史事件与政治变动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对政治结构、政治人物和政治行为的多角度考察。
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生态与派系角力一直是学界兴趣所在。李学智以北京临时参议院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本身既为遵行法律法规、维护法律尊严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亦有未能严格依法行事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光彩记录。(11)汪朝光以南方政权的政治演进和发展线索为中心，探究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法早期的政治关系和矛盾纠葛，指出孙中山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既协调又矛盾，但始终不能磨合成型为基于共同理想与利益的稳定的政治联盟。(12)岳谦厚和田明考察了1922年北京政府邮资加价而引发的社会风潮，揭示民国初年政权更替频繁和国家权力碎化的政治生态下，中央政府权威遭到多方质疑的窘境。(13)杨天宏考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他认为，段祺瑞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做一番整合，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14)
近年来，以“党国体制”的视角观察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渐成一种研究取向。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演变探析国民党的运作方式和政治行为，有利于深化对国民党与民国政治的认识。崔之清揭示了国民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特征：中央党权机构被领袖操控，沦为个人集权的运作工具；地方党权系统长期处于虚弱状态；党员数量偏少，结构低质化，未能摆脱精英党的特质，社会基础狭窄薄弱。(15)李玉考察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层面，对其早期的政治输入与政治理念表达进行了深入剖析。李玉认为：“国民党内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并未统一，政治理念的分歧是引发组织分裂的重要因素。”(16)王奇生则考察了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过程。(17)江沛考察了国民党军队早期政治工作的演变，认为国民党于1924年仿效苏联红军，实施以党代表为中心、以政治部为具体实践单位、辅以自上而下建立党部的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然而该制度随着“清党”产生重大变异，试图控制军队的国民党，却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军干政”、“军强党弱”现象。(18)此外，魏文享则着力于探究国民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认为国民党执政后仍沿袭运用社团来训练民众的党群路线，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农会系统。实际运作中，农会也在协助党政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农会并没有改变原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其运作也受到国民党治党能力及执政能力的影响。(19)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范围已扩展到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整体考察，但讨论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政策和制度的论文仍在抗战史研究中占大比重。李翔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的抚恤机构；(20)沈阳对国民政府在四川的优抚工作进行了评价；(21)王红英研究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22)张燕萍则探讨了国民政府的兵员动员。(23)亦有学者从军事史和战争史视野出发探讨相关问题，如章慕荣对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进行了考察；(24)柯育芳则讨论了中国军队在黄广会战中的战术运用。(25)此外，日本对华政策亦是研究重点，臧运祜以抗战中后期日本“重庆工作”为研究对象；(26)徐志民考察了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政策。(27)在有关战后日侨遣返和对日索赔问题上，高凡夫分析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友好因素；(28)关亚新、张志坤和胡荣华分别考察了吉林和天津地区的日侨遣返工作。(29)由于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出版，2008年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热点之一便是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具体考证和细化研究。孙宅巍认为新史料大量涌现对研究产生了双向效应，以尸体掩埋问题为例，正向效应体现在对既有实证的加固；而反向效应则体现在对原有理念的冲击。原因在于一些新资料揭示了埋尸活动的交叉现象，并对某些孤证构成了挑战。(30)张生和陈如芳关注南京大屠杀中西方人士的角色与作用，描述了大屠杀前后部分西方医护人员在南京鼓楼医院的经历。(31)张生和翟意安以东京审判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考察了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32)易青、曹必宏针对日本右翼学者东中野修道等出版的《检证南京事变证据照片》一书，结合史实对其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33)
抗战结束前后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历史走向成为2008年学者关注的热点。邓野一直主张，打破1945年的传统历史分期才能更好地分析国共由政争走向内战的历史进程，他认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命题将一个本来是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转换为国共之间的政治选择问题，国共在保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之间的阶级关系。(34)汪朝光则聚焦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他认为1946年3月的六届二中全会，对官僚资本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执，表现出其对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1947年3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则对如何因应情势演进、稳固执政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是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定势已经使其失去了创新精神，加以蒋介石利用他在党内的独断权力，大体控制了全会的总体进程及其决策，会议未能根本解决国民党面对的严峻问题。(35)王春英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揭示国民政府对“经济汉奸”审判的实情。(36)桑兵研究了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风波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37)严海建考察了1946～1948年的北平学潮，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对学潮的不同态度。(38)
在政治人物研究方面，有关孙中山的研究成果在2008年比较突出。谢俊美认为党魁集权制对于确立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保证党的思想、组织和行动统一起过积极作用，但它又极易造成党魁专制独裁和一党专政的格局，对中国政党政治带来了负面影响。(39)赵立彬认为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和均权主义的主张，不仅对于建设民主政治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体现了他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深刻考量。(40)林家有考察了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民权初步（社会建设）》的撰写原因和政治意蕴。(41)戴鞍钢讨论了孙中山《建国方略》与东西部经济联动的设想。(42)汪精卫的研究亦有新的进展，金以林以宁粤对峙时期汪精卫与国民党各派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导致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而是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等派系彼此之间的权力之争。(43)此外，耿云志考证了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认为坊间的传言来源于“太岳版” 《新华日报》，厘清了被误解已久的历史真相。(44)
三 中共党史与革命史研究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与革命史一直相对独立于近现代史的研究范畴与学术语境。近年来双方边际日益模糊，学者之间的认识特别是在研究路径和学术规范上也渐趋统一，对话空间不断扩大。中共党史与革命史研究的重点主要为根据地、土地改革和党史人物，亦有部分学者以国际化的视野探讨中共在革命时期的对外关系和政策调整。
在苏区和根据地史方面，石仲泉针对史学界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评价的分歧，提出要“既充分又辩证”地看待这段历史，他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对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切实际估计有密切关系，与中央“左倾”领导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有密切关系，与中央“左倾”领导急于造成两个政权对抗思想有密切关系。(45)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央苏区的地理范围认识的不确，林强对苏区的地域大小进行了详细考证。(46)张玮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与交租问题进行了研究。(47)黄正林考察了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48)万立明则讨论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科技队伍建设。(49)
在土地改革和民众动员方面，李里峰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和“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华北土改运动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他认为，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博弈；而贫、雇农在运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李里峰还指出，土改运动的阶级划分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50)赵泉民和侯德彤分析了中共乡村合作运动的社会效用，并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进行了比较研究。(51)杨会清考察了“红五月运动”的来龙去脉。(52)张同乐以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的“蝗灾”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中共的社会动员能力。(53)
在中共党史人物方面，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周年效应”对人物研究有着重要影响。鲁振祥认为周恩来对中共“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周恩来是“农村割据”的大力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之一。(54)根据新公布的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的报告，王香平探究了周恩来在六大中的角色与作用。(55)李蓉则考察了周恩来对中共七大的贡献。(56)此外，吴汉全注重从学术史路径深化对李大钊的研究，认为李大钊关于法国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57)林红从解读《青年与农村》入手，分析了李大钊的农村改造思想。(58)
在中共对外关系研究方面，李颖着力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考察了1920～1935年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部门的演变情况；(59)金东吉分析了《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共政策的影响；(60)杜俊华以周恩来的角色和作用为切入点，考察了抗战期间中共与英国之间的关系；(61)史进平对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确切时间进行了严谨考证；(62)张春英研究了台湾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四 中外关系史研究
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国际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因此，中外关系史一直是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相关中外官方藏档的解密直接推动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此外，学者越来越注意外交与内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考订基本史实逐渐扩展到对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历史命运的思考。
由于前人研究的深厚积淀，深入探讨中美关系史的学术空间有限，但仍有以下成果值得注意：崔志海分析了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以及防止日、俄独占中国的考量等因素决定了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63)戴雯婷和杜毅讨论了1942～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的影响；(64)俞国考察了1944年华莱士访华的目的和作用。(65)
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陈谦平运用中英两国官方档案对1927年南京事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进行了详细考证，厘清了长期以来被讹误的史实。他认为，在南京事件中，外侨死亡6人，受到抢劫的外国公私机构和住宅151处；而中国军民37人死亡、26人受伤，37间房屋被炸毁。(66)许建英考察了英国驻迪化领事馆的建立和活动。(67)丁兆东对1943年中国访英代表团进行了研究。(68)张俊义和郑会欣分别利用宋子文档案，对1948年沙面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宋子文的角色作用进行了研究。(68)张俊义认为，九龙城寨引发内地民众抗议港英当局行径的浪潮，面对愤慨的民情，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首的CC派为捞取政治资本，防止中共地下党借机活动，高调出面组织了示威活动。由于广东地方派系林立，游行示威最终失控，酿成火烧英国驻粤总领事馆的沙面事件，令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于被动。(69)郑会欣认为，针对沙面事件，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在部署警力、严防事件进一步扩大的同时，还施展外交手段，主动与英、美等国家驻广州的总领事联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件。(70)孙扬则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过境香港的史实进行了考证。(71)
中日关系史与抗战史在研究范围上有所叠交，近年来学者不局限于“侵略与反侵略”的研究框架，从更多的维度去观察现代中日关系史的脉络。陈芳考证了中国留日陆军士官生的人数。(72)马建标关注1921年中日两国兴起有关“鲁案直接交涉”的外交谣言，他认为，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运用公开外交的原则及其与社会舆论精英的私交网络，对公众舆论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疏导，缓解了北京政府的被动局面，摆脱了日本要求直接交涉的纠缠。(73)王美平研究了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对中日学会之间的交锋进行了描述。(74)鹿锡俊以1941年日美政府交涉为考察对象，根据日方原始档案，验证中国问题和日本开战决策的内在联系。(75)左双文和朱怀远对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和民众在开放对日贸易中的分歧进行了分析。(76)曹大臣以日本对华外事政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日本的在华领事裁判权。他认为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在领事法庭、诉讼程序、判决执行等方面自成体系，既为日本所攫取的不平等条约之一端，又是其获取更多侵华权益之渊薮。此外，曹大臣还研究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机构和政策。(77)
探讨1949年以前中苏关系史的成果主要有敖光旭对五卅期间北方知识界对苏联态度的研究。他认为：“北方知识界从五四时期之‘友俄’、‘亲俄’狂飙，到五卅时期反思并否定‘亲善主义’以及‘联某国’之思维，莫斯科之对华外交及对五卅运动之态度，实为北方知识界之主要依据”。(78)张祖龚从蒋介石首脑外交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国民政府与苏联绝交和复交的过程。(79)陈晖则从苏美关系的角度考察苏联对华政策，深入分析了马歇尔使华对苏联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80)
中德、中韩关系史的研究亦有所进展，左双文考察了德国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对应。针对1940年7月英国封闭滇缅公路的事件，左双文还研究了国民政府在联德还是亲英美问题上的抉择。(81)陈红民考察了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82)
此外，杨天宏综合分析了北伐前夕外国对中国政局的影响。(83)申晓云以国民党的“党化外交”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建设。(84)值得重视的是蒋介石日记的公布直接推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展，王建朗通过对蒋介石日记和其他相关材料的解读，认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国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不乏主动作为，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之处。此外，王建朗还通过蒋介石日记比较了抗战后期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关系。(85)
五 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
经济史与社会史在2008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继续呈现繁荣的趋势，其中财政金融制度和经济政策、企业制度、区域经济、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以及社会日常生活是学者比较关注的层面。
在财政金融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郑成林考察了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度，他认为这项制度“有效地化解了金融风险，并促进了近代中国银行经营方式和金融制度的创新”。(86)戴一峰讨论了中国近代报关行的管理制度。(87)徐锋华分析了抗战前10年，交通银行的贷款机制和投资方式。(88)黄家猛分析了武汉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89)张立杰考察了国民政府的盐税整理与改革。(90)肖自立研究了国民政府钨砂统制确立的过程。(91)宾长初讨论了新桂系的经济建设方针及管理机构。(92)贺水金评价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和绩效。(93)潘国旗考察了民国期间浙江省公债的发行情况，认为浙江省政府为扩充军备、弥补行政费用之不足和筹措建设经费，曾发行了大量地方公债，这些公债的70%被用于军政费用，发行办法逐渐由粗疏而趋于周密，公债利率逐年减低。(94)张侃评价了1945～1949年国民政府的外债管理法规建设。(95)此外，黄凌燕探讨了吴忠信主政新疆时期的经济政策。(96)
在企业制度方面，李玉研究了北京政府时期政治、社会环境对公司制度建设的制约，他认为，中国社会资本严重短缺限制了国内投资的幅度与力度；科技落后制约了中国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政权或军权对企业产权的强制性安排，使股东或企业权益受到侵害；政权的庇护助长丁经济特权，破坏了经济建设领域的公平与公正；各种“苛税”、“恶税”又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李玉还对北京政府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的监察人制度进行了分析。(97)高新伟对公司监事会的独立性进行了探究。他还考察了家族公司的治理问题，指出：“家族公司在治理方面表现出二元化的特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家族伦理、泛家族伦理等传统手段在公司治理中同时并存，并相互影响。”(98)谭备战则从建设委员会商业化的角度分析了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99)
在商会史研究方面，彭南生考察了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上海马路商会，认为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力主中国与会，达到收复国权的目的。会议期间则以函电、游行等方式进行有力声援，表达了中下层商人以和平示威为手段、以经济绝交为策略维护国权的理性诉求。(100)朱英探讨了1927年以后苏州商团改组与消亡的经过，认为由于遵令改编后的商团已完全失去作为商办独立武装团体的性质，苏州商团拒绝政府改编，宣布自行解散的做法不失为现实而明智的抉择。(101)付海晏以无锡商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102)
在区域经济史方面，杜恂诚考察了近代以来上海和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脉络。(103)佳宏伟以天津口岸为中心，分析了1867～1931年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的关联性，从而验证区域结构在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104)周建明比较了1919～1931年广州和梧州的对外贸易结构。(105)李宁分析了近代以来镇江贸易衰落的原因。(106)谭刚讨论了陇海铁路与陕西城镇兴衰之间的联系。(107)任新平探究了20世纪20～3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粮食物流。(108)王列辉讨论了近代以来宁波港腹地的变迁。(109)
在农村经济与土地方面，侯建新评析了民国时期个体农民经济的市场化，作者运用陈翰笙20世纪30年代保定农村调查统计资料和50年代河北省统计局追踪调查统计资料，分析冀中个体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性质与状况，以及农民家庭经济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程度。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民的贫困状况没有多少改善，然而，农民经济中相当一部分份额与国内外市场联系在一起。(110)孙琦和曹树基以抗战结束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研究中心，分析了“田面权”分化的具体过程。他们认为：“不管是哪一类‘田面权’所有者，其权利的实现都受到土地耕种者的牵制，这是因为‘田面权’通过土地耕种而得来，也必须通过耕种来保障。‘田面权’ 的这种特性也增加了交易市场中的租佃纠纷。”(111)赵泉民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乡村合作运动中的金融制度建设情况。(112)
社会群体研究是2008年社会史研究的热点。魏文享和赵永利研究了抗战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指出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队伍迅速恢复，律师公会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但律师的表现良莠不齐。(113)杜恂诚则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认为近代中国注册会计师人数少、业务范围窄、生存空间有限，只有靠兼职才得以维持下去。注册会计师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向公权力靠拢。(114)另外，尹倩探究了民国时期医师团体的特点。(115)苏新华和张晓辉以20世纪20～30年代的人力车夫为中心研究了广州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116)尹恩子考察了20世纪30～40年代湖北省的沿江帮会情况。(117)
在社会生活史方面，熊月之考察了上海跑马厅到人民广场的变迁历程，他指出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尽管执政党发生变化，政权发生更替，但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118)陈蕴茜和齐旭以民国时期张謇创办的南通更俗剧场为中心，研究了近代城市空间重组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文章认为，剧场成为以张謇等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规训的空间，但大众文化有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审美原则与欣赏习惯，在博弈中逐渐“习得”新的文化，但更多地维护并延续自身的文化。(119)此外，程美宝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粤商创办的戏园和戏院。(120)李长莉论述了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的影响。(121)
在农民生活与乡村社会方面，彭南生研究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认为农民文化生活呈现多维存在、多元化表达的特点，出现了宗教文化日常化、戏剧文化节令化、迷信文化应事化趋势。(122)王先明提出应当反思20世纪前期的中国乡村建设路径，指出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制度”的选择和依赖，既成为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和重构的主要资源，也成为乡村社会矛盾和阶层利益冲突的制度性根源。(123)刘纪荣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认为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在本质上是“合作制”与“医疗保健制”的结合体，它的逻辑规律在于：依赖于合作经济的基础，并与医疗保健技术嫁接，整体上与合作经济发展及医疗技术改进同步成长。(124)陈仲元考察了民初微山湖地区垦务公司事件中的国家、地方政府、乡绅与乡村秩序。(125)万振凡和张开东论述了革命与改良对江西乡村结构的冲击。(126)
在其他方面，杜志章讨论了晚清民国时期“卫生”的涵义演变。(127)池子华考察了辛亥革命中红十字会的战场救护。(128)艾晶考察了民国初年惩治女性性犯罪的问题，她认为，民初通过一系列的解释例，对女性的通奸、重婚等性犯罪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强化了女性性犯罪的告诉权。(129)
六 思想文化史研究
2008年的思想文化史研究重点表现在对社会思潮的脉络梳理，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在时代环境下身份与角色的探讨，对学术人物思想谱系的分析与解读，对现代学术制度建构与运行的考察等方面。
在社会思潮研究方面，耿云志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观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他认为：“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在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守护者的角色，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断有所变换。这是因为他们所要保守和所能保守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在精神上却又越来越被放大。”(130)冯天瑜讨论了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清民之际的论者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全方面考察社会形态，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泛封建观的挑战。(131)许纪霖考察了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认为从《甲寅》到《新青年》，五四思想家的思考重心逐渐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转移到政治背后的核心价值和理性精神。五四思想家转向以“公意”为核心的研究，当各种意识形态所操控的“民意”冒充“公意”成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时候，便加剧了政治动荡和无序。(132)郑大华和周元刚分析了五四前后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133)郑大华和谭庆辉还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认为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134)此外，左玉河以《大公报》为中心，考察了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135)
关于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人的研究，何稼书将思想史与工人运动史相结合，以余祖胜为例，考察了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136)王卫平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解读知识分子与革命、民众之间的关系。(137)申晓云以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为中心，考察了历史大变局下中间知识分子的抉择与命运。(138)此外，耿云志论述了蔡元培的领袖风范和君子人格。(139)孙大权对马寅初生平几个重大史实进行了考证。(140)
学术史方面，对于学术人物思想谱系的研究，有如下成果值得注意。陈寅恪学术思想仍是研究热点，罗志田讨论了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自述，认为陈寅恪以“法后王”的取向，作“古为今用”之尝试，希望能对当代中外文化融合有所推进，体现出一个学人极有分寸的“爱国济世”的苦心。(141)桑兵考察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的论断与其治史方法的关系，指出陈寅恪的这句话在有条件地肯定冯友兰论著的同时，表达了关于上古和宋代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的不同看法，并略及方法。而“了解之同情”并非陈寅恪本人治史方法的表述。(142)陆远则从序跋的角度讨论了如何理解陈寅恪的学术理路。(143)此外，许苏民从严复“西国哲学不出《老子》十二字”的论断入手，讨论了严复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144)桑兵论述了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他认为：“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145)郑大华考察了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146)苗怀民梳理了吴梅进北大和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过程。(147)张先飞以《国学概论》为研究中心，考察了钱穆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创制的贡献。(148)程美宝分析了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149)
此外，王奇生还研究了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问题。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150)关于学术体制的研究，左玉河的两篇论文值得注意，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一文中，左玉河认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根据相关规则，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之重要议案，有效地发挥着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重大职责，对决策中央研究院及国家学术发展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均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外，左玉河还研究了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创建。他认为，尽管新式学术社团及学术研究机构最早创设了各种名目的学术奖金，最先移植并尝试建立现代学术奖励制度，但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是在政府主导下才真正创建起来的。(151)
注释：
①俞吾金：《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于沛：《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张异宾：《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④庞卓恒、吴英、刘方现：《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⑤包伟民：《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⑥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⑦桑兵：《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⑧胡成：《叙述转向与新旧之间的整合——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⑨章开沅：《“眼光向下”与社会原态——关注近代中下层社会群体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⑩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1)李学智：《北京临时参议院的遵法、护法与违法》，《民国研究》第13、14辑（2008年冬季号）。
(12)汪朝光：《南北对峙中的护法运动——兼论护法时期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13)岳谦厚、田明：《舆论传媒、社会动员与权益博弈——1922年北京政府邮资加价风波之考察》，《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14)杨天宏：《直奉战争之后的北洋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15)崔之清：《精英与大众之间：国民党社会结构与政党形象流变综论（下）》，《民国研究》第13、14辑（2008年冬季号）。
(16)李玉：《中国国民党早期的政治输入与政治理念表达（下）》，《民国研究》第13、14辑（2008年冬季号）。
(17)王奇生：《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1924～1927)》，《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8)江沛：《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
(19)魏文享：《农会组织与国民党党农关系的重建》，《江汉论坛》2008年第6期。
(20)李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21)沈阳：《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优抚评析——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22)王红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23)张燕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24)章慕荣：《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25)柯育芳：《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26)臧运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27)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28)高凡夫：《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29)关亚新、张志坤：《吉林东部地区日侨俘遣返述略》；胡荣华：《战后天津暨华北地区日俘日侨遣返研究》；均见《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30)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新史料的双向效应——以埋尸资料为中心》，《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
(31)张生、陈如芳：《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鼓楼医院》，《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2)张生、翟意安：《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33)易青、曹必宏：《驳〈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再检证》，《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34)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5)汪朝光：《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危机中的因应——中国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6)王春英：《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7)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38)严海建：《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39)谢俊美：《孙中山党魁集权制思想探微》，《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0)赵立彬：《孙中山政治设计中的社会建设考量》，《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1)林家有：《反对封建复辟的新举措——有关孙中山〈民权初步〉的几个问题》，《民国研究》第13、14辑（2008年冬季号）。
(42)戴鞍钢：《〈建国方略〉与东西部经济联动设想》，《民国研究》第13、14辑（2008年冬季号）。
(43)金以林：《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4)耿云志：《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百科知识》2008年第18期。
(45)石仲泉：《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和苏区精神》，《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4期。
(46)林强：《中央苏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7)张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与交租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8)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49)万立明：《试论抗日根据地的科技队伍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50)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1)赵泉民、侯德彤：《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
(52)杨会清：《“红五月运动”的兴起及其运作模式(1921～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53)张同乐：《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54)鲁振祥：《周恩来与中共早期“农村割据”思想》，《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
(55)王香平：《历史激流中的探索与思考——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的报告和发言简析》，《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56)李蓉：《周恩来与中共七大》，《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57)吴汉全：《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法国学术思想的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58)林红：《李大钊农村改造思想考察——基于〈青年与农村〉的解读》，《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
(59)李颖：《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60)金东吉：《〈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与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61)杜俊华：《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英国关系的嬗变——以中共南方局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2)史进平：《苏共代表米高扬到西柏坡时间考》，《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
(63)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64)戴雯婷、杜毅：《论1942～1943宋美龄访美之影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65)俞国：《论华莱士1944年访华》，《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6)陈谦平：《1927年南京事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的考证》，《民国研究》第13、14辑（2008年冬季号）。
(67)许建英：《英国驻迪化领事馆的建立及活动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68)丁兆东：《中国访英团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69)张俊义：《1948年广州沙面事件之始末——以宋子文档案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70)郑会欣：《宋子文与九龙城寨事件》，《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71)孙扬：《战后初期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史实疏证》，《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72)陈芳：《近代中国留日陆军士官生人数考究》，《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73)马建标：《谣言与外交——华盛顿会议前“鲁案直接交涉”初探》，《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74)王美平：《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中、日学会的交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75)鹿锡俊：《中国问题与日本1941年的开战决策——以日方档案为依据的再确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76)左双文、朱怀远：《战后初期开放对日贸易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与民众》，《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77)曹大臣：《近代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以领事关系为中心的考察》，《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78)敖光旭：《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上、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2008年第1期。
(79)张祖：《蒋介石“首脑外交”之运用：与苏绝交和复交》，《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80)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81)左双文：《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82)陈红民：《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83)杨天宏：《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学术月刊》2008年3月号。
(84)申晓云：《国民党“党治”体制下的驻外使领馆建设》，《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85)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86)郑成林：《近代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度述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87)戴一峰：《中国近代报关行管理制度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88)徐锋华：《交通银行的贷款机制和投资方式(1927～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89)黄家猛：《武汉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新探》，《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90)张立杰：《南京国民政府盐税整理与改革》，《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91)肖自力：《国民政府钨砂统制的尝试与确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92)宾长初：《论新桂系的经济建设方针及管理机构》，《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
(93)贺水金：《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其绩效评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94)潘国旗：《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及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95)张侃：《试论1945～1949年国民政府的外债管理法规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96)黄凌燕：《吴忠信主政新疆时期的经济政策》，《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97)李玉：《北洋时期公司制度建设的外在制约因素》，《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北洋政府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监察人制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98)高新伟：《中国近代公司监事会独立性问题初探》，《兰州学刊》2008年第10期；《近代家族公司的治理结构、家族伦理及泛家族伦理》，《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99)谭备战：《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设委员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00)彭南生：《简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4期。
(101)朱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苏州商团的改组与消亡》，《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02)付海晏：《“跑调”的国货展览会：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03)杜恂诚：《近代以来沪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启示》，《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104)佳宏伟：《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05)周建明：《广州、梧州对外贸易结构的比较分析(1919～1931)》，《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06)李宁：《近代镇江贸易地位变迁原因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07)谭刚：《陇海铁路与陕西城镇的兴衰(1932～194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08)任新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物流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09)王列辉：《近代宁波港腹地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10)侯建新：《民国时期冀中个体农民经济市场化评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11)孙琦、曹树基：《土地耕种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12)赵泉民：《乡村合作运动中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之议——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经济史视阈分析》，《东方论坛》2008年第4期。
(113)魏文享、赵永利：《抗战胜利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14)杜恂诚：《近代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史林》2008年第2期。
(115)尹倩：《分化和融合：论民国医师团体的发展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16)苏新华、张晓辉：《民国时期广州的弱势群体研究——以二三十年代人力车夫群体为中心》，《文教资料》2008年第12期。
(117)尹恩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北省沿江地区帮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18)熊月之：《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19)陈蕴茜、齐旭：《近代城市空间重组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江苏南通更俗剧场为中心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20)程美宝：《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121)李长莉：《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
(122)彭南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23)王先明：《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路径的历史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24)刘纪荣：《再论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萌芽诞生及其演进——兼与李华等学界同仁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125)陈仲元：《国家、地方政府、乡绅与乡村秩序——以民国初年微山湖地区“垦务公司事件”为例》，《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26)万振凡、张开东：《“弹性结构”：一个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变迁史分析模型——以1927至1937年江西乡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27)杜志章：《论晚清民国时期“卫生”涵义的演变》，《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
(128)池子华：《辛亥革命中红十字会的江苏战场救护》，《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129)艾晶：《民初惩罚女性性犯罪的法律问题》，《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130)耿云志：《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31)冯天瑜：《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论析》，《江汉论坛》2008年第2期。
(132)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1期。
(133)郑大华、周元刚：《融会与超越：“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
(134)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35)左玉河：《最后的绝唱：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36)何稼书：《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37)王卫平：《身份认同：知识分子与革命、民众之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的一种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38)申晓云：《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以“科学社” 同人群体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39)耿云志：《蔡元培的领袖风范与君子人格》，《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40)孙大权：《马寅初生平几个重要史实的考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41)罗志田：《论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42)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143)陆远：《序跋：理解陈寅恪学术理路的一种向度》，《东方论坛》2008年第3期。
(144)许苏民：《“西国哲学不出〈老子〉十二字”发微——论严复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145)桑兵：《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46)郑大华：《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
(147)苗怀民：《吴梅进北大与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48)张先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的创制——以〈国学概论〉为中心》，《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149)程美宝：《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50)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51)左玉河：《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创建》，《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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